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4
难度感是一种精英自觉，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则是必经环节。从融会到融洽到融化，不仅指题材的准备和选择之重要，更体现于自我求变及创新意识，甚至于技术上的别出心裁;如此，形式的束缚便可随之缓解。或者说，开土拓疆不仅是对外开放，内部的搞活也必须同步甚至时为前提。
唐朝晖的创作可谓“散文诗联合体”拓疆方式。事实上，当审视一位散文诗人时，“文体”其实已然不是问题——或不将它当成阻碍性问题时，对文体的创新浓度，才是自发的。这要求当事人的高素质与自我的高要求。唐朝晖的探索不只是所谓“跨文体”，他跨形式也跨内容，二者的有效结合使他的散文诗形成了综合利用的“跨表达”气息，既明显保持了文体种种要素，又极大地改变着约定俗成的或阅读上的“散文诗印象”。这种探索确实是有难度的。正如前引的刘川文本，形制简明轻小，其实更需积累与敏识，厚积薄发。
有融才可能化，文体的跨界与内容或题材的多种整合是一个有机整体。较好的散文诗文本应该更像一个且不仅是一个信息，而是多种多样信息的组合体，由此更能在不断确保文本本质的同时，拓宽文体的习惯之界、旧有之疆。“信息”当然也包括“传统”，正如信息之意是获得、认识、判断和改造。重要的是先有容、有融，以及如何融而后化之。譬如陈计会、喻子涵、徐源等对历史人物、汉字词、古文化迹象的撷采，已有阶段成效。另一方面，诸多及时性题材的表达在容与融方面尚有提升空间，这是否表明更多写作者对当下及日常发生或现实环境的处理仍未有良策和无力？
如果通过文本塑造和传达了可能的观念，且并非固化的、共识性的老套观念，这肯定包含了一个写作者对自然的多维理解，对伦理的个人性微观，对时光的深究，对平常物事身心的尊重、通融与批判，这进程无不体现其学识、素养、耐心——这同时也是一种双向及多向选择，对于阅读的眼和心，这同样构成了严格的挑衅——写作之疆亦是阅读之疆。
阅读本身就是体验、经验、观念的融会、融洽和融化过程。对于年轻一代，这“信息”的汲取与消化过程可能更漫长，也可能会更快捷，同一路段和方向，敏锐者先行。文化文学教育环境和网络传播环境的大变，促使了新一代散文诗人的现代感、高起点和快步伐，较之从前，他们所受“限制”相对更少，文学观可能更纯粹，也更可以、更可能专注于、自在于文学本身。
就视野内而言，潘云贵、蓝格子等人的散文诗已颇有成绩，他们并非简单的有感而发，亦非常规的感时应景，而是自有其内在秩序与从容纹理，其文本仅看标题也具有匠心，内容的推进亦有蹊径。创作与批评同步的潘云贵颇有慧心和理性，更多从容和分寸，他对蓝格子、赵应、袁伟、苏笑嫣、程川、徐晓、曾入龙、金小杰、田凌云等同龄人散文诗写作的审视到位且深切，客观且真切。他说，“我相信年轻的90后诗人们，足够有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在出现，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在诞生。”确实，年轻就是力量，年轻就有可能。
这“可能性”是什么呢？是相对的鲜活及创造性？它也许更指可能的与往不同、与众不同，以及后期的与己不同。略观部分80后、90后的散文诗，他们在观念建树、内容丰富性与形式建设、语言技术、审美趣味等方面确实变化明显。显然，曾经的惯性阻碍对于年轻一代已相对低小，时位之移人也，也移心移梦移观念，按规律，一代人也当有一代人的散文诗。
这也再次表明，散文诗从来都未曾边缘，一直与时代同步，与各种文体同道，并在同行中不时主动参照、借挪、融化其他文体之优之异。包容度、融会力，始终是散文诗文体与生俱来的优势，也因此可说，新世纪以来，诗歌与散文的种种变化实则也体现于散文诗领域。那么，为什么散文诗又时常会给时光一种圈内热闹或弱势模样呢？
5
偏重于抒情还是叙事，在散文诗界历来也存在分歧，但今天看来，这已不算重点，正如细分是纪实的，还是教育的、旅游的，或是女性散文诗之类也都无必要。无论自修、传道、示德、言志、抒情，只要表达得好、可观，形成了一个有效、有力的美学文本，即足矣。
如果至今文體的独立成立已不算问题，那么跨文体的自信自在及适度扩张才是自我完善的重点。散，文，诗——这三字其实就是这个文体的本质及优势。时太散或太不散，太文或太诗，都会造成写作在事实上的拘泥和偏颇。成熟的、有成绩的散文诗人其实也就是相对成功的文体领悟及尝试者，推而广之，每种文体的前沿者，其实也等于他达到了对该文体的有度领悟与成功实践。这也是精英的基本意思。
一些专心创作散文诗的写作者也是如此理解的，如陈志泽认为“散文诗的文体特征（特别是在具有诗的品质的同时融入一定散文性细节）使它具有更细腻、更深刻表现现实生活，反映伟大时代的独特功能”，在《星星》诗刊主办的2019年全国青年散文诗人笔会上，谷莉亦认为，散文诗只要达到了语言创新的尝试，精短而张扬诗性，就可以是散文诗了。当然，不要求大众都有此可能的融化力，他们可以仅维持圈内热闹与人气，但前沿者完全可以放下包袱，先行一步，乃至跨出大步。
故无弃人，故无弃物。那是多么悖反：如果在城中行走，那城在新着，在旧着，也被弃着。那些交过手的人，被记忆着，被遗忘着。如果打开电脑，那个网络还在，新朋与旧友，正在物是与人非，像城中某处，断电又通上电，或者像一个存在的电话号码，却消失了它的确切地址。时间在这一个时刻分了一个岔：它一路流逝过去，你却看不到一条流逝的河流。它在暗处悄悄地完成了它自己。
上引为苏建平的组章《伪道德经》之一，作者曾题记：“伪者，今解。我不注《道德经》。我注我自己，此世界”。苏建平与刘川的倾向略似异曲同工，如我所见闻，如我所思想，与我有关又远不仅如此;无论冷嘲或热讽，都在竭力揭示“大环境”中的当代人身心潜在的焦虑、无奈、虚无感;对现时境地的细节性描绘与在意，使文本更具现代感、介入感，对古典传统的挪入杂拌，则使文本传导出更多信息感和启示。
随着传播环境的改善和写作队伍的扩容提质，如今，越来越多的散文诗人在自信和自我认同中自在前行，他们或许并不在意文体的命名或纠结于文体的“合法性”，他们渐渐挺身而成为“立法者”，作者与作品的主体性得以平衡共进。 为什么散文诗有时会给时光一种圈内热闹或弱势模样？除了前述悠久的中國式抒情传统的遮蔽影响和前辈实践摸索的迟缓与误导，以及事实上的来自诗歌与散文的反复压力与骚扰之外，从传播层面看，也因为精英和经典的欠缺。这也让它至少在大的层面上看欠缺先锋参照，欠缺与其他文体抗衡竞争的条件。
花草可爱可观，树却更突出且重要。从某种层面较之，可与阶段性经典小说、诗歌、散文齐肩的重要的、颇具影响力的当代散文诗经典性文本是欠缺的，公认的、更大范围的而非只局限于散文诗界内部的代表人物式的“精英”亦是凤毛麟角。圈内热闹或相对弱势，是否也与后来者在路上的被动守成居多而少冒险精神和撄犯意识有关呢？虽然，近年来以往那种从依赖到依赖成习，导致把散文诗写得像散文诗模本而已的情况已得到可喜改善。
而从客观上看，经典与精英的相对缺失，并不影响散文诗情状的活跃与热闹的持续。如果诗歌的前进多体现于爆发力，散文诗则是耐力、持久战。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散文诗开始新一轮活力的萌生，而后持续，不缺诗集及选本，不缺组织与队伍，不缺阵地，更不缺活动，它在整个文化界面的实用性、应用度、文体地位，其实都很强盛。
在与覃才关于中国诗歌近年度的总结里，我们也以为，散文诗的发展历来与诗歌同步，一直被认为边缘弱势和被轻视的散文诗，外部条件其实一直不错。近年来，耿林莽的《散文诗六重奏》曾作为鲁奖入围作品也带有某种预示性，《星星·散文诗》举办年度散文诗大奖赛与设立鲁迅散文诗奖，其力量与举措对当下与未来散文诗的发展亦有长效作用;各种年度选本、理论著作迭出的同时，上海《文学报》、湖南益阳《散文诗》，四川散文诗学会编辑出版的《散文诗世界》，和一些综合性文学期刊、高校科研部门、各级散文诗社团及自办组织、散文诗新媒体等也持续关注和推动着散文诗的与时俱进。正如报载陈志泽《欢庆与沉思——中国散文诗百年》文章所言：“散文诗作家队伍空前壮大，创作空前繁荣，中国散文诗百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欢欣鼓舞！”
下个百年又该如何？而今，散文诗已面临新的转型期，已全面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换言之，当下以及今后应是散文诗从大众化时代迈入精英和经典呈现的新时代。
6
转型或机遇，表明时势相对更有利于散文诗。也给它加注了新的任务。世纪之交以来，物质环境的良好变化有目共睹，且不同程度让置于其中的人性得到进一步解放，个性日益丰富及多彩。生命、生存、生活发生了新变化，诗歌、散文诗，观念、体验、经验的与往不同且动态，也就自然而然。
互联网（网际网络）环境的产生及动态性发展更不仅是共睹，它还使创作、传播交流不断地“被传播改造”，诗歌文化种种基因性特征也潜移默化地渐变，诗歌文化机制和相关生产、流通程序、认知接受以及评判被深刻触动，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阅读者、评论者都先后涉网入局。散文诗自不例外。
散文诗本身也在不断扩张着。其结果我们也有目共睹：这是诗？难道不可以是散文诗？或曰，这诗过于散文诗化？其实，类似文体层面的含糊形成的尴尬渐多，难道不正好亦是一种提醒：当你认为它是散文诗，它就是;认为它是诗，它也是！乐观地说，散文诗可以先以“同质化”的宽容之态达到阶段性“去同质化”目标。自信地说，那些专事散文诗创作的散文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大度而自信满满地指着当下那些翻译体诗、口语文本、散文……说：嗯，这些都是散文诗！
历来，也常有学者将鲁迅《野草》视为诗集的;昌耀本人并不认为诗集《命运之书》里后被认为是散文诗的作品是散文诗。另方面，常有作家、诗人写作散文诗或被理解为散文诗文本而收入相关选本的情况，选择的标准常在于作者的知名度，或是文学史上不被定义为散文诗人的作者，如郭沫若、巴金、何其芳、陈敬容、朱自清、冰心等。多年来亦公认的专门的散文诗人应该涌现于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
大家都写、都可以写、都能写散文诗难道不好吗？评论家王珂在新世纪初曾在其专论里认为，一些诗人写作散文诗，对后者造成了混乱，这一度让我讶然。前些年，与中国“新诗百年”话题同步，“散文诗百年”也同样活跃与热闹，它更多使用了作品结集出版这个常规方式，这可以理解为意味着散文诗的经典塑造和进入“文学史”的期望得以有效推进，另方面，则同时又陷入对人不对散文诗的尴尬。譬如一个散文诗百年经典选本里，舒婷、叶延滨乃至更年轻的郑小琼等亦有收入，不能说他们就不能写散文诗，也不能妄言他们的散文诗比不得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但他们在文学界的深刻标签确实并非散文诗。我想强调的是，这正好体现散文诗文体母性般的健硕与拥抱力，散文诗精英不一定等于专门的散文诗人，散文诗精品也可能出自一个作家之手。
可以有专门的散文诗写作者，也可以有非专门散文诗写作者的专门的散文诗。其实，单纯以散文诗文体立身者相对不多，更多的是多样文体皆有跨涉的写作者。印象里，时常也出现于散文诗界的80后如赵目珍、左右、王西平、卢山等，以及更年长些的三色堇、王琪、宋晓杰、黄昌成等，本身也是跨文体跨语言跨身份的成名诗人、评论者。前述所列刘川、唐力、陈计会、徐源、方文竹等非“只是”或“专门”的散文诗人，而多以散文诗立身的亚楠亦不乏有质量的诗歌见诸报刊。
从另个角度看，散文诗的开放、包容与拓疆，如同当代时空里的诗意及审美的泛化、大众化，相对会不会导致文体的弱化？这是否说文体外形以后不再成为重要？当然不。如今，文化及文学的经济基础、传播环境变了，文学还是文学，关键在于我们对文学及散文诗的印象、理解是否一成不变。正如摄影及影视，以往的定义或印象通常是专人专业和专属于照相馆、广电部门，如今呢？即便散文、诗歌、散文诗在话语运作、形式开拓、审美范式和思想观念等变化都很明显，也不用担心，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文学性。
人心、诗意、文情的能动性也意味着审美尺度的调整。越来越多且茁壮成长的价值观、个我经验及其诉求，在保留内在某种核心诗意及诗性诉求的同时，外在的文体形制亦应之，或说新的参照与实践尺度也随之而至，也就是说，一个文本是诗，是散文，还是散文诗（至少就表象看）确乎不那么重要，建立在相近品位、相似审美基础上的认同，则是必要的。散文诗终归是散文诗，它的体式已然成型，如坐标或框架，却可以是弹性的，并与阅读方式与审美判断这类可变量相辅相成。 以此类推，郑小琼的标签是诗人或编辑都不要紧，只要她写的是“散文诗”文本，散文诗就可将其归纳之。这种跨身份、跨文体的变化也在促使散文诗推陈、劣汰、过滤。这似乎是一个由面到点的反向征程。但对散文诗旧八股的距离调整，并不完全依赖于散文诗媒介、研究及活动家的呐喊，而更与当代相对平等公开和互动的大传播环境有关，与散文诗的写作者、兴趣爱好者的自觉自悟和探索实践有关;也就是说，和小说之类略为不同，散文诗其实没有精英指导群众，而在群众里自生精英的可能性更大。
7
一个广义的新散文诗时代已然到来。这并非空穴之风，散文诗大众化及普及基础早已形成，精英和经典呈现可期。那么，作为前奏及过程里的一些观念现象是可以引起关注和思考的。譬如：
第一，就散文诗来说，以往关于其文体的单向诉求与媒介推送传达，正转变为由阅读评判来决定文本及文体成效，同时也将改变以往的——写作、评判有意无意地偏重于专业类读者（散文诗创作队伍）——如今，其实已进一步落实于大众层面的写作爱好者、阅读兴趣者，更进一步则是面向和召唤其他文体从业者、非专业读者、潜在读者。这并不是说散文诗没有了门槛，而是指大众素质已非昔比，而且“雅俗”在当下传播环境里已能互助互济。
第二，可以认为文本即文体？长期来困扰不已的文体定义、体现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其实可以不算，甚至早已不算是问题。当谈到、观察和写作散文诗时，它首先就是已约定俗成的“散文诗”，而不是散文或诗。虽然，自我的偶尔的关于文体的纠结，对于自我认识完善是必要的，但那是另一回事。正如本文前面引举的各代写作者与相关文本，如果抛开诗歌、散文、散文诗来看它们，它们作为文学、文本仍然成立。因此，遵循散文詩文体规律（形式）和在此基础上的审美经验的变化更新（略相当于内容）不仅不矛盾，且可以成为互动互辅的合力。
第三，就散文诗而言，内容更比形式重要。就像成熟丰满的肉体开始对着装有了新的要求并让后者顺应改革。如果从内容题材方面已开始了跨界拓疆，内容变，形式也不会无动于衷。回想，从诗到词到曲，从白话运动的新诗、散文诗甚至是现代戏剧之产生，过程也相当于是从内容的填充、更新开始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内容其实也就是变化着的时间、时代。在基本文体构架或基本形制大致稳定的情况下，不妨多给散文诗加些料;融化理解与复合杂糅的过程，也正是考量和推动散文诗精英挺身实践的必须。这当属于兼容互鉴的非对抗性的磨合，不相容因素自会过滤汰出。
第四，比“跨文体”更进一层的是“融文体”，这本是散文诗与生俱来的优势。每个文体都不是绝对孤立的，都可以是你我互有和借鉴的关系;其中各种成分的显隐度大小不一，而散文诗的生成本来就是应运而生的。“包容性”是散文诗与生俱来的特质，是生命力，也是不断的生长点，从跨文体到融文体，推进着“包容性”的深度和广度。
而说“新散文诗时代”，意为：新的“散文诗时代”，“新散文诗”时代。上世纪前期是一种开始，当下也是。一种文体的出现，与时代环境变化及精神生活需要相辅相成，散文诗的面世本就是因时因势、创意创新的产物，其百年之途中的凸出或断裂都属正常，曾经不正常的是本土古典抒情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等作用力使它少有直面而多内向迂回，尴尬于雅俗之间、诗文之间，因此，也一直具有文体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性，现在来看未尝不是好事。因为在当下，查漏补缺也是出新。
说新，其实更该指重新。世界散文诗源头之波德莱尔、中国公认散文诗之开端与顶峰的鲁迅这两位先行者的写作，其实早已提示出共通的却常被忽视的散文诗先锋要素：现代意识，批判性、文体开创的可能，以及城市文化背景（串连着时政、历史与经济文化环境）。那么，是否该重新审度，百年来，我们的散文诗到底身在何处情归何处？以及散文诗人的精神立场究竟何在？
有容乃大！兼“融”更好。融是有基础的杂糅，是有倾向、有素质的选择。融文体其实也包括了融媒体、融写作与阅读。也包括让人在反思传统文体规范的长途里，有在不断塑造自我与打倒自我之间完善的可能。
就拓疆、普及与文本创新方面而言，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传播环境与往不同、诗意与审美泛化的当下，作为一种常规的文化与精神载体，作为跨文体、自由体的早具“中国特色”的散文诗，更能把文体特性、精神生活、人性开掘、情感与观念的丰富多维呈现，融为一体。相较于其他文体，散文诗的生成如翻滚雪球，可能地聚合着，随时间空间的移变，它自会内在地紧密，或呈过滤式漏斗型，而始终存在的核心，仍是精品、精英与经典呈现的基础。
实践仍将继续检验一代智慧的头脑。
时间仍将探照一代求真上进的灵魂。（连载完）
难度感是一种精英自觉，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则是必经环节。从融会到融洽到融化，不仅指题材的准备和选择之重要，更体现于自我求变及创新意识，甚至于技术上的别出心裁;如此，形式的束缚便可随之缓解。或者说，开土拓疆不仅是对外开放，内部的搞活也必须同步甚至时为前提。
唐朝晖的创作可谓“散文诗联合体”拓疆方式。事实上，当审视一位散文诗人时，“文体”其实已然不是问题——或不将它当成阻碍性问题时，对文体的创新浓度，才是自发的。这要求当事人的高素质与自我的高要求。唐朝晖的探索不只是所谓“跨文体”，他跨形式也跨内容，二者的有效结合使他的散文诗形成了综合利用的“跨表达”气息，既明显保持了文体种种要素，又极大地改变着约定俗成的或阅读上的“散文诗印象”。这种探索确实是有难度的。正如前引的刘川文本，形制简明轻小，其实更需积累与敏识，厚积薄发。
有融才可能化，文体的跨界与内容或题材的多种整合是一个有机整体。较好的散文诗文本应该更像一个且不仅是一个信息，而是多种多样信息的组合体，由此更能在不断确保文本本质的同时，拓宽文体的习惯之界、旧有之疆。“信息”当然也包括“传统”，正如信息之意是获得、认识、判断和改造。重要的是先有容、有融，以及如何融而后化之。譬如陈计会、喻子涵、徐源等对历史人物、汉字词、古文化迹象的撷采，已有阶段成效。另一方面，诸多及时性题材的表达在容与融方面尚有提升空间，这是否表明更多写作者对当下及日常发生或现实环境的处理仍未有良策和无力？
如果通过文本塑造和传达了可能的观念，且并非固化的、共识性的老套观念，这肯定包含了一个写作者对自然的多维理解，对伦理的个人性微观，对时光的深究，对平常物事身心的尊重、通融与批判，这进程无不体现其学识、素养、耐心——这同时也是一种双向及多向选择，对于阅读的眼和心，这同样构成了严格的挑衅——写作之疆亦是阅读之疆。
阅读本身就是体验、经验、观念的融会、融洽和融化过程。对于年轻一代，这“信息”的汲取与消化过程可能更漫长，也可能会更快捷，同一路段和方向，敏锐者先行。文化文学教育环境和网络传播环境的大变，促使了新一代散文诗人的现代感、高起点和快步伐，较之从前，他们所受“限制”相对更少，文学观可能更纯粹，也更可以、更可能专注于、自在于文学本身。
就视野内而言，潘云贵、蓝格子等人的散文诗已颇有成绩，他们并非简单的有感而发，亦非常规的感时应景，而是自有其内在秩序与从容纹理，其文本仅看标题也具有匠心，内容的推进亦有蹊径。创作与批评同步的潘云贵颇有慧心和理性，更多从容和分寸，他对蓝格子、赵应、袁伟、苏笑嫣、程川、徐晓、曾入龙、金小杰、田凌云等同龄人散文诗写作的审视到位且深切，客观且真切。他说，“我相信年轻的90后诗人们，足够有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在出现，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在诞生。”确实，年轻就是力量，年轻就有可能。
这“可能性”是什么呢？是相对的鲜活及创造性？它也许更指可能的与往不同、与众不同，以及后期的与己不同。略观部分80后、90后的散文诗，他们在观念建树、内容丰富性与形式建设、语言技术、审美趣味等方面确实变化明显。显然，曾经的惯性阻碍对于年轻一代已相对低小，时位之移人也，也移心移梦移观念，按规律，一代人也当有一代人的散文诗。
这也再次表明，散文诗从来都未曾边缘，一直与时代同步，与各种文体同道，并在同行中不时主动参照、借挪、融化其他文体之优之异。包容度、融会力，始终是散文诗文体与生俱来的优势，也因此可说，新世纪以来，诗歌与散文的种种变化实则也体现于散文诗领域。那么，为什么散文诗又时常会给时光一种圈内热闹或弱势模样呢？
5
偏重于抒情还是叙事，在散文诗界历来也存在分歧，但今天看来，这已不算重点，正如细分是纪实的，还是教育的、旅游的，或是女性散文诗之类也都无必要。无论自修、传道、示德、言志、抒情，只要表达得好、可观，形成了一个有效、有力的美学文本，即足矣。
如果至今文體的独立成立已不算问题，那么跨文体的自信自在及适度扩张才是自我完善的重点。散，文，诗——这三字其实就是这个文体的本质及优势。时太散或太不散，太文或太诗，都会造成写作在事实上的拘泥和偏颇。成熟的、有成绩的散文诗人其实也就是相对成功的文体领悟及尝试者，推而广之，每种文体的前沿者，其实也等于他达到了对该文体的有度领悟与成功实践。这也是精英的基本意思。
一些专心创作散文诗的写作者也是如此理解的，如陈志泽认为“散文诗的文体特征（特别是在具有诗的品质的同时融入一定散文性细节）使它具有更细腻、更深刻表现现实生活，反映伟大时代的独特功能”，在《星星》诗刊主办的2019年全国青年散文诗人笔会上，谷莉亦认为，散文诗只要达到了语言创新的尝试，精短而张扬诗性，就可以是散文诗了。当然，不要求大众都有此可能的融化力，他们可以仅维持圈内热闹与人气，但前沿者完全可以放下包袱，先行一步，乃至跨出大步。
故无弃人，故无弃物。那是多么悖反：如果在城中行走，那城在新着，在旧着，也被弃着。那些交过手的人，被记忆着，被遗忘着。如果打开电脑，那个网络还在，新朋与旧友，正在物是与人非，像城中某处，断电又通上电，或者像一个存在的电话号码，却消失了它的确切地址。时间在这一个时刻分了一个岔：它一路流逝过去，你却看不到一条流逝的河流。它在暗处悄悄地完成了它自己。
上引为苏建平的组章《伪道德经》之一，作者曾题记：“伪者，今解。我不注《道德经》。我注我自己，此世界”。苏建平与刘川的倾向略似异曲同工，如我所见闻，如我所思想，与我有关又远不仅如此;无论冷嘲或热讽，都在竭力揭示“大环境”中的当代人身心潜在的焦虑、无奈、虚无感;对现时境地的细节性描绘与在意，使文本更具现代感、介入感，对古典传统的挪入杂拌，则使文本传导出更多信息感和启示。
随着传播环境的改善和写作队伍的扩容提质，如今，越来越多的散文诗人在自信和自我认同中自在前行，他们或许并不在意文体的命名或纠结于文体的“合法性”，他们渐渐挺身而成为“立法者”，作者与作品的主体性得以平衡共进。 为什么散文诗有时会给时光一种圈内热闹或弱势模样？除了前述悠久的中國式抒情传统的遮蔽影响和前辈实践摸索的迟缓与误导，以及事实上的来自诗歌与散文的反复压力与骚扰之外，从传播层面看，也因为精英和经典的欠缺。这也让它至少在大的层面上看欠缺先锋参照，欠缺与其他文体抗衡竞争的条件。
花草可爱可观，树却更突出且重要。从某种层面较之，可与阶段性经典小说、诗歌、散文齐肩的重要的、颇具影响力的当代散文诗经典性文本是欠缺的，公认的、更大范围的而非只局限于散文诗界内部的代表人物式的“精英”亦是凤毛麟角。圈内热闹或相对弱势，是否也与后来者在路上的被动守成居多而少冒险精神和撄犯意识有关呢？虽然，近年来以往那种从依赖到依赖成习，导致把散文诗写得像散文诗模本而已的情况已得到可喜改善。
而从客观上看，经典与精英的相对缺失，并不影响散文诗情状的活跃与热闹的持续。如果诗歌的前进多体现于爆发力，散文诗则是耐力、持久战。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散文诗开始新一轮活力的萌生，而后持续，不缺诗集及选本，不缺组织与队伍，不缺阵地，更不缺活动，它在整个文化界面的实用性、应用度、文体地位，其实都很强盛。
在与覃才关于中国诗歌近年度的总结里，我们也以为，散文诗的发展历来与诗歌同步，一直被认为边缘弱势和被轻视的散文诗，外部条件其实一直不错。近年来，耿林莽的《散文诗六重奏》曾作为鲁奖入围作品也带有某种预示性，《星星·散文诗》举办年度散文诗大奖赛与设立鲁迅散文诗奖，其力量与举措对当下与未来散文诗的发展亦有长效作用;各种年度选本、理论著作迭出的同时，上海《文学报》、湖南益阳《散文诗》，四川散文诗学会编辑出版的《散文诗世界》，和一些综合性文学期刊、高校科研部门、各级散文诗社团及自办组织、散文诗新媒体等也持续关注和推动着散文诗的与时俱进。正如报载陈志泽《欢庆与沉思——中国散文诗百年》文章所言：“散文诗作家队伍空前壮大，创作空前繁荣，中国散文诗百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欢欣鼓舞！”
下个百年又该如何？而今，散文诗已面临新的转型期，已全面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换言之，当下以及今后应是散文诗从大众化时代迈入精英和经典呈现的新时代。
6
转型或机遇，表明时势相对更有利于散文诗。也给它加注了新的任务。世纪之交以来，物质环境的良好变化有目共睹，且不同程度让置于其中的人性得到进一步解放，个性日益丰富及多彩。生命、生存、生活发生了新变化，诗歌、散文诗，观念、体验、经验的与往不同且动态，也就自然而然。
互联网（网际网络）环境的产生及动态性发展更不仅是共睹，它还使创作、传播交流不断地“被传播改造”，诗歌文化种种基因性特征也潜移默化地渐变，诗歌文化机制和相关生产、流通程序、认知接受以及评判被深刻触动，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阅读者、评论者都先后涉网入局。散文诗自不例外。
散文诗本身也在不断扩张着。其结果我们也有目共睹：这是诗？难道不可以是散文诗？或曰，这诗过于散文诗化？其实，类似文体层面的含糊形成的尴尬渐多，难道不正好亦是一种提醒：当你认为它是散文诗，它就是;认为它是诗，它也是！乐观地说，散文诗可以先以“同质化”的宽容之态达到阶段性“去同质化”目标。自信地说，那些专事散文诗创作的散文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大度而自信满满地指着当下那些翻译体诗、口语文本、散文……说：嗯，这些都是散文诗！
历来，也常有学者将鲁迅《野草》视为诗集的;昌耀本人并不认为诗集《命运之书》里后被认为是散文诗的作品是散文诗。另方面，常有作家、诗人写作散文诗或被理解为散文诗文本而收入相关选本的情况，选择的标准常在于作者的知名度，或是文学史上不被定义为散文诗人的作者，如郭沫若、巴金、何其芳、陈敬容、朱自清、冰心等。多年来亦公认的专门的散文诗人应该涌现于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
大家都写、都可以写、都能写散文诗难道不好吗？评论家王珂在新世纪初曾在其专论里认为，一些诗人写作散文诗，对后者造成了混乱，这一度让我讶然。前些年，与中国“新诗百年”话题同步，“散文诗百年”也同样活跃与热闹，它更多使用了作品结集出版这个常规方式，这可以理解为意味着散文诗的经典塑造和进入“文学史”的期望得以有效推进，另方面，则同时又陷入对人不对散文诗的尴尬。譬如一个散文诗百年经典选本里，舒婷、叶延滨乃至更年轻的郑小琼等亦有收入，不能说他们就不能写散文诗，也不能妄言他们的散文诗比不得他们的诗歌或散文，但他们在文学界的深刻标签确实并非散文诗。我想强调的是，这正好体现散文诗文体母性般的健硕与拥抱力，散文诗精英不一定等于专门的散文诗人，散文诗精品也可能出自一个作家之手。
可以有专门的散文诗写作者，也可以有非专门散文诗写作者的专门的散文诗。其实，单纯以散文诗文体立身者相对不多，更多的是多样文体皆有跨涉的写作者。印象里，时常也出现于散文诗界的80后如赵目珍、左右、王西平、卢山等，以及更年长些的三色堇、王琪、宋晓杰、黄昌成等，本身也是跨文体跨语言跨身份的成名诗人、评论者。前述所列刘川、唐力、陈计会、徐源、方文竹等非“只是”或“专门”的散文诗人，而多以散文诗立身的亚楠亦不乏有质量的诗歌见诸报刊。
从另个角度看，散文诗的开放、包容与拓疆，如同当代时空里的诗意及审美的泛化、大众化，相对会不会导致文体的弱化？这是否说文体外形以后不再成为重要？当然不。如今，文化及文学的经济基础、传播环境变了，文学还是文学，关键在于我们对文学及散文诗的印象、理解是否一成不变。正如摄影及影视，以往的定义或印象通常是专人专业和专属于照相馆、广电部门，如今呢？即便散文、诗歌、散文诗在话语运作、形式开拓、审美范式和思想观念等变化都很明显，也不用担心，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文学性。
人心、诗意、文情的能动性也意味着审美尺度的调整。越来越多且茁壮成长的价值观、个我经验及其诉求，在保留内在某种核心诗意及诗性诉求的同时，外在的文体形制亦应之，或说新的参照与实践尺度也随之而至，也就是说，一个文本是诗，是散文，还是散文诗（至少就表象看）确乎不那么重要，建立在相近品位、相似审美基础上的认同，则是必要的。散文诗终归是散文诗，它的体式已然成型，如坐标或框架，却可以是弹性的，并与阅读方式与审美判断这类可变量相辅相成。 以此类推，郑小琼的标签是诗人或编辑都不要紧，只要她写的是“散文诗”文本，散文诗就可将其归纳之。这种跨身份、跨文体的变化也在促使散文诗推陈、劣汰、过滤。这似乎是一个由面到点的反向征程。但对散文诗旧八股的距离调整，并不完全依赖于散文诗媒介、研究及活动家的呐喊，而更与当代相对平等公开和互动的大传播环境有关，与散文诗的写作者、兴趣爱好者的自觉自悟和探索实践有关;也就是说，和小说之类略为不同，散文诗其实没有精英指导群众，而在群众里自生精英的可能性更大。
7
一个广义的新散文诗时代已然到来。这并非空穴之风，散文诗大众化及普及基础早已形成，精英和经典呈现可期。那么，作为前奏及过程里的一些观念现象是可以引起关注和思考的。譬如：
第一，就散文诗来说，以往关于其文体的单向诉求与媒介推送传达，正转变为由阅读评判来决定文本及文体成效，同时也将改变以往的——写作、评判有意无意地偏重于专业类读者（散文诗创作队伍）——如今，其实已进一步落实于大众层面的写作爱好者、阅读兴趣者，更进一步则是面向和召唤其他文体从业者、非专业读者、潜在读者。这并不是说散文诗没有了门槛，而是指大众素质已非昔比，而且“雅俗”在当下传播环境里已能互助互济。
第二，可以认为文本即文体？长期来困扰不已的文体定义、体现和身份认同等问题其实可以不算，甚至早已不算是问题。当谈到、观察和写作散文诗时，它首先就是已约定俗成的“散文诗”，而不是散文或诗。虽然，自我的偶尔的关于文体的纠结，对于自我认识完善是必要的，但那是另一回事。正如本文前面引举的各代写作者与相关文本，如果抛开诗歌、散文、散文诗来看它们，它们作为文学、文本仍然成立。因此，遵循散文詩文体规律（形式）和在此基础上的审美经验的变化更新（略相当于内容）不仅不矛盾，且可以成为互动互辅的合力。
第三，就散文诗而言，内容更比形式重要。就像成熟丰满的肉体开始对着装有了新的要求并让后者顺应改革。如果从内容题材方面已开始了跨界拓疆，内容变，形式也不会无动于衷。回想，从诗到词到曲，从白话运动的新诗、散文诗甚至是现代戏剧之产生，过程也相当于是从内容的填充、更新开始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内容其实也就是变化着的时间、时代。在基本文体构架或基本形制大致稳定的情况下，不妨多给散文诗加些料;融化理解与复合杂糅的过程，也正是考量和推动散文诗精英挺身实践的必须。这当属于兼容互鉴的非对抗性的磨合，不相容因素自会过滤汰出。
第四，比“跨文体”更进一层的是“融文体”，这本是散文诗与生俱来的优势。每个文体都不是绝对孤立的，都可以是你我互有和借鉴的关系;其中各种成分的显隐度大小不一，而散文诗的生成本来就是应运而生的。“包容性”是散文诗与生俱来的特质，是生命力，也是不断的生长点，从跨文体到融文体，推进着“包容性”的深度和广度。
而说“新散文诗时代”，意为：新的“散文诗时代”，“新散文诗”时代。上世纪前期是一种开始，当下也是。一种文体的出现，与时代环境变化及精神生活需要相辅相成，散文诗的面世本就是因时因势、创意创新的产物，其百年之途中的凸出或断裂都属正常，曾经不正常的是本土古典抒情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等作用力使它少有直面而多内向迂回，尴尬于雅俗之间、诗文之间，因此，也一直具有文体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性，现在来看未尝不是好事。因为在当下，查漏补缺也是出新。
说新，其实更该指重新。世界散文诗源头之波德莱尔、中国公认散文诗之开端与顶峰的鲁迅这两位先行者的写作，其实早已提示出共通的却常被忽视的散文诗先锋要素：现代意识，批判性、文体开创的可能，以及城市文化背景（串连着时政、历史与经济文化环境）。那么，是否该重新审度，百年来，我们的散文诗到底身在何处情归何处？以及散文诗人的精神立场究竟何在？
有容乃大！兼“融”更好。融是有基础的杂糅，是有倾向、有素质的选择。融文体其实也包括了融媒体、融写作与阅读。也包括让人在反思传统文体规范的长途里，有在不断塑造自我与打倒自我之间完善的可能。
就拓疆、普及与文本创新方面而言，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传播环境与往不同、诗意与审美泛化的当下，作为一种常规的文化与精神载体，作为跨文体、自由体的早具“中国特色”的散文诗，更能把文体特性、精神生活、人性开掘、情感与观念的丰富多维呈现，融为一体。相较于其他文体，散文诗的生成如翻滚雪球，可能地聚合着，随时间空间的移变，它自会内在地紧密，或呈过滤式漏斗型，而始终存在的核心，仍是精品、精英与经典呈现的基础。
实践仍将继续检验一代智慧的头脑。
时间仍将探照一代求真上进的灵魂。（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