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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政治学者西摩·马丁·列普塞(SeymourMartin Lipset)曾提出美国乃“第一个新国家”(the first now nation)的命题。“新国家”是指二战后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如雨后春笋的左倾共和国。这批经由反帝反殖民地斗争建立的国家，“形象上总是与革命思想相联系”。它们多与传统决裂，倾向“自由、平等、博爱”一类的世俗理想，在美国独立建国那个时代，它表现为“美国的平等观”，在二战后的新国家中则表现为社会主义。
争取独立的斗争，总不免在意识形态上左倾，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新国家早期的政治斗争中，民族认同往往和左翼思潮相互交织，导致左翼长期专政。美国开国后的政局正如是：保守的联邦党(Federalists)于1800年失势。“意味着从此以后所有的美国政党都主张平等主义和平民主义”，一党独大的民主共和党(Democralic-Republican Party)一直统治到1830年代。
美国社会上的宗教保守派联合起来组成许多道德会，应用了“拯救罪孽”的话语。它们受联邦党上流阶层支配，但诉求对象却是低文化阶层没受过教育的庶民，在他们之间推动道德重整运动。然而，革命共和国已养成共识，“迫使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得使用那时的左派语言”：每个集团都宣扬“人人平等”、凡人皆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建国后。不论左派和右派都不同意在美国建立神权政治。美国已与提倡君权神授和长期沦为宗教战争杀戮战场的旧大陆分道扬镳，由逃避宗教迫害者组成的新国家，遂力主政教分离原则。二战后的现代激进政权，则进一步倾向无神论。列普塞的比较历史论，在跨越时空的两段历史间看出一个联系。
然而列普塞学说乃据当时国际形势观察所得。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形势已改观：新兴的“革命政权”转而披上宗教狂热的外衣。至1989年东欧集团瓦解，则令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整整两百年“革命时代”画上休止符。1991年苏联的瓦解使时代风向更明确：那些由旧社会主义联邦释放出来的新政权。如今一概走上族群与文化认同的道路，更甚者是见证了基本教义派的复炽。
新世局改变了我们的视野。如何将“美国革命”在历史上重新定位?它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虽为后者的导因之一，却不具后者划时代的比重：从1789至1989整整两百年的世界史上的“革命时代”，其主旋律是由法国大革命敲定的，地处西半球的美国与拉丁美洲的革命似乎都受到世界史歧视。如果法国大革命乃“启蒙运动”的产儿，它已经退居次子的地位，因为美国才是长子。如有人质疑美国革命之前还有一场英国革命，则当时“启蒙运动”还未发生，欧洲仍处于宗教战争时代末叶，英国的“清教徒革命”乃不折不扣的宗教战争，采取的形式却是同会和王权内战。战胜的清教徒，则是名副其实的基本教义派。
因此，西洋近代史教科书上把英国、美国、产业、法国四个革命连成一气的时代观点具误导性：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之间其实出现了一个断层。二战后蔚为世界潮流的“新国家”，其老大哥既非宪政之祖的英国、亦非革命的法兰西，而是夹在两者间的美利坚合众国。
问题是：作为二战后时代骄子的“新国家”，其激进程度却似乎汲取自法国。美国“启蒙的”立国精神无疑促成政教分离，催生了第一个现代世俗共和国：1787年颁布的美国宪法中无一字提到上帝。但“启蒙运动”在法国与欧陆则培养成对宗教的仇视。法国大革命及受其启发的后继革命都视教会与王权为中古封建制度两大支柱，对它们的打击不遗余力。该倾向至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达到顶峰。二战后的反帝反殖民斗争又多了“十月革命”这重影响，因此现代“新国家”多倾向社会主义与无神论。
耐人寻味的是，列为“第一个新国家”的美国乃清教徒的避风港。英国国教复辟后，导致这些“非国教分子”(Non－Conformity)大量移民新大陆，试图建立“新耶路撒冷”的人间天国。13个美洲殖民地很快就成为欧陆其他非国教分子的庇护所。这些成分与作为欧洲“封建专制砥柱”的国教会不可同日而语。殖民地时代的新英格兰已在进行一场名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复苏运动，及至抗英战争爆发，清教徒用《圣经·启示录》诠释这场斗争，称英国为“撒旦”，乃是罗马教皇一丘之貉，独立战争俨然成为宇宙圣战。美国宗教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Armstrong)甚至视美国独立斗争阵线类似“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期间宗教与世俗理想主义的联盟”。
革命成功后，人数比领导阶层的启蒙分子远为众多的清教徒形成一个对抗传统，渗入了美国的草根,使美国精神至今总有一丝与理性时代大相径庭的反智的民粹主义。但他们是共和国的支持者，保王党与国教派从一开始就被驱逐至加拿大。叛国史上的清教徒也从事社会改革运动，如参与废奴以及解决都市化弊端的社会工作，动力却来自一股改造世界的宗教热诚，与启蒙传统相激亦相辅。反观欧洲，进入近世以来，宗教越来越被视作“人民的鸦片”，推翻旧制度者亦必打倒宗教。时至今日，美国的启蒙传统与世俗精神，已从宪法蔓延至一切“现代化”的方面，尤其是思想与教育。基督新教却成为被主流启蒙大传统排挤得靠边站的庶民大众“自我授权”的方式——阿姆斯特朗曾经指出，“在今日美国很难发现一个大众运动不与宗教发生某种联系”。
争取独立的斗争，总不免在意识形态上左倾，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新国家早期的政治斗争中，民族认同往往和左翼思潮相互交织，导致左翼长期专政。美国开国后的政局正如是：保守的联邦党(Federalists)于1800年失势。“意味着从此以后所有的美国政党都主张平等主义和平民主义”，一党独大的民主共和党(Democralic-Republican Party)一直统治到1830年代。
美国社会上的宗教保守派联合起来组成许多道德会，应用了“拯救罪孽”的话语。它们受联邦党上流阶层支配，但诉求对象却是低文化阶层没受过教育的庶民，在他们之间推动道德重整运动。然而，革命共和国已养成共识，“迫使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得使用那时的左派语言”：每个集团都宣扬“人人平等”、凡人皆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建国后。不论左派和右派都不同意在美国建立神权政治。美国已与提倡君权神授和长期沦为宗教战争杀戮战场的旧大陆分道扬镳，由逃避宗教迫害者组成的新国家，遂力主政教分离原则。二战后的现代激进政权，则进一步倾向无神论。列普塞的比较历史论，在跨越时空的两段历史间看出一个联系。
然而列普塞学说乃据当时国际形势观察所得。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形势已改观：新兴的“革命政权”转而披上宗教狂热的外衣。至1989年东欧集团瓦解，则令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整整两百年“革命时代”画上休止符。1991年苏联的瓦解使时代风向更明确：那些由旧社会主义联邦释放出来的新政权。如今一概走上族群与文化认同的道路，更甚者是见证了基本教义派的复炽。
新世局改变了我们的视野。如何将“美国革命”在历史上重新定位?它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虽为后者的导因之一，却不具后者划时代的比重：从1789至1989整整两百年的世界史上的“革命时代”，其主旋律是由法国大革命敲定的，地处西半球的美国与拉丁美洲的革命似乎都受到世界史歧视。如果法国大革命乃“启蒙运动”的产儿，它已经退居次子的地位，因为美国才是长子。如有人质疑美国革命之前还有一场英国革命，则当时“启蒙运动”还未发生，欧洲仍处于宗教战争时代末叶，英国的“清教徒革命”乃不折不扣的宗教战争，采取的形式却是同会和王权内战。战胜的清教徒，则是名副其实的基本教义派。
因此，西洋近代史教科书上把英国、美国、产业、法国四个革命连成一气的时代观点具误导性：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之间其实出现了一个断层。二战后蔚为世界潮流的“新国家”，其老大哥既非宪政之祖的英国、亦非革命的法兰西，而是夹在两者间的美利坚合众国。
问题是：作为二战后时代骄子的“新国家”，其激进程度却似乎汲取自法国。美国“启蒙的”立国精神无疑促成政教分离，催生了第一个现代世俗共和国：1787年颁布的美国宪法中无一字提到上帝。但“启蒙运动”在法国与欧陆则培养成对宗教的仇视。法国大革命及受其启发的后继革命都视教会与王权为中古封建制度两大支柱，对它们的打击不遗余力。该倾向至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达到顶峰。二战后的反帝反殖民斗争又多了“十月革命”这重影响，因此现代“新国家”多倾向社会主义与无神论。
耐人寻味的是，列为“第一个新国家”的美国乃清教徒的避风港。英国国教复辟后，导致这些“非国教分子”(Non－Conformity)大量移民新大陆，试图建立“新耶路撒冷”的人间天国。13个美洲殖民地很快就成为欧陆其他非国教分子的庇护所。这些成分与作为欧洲“封建专制砥柱”的国教会不可同日而语。殖民地时代的新英格兰已在进行一场名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复苏运动，及至抗英战争爆发，清教徒用《圣经·启示录》诠释这场斗争，称英国为“撒旦”，乃是罗马教皇一丘之貉，独立战争俨然成为宇宙圣战。美国宗教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Armstrong)甚至视美国独立斗争阵线类似“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期间宗教与世俗理想主义的联盟”。
革命成功后，人数比领导阶层的启蒙分子远为众多的清教徒形成一个对抗传统，渗入了美国的草根,使美国精神至今总有一丝与理性时代大相径庭的反智的民粹主义。但他们是共和国的支持者，保王党与国教派从一开始就被驱逐至加拿大。叛国史上的清教徒也从事社会改革运动，如参与废奴以及解决都市化弊端的社会工作，动力却来自一股改造世界的宗教热诚，与启蒙传统相激亦相辅。反观欧洲，进入近世以来，宗教越来越被视作“人民的鸦片”，推翻旧制度者亦必打倒宗教。时至今日，美国的启蒙传统与世俗精神，已从宪法蔓延至一切“现代化”的方面，尤其是思想与教育。基督新教却成为被主流启蒙大传统排挤得靠边站的庶民大众“自我授权”的方式——阿姆斯特朗曾经指出，“在今日美国很难发现一个大众运动不与宗教发生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