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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建设重要的生力军,农民工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和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既然农民工问题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作为社会文化生态构成要素之一的媒体在报道农民工问题时是如何做的?笔者带着以下的疑问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媒体是如何建构农民工形象的?媒体是否有渠道让农民工表达意见?基于这样的目的,笔者查阅了上海两份具有代表性的报纸——《解放日报》与《新民晚报》,研究和分析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与作为都市报的《新民晚报》对农民工报道在数量、频率、态度、侧重点等方面的特点,以此来印证我之前的疑问。
一、关于“农民工”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而出现并逐渐被接受的一个词语,与农民工相关的概念有以下几种:流民,民工,新民工,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新工人,新市民。“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①池子华在《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具体讲到“农民工”的定义是:农民工,有时简称民工,特指在近代因素——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城市近代化——激励下流入城市谋生的农民群体(不管他们是否拥有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②“农”表示他们的身份。“工”表示他们的职业,从农民到工人身份的转变(户籍一般不变),农民工在农村可能拥有部分土地使用权,通过流动、转移到其他城市后,从事工人工作岗位。笔者查阅了《解放日报》与《新民晚报》2003年到2009年每年1月1日—3月31日关于农民工三个称谓变化的文章篇数。图表如下: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
①最中性的称谓“外来务工人员”在两份报纸中占据的份额非常少,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②两份报纸中用“民工”名称做报道占大多数,但2007年后,“农民工”在两份报纸上出现的频率迅速上升;“民工”与“农民工”的称谓所占份额不断扩大,尤其在近几年其增长幅度很大。
③“民工”与“农民工”的称谓已是约定俗成,媒体不再考虑称谓中蕴含的歧视性与敏感性因素。
农民工的处境从“农民工”称谓三字可见一斑,他们处在城乡两种体系的夹缝边缘,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一方面他们脱离了土地,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的工作;但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性因素他们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的权利和待遇。媒体本应是人民的耳目喉舌,但现在却忽略了“农民工”这一称谓所蕴含的歧视性,忽略了公正、公平。
二、“农民工”出现的原因及制度的限制
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①自然分工。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新技术的产生,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农产品产量基本满足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
②国家政策对流动的许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经济多种经营,尤其是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政策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对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逐步清理对外出务工不合理限制也为农民工的流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农民工的流动成为一种潮流,但其流动并不是自由的。
1958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户籍制度从此诞生。③户籍制度严格地控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它阻止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分享某些机会和资源,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大多数进城务工农民成为在城乡间流动的“候鸟”。“农民工”这一称谓是中国户籍制度下出现的一个特有词汇,它不代表职业,往往代表的是一种身份。
三、基于《解放日报》与《新民晚报》对“农民工”报道的分析
本文采用典型抽样方法进行研究。下列图表是两份报纸在选定时间(2003、2006、2009年的一月、二月、三月)内关于“农民工”的部分内容报道约数。选择1—3月是由于这三个月关于农民工各方面(春运、就业、薪资等)的报道最集中,最具代表性。
(单位:篇)
1.报道数量
《解放日报》2009年1月—3月中关于农民工报道数量最多一天的篇数分别是7篇(1月12日)、6篇(2月20日)、4篇(3月4日/9日)。1月12日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占当天新闻总报道量(约111篇含广告量)的6.3%,而当天的广告条数为12条(不含中缝广告),占总量的10.8%。《新民晚报》分别是8篇(1月23日)、8篇(2月3日)、4篇(3月2日/3日)。1月23日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占当天新闻总报道量(约210篇含广告量)的3.8%,而当天的广告条数为21条(不含中缝广告),占总量的10%。而且很多广告所占篇幅为1/2个版面甚至一个版面,可见,这两份报纸刊登广告的版面要远远超出农民工报道所占版面。这说明了两份报纸都有顺应市场的趋势,对农民工的关注远远不够。
2.报道题材
综观两份报纸,对于农民工的报道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会议与报告中提到;关于农民工的政策、措施;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教育(技能培训、子女教育等);欠薪、讨薪问题;春运;农民工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存在的问题(针对农民工);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文章和影评。《解放日报》的报道重点在政府的政策、措施方面,《新民晚报》的报道主题相对来说更为广泛。
3.内容安排
两份报纸在内容安排的趋向上基本是一致的。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三个月份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似乎有一个规律,即1月为农民工追薪,2月助农民工就业,3月帮农民工打黑中介,这个规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而是循环往复,这说明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①欠薪讨薪。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权威人士透露,2002年1月至10月份,各地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近300亿元。新华社記者涉及了一份调查问卷,72.5%的受访者农民工表示,他们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新华网,2003年1月13日)④
广大进城务工农民群体对中国的经济巨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却没能获得相应的待遇:工资水平增长缓慢,而且低廉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由于工资被拖欠,农民工采取违法方式讨要薪资的报道也时常见于报上,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尽管一些法院也开办绿色通道为农民工追讨薪资,但这是在农民工工资已被拖欠后才采取的措施,而且由于种种因素只有少数农民工才能求助法院帮助其讨要工资。
②就业。2009年2月《解放日报》关于农民工就业方面的报道有12篇,《新民晚报》有17篇,两份报纸关于就业问题的报道都占当月农民工内容报道的大多数,《解放日报》12篇中,关于帮助农民工就业的报道有4篇,占总数的33%,如:2月4日第6版《最大限度助农民工就业》,关于农民工招聘会的报道有3篇,占总数的25%;《新民晚报》17篇中,关于帮助农民工就业的报道有7篇,占总数的41%,如2月3日第5版《如何帮助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关于招聘会的报道有4篇,占总数的24%。从上面分析可看出,两份报纸对于农民工就业问题报道往往是从国家、政府或是市场(招聘会)的角度出发,多是自上而下的报道方式,忽视了农民工的主体性。
四、传媒角色的错位
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都广泛采用“农民工”这个称呼,而这个称呼本身就存在问题,媒体并没有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两份报纸对农民工报道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报道的主题多集中在政策导向、社会服务信息和就业情况方面,真正关注农民工生活变化、精神风貌、心理状况的新闻却很少,对于农民工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报道也多是跟随国家的政策、措施走,没有为农民工找出国家政策、措施背后蕴含的机会,其报道机制多是被动的顺应政府和市场,没有实在的措施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另外,虽然两份报纸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很少,但多数报道还是把农民工放在一个被援助、帮助的位置:帮助农民工订票,帮助农民工讨薪,帮助农民工打黑中介,帮助农民工就业,这些体现出农民工仍是社会弱势群体,仍处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农民工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平等的环境,而媒体的身份之一是引导者,它应逐步引导农民工转变思想、生活方式,使其能尽快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刻板化地将其放在一个弱势群体的位置。
综上所述,媒体在建构农民工的形象时并没有做到客观公正,没有实现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希图通过媒体呼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注:本文采用“农民工”的称呼是直接引自媒体的报道)
注释
① 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第2页
③参见钱文荣 黄祖辉:《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长江三角洲十六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调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96页
④ 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
(作者尤游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导师,张静系上海大学08级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
一、关于“农民工”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而出现并逐渐被接受的一个词语,与农民工相关的概念有以下几种:流民,民工,新民工,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新工人,新市民。“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①池子华在《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具体讲到“农民工”的定义是:农民工,有时简称民工,特指在近代因素——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城市近代化——激励下流入城市谋生的农民群体(不管他们是否拥有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②“农”表示他们的身份。“工”表示他们的职业,从农民到工人身份的转变(户籍一般不变),农民工在农村可能拥有部分土地使用权,通过流动、转移到其他城市后,从事工人工作岗位。笔者查阅了《解放日报》与《新民晚报》2003年到2009年每年1月1日—3月31日关于农民工三个称谓变化的文章篇数。图表如下:
通过表格可以看出:
①最中性的称谓“外来务工人员”在两份报纸中占据的份额非常少,甚至有下降的趋势。
②两份报纸中用“民工”名称做报道占大多数,但2007年后,“农民工”在两份报纸上出现的频率迅速上升;“民工”与“农民工”的称谓所占份额不断扩大,尤其在近几年其增长幅度很大。
③“民工”与“农民工”的称谓已是约定俗成,媒体不再考虑称谓中蕴含的歧视性与敏感性因素。
农民工的处境从“农民工”称谓三字可见一斑,他们处在城乡两种体系的夹缝边缘,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人”,一方面他们脱离了土地,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的工作;但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性因素他们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的权利和待遇。媒体本应是人民的耳目喉舌,但现在却忽略了“农民工”这一称谓所蕴含的歧视性,忽略了公正、公平。
二、“农民工”出现的原因及制度的限制
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①自然分工。近代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新技术的产生,农村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农产品产量基本满足了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
②国家政策对流动的许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经济多种经营,尤其是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政策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对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逐步清理对外出务工不合理限制也为农民工的流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农民工的流动成为一种潮流,但其流动并不是自由的。
1958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户籍制度从此诞生。③户籍制度严格地控制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它阻止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分享某些机会和资源,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大多数进城务工农民成为在城乡间流动的“候鸟”。“农民工”这一称谓是中国户籍制度下出现的一个特有词汇,它不代表职业,往往代表的是一种身份。
三、基于《解放日报》与《新民晚报》对“农民工”报道的分析
本文采用典型抽样方法进行研究。下列图表是两份报纸在选定时间(2003、2006、2009年的一月、二月、三月)内关于“农民工”的部分内容报道约数。选择1—3月是由于这三个月关于农民工各方面(春运、就业、薪资等)的报道最集中,最具代表性。
(单位:篇)
1.报道数量
《解放日报》2009年1月—3月中关于农民工报道数量最多一天的篇数分别是7篇(1月12日)、6篇(2月20日)、4篇(3月4日/9日)。1月12日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占当天新闻总报道量(约111篇含广告量)的6.3%,而当天的广告条数为12条(不含中缝广告),占总量的10.8%。《新民晚报》分别是8篇(1月23日)、8篇(2月3日)、4篇(3月2日/3日)。1月23日关于农民工的报道占当天新闻总报道量(约210篇含广告量)的3.8%,而当天的广告条数为21条(不含中缝广告),占总量的10%。而且很多广告所占篇幅为1/2个版面甚至一个版面,可见,这两份报纸刊登广告的版面要远远超出农民工报道所占版面。这说明了两份报纸都有顺应市场的趋势,对农民工的关注远远不够。
2.报道题材
综观两份报纸,对于农民工的报道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会议与报告中提到;关于农民工的政策、措施;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教育(技能培训、子女教育等);欠薪、讨薪问题;春运;农民工带来的社会问题;社会存在的问题(针对农民工);以农民工为主题的文章和影评。《解放日报》的报道重点在政府的政策、措施方面,《新民晚报》的报道主题相对来说更为广泛。
3.内容安排
两份报纸在内容安排的趋向上基本是一致的。从上面表格可以看出,三个月份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似乎有一个规律,即1月为农民工追薪,2月助农民工就业,3月帮农民工打黑中介,这个规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而是循环往复,这说明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①欠薪讨薪。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权威人士透露,2002年1月至10月份,各地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近300亿元。新华社記者涉及了一份调查问卷,72.5%的受访者农民工表示,他们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新华网,2003年1月13日)④
广大进城务工农民群体对中国的经济巨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却没能获得相应的待遇:工资水平增长缓慢,而且低廉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由于工资被拖欠,农民工采取违法方式讨要薪资的报道也时常见于报上,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尽管一些法院也开办绿色通道为农民工追讨薪资,但这是在农民工工资已被拖欠后才采取的措施,而且由于种种因素只有少数农民工才能求助法院帮助其讨要工资。
②就业。2009年2月《解放日报》关于农民工就业方面的报道有12篇,《新民晚报》有17篇,两份报纸关于就业问题的报道都占当月农民工内容报道的大多数,《解放日报》12篇中,关于帮助农民工就业的报道有4篇,占总数的33%,如:2月4日第6版《最大限度助农民工就业》,关于农民工招聘会的报道有3篇,占总数的25%;《新民晚报》17篇中,关于帮助农民工就业的报道有7篇,占总数的41%,如2月3日第5版《如何帮助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关于招聘会的报道有4篇,占总数的24%。从上面分析可看出,两份报纸对于农民工就业问题报道往往是从国家、政府或是市场(招聘会)的角度出发,多是自上而下的报道方式,忽视了农民工的主体性。
四、传媒角色的错位
从上文分析可以得出,《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都广泛采用“农民工”这个称呼,而这个称呼本身就存在问题,媒体并没有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两份报纸对农民工报道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报道的主题多集中在政策导向、社会服务信息和就业情况方面,真正关注农民工生活变化、精神风貌、心理状况的新闻却很少,对于农民工就业、教育等方面的报道也多是跟随国家的政策、措施走,没有为农民工找出国家政策、措施背后蕴含的机会,其报道机制多是被动的顺应政府和市场,没有实在的措施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另外,虽然两份报纸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很少,但多数报道还是把农民工放在一个被援助、帮助的位置:帮助农民工订票,帮助农民工讨薪,帮助农民工打黑中介,帮助农民工就业,这些体现出农民工仍是社会弱势群体,仍处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农民工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平等的环境,而媒体的身份之一是引导者,它应逐步引导农民工转变思想、生活方式,使其能尽快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刻板化地将其放在一个弱势群体的位置。
综上所述,媒体在建构农民工的形象时并没有做到客观公正,没有实现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希图通过媒体呼吁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注:本文采用“农民工”的称呼是直接引自媒体的报道)
注释
① 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② 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第2页
③参见钱文荣 黄祖辉:《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工——长江三角洲十六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调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96页
④ 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9页
(作者尤游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导师,张静系上海大学08级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