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第二”其实只是早晚间事。2009年,中国GDP总值约合4.98万亿美元,日本则为5.07万亿美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中国GDP增幅将达10.5%左右,日本则为2.4%左右,因此,只要中国大体保持此前三十多年的高增长,经济总量“超日赶美”将成为必然。
　　我们知道,国际间的总量比较须进行全面详尽的探析才能明了事物全貌,这对于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一方面,即使到了“第二”,我国的人均GDP在全球仍然靠后;另一方面,经济总量与一国强盛也不可完全等同。追溯历史,1840年时,中国的GDP总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西方列强;1895年时,中国的GDP总量虽已退居全球第二,但仍数倍于当时的日本;1937年时,中国的GDP总量仍然不逊于当时的日本……
　　尽管体量庞大,但是中国的发展水平仍然很低,由此决定,中国经济必须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速才能逐渐迎头赶上。这就要求,中国经济首先要跨过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此止步的“中等收入陷阱”。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按部就班就能轻松完成的跨越。按照世界银行总结的规律,“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无法重复使用的”。原因则在于,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原有增长机制效用逐渐归零,而新的增长机制又因为路径锁定无处发掘。
　　此前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改革”与“开放”双轮驱动,致使原本大量闲置的生产要素被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配置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在这个自上而下的战略实施过程中,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纲领下,依托公共政策转型与市场体系发育间的良性互动,基本保持了政府与企业目标函数的高度一致。
　　然而粗放式的生产方式终究会使要素投入加速逼近其极限。现在更棘手的是,近年来,由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已经趋缓,原本一直被认为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则开始走向“刘易斯拐点”。凡此种种,无不要求政府与企业——尤其是政府及时依据新的约束条件重新设置其目标函数。
　　事实上,中国的资源配置系统仍然由政府所主导,政府的行为可以通过一系列传导,影响到经济增长各个环节。因此,当此中国经济力图全面转型之际,提纲挈领的任务应该是: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制约、监督机制;第二,加快市场化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第三,保障分配公平,启动居民消费。做到这三条,身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才能继续史无前例的复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