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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权力寻租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还导致了腐败,因此,要从对权力拥有者强化约束、扩大监督、成本利益导向和多渠道反腐败等方面去遏制。
关键词:遏制;权力寻租;思考
腐败行为是由利益动机来推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腐败的过程就是寻租的过程。寻租的大意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由此可见,政府是寻租的根源,通过政府干预或不干预让身处权力圈中的人获得好处。而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它会搞创租或抽租,即政府及其官员在寻租过程中未必都是被动角色,还可以充当主动角色,如出台能够创租或抽租的游戏规则等。如果出台的游戏规则有利于创租或抽租,那么制度肯定出了问题。既然政府要创租或抽租,经济人就理所当然地要寻租即行贿,降低经济行为成本。经济人的寻租行为,可以使“看不见的手”失去作用,而其寻租行为就成为“看不见的脚”,导致效率低下,社会成本增加,资源配置不合理。
寻租活动导致的效率低下可从帕金森定律表现出来。帕金森定律的大意是一位官员总要成倍地增加其下属(也即增加了其创租或抽租的源泉),而不要增加其对手(也即不增加与其分配创租或抽租资源的人);政府部门的人会彼此制造工作来做,从而增加他们的创租或抽租的机会。例如:假定有一位官员A认为自己已超负荷工作,不管真假,有三种解决方法:一是辞职,二是要求与官员B一起完成这工作,三是要求增加两名下属人员C与D。A在任期间肯定会采取第三种选择。A把工作分为两份,分别让C、D完成。当有一天C感到工作太重时,A作为上司,会增派两名助手E、F给C;同时为避免矛盾,A还会同时给D增派两名助手G、H。现在,上述7名官员做着以前1人做的事,7个人都在忙于事务。一份公文很可能在7个人的手上转一圈。如官员E接到公文后认为是F的管辖范围,F附上意见后将其传给C ,C对公文作了大幅度改动后去征求D的意见,而D最后让G对此事做全权处理,G这时恰好度假,于是委托H处理。H照摘公文的主要内容后,请D签字认可,然后退给C。C据摘要精神修正了意见,然后将新公文送给A,等待批复。由此例可见,A主动创造了创租或抽租的机会,而其他要找A办事的人,为节省时间、经济成本,就不得不寻租(通过行贿绕过C、 D 、E、F 、G 、H ),于是腐败就这样“炼成”了。
反腐败要有成效,反腐败行动必须具有刚性,这就需要理性的制度设计。
一要对权力拥有者约束与激励双管齐下。从心理角度来讲,权力拥有者已达到满足程度金字塔的上层;但从物质角度来讲,他们就不在塔的上层了。对物质的追求是人的一个基本追求,所以在激励方面可以给权力拥有者一定的物质期权,即其在任期间(周期按届算,物质期权兑现预期必须明朗)如没搞创租(抽租)与寻租,期满后可据其业绩大小兑现其物质期权。在约束方面主要对权力拥有者的权力约束,就是在决策、做事过程中要用刚性的制度来规范,而不是个人意志代替了相关制度。
二要增大媒体的独立性,真正发挥媒体对权力与权力拥有者的监督作用。众所周知,如今的媒体的独立性不大,如一地发生特大矿难后,该地政府就能让该地媒体沉默。所以媒体的独立性必须增大才能真正发挥其监督作用,而这又必须要依靠相关制度设计了。
三要增大寻租者的成本,减少其寻租收益。寻租成本可分两方面,即寻租的精神成本与寻租的物质成本。寻租的精神成本包括寻租者的满足程度降低,舆论的指责,朋友亲人的离弃等。寻租的物质成本包括寻租者的有固定收入的岗位,家庭财产属于寻租者的部分,其受贿全部所得等。减少寻租收益主要靠相关制度设计了,使受贿者在受贿过程中及时被挖出來。
四要增大行贿者的寻租机会成本,降低其寻租超额利润。行贿者进行寻租活动目的是要绕过正常的竞争机制,以低于市场价格获得参与机会,从而获得如垄断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对行贿者而言是获得了一条捷径。因此,在制度设计时要使行贿者在行贿过程中倍感困难,如被发现则要其付出比正常竞争多出多倍的机会成本,使行贿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回到正常的竞争机制中来,使寻租、抽租、创租行为减少,使发展成本减少,使发展速度加快。
五要通过多渠道反寻租,可以考虑“市场化”反寻租渠道。“市场化”反寻租可学习、借鉴一些中介公司的做法,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制度支持。如个人打假一样,若有专门的反寻租人士或反寻租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受贿者与行贿者的客观、确凿的行贿受贿证据后,可以把它“出售”给媒体或反贪局,但不可用来敲诈勒索受贿者与行贿者。如此,对寻租行为有了隐性的、间接的、民间的、市场的监督力量,受贿者与行贿者的成本就增大了,寻租行为就应减少了。
参考文献:
[1]诺斯古德?帕金森.官场病: 帕金森定律[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
[2]郭珈瑞.当前我国权力寻租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对策[Z]. 2012.
作者简介:
杨贵生(1973-),男,汉族,云南省凤庆县人;讲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云南省临沧市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室主任,临沧市委党校“临沧对缅开放工作室”成员,临沧市委党校《沧江论坛》编委。
关键词:遏制;权力寻租;思考
腐败行为是由利益动机来推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腐败的过程就是寻租的过程。寻租的大意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官员的干预权力,使得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由此可见,政府是寻租的根源,通过政府干预或不干预让身处权力圈中的人获得好处。而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它会搞创租或抽租,即政府及其官员在寻租过程中未必都是被动角色,还可以充当主动角色,如出台能够创租或抽租的游戏规则等。如果出台的游戏规则有利于创租或抽租,那么制度肯定出了问题。既然政府要创租或抽租,经济人就理所当然地要寻租即行贿,降低经济行为成本。经济人的寻租行为,可以使“看不见的手”失去作用,而其寻租行为就成为“看不见的脚”,导致效率低下,社会成本增加,资源配置不合理。
寻租活动导致的效率低下可从帕金森定律表现出来。帕金森定律的大意是一位官员总要成倍地增加其下属(也即增加了其创租或抽租的源泉),而不要增加其对手(也即不增加与其分配创租或抽租资源的人);政府部门的人会彼此制造工作来做,从而增加他们的创租或抽租的机会。例如:假定有一位官员A认为自己已超负荷工作,不管真假,有三种解决方法:一是辞职,二是要求与官员B一起完成这工作,三是要求增加两名下属人员C与D。A在任期间肯定会采取第三种选择。A把工作分为两份,分别让C、D完成。当有一天C感到工作太重时,A作为上司,会增派两名助手E、F给C;同时为避免矛盾,A还会同时给D增派两名助手G、H。现在,上述7名官员做着以前1人做的事,7个人都在忙于事务。一份公文很可能在7个人的手上转一圈。如官员E接到公文后认为是F的管辖范围,F附上意见后将其传给C ,C对公文作了大幅度改动后去征求D的意见,而D最后让G对此事做全权处理,G这时恰好度假,于是委托H处理。H照摘公文的主要内容后,请D签字认可,然后退给C。C据摘要精神修正了意见,然后将新公文送给A,等待批复。由此例可见,A主动创造了创租或抽租的机会,而其他要找A办事的人,为节省时间、经济成本,就不得不寻租(通过行贿绕过C、 D 、E、F 、G 、H ),于是腐败就这样“炼成”了。
反腐败要有成效,反腐败行动必须具有刚性,这就需要理性的制度设计。
一要对权力拥有者约束与激励双管齐下。从心理角度来讲,权力拥有者已达到满足程度金字塔的上层;但从物质角度来讲,他们就不在塔的上层了。对物质的追求是人的一个基本追求,所以在激励方面可以给权力拥有者一定的物质期权,即其在任期间(周期按届算,物质期权兑现预期必须明朗)如没搞创租(抽租)与寻租,期满后可据其业绩大小兑现其物质期权。在约束方面主要对权力拥有者的权力约束,就是在决策、做事过程中要用刚性的制度来规范,而不是个人意志代替了相关制度。
二要增大媒体的独立性,真正发挥媒体对权力与权力拥有者的监督作用。众所周知,如今的媒体的独立性不大,如一地发生特大矿难后,该地政府就能让该地媒体沉默。所以媒体的独立性必须增大才能真正发挥其监督作用,而这又必须要依靠相关制度设计了。
三要增大寻租者的成本,减少其寻租收益。寻租成本可分两方面,即寻租的精神成本与寻租的物质成本。寻租的精神成本包括寻租者的满足程度降低,舆论的指责,朋友亲人的离弃等。寻租的物质成本包括寻租者的有固定收入的岗位,家庭财产属于寻租者的部分,其受贿全部所得等。减少寻租收益主要靠相关制度设计了,使受贿者在受贿过程中及时被挖出來。
四要增大行贿者的寻租机会成本,降低其寻租超额利润。行贿者进行寻租活动目的是要绕过正常的竞争机制,以低于市场价格获得参与机会,从而获得如垄断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对行贿者而言是获得了一条捷径。因此,在制度设计时要使行贿者在行贿过程中倍感困难,如被发现则要其付出比正常竞争多出多倍的机会成本,使行贿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回到正常的竞争机制中来,使寻租、抽租、创租行为减少,使发展成本减少,使发展速度加快。
五要通过多渠道反寻租,可以考虑“市场化”反寻租渠道。“市场化”反寻租可学习、借鉴一些中介公司的做法,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制度支持。如个人打假一样,若有专门的反寻租人士或反寻租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受贿者与行贿者的客观、确凿的行贿受贿证据后,可以把它“出售”给媒体或反贪局,但不可用来敲诈勒索受贿者与行贿者。如此,对寻租行为有了隐性的、间接的、民间的、市场的监督力量,受贿者与行贿者的成本就增大了,寻租行为就应减少了。
参考文献:
[1]诺斯古德?帕金森.官场病: 帕金森定律[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
[2]郭珈瑞.当前我国权力寻租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对策[Z]. 2012.
作者简介:
杨贵生(1973-),男,汉族,云南省凤庆县人;讲师;研究方向,行政管理;云南省临沧市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室主任,临沧市委党校“临沧对缅开放工作室”成员,临沧市委党校《沧江论坛》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