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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北京成立高校博物馆联盟，散落在各高校深处的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其实在全国高校还有许多特色博物馆，今年2月编者去厦门，顺便拜访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张先清教授，置身美丽的厦大，聊起人类学那些有意思的话题，张教授突然说：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中国大陆唯一的一所人类学专科博物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自己的圣地，就像穆斯林心中的麦加，印度人眼里的恒河，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就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我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如何丰富的馆藏，而更多的是因为这个馆背后蕴藏的一个人的厚重历史。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大学里，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与一座博物馆联系得如此紧密。这个人就是有着人类学系“系主”之称的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林惠祥。
在林惠祥的一生中，有数个“第一”饮誉海内外：他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台湾高山族的学者；他所撰写的《文化人类学》是我国第一部被列为大学通用教材的人类学专著，曾被台北商务印书馆刊行至第八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中国第一座人类学专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创建者。
林惠祥的博物馆情缘，起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创立。1926年10月，挟“北大南移之势”，包括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刚、张星、孙伏园、陈万里、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等中外著名学者齐聚厦大，成立国学研究院，旗帜鲜明地提出“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的宗旨，注重田野调查与文化标本的采集、收藏与研究。尽管国学院倏忽不存，但无疑已在年轻的林惠祥心中播下了博物研究的种子。当然，促使林惠祥真正从人类学角度来认识博物馆，则是从他进入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跟随著名的美籍人类学家Henry Otley Beyer （1883~1966）学习人类学以后。在他的导师Henry Otley Beyer眼中，一个完整的人类学教研机构，除了系、所外，还需要建立一座自己的专业博物馆。经过长期的努力，这位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办者终于在菲律宾大学建起了一座博物馆，用来收藏、展示他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收集的土著民族工艺品、石器、原始人类工具、陶器与瓷器、织品等。与此同时，他也建起了一个专门针对上述标本研究的民族考古研究所。Henry Otley Beyer的做法无疑深深影响了林惠祥，以致于后来他回国发展人类学几乎一一搬用——只不过他是先建立人类博物馆，然后以此为基础谋划设立人类学研究所与人类学系。
1928年，风华正茂的林惠祥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国。设立一个人类博物馆的计划也如春潮般在他心中悄然酝酿。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无论是就职中央研究院还是任教厦大，他无时无刻不在为此目标努力。1929年，他冒险进入台湾高山族村社，采集回包括独木舟在内的大量高山族珍贵文物标本，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展出，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轰动，《申报画报》还专门为此刊发特版，加以报道。1930年，林惠祥返回母校厦门大学任教，即着手筹办博物馆。为了扩充藏品，他还在1935年再度冒险赴台，只身进入高山族村社，采买了刀、枪、弓箭、衣饰、雕刻品、史前石器等数十件标本。此外，他又通过厦门大学南洋同学会，在报纸上发布筹备厦门博物院消息，向当地华侨募集文物，得到一些热心华侨的捐赠。新加坡博物院也将馆中复品一百余件相赠。经过努力，藏品达到三四百件，他将这些标本陈满二室，除供厦大历史社会学系教学用外，也向公众开放。1936年春，他自费与厦大同事郑德坤、庄为玑前往泉州进行考古发掘，1937年暑假赴闽西武平发掘新石器遗址，通过这两次考古活动，使人类学陈列所增加了一批珍贵的文物。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林惠祥在厦大发展博物馆的计划也被迫中断。由于不愿在强暴的日军铁蹄下生活，他携带大量文物标本和图书，挈妇将雏，离开厦门，辗转经香港避难新加坡，从此开始了十年漂寓南洋的生活。对林惠祥来说，这是艰难困苦的十年，当我们展读他写于1945年的自述时，其间遭遇，端的催人泪下。然而，就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下心中的博物馆之梦，一直寻机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采集文物标本，并钻研博物馆知识。
他在1939年2月致蔡元培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他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搜集南洋标本，助设史地标本室，先从苏门答腊及婆罗洲起”，并且“在新加坡博物馆研究技术，以为将来应用博物馆于教育工作之用”。当南洋也不能免于战火时，他最为挂怀的不是身家性命，而是那些来自不易的文物。即使举家断炊，他也没有动过变卖文物的一丝念头。他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处心积虑地看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免遭兵燹之灾。
1947年夏，林惠祥接到厦大复任聘书，回国任教。劫后余生，囊中萧然，但十余箱珍贵的文物标本却得以随他而返，这也使他得以继续开展筹备人类博物馆的工作。为增进师生对人类学的认识，回校后，他还在厦大集美二号楼历史研究室举办人类学标本展览会，在三天时间里，展出自己收藏的史前遗物、民族学标本五百余件，吸引公众前来参观。
1949年10月，厦门解放，满怀憧憬的他正式提议建立人类博物馆。1951年，林惠祥将一生辛勤搜罗和积存的文物、图书数千号（每号一件至数十件不等）全部捐献给厦门大学，再次建议设立人类博物馆。时任校长王亚南欣然接受建议，并向华东教育部呈报。时任华东教育部长、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对林惠祥先生此举大加赞赏。
1951年11月，华东教育部批复同意建馆，但因经费问题，建议暂时成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等条件成熟后正式开馆。同年，林惠祥被厦大任命为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负责人类博物馆的筹备工作。筹备处最初设在厦大生物馆三楼，他每天出入这里，整理归类文物标本。
1953年3月15日，人类博物馆正式开馆，馆舍位于博学楼，林惠祥的挚友，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亲笔题写馆名。
多年的愿望成真，林惠祥的喜悦可想而知。自担任人类博物馆馆长后，他忘我地投入到人类学教研与博物馆工作中。他在博学楼办公室的门总是开得最早，关得最晚。他在这里与校长陈嘉庚商议博物馆工作；他亲自拟定《文物分类号码说明书》，指导藏品分类与展示；他亲自指导塑造从猿到人的模型，并不惜赤膊上阵，扮演猿人形象；他还亲自设计、制作博物馆展柜，甚至主动担任讲解员，向公众介绍藏品中蕴含的人类文化。1958年2月12日，即使在他生命戛然而止的这一天，他仍然在博物馆操劳……透过一张张泛黄的博物馆老照片，这些感人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
林惠祥的一生几乎完全融入厦大的历史，这位与林文庆、林语堂并称厦大“三林”之一的学者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厦大，甚至惟一的一栋楼房……作为蔡元培当年最为器重的两位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先驱之一，他深知这个学科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岁月里，依靠林惠祥先生的奠基之功，厦大人类学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而最能告慰先生的，我想也就是重塑这种辉煌……
责任编辑：方丹敏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自己的圣地，就像穆斯林心中的麦加，印度人眼里的恒河，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就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我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如何丰富的馆藏，而更多的是因为这个馆背后蕴藏的一个人的厚重历史。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大学里，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能与一座博物馆联系得如此紧密。这个人就是有着人类学系“系主”之称的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林惠祥。
在林惠祥的一生中，有数个“第一”饮誉海内外：他是我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台湾高山族的学者；他所撰写的《文化人类学》是我国第一部被列为大学通用教材的人类学专著，曾被台北商务印书馆刊行至第八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中国第一座人类学专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创建者。
林惠祥的博物馆情缘，起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创立。1926年10月，挟“北大南移之势”，包括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刚、张星、孙伏园、陈万里、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等中外著名学者齐聚厦大，成立国学研究院，旗帜鲜明地提出“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的宗旨，注重田野调查与文化标本的采集、收藏与研究。尽管国学院倏忽不存，但无疑已在年轻的林惠祥心中播下了博物研究的种子。当然，促使林惠祥真正从人类学角度来认识博物馆，则是从他进入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跟随著名的美籍人类学家Henry Otley Beyer （1883~1966）学习人类学以后。在他的导师Henry Otley Beyer眼中，一个完整的人类学教研机构，除了系、所外，还需要建立一座自己的专业博物馆。经过长期的努力，这位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的创办者终于在菲律宾大学建起了一座博物馆，用来收藏、展示他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所收集的土著民族工艺品、石器、原始人类工具、陶器与瓷器、织品等。与此同时，他也建起了一个专门针对上述标本研究的民族考古研究所。Henry Otley Beyer的做法无疑深深影响了林惠祥，以致于后来他回国发展人类学几乎一一搬用——只不过他是先建立人类博物馆，然后以此为基础谋划设立人类学研究所与人类学系。
1928年，风华正茂的林惠祥取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国。设立一个人类博物馆的计划也如春潮般在他心中悄然酝酿。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无论是就职中央研究院还是任教厦大，他无时无刻不在为此目标努力。1929年，他冒险进入台湾高山族村社，采集回包括独木舟在内的大量高山族珍贵文物标本，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展出，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引起轰动，《申报画报》还专门为此刊发特版，加以报道。1930年，林惠祥返回母校厦门大学任教，即着手筹办博物馆。为了扩充藏品，他还在1935年再度冒险赴台，只身进入高山族村社，采买了刀、枪、弓箭、衣饰、雕刻品、史前石器等数十件标本。此外，他又通过厦门大学南洋同学会，在报纸上发布筹备厦门博物院消息，向当地华侨募集文物，得到一些热心华侨的捐赠。新加坡博物院也将馆中复品一百余件相赠。经过努力，藏品达到三四百件，他将这些标本陈满二室，除供厦大历史社会学系教学用外，也向公众开放。1936年春，他自费与厦大同事郑德坤、庄为玑前往泉州进行考古发掘，1937年暑假赴闽西武平发掘新石器遗址，通过这两次考古活动，使人类学陈列所增加了一批珍贵的文物。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林惠祥在厦大发展博物馆的计划也被迫中断。由于不愿在强暴的日军铁蹄下生活，他携带大量文物标本和图书，挈妇将雏，离开厦门，辗转经香港避难新加坡，从此开始了十年漂寓南洋的生活。对林惠祥来说，这是艰难困苦的十年，当我们展读他写于1945年的自述时，其间遭遇，端的催人泪下。然而，就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下心中的博物馆之梦，一直寻机在当地进行田野调查，采集文物标本，并钻研博物馆知识。
他在1939年2月致蔡元培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他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搜集南洋标本，助设史地标本室，先从苏门答腊及婆罗洲起”，并且“在新加坡博物馆研究技术，以为将来应用博物馆于教育工作之用”。当南洋也不能免于战火时，他最为挂怀的不是身家性命，而是那些来自不易的文物。即使举家断炊，他也没有动过变卖文物的一丝念头。他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处心积虑地看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免遭兵燹之灾。
1947年夏，林惠祥接到厦大复任聘书，回国任教。劫后余生，囊中萧然，但十余箱珍贵的文物标本却得以随他而返，这也使他得以继续开展筹备人类博物馆的工作。为增进师生对人类学的认识，回校后，他还在厦大集美二号楼历史研究室举办人类学标本展览会，在三天时间里，展出自己收藏的史前遗物、民族学标本五百余件，吸引公众前来参观。
1949年10月，厦门解放，满怀憧憬的他正式提议建立人类博物馆。1951年，林惠祥将一生辛勤搜罗和积存的文物、图书数千号（每号一件至数十件不等）全部捐献给厦门大学，再次建议设立人类博物馆。时任校长王亚南欣然接受建议，并向华东教育部呈报。时任华东教育部长、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对林惠祥先生此举大加赞赏。
1951年11月，华东教育部批复同意建馆，但因经费问题，建议暂时成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等条件成熟后正式开馆。同年，林惠祥被厦大任命为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负责人类博物馆的筹备工作。筹备处最初设在厦大生物馆三楼，他每天出入这里，整理归类文物标本。
1953年3月15日，人类博物馆正式开馆，馆舍位于博学楼，林惠祥的挚友，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亲笔题写馆名。
多年的愿望成真，林惠祥的喜悦可想而知。自担任人类博物馆馆长后，他忘我地投入到人类学教研与博物馆工作中。他在博学楼办公室的门总是开得最早，关得最晚。他在这里与校长陈嘉庚商议博物馆工作；他亲自拟定《文物分类号码说明书》，指导藏品分类与展示；他亲自指导塑造从猿到人的模型，并不惜赤膊上阵，扮演猿人形象；他还亲自设计、制作博物馆展柜，甚至主动担任讲解员，向公众介绍藏品中蕴含的人类文化。1958年2月12日，即使在他生命戛然而止的这一天，他仍然在博物馆操劳……透过一张张泛黄的博物馆老照片，这些感人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
林惠祥的一生几乎完全融入厦大的历史，这位与林文庆、林语堂并称厦大“三林”之一的学者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厦大，甚至惟一的一栋楼房……作为蔡元培当年最为器重的两位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先驱之一，他深知这个学科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岁月里，依靠林惠祥先生的奠基之功，厦大人类学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时期，而最能告慰先生的，我想也就是重塑这种辉煌……
责任编辑：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