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跃是当代陶瓷艺术界卓有影响力和成就的艺术家，他凭借被陈雨前博士盛赞为扛鼎之三巨作的粉墨彩《清代颐和园》、《曲阜三孔》和《清代景德镇御窑盛景图》，已经牢固确立其在当代景德镇陶瓷艺术界的地位。李文跃于不惑之年时即已经将事业提升至如日中天，当人们正疑虑其是否已到达自身艺术极限之时，李文跃却已将创作的视野从具有极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主题创作题材中跳出，拓展到了茫茫戈壁、沙漠和绿洲，创作了一大批展现西部塞外风土人情的作品，被称为西域风情系列。然而，其笔下的西域既非大漠孤烟的苍凉，亦非万树梨花的萧杀，却分明地带有一种浓郁的西域风采与江南的婉约诗境韵味，少了分金戈铁马的豪迈，多了分杨柳岸晓风月夜的意趣。以此观李文跃的西域风情系列，我们似乎可以将其称为西域婉约画派。几乎每画必具的胡杨成为大漠的标志，也成为非常李文跃的符号，将春风丽人、古风新韵拉入到西域，与粉墨彩的粉润沉静、颜色釉的瑰丽奇谲融合为一，形成一种至为奇妙的视觉感受，无论称之为西域画的江南派抑或珠山瓷画的西域派，于西域画领域与陶瓷绘画领域，都具有一种显著的开拓意义。
　　丝路花雨
　　曾经，几乎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将东西方文明紧密联系起来，而处于“丝绸之路”枢纽地位的西域，正是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形成了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地域文化体系。以“丝绸之路”为题材的绘画作品汗牛充栋，而李文跃则借助其独特的工艺与艺术语言在瓷面上铺陈开别样的丝路风情。
　　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孕育和滋养其成长的土壤以及文化传统紧密相联的，李文跃陇西传人与景德镇瓷画世家的背景使其以“丝绸之路”为题材的作品很自然地笼罩上了江南瓷画的柔美韵味，使丝路之旅不再是艰辛的问道，而有游春般的温馨。
　　观李文跃粉墨彩作品《丝绸之路》瓷瓶即是如此。沙漠胡杨、戈壁骆驼，这些很西域的景象使人一望便知行进的驼队是在丝绸之路上。上方结晶釉如飞天女神洒下的片片丝路花雨，与下方的色釉相配合，刹那间将壮美西域凝固成唯美的一瞬。如果说高温窑变色釉的工艺运用造就了作品的外在惊艳，那么人物形象的艺术表现则是作品的灵魂，形成了内在神韵，凸显着主题。二者的结合形成李文跃不可模仿的图式语言。人物驼队以其独创的粉墨彩绘制，骆驼平稳安详前行，驮载的多是俏丽佳人，而从胡人装束的随从可知其为胡姬，李白曾有诗云：“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以粉彩细致勾勒染色的胡姬弹吹着琵琶、长笛、箫等各种乐器，弦鼓并举，极具娇态。而走兽中墨彩技法的结合，则使画面顿生沉静之感。观此作品如历一次文化之旅和视觉盛宴。
　　粉墨彩作品《西域风情》笔筒则与《丝绸之路》有异曲同工之妙。采用粉墨彩精细描绘的驼队且行且歌、一路欢快，下部则采用丰富而响亮的窑变花釉进行衬托，产生淋漓奇异的肌理效果，将丝绸之路表现得更具盛世气象，具有如敦煌壁画般的华美。
　　新题材领域的开拓对于艺术家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李文跃的丝路系列作品即可印证，当李文跃投身于具有丰富文化思想内涵的丝路题材创作时，其内心的审美感受也在发生着改变，婉约之风中多了份苍茫情致，形成独具特色的塞外江南画风。
　　塞外史话
　　历史典故无疑是景德镇陶瓷绘画的传统题材，在元青花中即已有表现塞外题材的《昭君出塞》，但其所置身的背景却是中原风光，以江南环境为背景也似乎成为传统陶瓷绘画历史典故题材之定例，而李文跃则将历史人物移入苍茫壮美的西部，营造出更深沉的历史沧桑感。李文跃喜用典、善用典，这也就使得其“西域风情”系列平添一种浓烈的文人色彩。
　　李文跃在用典中不拘泥于事件发生的特定场景，而是依据艺术需要为其设置适合的意向空间场景，以使观者产生共鸣，不是还原史实的历史真实，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艺术真实，以表达一种文人情怀。以此观，则李文躍的“塞外史话”题材具有显著的“新文人”特征，即既有文人画的意境，而同时又有现代理念与技法的注入。
　　粉墨彩作品《文姬归汉》瓷板即是李文跃新文人塞外瓷画的代表之作。东汉才女蔡文姬陷胡归汉的故事广为流传，以此为蓝本所创各类绘画作品可谓众多，而该作品则以光怪陆离的窑变色釉营造塞外背景，凸现出瓷画的独特美感。在色釉铺陈开的壮丽画幅中，蔡文姬一马当先，意气风发，气宇轩昂并充满归汉的喜悦之情，而胡人则多显现出一种弓身退缩之态，从而更加突出了文姬的飒爽之姿。
　　与《文姬归汉》相类似的作品是粉墨彩《昭君出塞》瓷瓶。不过与《文姬归汉》相比，作品显现出更多的人情味，昭君及其侍女与胡人们相伴而行，昭君驻而回望，并无伤感之态，画面笼罩着和谐平安的氛围。由这两幅作品在立意上的巧妙处理，可知李文跃对这类历史典故主题营造的独具匠心，是在熟谙故事之后的精心布置。
　　新文人色彩更为鲜明的是粉墨彩瓷板画作品《三人行必有我师》。典故出自《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李文跃别出机杼地将孔子与众弟子出游的地点选于塞外，以衬托出儒家学者修为之道的艰辛。画面中，孔子与两位弟子谈经论道，身旁的牛车与其身后众弟子所驾马车形成鲜明对比，更显现孔子淡泊清高之谦恭品格。
　　作品《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李文跃高士题材的经典之作，粉墨彩作品《伯乐相马》瓷瓶亦是其高士题材的代表之作，但其意境则更得更为空阔旷达。浩然长空，大雁翔集，一袭白衣的伯乐在古道西风中远眺，身边有数匹精壮骏马相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之意境跃然画中。
　　李文跃凭其深厚的古典修为，以文人的眼光重读历史典故，并将心中所得完美释于瓷画当中，在浓浓古风中渲染出耐人寻味的塞外史话新画卷。
　　唐韵诗情
　　如今，来自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绘画语言与观念正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陶瓷艺术面貌，如何弘扬传统已成为当代陶瓷艺术领域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当代陶瓷艺术的传统往往拘泥于明清两代，具有着显著的局限性，而李文跃的艺术触角则伸向更久远的唐代，在盛世浮华中找寻传统文化精华和艺术之根源，于是我们便看到在李文跃的“西域风情”系列中有不少博大雄浑、富丽堂皇，充满了唐韵诗情的佳作。 　　独创精神是唐代绘画的特色，院体画和文人画均于此期初兴，李文跃“西域风情”中表现唐诗画意的作品偏重于院体风格，设色华美，工整细致，由于融入现代工艺技法与理念，因而带有浓厚的“新院体”画风，颇有李思训父子金碧山水之气象。
　　“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李文跃粉墨彩瓷板画《丽人行》即是其新院体画风的代表作品。《丽人行》是杜甫描写唐代长安贵族女子出行之景的诗篇，李文跃将其场景移入塞外，丽人们华服游玩，或骑或乐，其意融融，形成一种强烈的时空穿越之感，别有一番情致。
　　与《丽人行》相比，粉墨彩瓷板画《烟花三月》则显得更为壮美富丽，宫廷气派十足。李文跃同样采取时空移位之法，将“烟花三月下扬州”之景置于苍茫塞外，出行队伍蔚为壮观，趁车驾马，驰骋戈壁，众多人物与骏马形态各异，细腻严谨，配以华丽色彩，将李白诗意诠释得淋漓尽致。
　　杜牧有诗曰：“下马此送君，高歌为君醉。”李文跃粉墨彩作品《一路高歌》镶器展现的正是富有诗意的高歌送别之景。作品构图巧妙，镶器四面画面如连环画般组成通景式构图，将出行队伍连成一体，丽人与士人或骑或立，丽人们手捧美酒和乐器，高歌一曲，充满欢乐气氛。
　　李文跃采用新院体画风诠释唐诗之意，以瑰丽画卷的形式展现出来，画中有诗，诗情画情，以盛唐气象寓指当代盛世之景，显示出其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乐奏于阗
　　在驾轻就熟地表现古典题材之时，李文跃近几年来也在思考继续拓宽“西域风情”系列的创作领域，将视角转向现代，创作了一批表现现代新疆各族人民风采的作品。
　　毛泽东曾有诗曰：“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中表达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各族人民欢歌载舞的动人场景。而李文跃近两年创作的一批新西域题材作品展现的正是在社会主义春天里，新疆各族民众欢天喜地的精神面貌和民族风情。
　　从李文跃新近创作的这批现代“西域风情”作品，我们分明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民间”色彩。之所以将这批作品定位于“新民间”风格，是因为我们在这批作品中能感觉到浓郁的原生文化气息，那奔腾的骏马、富有特色的民族乐器和民族服装，反映着真正意义上的西部风土人情，而不是借古喻今。
　　粉墨彩作品《欢歌载舞》镶器是李文跃最近完成的力作，器身两面表现的均为反映新疆各族人民欢歌奏乐的场景。这件力作集中地表达出李文跃对“西域风情”系列最新的思考。画幅中的人物均着新疆民族盛装，载歌载舞，通过人物形象由古及今的改变，李文跃实现了其“西域风情”系列作品的本土化和民间化，却丝毫未有拙朴之意，而有着驾轻就熟的老辣，在新民间之风的背后，可清晰地窥见新院体与新文人画风的影子，院体的富丽和文人的意境仍清晰可见，三者共同构筑成李文跃的艺术新风，标志其在画风上更加包容和成熟。
　　粉墨彩作品《一路欢歌》瓷瓶亦是其新疆少数民族风情的代表之作，采用色釉对环境简化处理，和繁复的人马相得益彰，在简与繁的对比中显示出颇具民族色彩的装饰美感。
　　李文跃近几年所拓展的具有西部民族风情的新民间陶瓷绘画作品带有其自身一以贯之的高雅个性风格，而同时，又使鉴赏者更易于接受与理解，从而将观者带入雅俗共赏的新境界。李文跃认识到，如果要更加真实地表现西部民族风情，就必须深入西部，并以本土者的眼光去细致观察，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西域瓷画。为此，李文跃深入西部腹地采风，去细心体味西部民情风土，这一进程虽刚刚起步，但我们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其将会有更具民族风的西域瓷画问世，甚至有可能脱胎换骨，创作出全新的完全摒弃江南风的西部风瓷画。
　　后记
　　由此，我们可知李文跃21世纪以来将目光转向西部以后，所创作的“西域风情”系列大致有以上四部分主题，这些内容存在着相互融合与交叉的部分，从中也可看出其画风的转换与递进关系。其创作意图亦在近几年愈发清晰，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绘画语言与法则。其笔下的西域既非神秘梦幻，亦非沧桑萧瑟，而是充滿人性的生命之境，他是在用心灵谱写一曲光芒灿烂的西域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