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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88年的成都市文科状元史春梦来说，高考不过是她精彩人生中一个短暂片段。她有一段现在的大学生很难想象的大学生活，既淳朴，又有风花雪月，既被各种活动填满，又有只属于她的一片空间。不是每个人的大学生活都值得回忆，但如果像史春梦一样对期间种种趣事记忆犹新，那足以说明：那时候的大学，真值得一读。
高考?过了那么久，谁还记得住高考啊?
1988年，我参加完高考后立即就开始了大玩特玩，同学们拿着标准答案自测分数时我也懒得参与。都结束了，再预测也不能改变任何状况——那时候，我们是先报志愿。何况在高考之前的预考时我已经是成都七中的第一名，何必紧张?说真的，高考之前一遍遍地复习也怪烦人的，我只希望赶紧考完了事。过了那么久，都上世纪的事儿了，我哪儿还记得高考时自己想了些什么啊?
随后，我如愿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我的大学开始了。那时的大学，在校风上多少延续了中学的风气，成绩优秀者能得到大家的关注与尊重。我们的生活简朴，外语大学嘛，课业负担不是很重，比较崇尚自由和多方面的修养。文学会、诗歌会、舞蹈队、体操队、模特队、歌手比赛……只要你积极参与，总有一个适合你。到了高年级还可以做家教，或者去展会做口译，赚点零花钱。 我们用德语排《雷雨》
在大学期间的经历，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大三时用德语排演话剧《雷雨》。本来计划的是由一位外校的德国女生给我们排一出演员和观众互动的先锋剧目，德国式的。以我这种简单的思维，实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在德语周记里大发牢骚，说如果排《雷雨》之类的就好了。结果外教真的找来了德语剧本，请了中戏的一位导演来指教我们，像模像样地排练起来，而且我演繁漪!
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苦大仇深的鲁妈似乎是主角，繁漪不过是个资产阶级少妇，后来看过电影和剧本，我才知道繁漪是真正的女一号，而且她的服装、气质比鲁妈、四凤精彩许多。排练的过程中导演就一直称赞三个女主角都表现不错，后来我们在歌德学院正式演出，老师同学都来“观战”，刚一结束，歌德学院的一位领导(或者是教师?总之是个德国人)就走上前来夸我的德语发音漂亮。后来得了奖，我们这群演员还骑着自行车去北大参加了颁奖仪式。每个女人都喜欢做明星，我一直对自己的这段“舞台生涯”得意洋洋。
我的大学宿舍里一共5个女生，一到周末我们就把各自的行头拿出来换着穿，图个新鲜，然后到远远近近的各大院校去跳舞，北大、清华、理工、民族学院，全都踩过几脚，每个学校有什么特色也略知一二。自己系里也办舞会，一两个教室跳舞，一个教室出售咖啡饮料，男生管账，女生跳舞，然后把舞伴拉去喝咖啡，收入充实我们的班费。想起来，我们当时可真坏。
整个北外都风花雪月
我们学校，不要说法语系这些专司浪漫的系，整个北外都风花雪月得很。我也毫不例外地谈了恋爱，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谈”恋爱，只动嘴皮子。大多数恋爱还是以“今后在一起”为目标的，但以我的感觉，即使态度这么的光明正大，越界的还是极少。“如果没把握在一起，我们就不要太轻率；如果确定能在一起，那再等等也不要紧。”这是当时多数人的态度。
我说北外风花雪月，不只是指这里气氛开明，谈恋爱的人多，北外教我的风花雪月还包括生活态度、学校整体的人文环境、同学之间的想法交流。比如我们这一代的女人看亦舒、张爱玲，基本是从大学里开始的，虽然有人批评师太是毒草、张爱玲灰暗，可是她们的很多想法，我严重赞成，并且可以一边认同一边保持健康光明的心理状态。淡泊闲散，就是我喜欢的人生。而我的有些同学认为北外传授的知识太贫乏，不够综合，但他们都是成功人士，眼界阔大，层次高出我几个段位，对母校要求严苛一些在所难免。至于我，北外是我思想成形的地方，我既然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当然喜欢我的母校。
此外，礼仪也是一种风花雪月。北外的男生极有绅士风度，宴席结束会为女士取来大衣穿上，会照顾女士先上车，等等，餐桌礼仪更是讲究得连我都自愧不如(我们一帮闺蜜有时八卦得高兴了，喧闹声恨不能掀了房顶)。我至少学到了德国人的守时，聚会宴饮从不爽约，还几乎每次都头一个到场。《时尚》杂志里教的那些招数，比如晚点出场能提高受关注度之类的，在我看来恰恰是女人难养的例子。聚会之后我通常会给主办人一个反馈，表示自己的满意和感谢。像我，没有天生丽质让人看着就是一种享受，所以要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嘛。
如果要排队，我就放弃
当时物价当然低，不过父母挣得也少，所以基本上还是都在食堂吃。我们时常光顾的大食堂已经挺好吃，小食堂的小炒更算是美味了，缺点是要排大队。排队是我的软肋，好多事情，只要需要排队，我就放弃。
临毕业时，我的心理状态比较特别，本来想回成都，找了两家成都本地的单位跑了跑，确定了对方的聘用意向，所以最后半年在北京一点不着急，什么单位都没去面试。后来又由于恋爱原因我想留在北京，辅导员见我在校得过3次奖学金，又是学生会文艺部长，就直接推荐我到了现在的单位，一呆20年——整!我留在教育部工作，当时是挺招人恨的，因为许多人非常努力想得到留京的机会，结果被我捡了个“便宜”。很想跟当初那些努力留京的人说声：得罪得罪!
我大学毕业已经20年了，从前的大学同学，一些是生死之交，一些，再也没有见过。
高考?过了那么久，谁还记得住高考啊?
1988年，我参加完高考后立即就开始了大玩特玩，同学们拿着标准答案自测分数时我也懒得参与。都结束了，再预测也不能改变任何状况——那时候，我们是先报志愿。何况在高考之前的预考时我已经是成都七中的第一名，何必紧张?说真的，高考之前一遍遍地复习也怪烦人的，我只希望赶紧考完了事。过了那么久，都上世纪的事儿了，我哪儿还记得高考时自己想了些什么啊?
随后，我如愿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我的大学开始了。那时的大学，在校风上多少延续了中学的风气，成绩优秀者能得到大家的关注与尊重。我们的生活简朴，外语大学嘛，课业负担不是很重，比较崇尚自由和多方面的修养。文学会、诗歌会、舞蹈队、体操队、模特队、歌手比赛……只要你积极参与，总有一个适合你。到了高年级还可以做家教，或者去展会做口译，赚点零花钱。 我们用德语排《雷雨》
在大学期间的经历，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大三时用德语排演话剧《雷雨》。本来计划的是由一位外校的德国女生给我们排一出演员和观众互动的先锋剧目，德国式的。以我这种简单的思维，实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在德语周记里大发牢骚，说如果排《雷雨》之类的就好了。结果外教真的找来了德语剧本，请了中戏的一位导演来指教我们，像模像样地排练起来，而且我演繁漪!
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苦大仇深的鲁妈似乎是主角，繁漪不过是个资产阶级少妇，后来看过电影和剧本，我才知道繁漪是真正的女一号，而且她的服装、气质比鲁妈、四凤精彩许多。排练的过程中导演就一直称赞三个女主角都表现不错，后来我们在歌德学院正式演出，老师同学都来“观战”，刚一结束，歌德学院的一位领导(或者是教师?总之是个德国人)就走上前来夸我的德语发音漂亮。后来得了奖，我们这群演员还骑着自行车去北大参加了颁奖仪式。每个女人都喜欢做明星，我一直对自己的这段“舞台生涯”得意洋洋。
我的大学宿舍里一共5个女生，一到周末我们就把各自的行头拿出来换着穿，图个新鲜，然后到远远近近的各大院校去跳舞，北大、清华、理工、民族学院，全都踩过几脚，每个学校有什么特色也略知一二。自己系里也办舞会，一两个教室跳舞，一个教室出售咖啡饮料，男生管账，女生跳舞，然后把舞伴拉去喝咖啡，收入充实我们的班费。想起来，我们当时可真坏。
整个北外都风花雪月
我们学校，不要说法语系这些专司浪漫的系，整个北外都风花雪月得很。我也毫不例外地谈了恋爱，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谈”恋爱，只动嘴皮子。大多数恋爱还是以“今后在一起”为目标的，但以我的感觉，即使态度这么的光明正大，越界的还是极少。“如果没把握在一起，我们就不要太轻率；如果确定能在一起，那再等等也不要紧。”这是当时多数人的态度。
我说北外风花雪月，不只是指这里气氛开明，谈恋爱的人多，北外教我的风花雪月还包括生活态度、学校整体的人文环境、同学之间的想法交流。比如我们这一代的女人看亦舒、张爱玲，基本是从大学里开始的，虽然有人批评师太是毒草、张爱玲灰暗，可是她们的很多想法，我严重赞成，并且可以一边认同一边保持健康光明的心理状态。淡泊闲散，就是我喜欢的人生。而我的有些同学认为北外传授的知识太贫乏，不够综合，但他们都是成功人士，眼界阔大，层次高出我几个段位，对母校要求严苛一些在所难免。至于我，北外是我思想成形的地方，我既然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当然喜欢我的母校。
此外，礼仪也是一种风花雪月。北外的男生极有绅士风度，宴席结束会为女士取来大衣穿上，会照顾女士先上车，等等，餐桌礼仪更是讲究得连我都自愧不如(我们一帮闺蜜有时八卦得高兴了，喧闹声恨不能掀了房顶)。我至少学到了德国人的守时，聚会宴饮从不爽约，还几乎每次都头一个到场。《时尚》杂志里教的那些招数，比如晚点出场能提高受关注度之类的，在我看来恰恰是女人难养的例子。聚会之后我通常会给主办人一个反馈，表示自己的满意和感谢。像我，没有天生丽质让人看着就是一种享受，所以要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嘛。
如果要排队，我就放弃
当时物价当然低，不过父母挣得也少，所以基本上还是都在食堂吃。我们时常光顾的大食堂已经挺好吃，小食堂的小炒更算是美味了，缺点是要排大队。排队是我的软肋，好多事情，只要需要排队，我就放弃。
临毕业时，我的心理状态比较特别，本来想回成都，找了两家成都本地的单位跑了跑，确定了对方的聘用意向，所以最后半年在北京一点不着急，什么单位都没去面试。后来又由于恋爱原因我想留在北京，辅导员见我在校得过3次奖学金，又是学生会文艺部长，就直接推荐我到了现在的单位，一呆20年——整!我留在教育部工作，当时是挺招人恨的，因为许多人非常努力想得到留京的机会，结果被我捡了个“便宜”。很想跟当初那些努力留京的人说声：得罪得罪!
我大学毕业已经20年了，从前的大学同学，一些是生死之交，一些，再也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