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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儒学研究的氛围颇有好转，出现了不少儒学研究刊物，任重主编的《儒生》集刊于去年岁末创刊，是最新近的一种。《儒生》（第一卷）主题是近些年来被称为“大陆新儒家”却并不怎么被学院派儒学研究者所认可的三位人物：蒋庆、康晓光、陈明。
时至今日，源自欧美的自由主义盛行，“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已然被一些国人认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此背景下，蒋、康、陈敢于基于儒学的立场和资源，面向中国现实问题建言，蒋、康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民主的“神圣性”，这确属难能可贵，体现了思想的独立和勇气。或许正是这一点，颇为符合《儒生》集刊从现实问题入手，发掘儒学之思想资源的立场和关怀。
蒋庆阐发“政治儒学”，康晓光鼓吹“现代仁政”，陈明论述“文化儒学”，所有这些命题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试图为中国当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立法。三儒的相关理论设想，都有专著表达。该书所收录的是“大陆新儒家”的内部争论以及外部各界对之的评论。就内部争论而言，有陈明对蒋、康及其本人的分析与比较。蒋关注“中国性”的丧失与重建，康关注的是“民族复兴”，陈关注的是儒学在当今如何才能有效，由是而各自发展不同的理论构想及其实现目标的方案。蒋、康主张“儒教国教化”，陈主张“公民宗教说”。陈明自谓蒋、陈、康约略体现了儒学的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再者，有蒋庆对康晓光《仁政》一书的评论，谓此书洞悉中国国情，既有韩非子的滔滔雄辩，又有马基雅维利的冷酷无情，但背后却藏着一个儒家的仁爱之心；又谓康的这种基于事实的理性分析来论述儒学的时代课题，较之他本人的“形而上”的论述，似更能让当代中国人理解今日重建儒教的意义。
该书收录更多的是外界对大陆新儒家的评论。就外部对三人的评价而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冼岩对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的长篇评论，题为《二十一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是文分析了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经历及其核心的命题，诸如“政绩合法性困局”、“行政吸纳政治”、“合作主义国家”、“文化民主主义”、“中国特殊论”、“仁政”与“权威政治”等，可一览康氏保守主义的大体。作者还分析了对康氏的几种批评及其康氏与左右两派及其保守主义内部的比较，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异议，可谓康氏“新保守主义”的知己与诤友。再者是余樟法对蒋、陈的评论。据我寡闻，余氏早先为自由主义中人，后乃服膺儒学尤其是阳明的良知学，为阐发儒学甚至不惜与原先同道论战。余氏自谓十分钦佩蒋、陈二人，但对“蒋家儒学”批判最严厉的却莫过于他，谓蒋氏对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区。至于其对陈明的批判，则多是借题发挥自己的思想，这倒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儒学的理解。中国有很大一部分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只会栽赃、谩骂和诬枉儒学，却疏于对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因而往往犯有双重错误。职是之故，余樟法的文章，颇值一读。秋风也同时信奉自由主义和儒学，惜该书只收录了他对保守主义的一个简评，以后或可弥补他本人之思想阐发的文章。
儒学在当下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儒生》所要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有人在不同场合再三向我问及，我姑借此机会略表己意。儒学乃“为己之学”，“为己”与“为他”相对，强调的是自得和受用，也可以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安身立命、心灵安顿等，这是任何时空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儒学在此方面也颇有智慧。比如，我个人非常欣赏《中庸》“素位而行”一段：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我常跟学生说，儒家讲孔颜乐处，安贫乐道，并不是鼓励人们去“炫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若不能“安贫”，他必不能“安富”，现代许多“富二代”、“暴发户”的行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么？说到底就是缺乏教养，缺乏包括儒学在内的人文学的熏陶。这是个体身心修养的一个例子。如果谈得大一点，如“大陆新儒家”所谈到的政治问题，窃以为，儒学应该基本认可诸如人权、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理念，而且，儒学跟这些理念并不背道而驰。我们姑且不谈儒学能不能“内在地”开出“新外王”这个问题，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未来的经验来证明，但是，近一百年来的儒家不断接纳人权、民主、自由的事实是否可以说明，儒学最终可以开出“新外王”。即是说，把民主等价值理念纳入自己体系中的新儒家已然成为儒学传统的一枝。从儒家义理来说，儒学的很多观念也与所谓现代的价值理念相契，比如孟子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实质上也蕴含了自由主义所谓个体权利的优先性的观念。再如儒家所谓“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也蕴含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两分的观念。
我以为，在所有的传统资源中，儒学是最接近自由主义理念的，这当然不是高攀自由主义来自抬身价，而是我相信，人类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确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自由主义（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儒学当今的课题就是，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学本身和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诸多有价值的理念的同时，又抛弃各自之弊。源自西方的左、右两派都安于各自的“绝对真理”而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创新，所以儒家还有所作为。我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尝试，是因为我实在看不惯中国一些“伪自由主义者”动辄即以自由、民主等名号来指责其他学派，或者想当然地认为儒学妨碍人们接受这样一些现代观念，这不就是当代的“以理杀人”吗？再者，康晓光确实是基于中国国情，基于中国问题来研究思想学术，而不是拿一些概念来反套中国问题。概念当然有规范的功能，但不能本末倒置。
当然，义理归义理，我知道《儒生》更为关注的恐怕是操作性的问题，即到底如何做？儒学在当今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此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尽可能扩大儒学的教育。可是这也有问题。现在一些学者动辄即言推广“四书五经”，那是不知者之言，即便是一个儒学的专业研究者，吃透“四书五经”，那恐怕也是一辈子的事，所以一定要精选，朱熹《四书集注》之所以在历史上获得巨大成功，原因盖在于此。个体行为与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就个体而言，我当然不会幼稚地认为凡是接受儒家教育的就会变成一个好人，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我绝对相信，儒学的推广有利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其二，由于阅读有限，我不知道蒋庆和康晓光主张的“儒教国教化”中的“儒教”何指？我基本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儒学虽具有“宗教性”，具有部分宗教的功能，但却不是宗教。不过，儒学可以模仿佛、道那样建立一些庙宇，作为大众触摸儒学、祭拜孔子的公共场所，同时成立法人社团，接受社会的捐赠，用于公益活动，也可像耶、伊两教那样，每周由儒学教授定期免费向公众“讲经说法”，听众自愿；至于教授报酬则可从社会接受来的捐赠中支出。我觉得台湾的“人间佛教”是个成功的案例，儒家在此方面可以好好学习。至于“儒教国教化”，似既无可能，亦无必要。虽然如此，我仍主张“道并行而不悖”，各方面都有人去尝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也是我肯定“大陆新儒家”的理由之一。
回到《儒生》，总体上看，该刊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就其内容而言，现实性强，主编不满于一种旁观者式的儒学研究，倡导儒学切入现实问题，在时代课题的讨论中发展儒学的生命力。这也是该书最为鲜明的特色。相信主编以后还会延续这样的编辑思路。这就引出第二点，以当今的儒学运动和论辩为研讨中心，“大陆新儒家”是首卷讨论的重头戏，主题鲜明，阅过此书，对“大陆新儒家”的方方面面，庶乎可以知其大概。第三，就其形式而言，不受“核心期刊”字数规范等限制，文章风格多样，可长可短，作者似更能畅所欲言，自由表达思想。因此，许多文章读后，颇能发现诸多思想的亮点。当然，特点亦往往蕴含了短处：其一，过分强调了儒学直接介入现实问题尤其是政治，这对儒学的发展不一定有利，此非三言两语能言也。其二，对当代儒学的讨论，似乎也不必局限于所谓的“大陆新儒家”几位。其三，所选文章虽然对“大陆新儒家”有同情者有批判者，但总体上看，几乎都是同道中人，因此，其批判的意义自然会有所减弱。总体而言，我的浅见是，在坚持现实性的基础上（这是区别于众多儒学刊物的特色，应坚持），以后可适当收录儒家义理本身的研究文章，对当代儒学思潮的选取也可放宽，这样更能让读者了解当今儒学之全貌。
儒生在历史上是什么角色，在今天是什么角色，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儒学研究者深思的一个问题。相信《儒生》会走出自己的一条独特之路，愿以此与编者共勉——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本文编辑 王正）
时至今日，源自欧美的自由主义盛行，“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已然被一些国人认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此背景下，蒋、康、陈敢于基于儒学的立场和资源，面向中国现实问题建言，蒋、康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民主的“神圣性”，这确属难能可贵，体现了思想的独立和勇气。或许正是这一点，颇为符合《儒生》集刊从现实问题入手，发掘儒学之思想资源的立场和关怀。
蒋庆阐发“政治儒学”，康晓光鼓吹“现代仁政”，陈明论述“文化儒学”，所有这些命题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试图为中国当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立法。三儒的相关理论设想，都有专著表达。该书所收录的是“大陆新儒家”的内部争论以及外部各界对之的评论。就内部争论而言，有陈明对蒋、康及其本人的分析与比较。蒋关注“中国性”的丧失与重建，康关注的是“民族复兴”，陈关注的是儒学在当今如何才能有效，由是而各自发展不同的理论构想及其实现目标的方案。蒋、康主张“儒教国教化”，陈主张“公民宗教说”。陈明自谓蒋、陈、康约略体现了儒学的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再者，有蒋庆对康晓光《仁政》一书的评论，谓此书洞悉中国国情，既有韩非子的滔滔雄辩，又有马基雅维利的冷酷无情，但背后却藏着一个儒家的仁爱之心；又谓康的这种基于事实的理性分析来论述儒学的时代课题，较之他本人的“形而上”的论述，似更能让当代中国人理解今日重建儒教的意义。
该书收录更多的是外界对大陆新儒家的评论。就外部对三人的评价而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冼岩对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的长篇评论，题为《二十一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是文分析了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经历及其核心的命题，诸如“政绩合法性困局”、“行政吸纳政治”、“合作主义国家”、“文化民主主义”、“中国特殊论”、“仁政”与“权威政治”等，可一览康氏保守主义的大体。作者还分析了对康氏的几种批评及其康氏与左右两派及其保守主义内部的比较，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异议，可谓康氏“新保守主义”的知己与诤友。再者是余樟法对蒋、陈的评论。据我寡闻，余氏早先为自由主义中人，后乃服膺儒学尤其是阳明的良知学，为阐发儒学甚至不惜与原先同道论战。余氏自谓十分钦佩蒋、陈二人，但对“蒋家儒学”批判最严厉的却莫过于他，谓蒋氏对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理解存在着诸多误区。至于其对陈明的批判，则多是借题发挥自己的思想，这倒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自由主义者对儒学的理解。中国有很大一部分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只会栽赃、谩骂和诬枉儒学，却疏于对自由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因而往往犯有双重错误。职是之故，余樟法的文章，颇值一读。秋风也同时信奉自由主义和儒学，惜该书只收录了他对保守主义的一个简评，以后或可弥补他本人之思想阐发的文章。
儒学在当下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儒生》所要追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有人在不同场合再三向我问及，我姑借此机会略表己意。儒学乃“为己之学”，“为己”与“为他”相对，强调的是自得和受用，也可以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安身立命、心灵安顿等，这是任何时空的人都会碰到的问题，儒学在此方面也颇有智慧。比如，我个人非常欣赏《中庸》“素位而行”一段：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我常跟学生说，儒家讲孔颜乐处，安贫乐道，并不是鼓励人们去“炫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若不能“安贫”，他必不能“安富”，现代许多“富二代”、“暴发户”的行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么？说到底就是缺乏教养，缺乏包括儒学在内的人文学的熏陶。这是个体身心修养的一个例子。如果谈得大一点，如“大陆新儒家”所谈到的政治问题，窃以为，儒学应该基本认可诸如人权、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理念，而且，儒学跟这些理念并不背道而驰。我们姑且不谈儒学能不能“内在地”开出“新外王”这个问题，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未来的经验来证明，但是，近一百年来的儒家不断接纳人权、民主、自由的事实是否可以说明，儒学最终可以开出“新外王”。即是说，把民主等价值理念纳入自己体系中的新儒家已然成为儒学传统的一枝。从儒家义理来说，儒学的很多观念也与所谓现代的价值理念相契，比如孟子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实质上也蕴含了自由主义所谓个体权利的优先性的观念。再如儒家所谓“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也蕴含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两分的观念。
我以为，在所有的传统资源中，儒学是最接近自由主义理念的，这当然不是高攀自由主义来自抬身价，而是我相信，人类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确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自由主义（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儒学当今的课题就是，如何继承和发展儒学本身和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诸多有价值的理念的同时，又抛弃各自之弊。源自西方的左、右两派都安于各自的“绝对真理”而不可能有什么思想创新，所以儒家还有所作为。我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尝试，是因为我实在看不惯中国一些“伪自由主义者”动辄即以自由、民主等名号来指责其他学派，或者想当然地认为儒学妨碍人们接受这样一些现代观念，这不就是当代的“以理杀人”吗？再者，康晓光确实是基于中国国情，基于中国问题来研究思想学术，而不是拿一些概念来反套中国问题。概念当然有规范的功能，但不能本末倒置。
当然，义理归义理，我知道《儒生》更为关注的恐怕是操作性的问题，即到底如何做？儒学在当今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此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尽可能扩大儒学的教育。可是这也有问题。现在一些学者动辄即言推广“四书五经”，那是不知者之言，即便是一个儒学的专业研究者，吃透“四书五经”，那恐怕也是一辈子的事，所以一定要精选，朱熹《四书集注》之所以在历史上获得巨大成功，原因盖在于此。个体行为与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就个体而言，我当然不会幼稚地认为凡是接受儒家教育的就会变成一个好人，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我绝对相信，儒学的推广有利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其二，由于阅读有限，我不知道蒋庆和康晓光主张的“儒教国教化”中的“儒教”何指？我基本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儒学虽具有“宗教性”，具有部分宗教的功能，但却不是宗教。不过，儒学可以模仿佛、道那样建立一些庙宇，作为大众触摸儒学、祭拜孔子的公共场所，同时成立法人社团，接受社会的捐赠，用于公益活动，也可像耶、伊两教那样，每周由儒学教授定期免费向公众“讲经说法”，听众自愿；至于教授报酬则可从社会接受来的捐赠中支出。我觉得台湾的“人间佛教”是个成功的案例，儒家在此方面可以好好学习。至于“儒教国教化”，似既无可能，亦无必要。虽然如此，我仍主张“道并行而不悖”，各方面都有人去尝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也是我肯定“大陆新儒家”的理由之一。
回到《儒生》，总体上看，该刊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就其内容而言，现实性强，主编不满于一种旁观者式的儒学研究，倡导儒学切入现实问题，在时代课题的讨论中发展儒学的生命力。这也是该书最为鲜明的特色。相信主编以后还会延续这样的编辑思路。这就引出第二点，以当今的儒学运动和论辩为研讨中心，“大陆新儒家”是首卷讨论的重头戏，主题鲜明，阅过此书，对“大陆新儒家”的方方面面，庶乎可以知其大概。第三，就其形式而言，不受“核心期刊”字数规范等限制，文章风格多样，可长可短，作者似更能畅所欲言，自由表达思想。因此，许多文章读后，颇能发现诸多思想的亮点。当然，特点亦往往蕴含了短处：其一，过分强调了儒学直接介入现实问题尤其是政治，这对儒学的发展不一定有利，此非三言两语能言也。其二，对当代儒学的讨论，似乎也不必局限于所谓的“大陆新儒家”几位。其三，所选文章虽然对“大陆新儒家”有同情者有批判者，但总体上看，几乎都是同道中人，因此，其批判的意义自然会有所减弱。总体而言，我的浅见是，在坚持现实性的基础上（这是区别于众多儒学刊物的特色，应坚持），以后可适当收录儒家义理本身的研究文章，对当代儒学思潮的选取也可放宽，这样更能让读者了解当今儒学之全貌。
儒生在历史上是什么角色，在今天是什么角色，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儒学研究者深思的一个问题。相信《儒生》会走出自己的一条独特之路，愿以此与编者共勉——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