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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从历史长河里再次审视五四运动，对比五四运动前100年和后100年的中国，对比屈辱没落的旧中国和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新中国，我们会更加清楚五四运动对社会重大转型的意义。
“五四运动与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社会转型的内涵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影响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即政治组织、政治人物的核心作用因素。大多数学者认为，近100年来，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有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大陆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以来的改革开放。38年来，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经历着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社会转型过程，我们正处在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期。有学者提出，社会转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实质是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同义的，即，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新现代的过程。也可理解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
自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转型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并进、相互交错，相互推动。这里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社会结构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间内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之必需。相对于结构转型，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这是解读中国社会转型之内涵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上述两个转换同时并进， 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之势， 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 引发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相互交织，增加了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和难度。
社会转型的向度问题是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社会转型的方向：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我们始终认为：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我想引用一位学者的话：“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有的人甚至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功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本世纪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无比正确。
五四运动的历史启示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时代丰碑”。
首先，五四运动启示我们，社会发展和转型需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历史跨越，都伴随着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圣人先贤纷纷著书立说，思想领域呈现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景象，推动中国由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14至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继兴起，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1840年以后，封建中国日益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再次来到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但胜利的果实却被封建残余势力窃取。北洋政府卖国丧权，百姓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变革一触即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极为顽固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迷信盛行，旧文化、旧思想根深蒂固，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此时，中国的社会转型迫切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先导，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民主与科学精神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最有力的武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在全社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氛围，促进了国人对改造中国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和人才基础。
其次，五四运动启示我们，社会发展和转型需要先进思想的引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先进的社会意识是超前的、有预见性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洞见社会发展趋势，成为社会实践的向导。今天，我们从历史长河里再次审视五四运动，对比五四运动前100年和后100年的中国，对比屈辱没落的旧中国和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新中国，我们会更加清楚和确信五四运动对社会重大转型的意义。而这个转折的触点就是五四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
先进思想总是早于社会变革而产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大规模反帝反封建斗争，纷纷以失败告终，根源之一就在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直到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才有了科学的理论武装，才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革命和社会转型由此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最后，五四运动还启示我们，社会发展和转型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决定力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失败的共同原因就在于没有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五四运动中，首先是爱国忧民的学生群体举行罢课，“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潮头，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继而带动大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运动。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为青年知识分子先锋队提供了可靠而强大的后盾，对五四运动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工人阶级作为20世纪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主体登上历史舞台。
改革是中国
第三次社会转型的原动力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面向未来。进入21世纪，改革作为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原动力，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其成效如何直接关系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成败。结合五四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为更准确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义，在此谈两点学习体会。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38年前，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来了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由此拉开了序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释放和激发了社会活力。30多年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
邓小平同志说：“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社会转型期矛盾交织叠加，思想多样化与利益多元化错综复杂，改革进入了逆水行舟、爬坡过坎的攻坚期，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已走到一个全新的历史节点，要向纵深推进，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正确理解高压反腐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配合、多措并举。”面对诸多矛盾，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五大理念是针对改革中暴露的突出矛盾提出来的，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关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要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和力量。改革从来都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过去搞革命需要人民群众，今天搞建设和改革仍然需要人民群众，并非只需要资本。推进改革需要中央与地方、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府与民众同舟共济，才能激发出强大的改革正能量。
一是通过改善民生增进利益认同。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列宁说：“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观念的东西不能仅靠观念去实现。30多年来，我国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高速发展相比，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下，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利益，也不是因为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更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如果改革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硬。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以共同的利益诉求为依托激发最广泛的改革动力。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群众需求，只有做到三位一体，改革才不会迷失方向。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重点要破字当头、迎难而上，根本要激发动力、让人民群众不断有获得感。”他又引用毛泽东的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可见，全面深化改革还需要披荆斩棘、愚公移山精神。
二是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增进身份认同。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羁绊。必须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打好扶贫攻坚战，让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不断好起来。否则，农民就会看不到希望，我们也会痛失改革的主体力量。习近平近日在安徽调研时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快农村发展，要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一是要依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二者缺一不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这两条基本原则，中国的社会转型就一定能够成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五四运动与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社会转型的内涵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影响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即政治组织、政治人物的核心作用因素。大多数学者认为，近100年来，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有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大陆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以来的改革开放。38年来，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经历着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社会转型过程，我们正处在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期。有学者提出，社会转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实质是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同义的，即，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新现代的过程。也可理解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
自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转型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并进、相互交错，相互推动。这里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社会结构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间内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之必需。相对于结构转型，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这是解读中国社会转型之内涵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上述两个转换同时并进， 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之势， 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 引发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相互交织，增加了改革与发展的成本和难度。
社会转型的向度问题是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社会转型的方向：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我们始终认为：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我想引用一位学者的话：“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有的人甚至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功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本世纪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无比正确。
五四运动的历史启示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树立了一座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时代丰碑”。
首先，五四运动启示我们，社会发展和转型需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历史跨越，都伴随着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圣人先贤纷纷著书立说，思想领域呈现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景象，推动中国由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14至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继兴起，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1840年以后，封建中国日益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再次来到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但胜利的果实却被封建残余势力窃取。北洋政府卖国丧权，百姓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变革一触即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形成了极为顽固僵化的封建专制制度，迷信盛行，旧文化、旧思想根深蒂固，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枷锁、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此时，中国的社会转型迫切需要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先导，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民主与科学精神成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最有力的武器。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在全社会形成了思想解放的氛围，促进了国人对改造中国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和人才基础。
其次，五四运动启示我们，社会发展和转型需要先进思想的引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先进的社会意识是超前的、有预见性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洞见社会发展趋势，成为社会实践的向导。今天，我们从历史长河里再次审视五四运动，对比五四运动前100年和后100年的中国，对比屈辱没落的旧中国和走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新中国，我们会更加清楚和确信五四运动对社会重大转型的意义。而这个转折的触点就是五四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
先进思想总是早于社会变革而产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曾掀起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大规模反帝反封建斗争，纷纷以失败告终，根源之一就在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直到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才有了科学的理论武装，才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革命和社会转型由此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最后，五四运动还启示我们，社会发展和转型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决定力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失败的共同原因就在于没有发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五四运动中，首先是爱国忧民的学生群体举行罢课，“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站在潮头，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继而带动大城市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运动。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为青年知识分子先锋队提供了可靠而强大的后盾，对五四运动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工人阶级作为20世纪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主体登上历史舞台。
改革是中国
第三次社会转型的原动力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面向未来。进入21世纪，改革作为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原动力，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其成效如何直接关系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成败。结合五四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为更准确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义，在此谈两点学习体会。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38年前，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来了思想大解放，改革开放由此拉开了序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释放和激发了社会活力。30多年后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
邓小平同志说：“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社会转型期矛盾交织叠加，思想多样化与利益多元化错综复杂，改革进入了逆水行舟、爬坡过坎的攻坚期，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已走到一个全新的历史节点，要向纵深推进，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正确理解高压反腐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配合、多措并举。”面对诸多矛盾，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五大理念是针对改革中暴露的突出矛盾提出来的，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关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要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和力量。改革从来都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过去搞革命需要人民群众，今天搞建设和改革仍然需要人民群众，并非只需要资本。推进改革需要中央与地方、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府与民众同舟共济，才能激发出强大的改革正能量。
一是通过改善民生增进利益认同。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列宁说：“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观念的东西不能仅靠观念去实现。30多年来，我国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高速发展相比，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下，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利益，也不是因为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更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如果改革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硬。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以共同的利益诉求为依托激发最广泛的改革动力。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群众需求，只有做到三位一体，改革才不会迷失方向。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重点要破字当头、迎难而上，根本要激发动力、让人民群众不断有获得感。”他又引用毛泽东的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可见，全面深化改革还需要披荆斩棘、愚公移山精神。
二是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增进身份认同。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羁绊。必须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打好扶贫攻坚战，让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不断好起来。否则，农民就会看不到希望，我们也会痛失改革的主体力量。习近平近日在安徽调研时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快农村发展，要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一是要依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二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二者缺一不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这两条基本原则，中国的社会转型就一定能够成功，“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