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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前，我接到已故诗人闻捷的家乡——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的来信，希望我能为镇江闻捷纪念馆写点文字。我当时即决定抽暇写一篇短文或题词，以表达对闻捷久怀的忆念与推崇。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当时我在部队做机要密码电报工作。尽管业务异常繁忙，但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学酷爱者，也还是要挤时间阅读所能看到的一些书刊，其中闻捷发表在一些主要刊物上的诗歌，即是我最爱者之一。当时最为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关注的当然是闻捷咏新疆风光与农牧民生活的那些诗作，同样的，那些诗作也给我这个诗歌爱好者耳目一新的感觉。除作品之外，我当时即觉得：仅从有足够魄力远赴解放不久的新疆大地、天山南北这一点而言，就无愧于诗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可贵先行者。因为，远行的跋涉、路途的艰难，六十多年前可不比今日，需要付出多大的辛苦与险危，确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但从闻捷的诗中所见，他所到之处，不啻于诗的理想家园、人生精神的圣土，未闻到其声，只阅文字，诗人的崇高人生追求乃见！
在那一时间段，闻捷成为我本人心目中知名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
1956年，我应国家号召进入了大学深造，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度过了五年专攻文学的时光。在此期间，1958年暑假师生大写文学史，除古代部分外，还研究编写近现代的文学史稿，由王达津教授和我担任了诗歌部分的正副组长。这使我有机会深入研读了闻捷的诗作。因为，在我们全组二十多名师生的共同认知中，闻捷是新中国建立前后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记得我们在名单的排序中，他的名字紧列在贺敬之、郭小川后面，而且公认他在诗的生活面、取材角度、独特艺术风格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他写新疆的抒情诗与叙事诗，获得专家与广大讀者的喜爱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诗蕴含的情感是真挚炽烈的，代表了新中国诞生之初那个时期最具普遍性的人民的心声，这一点是可贵的，也将成为历史的定格。他的诗风，无疑是清新的、现代的，但其深含的韵味又不难感受到诗人闻捷在吸取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精髓方面的成功创造：他从不食古未化，而是以现代情味融化之；诗句自由，流畅又具一定章法，绝不散乱芜杂却又突显出一种丰厚的明净；他从不拘泥于韵脚，却又有一种自如的节奏感，令人读之非常舒服。总之，他的诗具有思想美、文字美、韵律美乃至视觉美，是这一切美质的融合体。我当时即觉得：这种艺术风格既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又是闻捷这位难得的诗人的鲜明标志。在当时虽属“大跃进”时期，但师生们在“入史”的每位作家的定位与对其思想艺术的研讨中，绝不粗放将就，而是非常认真细致的，记得当时大家对我提出的上述评价均无异议。
只可惜，后来形势的变化，正写就初稿的文学史最后未能付梓，但由我本人执笔写的诗歌艺术方面的分析（包括闻捷）草稿约三万余字，我在那以后是保存了的。但在“文革”遭迫害与其它我珍藏多年的十几本书籍一起被“人”抄走，尔后便杳无踪影。
呜呼，诗人闻捷！呜呼，喜爱他的诗作的人们的研读成果！……
“文革”以及之后十二年我与外界中断了一切讯息，1978年完全落实政策后回到文化系统，方才听说闻捷在浩劫中的令人悲怆的遭遇，伤痛之情溢于身心。我与诗人虽从未谋面，但绝不陌生，惜今生无见面机会，亦不失为一大憾事！
幸而又过了十多年，1993年间，闻捷的家乡镇江市举行诗人诞辰7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我正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任职，应邀前往镇江。记得在列车上还不期而遇《诗刊》编辑雷建同志，他也是一位诗人（时过二十多年，但愿这个情节我没有记错），我们正好一路同行，抵达目的地后，又见到自上海前来的我多年的老友、诗人宁宇、女作家戴厚英等几位。宁宇与我别后数年，戴女士是第一次晤面，但都相谈甚契。在会间彼此发言亦都心灵相通。但未料不久之后厚英在上海遭致毒手，我闻之又是一桩痛事，人生尚有如此的“凄巧”，事过数年亦心潮难平！
最后我还要说几句题外话：我上述镇江之行，并非首次，而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江南解放、建国之前的1949年夏末，我随机要部门的领导赴江阴，途经南京、镇江各逗留一日；第二次是1979年，当时我在天津工作，为筹办《散文》月刊去上海拜访专家文友，又经镇江下车盘桓一日。但前两次是“过”，是“看”，而这第三次则是“悼”，心情当然是大不一样。至于丹徒，我同样也不陌生，少时喜爱地理，看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大地图册，丹徒成为“正标题”，而镇江反作为“副标题”置于括弧之内；镇江（丹徒）并一度作为江苏省会，此“反客为主”的地理现象虽持续时间不长，但在江苏和其它省份都存在过（包括北方某些地方，如河北保定称清苑，山西太原称阳曲），未细考当时做此更移是出于何种动因。我之所以提及此点，是因为无论镇江还是丹徒，都是诗人闻捷的家乡，由于爱闻捷，便觉它们都分外亲切了。
为表闻捷纪念馆约稿感受，我写下了如下一联文字——
雪山融诗意百年不泯闻公厚德
江晚诵涛声余韵长存教化厚恩
不工之处，希谅。所幸不尽诚意，使我忘却了戊戌暑夏炎热，皆闻捷故乡之情，诗之力也。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当时我在部队做机要密码电报工作。尽管业务异常繁忙，但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学酷爱者，也还是要挤时间阅读所能看到的一些书刊，其中闻捷发表在一些主要刊物上的诗歌，即是我最爱者之一。当时最为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关注的当然是闻捷咏新疆风光与农牧民生活的那些诗作，同样的，那些诗作也给我这个诗歌爱好者耳目一新的感觉。除作品之外，我当时即觉得：仅从有足够魄力远赴解放不久的新疆大地、天山南北这一点而言，就无愧于诗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可贵先行者。因为，远行的跋涉、路途的艰难，六十多年前可不比今日，需要付出多大的辛苦与险危，确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但从闻捷的诗中所见，他所到之处，不啻于诗的理想家园、人生精神的圣土，未闻到其声，只阅文字，诗人的崇高人生追求乃见！
在那一时间段，闻捷成为我本人心目中知名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
1956年，我应国家号召进入了大学深造，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度过了五年专攻文学的时光。在此期间，1958年暑假师生大写文学史，除古代部分外，还研究编写近现代的文学史稿，由王达津教授和我担任了诗歌部分的正副组长。这使我有机会深入研读了闻捷的诗作。因为，在我们全组二十多名师生的共同认知中，闻捷是新中国建立前后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记得我们在名单的排序中，他的名字紧列在贺敬之、郭小川后面，而且公认他在诗的生活面、取材角度、独特艺术风格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他写新疆的抒情诗与叙事诗，获得专家与广大讀者的喜爱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诗蕴含的情感是真挚炽烈的，代表了新中国诞生之初那个时期最具普遍性的人民的心声，这一点是可贵的，也将成为历史的定格。他的诗风，无疑是清新的、现代的，但其深含的韵味又不难感受到诗人闻捷在吸取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精髓方面的成功创造：他从不食古未化，而是以现代情味融化之；诗句自由，流畅又具一定章法，绝不散乱芜杂却又突显出一种丰厚的明净；他从不拘泥于韵脚，却又有一种自如的节奏感，令人读之非常舒服。总之，他的诗具有思想美、文字美、韵律美乃至视觉美，是这一切美质的融合体。我当时即觉得：这种艺术风格既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又是闻捷这位难得的诗人的鲜明标志。在当时虽属“大跃进”时期，但师生们在“入史”的每位作家的定位与对其思想艺术的研讨中，绝不粗放将就，而是非常认真细致的，记得当时大家对我提出的上述评价均无异议。
只可惜，后来形势的变化，正写就初稿的文学史最后未能付梓，但由我本人执笔写的诗歌艺术方面的分析（包括闻捷）草稿约三万余字，我在那以后是保存了的。但在“文革”遭迫害与其它我珍藏多年的十几本书籍一起被“人”抄走，尔后便杳无踪影。
呜呼，诗人闻捷！呜呼，喜爱他的诗作的人们的研读成果！……
“文革”以及之后十二年我与外界中断了一切讯息，1978年完全落实政策后回到文化系统，方才听说闻捷在浩劫中的令人悲怆的遭遇，伤痛之情溢于身心。我与诗人虽从未谋面，但绝不陌生，惜今生无见面机会，亦不失为一大憾事！
幸而又过了十多年，1993年间，闻捷的家乡镇江市举行诗人诞辰7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我正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任职，应邀前往镇江。记得在列车上还不期而遇《诗刊》编辑雷建同志，他也是一位诗人（时过二十多年，但愿这个情节我没有记错），我们正好一路同行，抵达目的地后，又见到自上海前来的我多年的老友、诗人宁宇、女作家戴厚英等几位。宁宇与我别后数年，戴女士是第一次晤面，但都相谈甚契。在会间彼此发言亦都心灵相通。但未料不久之后厚英在上海遭致毒手，我闻之又是一桩痛事，人生尚有如此的“凄巧”，事过数年亦心潮难平！
最后我还要说几句题外话：我上述镇江之行，并非首次，而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在江南解放、建国之前的1949年夏末，我随机要部门的领导赴江阴，途经南京、镇江各逗留一日；第二次是1979年，当时我在天津工作，为筹办《散文》月刊去上海拜访专家文友，又经镇江下车盘桓一日。但前两次是“过”，是“看”，而这第三次则是“悼”，心情当然是大不一样。至于丹徒，我同样也不陌生，少时喜爱地理，看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的大地图册，丹徒成为“正标题”，而镇江反作为“副标题”置于括弧之内；镇江（丹徒）并一度作为江苏省会，此“反客为主”的地理现象虽持续时间不长，但在江苏和其它省份都存在过（包括北方某些地方，如河北保定称清苑，山西太原称阳曲），未细考当时做此更移是出于何种动因。我之所以提及此点，是因为无论镇江还是丹徒，都是诗人闻捷的家乡，由于爱闻捷，便觉它们都分外亲切了。
为表闻捷纪念馆约稿感受，我写下了如下一联文字——
雪山融诗意百年不泯闻公厚德
江晚诵涛声余韵长存教化厚恩
不工之处，希谅。所幸不尽诚意，使我忘却了戊戌暑夏炎热，皆闻捷故乡之情，诗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