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非先生是驰名中外的大学者，学界对他的儒雅之风无不景仰，赞誉甚多，我都同意。而最认同的是李正西先生五十余万言《林非传论》的副题——20世纪新文化建设思想家。在这个普遍缺乏思想，金钱和权力至上，忽视甚至蔑视思想家的时代，敢于旗帜鲜明地认可林非先生是思想家，而且是20世纪新文化建设思想家，并在全书中紧紧抓住“思想家”这个主旨，以宏博的资料、多重的视角全面、深入、洋洋洒洒地展开论述，就已决定了这部大书的珍贵价值了。
　　为什么百年来的许多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诗人，早就销声匿迹了，鲁迅却日益显现他的伟大？尽管不断有来自各方的无知者疯狂地攻击、污蔑他，却愈益衬托出他的光辉？
　　原因就在于鲁迅是百年以来少有的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家，是一位苏格拉底、康德、孔子、甘地那样的大哲。
　　人最本质的特征是能够思维，具有智慧。人的思维和智慧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而智慧的最高表现就是思想。知道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是什么样子，从而给自己在所处的世界上确立一个恰当的定位，清醒地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以消除自己与世界之间的“隔膜”，从被各种因素所奴役的蒙昧狀态上升到独立思考的自由境界，由“本能的人”成长为清醒的“自觉的人”，一个“真的人”。这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直至未知的“外星人”，根本的智慧所在。
　　数千年的人类精神文化史上，那些最令人尊敬的思想家，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到中国的孔子，从德国的康德到印度的甘地，都是在这一根本点上给人以本质的启悟。
　　现代中国，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来，人类精神文化史上有一个不能不令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东方中国出现了一位笔名“鲁迅”的文化巨人。由他以“鲁迅”名义登上现代文坛到去世后近百年来，始终光照千秋。为什么众多文人早如流星一般消逝了，鲁迅这颗明星却越来越灿烂呢？从根本来说，他的精神意义也与以上所说的大哲一样，在于他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刻，勇敢而睿智地站出来向人民指明自己是什么，不是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是什么样子，从而给自己在所处的世界上确立一个恰当的定位。而且，他的智慧是以文学形式传达给人们的，因而传播得更深更远。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被称为“民族魂”，百年以来日益深入人心，不仅中国人，而且东亚以及世界人民都更加认识到他的价值，把对他的研究步步推向深刻化的境界。
　　因此，鲁迅研究学者面前也摆着一项重要的任务：分析鲁迅为什么是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家，认识鲁迅在中国的思想家价值，并把握其特征，挖掘其内涵。而要做到这点，就对鲁迅研究学者提出了一个极为严格的要求：首先以思想家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一言以蔽之——只有思想家才能到位地研究出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缘由、特征及其内涵，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意义。
　　以这样的标准要求鲁迅研究学者，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在中国鲁迅学百年史上，从整体上和历史深度、思想宏博上看，真正达到这一标准的只有一人——林非先生。
　　林非先生在鲁迅研究事业中正如他在《询问司马迁》一文里所说：“一个真正是严肃和坚韧的思想者，一个真正是诚挚地探索着让人们生活得更为美好的思想者，肯定会像他（司马迁）这样全面地思虑着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考察着历史往前变迁的轨迹，然后再写出自己洋溢着独创见解和深情厚谊的著作来。”他最重要的巅峰之作《鲁迅和中国文化》，就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厚重、深刻的著作，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思想家鲁迅与中国文化联系的沉重之作，一部具有坎坷身世、历史修养、思想深度的思想家型的学者才能写出的专论思想家鲁迅的大书。
　　我并不否认林非先生前后鲁迅研究学者的成就，各人有各人的特点：李长之是写出完整的鲁迅论的第一人，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准确的艺术感觉;冯雪峰杰出地论述了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以及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并作为鲁迅晚年的直接联系人回忆了别人不可能知晓的内情;林辰对鲁迅史迹进行了最为严密的考证;唐弢对于首部《鲁迅全集》及其集外文的编辑、收罗，做出无人可比的贡献，并以惊人的艺术敏感写出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等后人无法超越的美文;陈涌的理论高度和细腻的艺术分析是独到的;王瑶以宏阔的气魄和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第一个理清了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并全面、深透地论述了《故事新编》中的难题。后起的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人，以前所未有的新的理论高度对鲁迅及其作品做出了新的解释。王得后首先提出鲁迅独特的核心——“立人”思想，也称得上是这一专题上的思想家。但要论人生阅历的丰富、历史修养的厚重和思想力量的深邃，无论是前人，还是后人，都无法与林非先生相比。他不仅如李正西书中所说的读了《二十四史》的“本纪”“世家”“列传”等，还跟我亲口说过：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买了全套《明史》，并在政治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细读了全部明史，使他对鲁迅晚年所写的关于明史的杂文有了超越前人的理解。而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的，也正是鲁迅毕其一生思考的人性、阶级性、国民性这些人间最根本的大问题。
　　林非先生所独具的儒雅之风，是以深厚的历史修养和深邃的思想家风度为后盾的。
　　我并不否认有些鲁迅史实考证家，为了调查一件史实的细节耗尽毕生精力的功绩;也对有些博学者将古今中外学术资料收集殆尽的强记才能。但是随着电脑等高科技的发展，广博地掌握资料并不是很难，最难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思想家，能够将渊博的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辨析、整理出来，提炼出核心的思想，统率各个方面的资料，使其成为整体，从而给人们划出判断是非的恰当标准，指出应走的正确道路。总之殷殷思虑的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方向、方法问题。这样的思想家目前是最为需要的。而要做到这点：一是自己需要有丰富的坎坷阅历;二是要有深厚的历史修养;三是站在时代的理论高度。
　　作为鲁研界的思想家，林非先生对鲁迅不是盲目崇拜，什么时兴就往鲁迅头上乱套，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的学术研究，既肯定鲁迅的伟大价值，也第一位提出研究鲁迅的时代局限性。所以他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分析了青年鲁迅的无政府思想，经过近二十年的艰苦研究，中国和日本的鲁研界联手，考证出青年鲁迅的无政府思想并不是他自己的独创，而是来自日本当时某学人的一篇文章。因为20 世纪90 年代，“系统”正是那个时期的时髦词汇，所以一些中年学者要用“系统”往所有问题上硬套。好时髦而忽基础、忽历史，正是后一代鲁迅研究甚至整个人文学界的通病。林非先生看出了处处称鲁迅思想如何系统之弊，警醒人们：一个伟人在某一方面取得成果，并不说明他像神一样一切都是对的。必须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对一切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青年鲁迅的无政府思想是错误的。这在当时确实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
　　我决心把这一思想写入为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策划的《鲁迅通传》第五卷，即鲁迅晚年研究中，再激起中外知识界的重视！当然，我要注明这一思想的最早发现者是林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