在基层调研，发现一些干部家里、公务场所甚至领导办公地，或张贴或悬挂不少含有“糊涂”二字的对联、字画和镜匾。什么“糊涂难得、难得糊涂”“人生何求、乐享糊涂”等，应有尽有。
　　不禁为之纳闷：我们生当政通人和与百业俱兴的太平盛世，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应该精神抖擞地去为之拼命奋斗，怎么要半醉半醒地去拥抱“糊涂”呢？带着这个谜结，我翻开《辞海》“求索”糊涂的本义。《辞海》对“糊涂”是这样解释的，即不明事理，对事物的认识模糊或混乱。因此，当某种事结局不好时，便有人称之为“一塌糊涂”；当某个人处世不精时，便有人斥之为“稀里糊涂”。据说秦朝的扶苏就是死于“糊涂”。史书记载，秦始皇死后，赵高等人伪造其遗嘱说：“扶苏在外怨恨父皇，为子不孝，令其自尽。”扶苏是秦始皇的大儿子，当时正与大将蒙恬忙着修筑长城和驰道，看了使者送来的父皇的信和一把宝剑，哭得不能自已。当时就要自杀。蒙恬拦住说：皇上把30万大军交给我们，这么大的责任，现在只来一个使者，谁敢擔保其中没有岔儿？不如再请示一下，就是真的，再死也不迟啊！扶苏摇着头叹气说：父亲叫儿子死，还请示什么？！话音未落，就自杀了。在这里扶苏只知道父命难违，却不知道是赵高的阴谋诡计，糊里糊涂就送了命。倘若他扣留使者，依太子名分和30万大军，究根寻源，何愁真相不明、奸佞不誅？所以，后来世人评曰：“扶苏死于明白是壮烈，扶苏死于糊涂是悲哀，扶苏糊涂之悲大于死亡也！”由此可见，“糊涂”这顶帽子照理来说，常人一般是不应该乐于接受的。可是为何还要大书特书“难得糊涂”呢？后来，听书写者们说，“难得糊涂”是清人郑板桥的处世哲学，该人因“糊涂”，不仅当了县令之类的“高官”，而且成了文学方面的“大家”。所以，今人都以他为楷模，争着学“糊涂”。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郑板桥不仅不糊涂，而且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勤于躬读，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他长于画竹，以草书中竖长撇运笔，体貌流朗，风格劲峭；他工于书法，用隶书参与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他善于诗文，《私行恶》《孤儿行》等作品，描写人民的疾苦，入木三分，为世人称颂；他严于律己，在任“七品县官”时，“不失信、不自是、不贪利”，居官“十二载，既无留牍，亦无怨民。”既然如此，又哪来的“难得糊涂”呢？原来事情是这样的：郑板桥虽为政清廉，但因得罪上司而被诬罢官。郑板桥亦早已厌于仕途，欲罢不得，就乘机一走了之。临行时向新县令作揖曰：“板桥以婪败，诸君子异日去潍之际，其毋忘郑大之泊也。”这种懒于分清皂白而装着“糊涂”，即为“难得糊涂”之本旨。其人在《贺新郎·赠陈周京》词中说的更是明白不过了：“莫向人前谈往事，恐道傍屠贩疑虚假，勉强去，妆聋哑。”这足以说明此“糊涂”并非糊涂。由此可以看出，“难得糊涂”这四个字是郑板桥生当浊世而务为清廉的矛盾产物，是迫于时势的权宜之计。说透了，实际上是表现了郑板桥的聪明之极。
　　当然，话又说回来，“糊涂”这个东西，有时候还是有点好处的。比如在协调家庭内部矛盾时，彼此“糊涂”一点，经常可以免去许多麻烦；再比如在平衡左邻右舍关系时，相互“糊涂”一点，也会省掉不少纠纷；还比如在处理日常工作事务时，大家“糊涂”一点，或许相应减少一些误会。从这种意义出发，我们在吟诗作对或者书联挂匾时，用上“糊涂”之类的字眼也是无可厚非的。
　　当前的问题是我们一些同志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难发现：面对社会纠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者有之；面对是非争论，左右逢源、模棱两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者有之；面对思想交锋，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少吃咸鱼少口干”者有之；面对重大问题，装聋作哑、扮痴卖傻——“王顾左右而言他”者亦有之……如果我们以这样的“难得糊涂”之名，来掩盖自己的“不敢担当”之实，那么就大错特错了！须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在事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上和错综复杂的大是大非中，我们千万来不得半点糊涂。相反，要敢于直面矛盾，勇于大胆作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做政治上坚定而又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