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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原新疆文联党组书记、作协主席王玉胡的长篇新著《新疆平叛纪事》出版了。打开封面，一幅近照兀立眼前，已年过八旬的“老八路”作家王玉胡身穿中式棉袄，神采奕奕，那么熟悉亲切，我为他这部倾注了暮年心血的大作终获出版，感到由衷的喜悦。
——作者题记
王玉胡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几乎人人皆知的《阿凡提的故事》，这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热映的电影，剧本就出自王玉胡之手。而那已经是他的第六部电影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玉胡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他扎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已半个多世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疆文学的拓荒者。
《哈森与加米拉》——中国第一部新疆民族电影的诞生。惊动了时任中宣部长的习仲勋一锤定音
1953年，《人民文学》发表了王玉胡的电影文学剧本《哈森与加米拉》。后由著名电影导演吴永刚搬上银幕，于1955年在全国公映，轰动一时。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题材新颖，故事感人，使全国观众耳目一新。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正是通过这部电影，始知有一个称做哈萨克的民族，诗意地生活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影片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放映时，如同盛大的节日。草原上骏马奔驰，各部落集聚在旷野上观看电影。看到本民族的生活被搬上银幕，又是本民族的演员活生生地出现在银幕上，这是哈萨克民族亘古未有的新鲜事。而给哈萨克人带来荣誉的却是一位汉族作家王玉胡和电影导演吴永刚。_部电影，成就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和民族认同，这就是文艺的力量。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王玉胡公开讲述了《哈森与加米拉》的创作经过。原来这源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初，民族败类乌斯满，在美国领事马克南的策动下发动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部队文艺工作者王玉胡，随平叛部队进至剿匪前线。在剿灭乌斯满匪帮的战斗中，得到了哈萨克族人民的积极支援。王玉胡正是从支援剿匪的哈萨克人那里得知，有一对哈族青年男女相恋被逼逃亡的故事。王玉胡骑马在辽阔的阿勒泰牧区寻踪觅迹，终于找到了两位当事人，倾心相谈三个昼夜，见到了他(她)们爱情的果实——幼小的玛哈拜特，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平叛胜利结束后，王玉胡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了小说《阿合买提与帕格牙》。最初发表于《新疆日报》，经《新观察》转载后，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响。电影界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渠道，邀约王玉胡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他们甚至请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电报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震，请王司令员督导并支持王玉胡尽快完成电影剧本。分局宣传部长邓力群立即召开会议，动员各方支持。从未接触过电影创作的王玉胡知难而上。民族同志更是满腔热情，无私地提供素材，主动给王玉胡送来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给他讲解哈萨克民族历史和民族习俗，阿肯(哈萨克族民间诗人、歌手)为他编唱歌谣。王玉胡沉浸在融融的民族情谊中，充满创作热情。在领导和民族朋友的共同呵护下，电影文学剧本《哈森与加米拉》像新生儿一样诞生了。《人民文学》破格发表了在北京改定的文本。
正当电影准备开拍的时候，传来了有关部门一位领导人的审查意见：剧本中牧主头人的形象，恐对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不利，作为文学作品发表阅读尚可，拍成电影付诸视觉形象影响不好。云云。一句话，电影《哈森与加米拉》不能拍摄。这就是通常说的剧本被“毙”了。
后来，剧本送到了当时由西北局调任中宣部部长习仲勋的案头。对西北民族地区和民族政策深有所知的习部长读完剧本，满怀热情地作了很长的批示，对剧本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中宣部长习仲勋一锤定音，同意拍摄。《哈森与加米拉》死而复生。
《哈森与加米拉》开了中国电影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先河，开拓了中国电影的创作领域。继《哈》片之后，涌现了一批取材于西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构成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绚烂夺目的风景。
本是位年轻的老八路。关键时候王震不由分说，要他留在新疆做“苦工”
王玉胡出生在河北安国县一农家，自幼喜读书。抗战爆发，中断了他的求学路。八路军开辟冀中根据地，1937年12月，13岁的王玉胡，在当地参加了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本县青救会文教部长。他少年老成，勇敢机智，又能写会唱，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1939年8月，15岁的王玉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就开始了文字生涯，编办油印刊物。在抗日烽火中采访、写稿、编辑、刻印。从他和战友们的手中诞生的油印报刊在根据地流传，号召并鼓舞着抗日军民英勇战斗，夺取胜利。这段初始的文字工作，历练了王玉胡的写作功力，也使他领悟了写作的意义。
1943年，王玉胡幸运地被选派到延安学习。那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激荡的革命文艺氛围，强烈地感染着王玉胡。他学习《讲话》，确立了革命文艺观。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新四旅政治部，被任命为旅文工队指导员。1949年初夏，新四旅整编为六军十七师，王玉胡调任六军文工团协理员。1949年部队随王震进军新疆时，王玉胡已然是西北部队的著名作家。
进入新疆，壮阔的天和地，多姿多彩的民族，绚丽的各民族文化，以及古代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无一不使王玉胡的心弦为之颤动。他要为之歌唱!
然而，命运为王玉胡展现了又一面寥阔的天空。
1951年12月，六军奉命在兰州组建西北空军，军领导和军部大多数干部集体调往空军。王玉胡当然地名列其中。消息传来，六军上下欣喜若狂，似乎已经飞上了天。可以想见，对于小米加步枪走过战争的革命军人，空军这一现代化的军种具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走或留，一时成了六军干部最为关切的焦点。如果不是组织决定，几乎没有谁愿意选择留在新疆垦荒。
王玉胡对空军诚然也神往，但对新疆又留恋不合。特别是他已经产生了创作的艺术构思，就此离开这片创作的沃土，终是遗憾。
王震的出现，改变了王玉胡的人生轨迹。
这一天，六军在军部驻地乌鲁木齐老满城，举行干部大会，王震到会讲话。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已经先期离开新疆，大会由军政治部主任魏志明主持。王震的讲话，一是欢送并鼓励走的同志，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奋斗；二是希望和鼓励留下的同志安下心来，为保卫边疆建设新疆而奋斗；无论走和留，都是革命事业大发展的需要，都要为夺取新的胜利 而奋斗。王震的到会和讲话，为这次六军干部的走留问题划上了句号。
王震讲完话，走前几步和坐在前排的同志一一握手，以示告别。这时，他突然大声问道：刘萧无同志和王玉胡同志来了没有?
刘萧无是六军文工团团长，也是一位作家，和王玉胡一起被看作是六军的两大秀才。这时两人就坐在魏志明主任身旁，听见王震点自己的名，即刻站起来向司令员敬礼。魏志明在一旁介绍。王震分别和刘、王二人握手，说：“你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在报纸上也看过你们的文章，只是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今天就算认识了(六军是进军新疆时配属于王震兵团的，因此王震对六军中下层干部还不熟悉)。”他对刘萧无、王玉胡说，这次六军变动很大，很多人都要走。好事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发展壮大新中国的国防力量，我当然拥护支持。不过，听说你们二位对新疆还是很留恋。新疆很需要你们这样的文化人。我想把你们二位留下来，不知道你们自己愿意不愿意?
刘萧无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王玉胡基本相似，一方面对空军充满向往，另一方面认为新疆文艺大有可为而不甘离去。听了王震这一席话，二人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
王震高兴地说，好!明天我就派车来接你们。又转身对魏志明主任，但已不是商量、俨然司令员的口气：“魏主任!请你转告罗军长和张政委，这两个人我留下了。”话音未落，驱车而去。
魏志明显得很尴尬。不仅他本人，罗、张二位军首长也不会同意留下刘、5E-人。可是，他们谁也拗不过王胡子。只有忍痛割爱，失去两员文将。
第二天，王震果然派来一辆中型吉普车，将刘萧无、王玉胡二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接到了中共新疆分局。
刘萧无当时即分配到分局宣传部，组建文艺处并任处长。王玉胡却收到王震的一封亲笔信：
王玉胡同志：
我要你给我来做苦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央和各大行政区来往的电报，看到各生产建设地区的材料，看到整个新疆在怎样建设和前进。只要你安心，再过一两年，思想政治水平会有提高的，写作时间也会有的。只要你写群众的东西，我是不会干涉的。请考虑，如愿意来，即可搬来。
敬礼
王震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信中所言“苦工”，王玉胡当时已知是要他给王震做秘书。叱咤风云率领千军的王震用谁做秘书，岂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对王玉胡这位本属于军中下下级的文化干部，王震却写了亲笔信，平等又谦逊，把世人眼中风光的首长秘书说成“苦工”。这是王震对一位作家的理解和尊重，也是王震素有的“礼贤”之风(郭小川、周立波都曾作过王震的秘书)。王玉胡受此礼遇怎能不感动!于是，王玉胡怀着对王震的敬仰之心和由这封信生成的亲切感，以“秘书”身份走到了王震的身边。
秘书王玉胡，除了看文件，的确没有太多日常具体工作。大多数日子里，王玉胡坐在王震近旁的秘书办公室，没有闲杂人事的干扰，潜心于文学创作。小说《阿合买提与帕格牙》及其后的电影文学剧本《哈森与加米拉》，正是在他任职“秘书”期间完成的作品。
王玉胡在北京改好电影剧本《哈森与加米拉》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王震已被调离新疆，他这个“秘书”也就不存在了。这时，他完全可以再次选择去空军。但他毅然留在新疆。并且，正式转业为地方干部，永远留在了新疆。
架起一座文化桥梁。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走进中国文学殿堂
王玉胡作为一位亲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写战斗生活而成名的部队作家，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优势，选择了新疆，踏上一片文学的处女地，转向维吾尔、哈萨克民族题材的写作。这无疑是选择了一条难上加难的创作之路。
众所周知，新疆是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种族、宗教、习俗等等，和内地汉文化完全不同。而解放之初的新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过去军阀割据封闭式的统治，新疆与中原内地，地理交通人文社会，基本上处于阻隔状态。内地人民对新疆民族，边疆民族对祖国内地，双向之间都只是遥远的模糊概念。仅就文学而言，煌煌一部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何曾有描写新疆地域的作家与作品?何曾有维吾尔、哈萨克民族人物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学殿堂?新疆是祖国的神圣领土，且占全国疆土的六分之一。新疆土著各民族，同是中华民族的兄弟姐妹，增强民族文化交流，以期各民族相互间的文化认同，互相融合，共同凝聚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这是关乎边疆安定国家统一的千秋大业，是一个永远的命题。
王玉胡，正是这样一位民族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早在1950和1951年，王玉胡就发表了多篇评论性文章，《从“西伯利亚交响曲”谈边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架起一座文化的桥梁》等等。王玉胡把在边疆初期的文化思考，付诸于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反映哈萨克民族生活的小说和电影剧本。这就是王玉胡的文化自觉。他以反映边疆民族生活为己任，以自己的作品，为各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为中华民族的融合，“架起一座文化桥梁”。
1951年，王玉胡参加部队组成的工作队，前往吐鲁番县，帮助地方农村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工作队进驻牙尔湖乡。王玉胡带一个分队，负责第五行政村。这是个纯粹而又典型的维吾尔农村。工作队逐户进行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调查，都是切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王玉胡对维吾尔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认识的很深刻。工作队员们集体住在队部，王玉胡单独一人，特意住在几代长工阿尤甫老人家里。他和村民们一起生活劳动。朝夕相处，渐渐能够粗通维语，熟悉了村里的男女老少，成了乡亲们信任的好朋友。人们叫他“古尔巴西”(工作队的头头)。老人们为他取了个维族名字“艾利”。入夜，他和阿尤甫老人并排睡在土坑上，听老人讲自己的和村里每户人家的前世今生，或是有声有色地讲述维吾尔人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王玉胡完全听懂了之后，就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王玉胡心中一直记挂着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乡亲们。那个阶段，他在新疆文联忙于创办并主编汉文文学月刊《天山》；忙于筹备成立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并担任副主席(主席是一位维吾尔族作家)；他本人又正在写作源自哈萨克草原生活的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尽管很忙很忙，就像学生放假回乡一样，他也给自己放几天假，回到吐鲁番的牙尔湖乡去，看望自己的维吾尔族乡亲们。年复一年，从未间断。阿尤甫已经是农业合作社的饲养员。还有那位饱受磨难的大嫂高亚尔罕，当上了妇女队长，不再忧郁哀伤。这些人 物，后来都化为王玉胡笔下的文学形象。
维吾尔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维吾尔农民从历史的原生态走向新生活。作家王玉胡不仅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更需要了解维吾尔人在新生活中心理性格的变化。他毅然决然，把只有两岁的小女儿完全托付给保姆，夫妻二人离开乌鲁木齐，去吐鲁番参加实际工作。王玉胡兼任县委副书记。可是，到了牙尔湖乡，乡亲们依旧叫他“古尔巴西”。阿尤甫眯缝着眼睛，伸开双臂——“噢!艾利回来了!”王玉胡就睡在马厩里，听阿尤甫讲说新故事。
王玉胡在深入生活的同时，特别注重学习和研究新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他收集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多达数百万字，包括各种文本。他将吐、鄯、托地区维吾尔族口头流传的民间传说，直接用汉语整理成篇《毛拉则丁的故事》，发表在汉语文学月刊《天山》。50年代末，王玉胡在新疆大学举行讲座，主讲“新疆民族民间文学”。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各类题材的民间故事，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并且有自己的解析。听讲的师生们，犹如走进了一座藏满奇珍异宝的宝库，更对主讲人心生敬意。一位汉族作家，对新疆民族民间文学如此熟悉并能作出深刻的解析，足见其在学习和研究上下了大功夫。
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三五年间，王玉胡潜心于维吾尔农村题材创作，硕果累累：电影文学剧本《绿洲凯歌》、《黄沙绿浪》。前者是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后者是前者的续篇。接着，王玉胡连续发表了中、短篇小说：《热衣木坎儿匠》、《一匹老黑马的故事》、《晚秋春花》等等。两部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影响极其广泛。亿万观众在审美过程中，看到了新疆自然环境的严酷和绿洲田园风光的同时存在，看到了维吾尔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他(她)们创造美好生活的现实状态。作家在电影和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维吾尔族人物形象。沉稳坚强的男子汉巴拉提，带领群众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柔弱的阿衣本罕成长为妇女干部，从家庭阴影中勇敢地走了出来，得到了自己的爱情。热衣木是位修建坎儿井的老工匠，富有智慧和经验，又有着孩童般的率真和执拗。老饲养员尼牙孜，风趣地和老黑马独语，道出了人生哲理。《晚秋春花》中的阿娜尔罕，她的曲折人生，命运变化，心路历程，堪称是一代维吾尔妇女命运的缩影。王玉胡笔下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个个栩栩如生，性格迥异，又都具有维吾尔民族共有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征。
“文革”劫难过后，迎来了新的时代。那时，王玉胡肩负着重组新疆文联的领导重任。但他本质是位作家，忙碌的同时不忘创作。他以自己对维吾尔民间文学的稔熟，厚积薄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阿凡提的故事》。随着这部影片在全国的上映，阿凡提，这位集智慧、正义、善良、幽默于一身的维吾尔民族形象，骑着毛驴游走于中华大地，深入全国各民族人民心中，具有不朽的普世价值。王玉胡功莫大焉。
王玉胡是中国现当代汉语文学中第一位反映新疆民族生活的汉族作家。以他的作品为始，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走上了中国电影银幕，走进了中国文学殿堂。他是一位文学拓荒者。于此，作家王玉胡及其作品，就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文字编辑：刘之昆
——作者题记
王玉胡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几乎人人皆知的《阿凡提的故事》，这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热映的电影，剧本就出自王玉胡之手。而那已经是他的第六部电影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玉胡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他扎根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已半个多世纪，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新疆文学的拓荒者。
《哈森与加米拉》——中国第一部新疆民族电影的诞生。惊动了时任中宣部长的习仲勋一锤定音
1953年，《人民文学》发表了王玉胡的电影文学剧本《哈森与加米拉》。后由著名电影导演吴永刚搬上银幕，于1955年在全国公映，轰动一时。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题材新颖，故事感人，使全国观众耳目一新。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正是通过这部电影，始知有一个称做哈萨克的民族，诗意地生活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影片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放映时，如同盛大的节日。草原上骏马奔驰，各部落集聚在旷野上观看电影。看到本民族的生活被搬上银幕，又是本民族的演员活生生地出现在银幕上，这是哈萨克民族亘古未有的新鲜事。而给哈萨克人带来荣誉的却是一位汉族作家王玉胡和电影导演吴永刚。_部电影，成就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和民族认同，这就是文艺的力量。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王玉胡公开讲述了《哈森与加米拉》的创作经过。原来这源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之初，民族败类乌斯满，在美国领事马克南的策动下发动武装叛乱，我人民解放军奉命平叛。部队文艺工作者王玉胡，随平叛部队进至剿匪前线。在剿灭乌斯满匪帮的战斗中，得到了哈萨克族人民的积极支援。王玉胡正是从支援剿匪的哈萨克人那里得知，有一对哈族青年男女相恋被逼逃亡的故事。王玉胡骑马在辽阔的阿勒泰牧区寻踪觅迹，终于找到了两位当事人，倾心相谈三个昼夜，见到了他(她)们爱情的果实——幼小的玛哈拜特，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平叛胜利结束后，王玉胡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了小说《阿合买提与帕格牙》。最初发表于《新疆日报》，经《新观察》转载后，引起了全国性的反响。电影界积极行动，通过各种渠道，邀约王玉胡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他们甚至请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电报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震，请王司令员督导并支持王玉胡尽快完成电影剧本。分局宣传部长邓力群立即召开会议，动员各方支持。从未接触过电影创作的王玉胡知难而上。民族同志更是满腔热情，无私地提供素材，主动给王玉胡送来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给他讲解哈萨克民族历史和民族习俗，阿肯(哈萨克族民间诗人、歌手)为他编唱歌谣。王玉胡沉浸在融融的民族情谊中，充满创作热情。在领导和民族朋友的共同呵护下，电影文学剧本《哈森与加米拉》像新生儿一样诞生了。《人民文学》破格发表了在北京改定的文本。
正当电影准备开拍的时候，传来了有关部门一位领导人的审查意见：剧本中牧主头人的形象，恐对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政策不利，作为文学作品发表阅读尚可，拍成电影付诸视觉形象影响不好。云云。一句话，电影《哈森与加米拉》不能拍摄。这就是通常说的剧本被“毙”了。
后来，剧本送到了当时由西北局调任中宣部部长习仲勋的案头。对西北民族地区和民族政策深有所知的习部长读完剧本，满怀热情地作了很长的批示，对剧本充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中宣部长习仲勋一锤定音，同意拍摄。《哈森与加米拉》死而复生。
《哈森与加米拉》开了中国电影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先河，开拓了中国电影的创作领域。继《哈》片之后，涌现了一批取材于西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构成了五六十年代中国电影绚烂夺目的风景。
本是位年轻的老八路。关键时候王震不由分说，要他留在新疆做“苦工”
王玉胡出生在河北安国县一农家，自幼喜读书。抗战爆发，中断了他的求学路。八路军开辟冀中根据地，1937年12月，13岁的王玉胡，在当地参加了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本县青救会文教部长。他少年老成，勇敢机智，又能写会唱，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1939年8月，15岁的王玉胡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就开始了文字生涯，编办油印刊物。在抗日烽火中采访、写稿、编辑、刻印。从他和战友们的手中诞生的油印报刊在根据地流传，号召并鼓舞着抗日军民英勇战斗，夺取胜利。这段初始的文字工作，历练了王玉胡的写作功力，也使他领悟了写作的意义。
1943年，王玉胡幸运地被选派到延安学习。那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激荡的革命文艺氛围，强烈地感染着王玉胡。他学习《讲话》，确立了革命文艺观。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新四旅政治部，被任命为旅文工队指导员。1949年初夏，新四旅整编为六军十七师，王玉胡调任六军文工团协理员。1949年部队随王震进军新疆时，王玉胡已然是西北部队的著名作家。
进入新疆，壮阔的天和地，多姿多彩的民族，绚丽的各民族文化，以及古代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无一不使王玉胡的心弦为之颤动。他要为之歌唱!
然而，命运为王玉胡展现了又一面寥阔的天空。
1951年12月，六军奉命在兰州组建西北空军，军领导和军部大多数干部集体调往空军。王玉胡当然地名列其中。消息传来，六军上下欣喜若狂，似乎已经飞上了天。可以想见，对于小米加步枪走过战争的革命军人，空军这一现代化的军种具有多么强大的吸引力。走或留，一时成了六军干部最为关切的焦点。如果不是组织决定，几乎没有谁愿意选择留在新疆垦荒。
王玉胡对空军诚然也神往，但对新疆又留恋不合。特别是他已经产生了创作的艺术构思，就此离开这片创作的沃土，终是遗憾。
王震的出现，改变了王玉胡的人生轨迹。
这一天，六军在军部驻地乌鲁木齐老满城，举行干部大会，王震到会讲话。军长罗元发，政委张贤约，已经先期离开新疆，大会由军政治部主任魏志明主持。王震的讲话，一是欢送并鼓励走的同志，为建立人民空军而奋斗；二是希望和鼓励留下的同志安下心来，为保卫边疆建设新疆而奋斗；无论走和留，都是革命事业大发展的需要，都要为夺取新的胜利 而奋斗。王震的到会和讲话，为这次六军干部的走留问题划上了句号。
王震讲完话，走前几步和坐在前排的同志一一握手，以示告别。这时，他突然大声问道：刘萧无同志和王玉胡同志来了没有?
刘萧无是六军文工团团长，也是一位作家，和王玉胡一起被看作是六军的两大秀才。这时两人就坐在魏志明主任身旁，听见王震点自己的名，即刻站起来向司令员敬礼。魏志明在一旁介绍。王震分别和刘、王二人握手，说：“你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在报纸上也看过你们的文章，只是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今天就算认识了(六军是进军新疆时配属于王震兵团的，因此王震对六军中下层干部还不熟悉)。”他对刘萧无、王玉胡说，这次六军变动很大，很多人都要走。好事啊!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发展壮大新中国的国防力量，我当然拥护支持。不过，听说你们二位对新疆还是很留恋。新疆很需要你们这样的文化人。我想把你们二位留下来，不知道你们自己愿意不愿意?
刘萧无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王玉胡基本相似，一方面对空军充满向往，另一方面认为新疆文艺大有可为而不甘离去。听了王震这一席话，二人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
王震高兴地说，好!明天我就派车来接你们。又转身对魏志明主任，但已不是商量、俨然司令员的口气：“魏主任!请你转告罗军长和张政委，这两个人我留下了。”话音未落，驱车而去。
魏志明显得很尴尬。不仅他本人，罗、张二位军首长也不会同意留下刘、5E-人。可是，他们谁也拗不过王胡子。只有忍痛割爱，失去两员文将。
第二天，王震果然派来一辆中型吉普车，将刘萧无、王玉胡二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起接到了中共新疆分局。
刘萧无当时即分配到分局宣传部，组建文艺处并任处长。王玉胡却收到王震的一封亲笔信：
王玉胡同志：
我要你给我来做苦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中央和各大行政区来往的电报，看到各生产建设地区的材料，看到整个新疆在怎样建设和前进。只要你安心，再过一两年，思想政治水平会有提高的，写作时间也会有的。只要你写群众的东西，我是不会干涉的。请考虑，如愿意来，即可搬来。
敬礼
王震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信中所言“苦工”，王玉胡当时已知是要他给王震做秘书。叱咤风云率领千军的王震用谁做秘书，岂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对王玉胡这位本属于军中下下级的文化干部，王震却写了亲笔信，平等又谦逊，把世人眼中风光的首长秘书说成“苦工”。这是王震对一位作家的理解和尊重，也是王震素有的“礼贤”之风(郭小川、周立波都曾作过王震的秘书)。王玉胡受此礼遇怎能不感动!于是，王玉胡怀着对王震的敬仰之心和由这封信生成的亲切感，以“秘书”身份走到了王震的身边。
秘书王玉胡，除了看文件，的确没有太多日常具体工作。大多数日子里，王玉胡坐在王震近旁的秘书办公室，没有闲杂人事的干扰，潜心于文学创作。小说《阿合买提与帕格牙》及其后的电影文学剧本《哈森与加米拉》，正是在他任职“秘书”期间完成的作品。
王玉胡在北京改好电影剧本《哈森与加米拉》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王震已被调离新疆，他这个“秘书”也就不存在了。这时，他完全可以再次选择去空军。但他毅然留在新疆。并且，正式转业为地方干部，永远留在了新疆。
架起一座文化桥梁。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走进中国文学殿堂
王玉胡作为一位亲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写战斗生活而成名的部队作家，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优势，选择了新疆，踏上一片文学的处女地，转向维吾尔、哈萨克民族题材的写作。这无疑是选择了一条难上加难的创作之路。
众所周知，新疆是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语言、文字、种族、宗教、习俗等等，和内地汉文化完全不同。而解放之初的新疆，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过去军阀割据封闭式的统治，新疆与中原内地，地理交通人文社会，基本上处于阻隔状态。内地人民对新疆民族，边疆民族对祖国内地，双向之间都只是遥远的模糊概念。仅就文学而言，煌煌一部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何曾有描写新疆地域的作家与作品?何曾有维吾尔、哈萨克民族人物形象，出现在中国文学殿堂?新疆是祖国的神圣领土，且占全国疆土的六分之一。新疆土著各民族，同是中华民族的兄弟姐妹，增强民族文化交流，以期各民族相互间的文化认同，互相融合，共同凝聚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这是关乎边疆安定国家统一的千秋大业，是一个永远的命题。
王玉胡，正是这样一位民族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早在1950和1951年，王玉胡就发表了多篇评论性文章，《从“西伯利亚交响曲”谈边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架起一座文化的桥梁》等等。王玉胡把在边疆初期的文化思考，付诸于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反映哈萨克民族生活的小说和电影剧本。这就是王玉胡的文化自觉。他以反映边疆民族生活为己任，以自己的作品，为各民族间的交流与沟通，为中华民族的融合，“架起一座文化桥梁”。
1951年，王玉胡参加部队组成的工作队，前往吐鲁番县，帮助地方农村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工作队进驻牙尔湖乡。王玉胡带一个分队，负责第五行政村。这是个纯粹而又典型的维吾尔农村。工作队逐户进行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调查，都是切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王玉胡对维吾尔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认识的很深刻。工作队员们集体住在队部，王玉胡单独一人，特意住在几代长工阿尤甫老人家里。他和村民们一起生活劳动。朝夕相处，渐渐能够粗通维语，熟悉了村里的男女老少，成了乡亲们信任的好朋友。人们叫他“古尔巴西”(工作队的头头)。老人们为他取了个维族名字“艾利”。入夜，他和阿尤甫老人并排睡在土坑上，听老人讲自己的和村里每户人家的前世今生，或是有声有色地讲述维吾尔人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民间故事。王玉胡完全听懂了之后，就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王玉胡心中一直记挂着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乡亲们。那个阶段，他在新疆文联忙于创办并主编汉文文学月刊《天山》；忙于筹备成立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并担任副主席(主席是一位维吾尔族作家)；他本人又正在写作源自哈萨克草原生活的电影剧本和长篇小说。尽管很忙很忙，就像学生放假回乡一样，他也给自己放几天假，回到吐鲁番的牙尔湖乡去，看望自己的维吾尔族乡亲们。年复一年，从未间断。阿尤甫已经是农业合作社的饲养员。还有那位饱受磨难的大嫂高亚尔罕，当上了妇女队长，不再忧郁哀伤。这些人 物，后来都化为王玉胡笔下的文学形象。
维吾尔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维吾尔农民从历史的原生态走向新生活。作家王玉胡不仅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更需要了解维吾尔人在新生活中心理性格的变化。他毅然决然，把只有两岁的小女儿完全托付给保姆，夫妻二人离开乌鲁木齐，去吐鲁番参加实际工作。王玉胡兼任县委副书记。可是，到了牙尔湖乡，乡亲们依旧叫他“古尔巴西”。阿尤甫眯缝着眼睛，伸开双臂——“噢!艾利回来了!”王玉胡就睡在马厩里，听阿尤甫讲说新故事。
王玉胡在深入生活的同时，特别注重学习和研究新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他收集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多达数百万字，包括各种文本。他将吐、鄯、托地区维吾尔族口头流传的民间传说，直接用汉语整理成篇《毛拉则丁的故事》，发表在汉语文学月刊《天山》。50年代末，王玉胡在新疆大学举行讲座，主讲“新疆民族民间文学”。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各类题材的民间故事，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并且有自己的解析。听讲的师生们，犹如走进了一座藏满奇珍异宝的宝库，更对主讲人心生敬意。一位汉族作家，对新疆民族民间文学如此熟悉并能作出深刻的解析，足见其在学习和研究上下了大功夫。
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三五年间，王玉胡潜心于维吾尔农村题材创作，硕果累累：电影文学剧本《绿洲凯歌》、《黄沙绿浪》。前者是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后者是前者的续篇。接着，王玉胡连续发表了中、短篇小说：《热衣木坎儿匠》、《一匹老黑马的故事》、《晚秋春花》等等。两部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影响极其广泛。亿万观众在审美过程中，看到了新疆自然环境的严酷和绿洲田园风光的同时存在，看到了维吾尔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他(她)们创造美好生活的现实状态。作家在电影和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维吾尔族人物形象。沉稳坚强的男子汉巴拉提，带领群众跟着共产党坚定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柔弱的阿衣本罕成长为妇女干部，从家庭阴影中勇敢地走了出来，得到了自己的爱情。热衣木是位修建坎儿井的老工匠，富有智慧和经验，又有着孩童般的率真和执拗。老饲养员尼牙孜，风趣地和老黑马独语，道出了人生哲理。《晚秋春花》中的阿娜尔罕，她的曲折人生，命运变化，心路历程，堪称是一代维吾尔妇女命运的缩影。王玉胡笔下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个个栩栩如生，性格迥异，又都具有维吾尔民族共有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征。
“文革”劫难过后，迎来了新的时代。那时，王玉胡肩负着重组新疆文联的领导重任。但他本质是位作家，忙碌的同时不忘创作。他以自己对维吾尔民间文学的稔熟，厚积薄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阿凡提的故事》。随着这部影片在全国的上映，阿凡提，这位集智慧、正义、善良、幽默于一身的维吾尔民族形象，骑着毛驴游走于中华大地，深入全国各民族人民心中，具有不朽的普世价值。王玉胡功莫大焉。
王玉胡是中国现当代汉语文学中第一位反映新疆民族生活的汉族作家。以他的作品为始，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走上了中国电影银幕，走进了中国文学殿堂。他是一位文学拓荒者。于此，作家王玉胡及其作品，就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文字编辑：刘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