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职场女性更希望履行家庭责任，回家做全职主妇，很可能遇到一个悖论：尽管人们都认为家庭和孩子很重要，但你的付出大概不会得到认可。
　　为了写剧本《我们都要好好的》，编剧王伊访谈了许多全职妈妈和她们的先生，不少夫妻开开心心带着孩子前来，面红耳赤地离开。
　　王伊把剧中丈夫“向前”设定为“丧偶式婚姻”的代表人物：大男子主义，一心赚钱养家，但很少有时间回家;妻子“寻找”对这种“丧偶式婚姻”不满。电视剧播出以后，妻子的形象引发争议。
　　大多数人不理解她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为什么要离婚。有人评论说：“只觉得作。住着豪宅、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嘴都要笑歪好吗？”
　　在王伊看来，丈夫代表着以成败、以社会财富地位高低论英雄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自然并不会认可作全职太太的价值。
　　对于中国女性的两难境地，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有一个精妙的比喻：“花木兰困境”——当家国需要的时候，“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她和男性一样披挂上阵;而当使命完成，“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她又重新回归家庭生活。
　　戴锦华尖锐地指出，事实上，花木兰比今天的女性幸运，她所面临的挑战只是在两种角色之间切换，而1949年之后，中国经历了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體奴役消除的同时，“女性”身份也变为一种子虚乌有。一方面，所谓社会要求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和男人一样承担着公民的义务与责任，接受男性社群的全部行为准则，与男性并肩战斗，创造生产力价值;另一方面，家庭角色对她们的要求也并没有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