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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被誉为红色管家的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不仅是冀南银行董事长，还兼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是根据地里最大的“财神爷”之一。但这“财神爷”实在不好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国民党政府按4.5万人发给军饷；而1940年10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国民党政府却断绝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杨立三面对几十万人要吃饭穿衣，要行军作战，要枪炮子弹，要医伤看病，可是根据地经济拮据，而八路军活动地区又大都是落后封闭的山区，财源极其有限。靠中央财政补贴更是不可能，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机关和后方学校人员有的已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1941年9月党中央来电告急，要求华北根据地支援600万元，杨立三硬是勒紧裤腰带，拿出钱为党中央分忧解难。
千方百计筹军费
抗战期间，面对几十万军队的庞大开支，杨立三通过各种途径，为部队筹集经费，艰难支撑抗战局面。
一是向国民党政府催要。抗战初始，国民党政府按协议给八路军（按4.5万人）每月发军饷63万元。从1940年1月起，增发米津4.5万元，每月合计约为70万元。到10月份，国民党由于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就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供应。
本来，这点经费在物价日益飞涨的情况下，对人数已达几十万的八路军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但国民党政府仍然百般刁难拖延不发或制造事端借以停发。每笔经费都得电报催或派人上门要，才能勉强领到手。据杨立三回忆，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的第一笔50万元的经费，还是周恩来副主席从西安领回，用飞机带到洛川，由他去机场接来的。以后，他也曾按照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多次找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部催要军饷（第十八集团军归第二战区节制）。
时间到了1940年4月，国民党当局又是六七个月未向八路军发饷了。杨立三多次催要也无济于事。正好此时朱德路经西安回延安开会，由于八路军的军饷是国民党政府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理转交的，楊立三便找来刚调到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任副部长的周文龙，请他随朱总司令去西安向国民党当局催领应发的经费。
出发前，杨立三带周文龙去见左权副参谋长，左权交代说：“当前敌情严重，你携带巨款要通过国民党区域和日本人的封锁线，困难很多，要把各处可能发生的问题考虑到前头。一路上要千万提高警惕，严守秘密。”最后又确定：护送朱总司令的警卫连到西安后，变为押送军饷的监护连，由周文龙再带回来。彭德怀也一再交代：“这些钱来之不易，是关系几十万将士的吃饭、穿衣和用弹等问题，一定要把它安全地带回来。”
4月10日，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他们从总部驻地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出发，有150人左右的警卫连，有杨立三从兵站部调来的两个运输连，合起来三四百人，还有准备驮款用的十几匹骡子。
冲破重重险阻，周文龙随朱德于5月中旬到达西安，住进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及在此负责筹集物资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的接待。办事处的同志告诉周文龙，国民党西北行署主任蒋鼎文手下特务很多，达5000人，经常绑架暗杀共产党及进步人士。为此他们详细研究了如何与国民党西北行署军需署交涉领款、办理手续、追回过去被扣发的款项，如何就由于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索求补偿等。
最后，周文龙经过多次交涉，于6月份领到了应领的全部款项。合计2577950元。
二是社会团体和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支援。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坚持坚决抗日的立场以及八路军在平型关、阳明堡和百团大战中所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国内外的爱国人士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纷纷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在海外，新加坡华侨陈嘉庚等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会”“华侨抗敌后援会”“援八（八路军）委员会”等组织，宣传抗战，组织募捐，为抗日军队筹集经费。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通过各种渠道，为八路军、新四军向全世界募集经费和物资，两年多来她从菲律宾寄来的经费就达6万元。广大抗日群众及根据地开明绅士和人民团体，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纷纷向八路军捐款。后来，杨立三作过计算，这项资金约占这个时期全部经费的9.5%。
三是向边区政府请领。在整个抗战期间，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采取各种渠道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主要有征收田赋、收取工商业税、发放公债、发展贸易、公营经济收入等。各级边区政府的财政支出，大都坚持了“以军事需要为第一”的原则，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支持军队抗战。
1940年4月，杨立三参加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的有冀南、太行、太岳等根据地领导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据此，同年9 月北方局高干会议就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问题提出“统筹统支、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规定财政收入的2/3用于军费，1/3用于政费。这些原则的确立，使军费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从几个大的根据地来看，晋察冀边区在整个抗战期间的军费始终保持在边区总支出的80%以上，晋绥边区在70%以上。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军费开支，包括一部分战费在内，约占边区财政总支出的90%左右。
八路军后勤供给部根据上述规定，从1941年起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造预算，请领经费。这些经费占到总部经费总数的80%以上，是支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开支的主要来源。
四是取之于敌。包括战场缴获、没收汉奸财产和一部分罚款等。据供给部财务处统计，这些款项约占总经费的5%左右。1939年秋末冀鲁豫支队已发展到1.7万人，但冬季将至部队却无钱解决棉衣问题。彭德怀咬着牙批给1万元，但穿衣吃饭这点钱远不够用。后来支队长杨得志带领部队打了一个叫“高二穷种”的汉奸，既得到7万元银元又把当地群众发动了起来。有了经费，买布买粮，在群众的支援下，部队冬装和给养都得到了解决。
五是向银行贷款。抗战时期，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如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山东根据地的北海银行、晋绥根据地的西北农民银行及晋察冀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银行等，这些银行都适时向部队发放贷款，对帮助八路军渡过财政难关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以八路军总部为例，1939年向冀南银行贷款33万元，1940年贷款2185万元，1941年贷款3358万元，1942年贷款2684万元，1943年贷款2126万元。 六是通过部队开展生产经营和厉行节约等活动积累经费。杨立三一向对部队的业余生产抓得很紧，部队不论在哪里，他都大力号召开荒种地，养禽种菜，发展生产。1942年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后，部队的生产收益成为弥补经费不足的一项重要财源。据八路军供给部统计，1942-1945年，仅晋冀鲁豫地区各部队上交的生产收益就达9035.8万元，占全部收入的9.6%，这还不算部队用于自身补助的部分。
建章立规严把关
尽管杨立三和后勤供给部的同志采取一切办法筹集军费，但供需矛盾仍很大。作为军内理财专家，杨立三深知如不紧抠细算，筹到的这点钱很快就会花光用尽。为此，他在狠抓开源的同时狠抓了节流。
为了用有限的经费支持艰苦持久的抗日战争，杨立三深入调查了解，亲自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其中，各项经费的供应标准是军费开支的基本依据。抗战8年期间，八路军的经费供应标准因物价上涨而变动过3次，即抗战初期、中期和后期。这3次经费供应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杨立三都是参与者和领导者。
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停止供应八路军，加上日军的残酷进攻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物价迅速上涨，按抗战初期的供给标准部队的生活和作战已无法支撑。杨立三和供给部同志为保持部队指战员的最低生活水平，经多方调查于1941年8月修订和重新颁布了各项经费的供给标准共达20多项、100多条。
为使大家真正了解和认真贯彻这些标准，杨立三还以个人署名发了一个《关于每个军人全年各种费用平均指数的几点说明》的文件供各部队参考，且附“每个军人全年费用总表”，列明其一年中的18项费用，合计人均946.675元。他在文件中一再说明，现在的这个标准（只能维持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实在太低了，我们必须过非常艰苦的生活。
为了使有限的军费发挥最大的效益，杨立三还狠抓了经费预算、决算和收支制度，以及会计制度、出纳制度和审计制度的建立和管理。抗战初期，各部队对预算、决算和收支制度坚持不够，出现了自收自用、开支无计划、标准不一以及贪污浪费等现象。1940年12月，杨立三在后勤工作会议上严肃地指出了存在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各种财务制度，包括预算制度、决算制度、收支制度、会计制度、出纳制度、审计制度等。后勤供给部于1941年先后制定和颁发了《 会计工作实施暂行细则 》 《 出纳工作实施暂行细则 》 《 审计法规 》 《 连队供给工作暂行条例 》等文件，使各个环节的理财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杨立三要求财务人员不但要严格按規章制度办事，必要时还要用鲜血和生命保护资金的绝对安全，广大财务人员为此付出了很大牺牲。面对日军频繁的“扫荡”，为使资金不丢失，财务人员都事先准备好许多大水缸、石板和石灰，趁深夜在庄稼地里挖好一个个深坑。遇有紧急情况，便将钞票放进缸里，盖上石板和石灰（防潮用），埋进坑里后对地面进行伪装。在总部住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大林口村，就有四五十处这样的埋藏地。1942年5月下旬，在日军出动大批人马对麻田八路军总部的大袭击中，后勤供给部把刚从冀南银行领到的600万元新票子装进34个麻袋，用17匹骡马驮着随大部队突围转移。走到南艾铺东北的山头时，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一部分骡马伤亡。这时天已近黄昏，进退无路，大批钱款处于危险之中。供给部政委周文龙便发动全体同志一齐动手，把麻袋里的钞票一捆捆掏出来，抬到山里埋藏在石头堆里，并留下出纳员看守。待几天后日军撤走，这600万元全部安全地运回供给部。
原则灵活两相宜
杨立三管家理财一向以严格而闻名。因不讲情面甚至得罪了不少人。但杨立三说：“不严不行啊！我们的钱太少、东西太少，不严格掌握日子就过不下去，到时候怎么向领导和广大官兵交代呢！”为检查、监督各项财务制度的贯彻执行，严格用好每一分钱，他力主从总部到师、旅、团各级都成立了审计委员会（或审计领导小组）。作为后勤审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各级后勤分别编设了审计处、科、股和审计员。总部审计处先后由刘清、喻缦云负责。
1941年他们制定颁发了《审计法规》，规定审计主要是保证预算执行的准确，杜绝财务上浮支滥花等混乱现象，消灭贪污舞弊之不法行为，使部队供给制度全部实现。故凡部队中经费、粮食、材料、生产建设及有关财产均应详细审查。工作范围有：监督预算之执行；审核决算；核定收支命令；稽核账簿表册；检查公营企业及生产建设之收支盈亏情形；清查公有器材资产之使用、消耗及保管情形；检举财务上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者。
审计制度的实施，使财务、物资等工作的管理得到加强，取得显著成效。每月各级都把成捆单据送到审计部门审查，最后成麻袋地送到总部审计处做出最终决审。开始阶段每次都能审出不少问题。以1941年为例，审出卫生部不合手续、不合规定、未经批准、多报的开支分别为2850元、370.47元、6504元、222.95元。一二九师师直不合手续、不合规定、未经批准、多报的开支3454.55元、1917.88元、7657.42元、124.87元。从当时的统计表看，从机关到部队，从旅团到分区，几乎每个单位都被审查出大大小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管理工作的进步。杨立三对因责任心不强出现的问题处理是很严厉的。当时因物资极其短缺，规定领新服装时一定要交回旧品，有一个团因缺乏责任心把旧棉衣全丢掉了，审计部门查清问题后就扣发了他们的服装费，使他们在受惩罚中得到了教训。
但对一些必要的超支，审计部门在弄清原因后都会给予合理解决。如1942年总部直属队及一二九师太行区的部队，批准的预算款项为1057.79万元，实际报销数为1282.56万元，超过预算21%。审计处经认真检查后发现超支部分属于临时性的必需开支，报请领导批准后即给予全部报销。
审计工作在检查监督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杨立三感到整个工作环节仍有不严密的地方。当时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中，每块大战略区由无数块小根据地组成，其中有的是基本区，有的是游击区。所以在经费使用上有的以边区为单位统筹统支，有的以专署或县为单位统筹统支，他们在执行财政制度方面怎么样，上级供给部门无法知晓；审计部门也只能是下面报来什么就审计什么，报不来的就没法检查和监督。为此他规定：供给部门要不定期派人到各部队去巡视检查，使巡视逐渐形成制度。他还提议在后勤部门编设巡视组或检查室专门从事这项工作，避免一些漏洞的发生。这项制度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后总后勤部还编有检查局。
杨立三始终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严抠细算，出发点和目的都必须为部队解决问题，为广大官兵的利益和部队战斗力服务。
在抗战后期，由于物价飞涨，各种供应标准已远远买不到需要的实物。为使部队生活水平不下降，杨立三费尽心思最后探索出货币支付与实物标准相结合的供给办法。这个“实物”他们选择了“小米”，各种生活费和事业费的标准均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比如津贴费，原每月1.5元的改为发小米12两（老秤16两为1斤），每月2元的发小米1斤，每月3元的发小米1斤半……技术干部的津贴也是一样，医生每月发小米6至10斤，电讯人员每月发小米3斤8两至10斤。其他经费标准一律用小米表示，如菜金每人每日改发小米3两，油盐每人每日发小米3两5钱，柴每人每日发小米5钱等。发放的办法是，通常以当月15日这天各种物品（菜、油、盐、柴、等）的市价，按实物（小米）标准计算成货币支付所供单位。采取以实物规定经费标准的办法后，克服了由于物价上涨造成部队生活水平下降的缺陷，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以后，从部队到地方几乎都以小米为标准来计算经费。如养活一个军人每年需要1300至2200斤小米，打一发八二迫击炮弹等于800斤小米等。这种以小米计发经费的办法，一直坚持到解放初期。
在杨立三和广大后勤人员努力下，经费基本保证了部队作战及生活的需要，且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还结余下4841万元，为随后开展的解放战争积累了一定财力。
（责编 王燕萍）
千方百计筹军费
抗战期间，面对几十万军队的庞大开支，杨立三通过各种途径，为部队筹集经费，艰难支撑抗战局面。
一是向国民党政府催要。抗战初始，国民党政府按协议给八路军（按4.5万人）每月发军饷63万元。从1940年1月起，增发米津4.5万元，每月合计约为70万元。到10月份，国民党由于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就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供应。
本来，这点经费在物价日益飞涨的情况下，对人数已达几十万的八路军来说可谓杯水车薪，但国民党政府仍然百般刁难拖延不发或制造事端借以停发。每笔经费都得电报催或派人上门要，才能勉强领到手。据杨立三回忆，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的第一笔50万元的经费，还是周恩来副主席从西安领回，用飞机带到洛川，由他去机场接来的。以后，他也曾按照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示，多次找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部催要军饷（第十八集团军归第二战区节制）。
时间到了1940年4月，国民党当局又是六七个月未向八路军发饷了。杨立三多次催要也无济于事。正好此时朱德路经西安回延安开会，由于八路军的军饷是国民党政府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理转交的，楊立三便找来刚调到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任副部长的周文龙，请他随朱总司令去西安向国民党当局催领应发的经费。
出发前，杨立三带周文龙去见左权副参谋长，左权交代说：“当前敌情严重，你携带巨款要通过国民党区域和日本人的封锁线，困难很多，要把各处可能发生的问题考虑到前头。一路上要千万提高警惕，严守秘密。”最后又确定：护送朱总司令的警卫连到西安后，变为押送军饷的监护连，由周文龙再带回来。彭德怀也一再交代：“这些钱来之不易，是关系几十万将士的吃饭、穿衣和用弹等问题，一定要把它安全地带回来。”
4月10日，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他们从总部驻地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出发，有150人左右的警卫连，有杨立三从兵站部调来的两个运输连，合起来三四百人，还有准备驮款用的十几匹骡子。
冲破重重险阻，周文龙随朱德于5月中旬到达西安，住进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及在此负责筹集物资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的接待。办事处的同志告诉周文龙，国民党西北行署主任蒋鼎文手下特务很多，达5000人，经常绑架暗杀共产党及进步人士。为此他们详细研究了如何与国民党西北行署军需署交涉领款、办理手续、追回过去被扣发的款项，如何就由于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索求补偿等。
最后，周文龙经过多次交涉，于6月份领到了应领的全部款项。合计2577950元。
二是社会团体和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支援。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坚持坚决抗日的立场以及八路军在平型关、阳明堡和百团大战中所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国内外的爱国人士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纷纷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在海外，新加坡华侨陈嘉庚等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会”“华侨抗敌后援会”“援八（八路军）委员会”等组织，宣传抗战，组织募捐，为抗日军队筹集经费。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通过各种渠道，为八路军、新四军向全世界募集经费和物资，两年多来她从菲律宾寄来的经费就达6万元。广大抗日群众及根据地开明绅士和人民团体，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纷纷向八路军捐款。后来，杨立三作过计算，这项资金约占这个时期全部经费的9.5%。
三是向边区政府请领。在整个抗战期间，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采取各种渠道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主要有征收田赋、收取工商业税、发放公债、发展贸易、公营经济收入等。各级边区政府的财政支出，大都坚持了“以军事需要为第一”的原则，把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支持军队抗战。
1940年4月，杨立三参加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的有冀南、太行、太岳等根据地领导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据此，同年9 月北方局高干会议就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问题提出“统筹统支、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规定财政收入的2/3用于军费，1/3用于政费。这些原则的确立，使军费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从几个大的根据地来看，晋察冀边区在整个抗战期间的军费始终保持在边区总支出的80%以上，晋绥边区在70%以上。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军费开支，包括一部分战费在内，约占边区财政总支出的90%左右。
八路军后勤供给部根据上述规定，从1941年起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造预算，请领经费。这些经费占到总部经费总数的80%以上，是支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开支的主要来源。
四是取之于敌。包括战场缴获、没收汉奸财产和一部分罚款等。据供给部财务处统计，这些款项约占总经费的5%左右。1939年秋末冀鲁豫支队已发展到1.7万人，但冬季将至部队却无钱解决棉衣问题。彭德怀咬着牙批给1万元，但穿衣吃饭这点钱远不够用。后来支队长杨得志带领部队打了一个叫“高二穷种”的汉奸，既得到7万元银元又把当地群众发动了起来。有了经费，买布买粮，在群众的支援下，部队冬装和给养都得到了解决。
五是向银行贷款。抗战时期，各个根据地都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如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山东根据地的北海银行、晋绥根据地的西北农民银行及晋察冀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银行等，这些银行都适时向部队发放贷款，对帮助八路军渡过财政难关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以八路军总部为例，1939年向冀南银行贷款33万元，1940年贷款2185万元，1941年贷款3358万元，1942年贷款2684万元，1943年贷款2126万元。 六是通过部队开展生产经营和厉行节约等活动积累经费。杨立三一向对部队的业余生产抓得很紧，部队不论在哪里，他都大力号召开荒种地，养禽种菜，发展生产。1942年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后，部队的生产收益成为弥补经费不足的一项重要财源。据八路军供给部统计，1942-1945年，仅晋冀鲁豫地区各部队上交的生产收益就达9035.8万元，占全部收入的9.6%，这还不算部队用于自身补助的部分。
建章立规严把关
尽管杨立三和后勤供给部的同志采取一切办法筹集军费，但供需矛盾仍很大。作为军内理财专家，杨立三深知如不紧抠细算，筹到的这点钱很快就会花光用尽。为此，他在狠抓开源的同时狠抓了节流。
为了用有限的经费支持艰苦持久的抗日战争，杨立三深入调查了解，亲自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其中，各项经费的供应标准是军费开支的基本依据。抗战8年期间，八路军的经费供应标准因物价上涨而变动过3次，即抗战初期、中期和后期。这3次经费供应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杨立三都是参与者和领导者。
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停止供应八路军，加上日军的残酷进攻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物价迅速上涨，按抗战初期的供给标准部队的生活和作战已无法支撑。杨立三和供给部同志为保持部队指战员的最低生活水平，经多方调查于1941年8月修订和重新颁布了各项经费的供给标准共达20多项、100多条。
为使大家真正了解和认真贯彻这些标准，杨立三还以个人署名发了一个《关于每个军人全年各种费用平均指数的几点说明》的文件供各部队参考，且附“每个军人全年费用总表”，列明其一年中的18项费用，合计人均946.675元。他在文件中一再说明，现在的这个标准（只能维持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实在太低了，我们必须过非常艰苦的生活。
为了使有限的军费发挥最大的效益，杨立三还狠抓了经费预算、决算和收支制度，以及会计制度、出纳制度和审计制度的建立和管理。抗战初期，各部队对预算、决算和收支制度坚持不够，出现了自收自用、开支无计划、标准不一以及贪污浪费等现象。1940年12月，杨立三在后勤工作会议上严肃地指出了存在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各种财务制度，包括预算制度、决算制度、收支制度、会计制度、出纳制度、审计制度等。后勤供给部于1941年先后制定和颁发了《 会计工作实施暂行细则 》 《 出纳工作实施暂行细则 》 《 审计法规 》 《 连队供给工作暂行条例 》等文件，使各个环节的理财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杨立三要求财务人员不但要严格按規章制度办事，必要时还要用鲜血和生命保护资金的绝对安全，广大财务人员为此付出了很大牺牲。面对日军频繁的“扫荡”，为使资金不丢失，财务人员都事先准备好许多大水缸、石板和石灰，趁深夜在庄稼地里挖好一个个深坑。遇有紧急情况，便将钞票放进缸里，盖上石板和石灰（防潮用），埋进坑里后对地面进行伪装。在总部住的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大林口村，就有四五十处这样的埋藏地。1942年5月下旬，在日军出动大批人马对麻田八路军总部的大袭击中，后勤供给部把刚从冀南银行领到的600万元新票子装进34个麻袋，用17匹骡马驮着随大部队突围转移。走到南艾铺东北的山头时，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一部分骡马伤亡。这时天已近黄昏，进退无路，大批钱款处于危险之中。供给部政委周文龙便发动全体同志一齐动手，把麻袋里的钞票一捆捆掏出来，抬到山里埋藏在石头堆里，并留下出纳员看守。待几天后日军撤走，这600万元全部安全地运回供给部。
原则灵活两相宜
杨立三管家理财一向以严格而闻名。因不讲情面甚至得罪了不少人。但杨立三说：“不严不行啊！我们的钱太少、东西太少，不严格掌握日子就过不下去，到时候怎么向领导和广大官兵交代呢！”为检查、监督各项财务制度的贯彻执行，严格用好每一分钱，他力主从总部到师、旅、团各级都成立了审计委员会（或审计领导小组）。作为后勤审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在各级后勤分别编设了审计处、科、股和审计员。总部审计处先后由刘清、喻缦云负责。
1941年他们制定颁发了《审计法规》，规定审计主要是保证预算执行的准确，杜绝财务上浮支滥花等混乱现象，消灭贪污舞弊之不法行为，使部队供给制度全部实现。故凡部队中经费、粮食、材料、生产建设及有关财产均应详细审查。工作范围有：监督预算之执行；审核决算；核定收支命令；稽核账簿表册；检查公营企业及生产建设之收支盈亏情形；清查公有器材资产之使用、消耗及保管情形；检举财务上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者。
审计制度的实施，使财务、物资等工作的管理得到加强，取得显著成效。每月各级都把成捆单据送到审计部门审查，最后成麻袋地送到总部审计处做出最终决审。开始阶段每次都能审出不少问题。以1941年为例，审出卫生部不合手续、不合规定、未经批准、多报的开支分别为2850元、370.47元、6504元、222.95元。一二九师师直不合手续、不合规定、未经批准、多报的开支3454.55元、1917.88元、7657.42元、124.87元。从当时的统计表看，从机关到部队，从旅团到分区，几乎每个单位都被审查出大大小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是管理工作的进步。杨立三对因责任心不强出现的问题处理是很严厉的。当时因物资极其短缺，规定领新服装时一定要交回旧品，有一个团因缺乏责任心把旧棉衣全丢掉了，审计部门查清问题后就扣发了他们的服装费，使他们在受惩罚中得到了教训。
但对一些必要的超支，审计部门在弄清原因后都会给予合理解决。如1942年总部直属队及一二九师太行区的部队，批准的预算款项为1057.79万元，实际报销数为1282.56万元，超过预算21%。审计处经认真检查后发现超支部分属于临时性的必需开支，报请领导批准后即给予全部报销。
审计工作在检查监督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杨立三感到整个工作环节仍有不严密的地方。当时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中，每块大战略区由无数块小根据地组成，其中有的是基本区，有的是游击区。所以在经费使用上有的以边区为单位统筹统支，有的以专署或县为单位统筹统支，他们在执行财政制度方面怎么样，上级供给部门无法知晓；审计部门也只能是下面报来什么就审计什么，报不来的就没法检查和监督。为此他规定：供给部门要不定期派人到各部队去巡视检查，使巡视逐渐形成制度。他还提议在后勤部门编设巡视组或检查室专门从事这项工作，避免一些漏洞的发生。这项制度一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后总后勤部还编有检查局。
杨立三始终有一个明确的思想：严抠细算，出发点和目的都必须为部队解决问题，为广大官兵的利益和部队战斗力服务。
在抗战后期，由于物价飞涨，各种供应标准已远远买不到需要的实物。为使部队生活水平不下降，杨立三费尽心思最后探索出货币支付与实物标准相结合的供给办法。这个“实物”他们选择了“小米”，各种生活费和事业费的标准均用小米的数量来表示。比如津贴费，原每月1.5元的改为发小米12两（老秤16两为1斤），每月2元的发小米1斤，每月3元的发小米1斤半……技术干部的津贴也是一样，医生每月发小米6至10斤，电讯人员每月发小米3斤8两至10斤。其他经费标准一律用小米表示，如菜金每人每日改发小米3两，油盐每人每日发小米3两5钱，柴每人每日发小米5钱等。发放的办法是，通常以当月15日这天各种物品（菜、油、盐、柴、等）的市价，按实物（小米）标准计算成货币支付所供单位。采取以实物规定经费标准的办法后，克服了由于物价上涨造成部队生活水平下降的缺陷，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以后，从部队到地方几乎都以小米为标准来计算经费。如养活一个军人每年需要1300至2200斤小米，打一发八二迫击炮弹等于800斤小米等。这种以小米计发经费的办法，一直坚持到解放初期。
在杨立三和广大后勤人员努力下，经费基本保证了部队作战及生活的需要，且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还结余下4841万元，为随后开展的解放战争积累了一定财力。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