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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城镇社区管理体制的变革、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城镇社区的沟通状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针对城镇社区沟通的新变化以及出现的问题，积极构建一个切合适宜的城镇社区沟通机制，对于促进城镇社区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建设一个平等、互助、统一、和谐的城镇社区，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镇社区；沟通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238—03
“社会系统特别是一种自我生产的系统，它使用有意义的沟通作为其基本操作过程。”[1]目前城镇社区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即良性沟通机制的构建——给社群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对话的场域，让他们情感、思想得以交融，利益诉求得以表达，促使城镇社区系统信息得以有效传递，进而发挥出系统的整体优势，提高城镇社区发展的效率和效果。因此，本文拟由考察城镇社区沟通的现状入手，分析城镇社区沟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探讨中国城镇社区良性沟通机制的构建问题。
一、当前城镇社区沟通状况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管理体制“单位制”向“社区制”的深入变革、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中国城镇社区的沟通状况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1.从沟通媒介看：传统血缘、地缘关系淡化，业缘、趣缘、事缘等关系增强
中国传统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具有“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2]。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沟通媒介，人们交往的对象主要是自家的亲属、乡邻、或方圆左右的村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社区管理体制的建立，城镇社区在保留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痕迹的同时，也在凸显着社会结构变革与发展的新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转非人口、许多过去全方位依赖工作单位生活的“单位人”、自由个体、私营从业人员以及失业、无业、流动人员等汇聚组合成当前城镇的“社区人”，社区居民构成复杂化，人口异质性增强，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突破，虽然在乡土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血缘上的亲戚关系和地缘上的“老乡”、“乡里乡亲”在人们交往的现实和观念上依然发挥着作用，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大，建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交往关系已渐趋淡化，因工作关系、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关事务而结成的业缘、趣缘、事缘关系逐渐增强。
2.从沟通需求看：情感性关系减少，工具性关系增多
沟通中建立起来的以满足情感需求为主的人际关系，称为情感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双方志趣相投，心理相容，相互在精神上得到慰藉；沟通中为了借助交往对象所拥有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称为工具性关系。工具性关系的基础是利益实现，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城镇社区人处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竞争激烈，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压力大，客观上使人们无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关照情感需求。而出于个人事业发展、利益竞争的需要，以工具性为目的沟通大量涌现，具体表现在人们的心灵交流逐渐减少，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形式主义的应酬逐渐增多。由于工具性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呈现出有形或无形的获得性资源，带来利益更大化的期望回报，因而从主观上也强化了人们沟通中的工具性需求，从而使情感性需求进一步边缘化。中国社会传统的熟人关系本来是更多依托于毫无功利性目的情感沟通与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日益突显，竞争加剧，城镇社区居民运用原先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交往追求效用最大化倾向明显增多。
3.从沟通手段与方式看：日益现代化和便捷化
现代化和便捷化是当前城镇人际沟通的特点，在城镇社区沟通中表现得很充分。随着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城镇社区沟通主要借助于报刊、广播、电视、电话、手机和网络等现代传播和交流方式实现直接和间接的沟通，传统的相互串门和会面已经很少。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交流的方式已经确确实实地成为当今城镇社区中社群沟通的一个普遍的渠道。城镇社区宴请、娱乐等群集性交往，也一般都会安排到公共的餐饮或娱乐场所。这表明城镇社区现代交往沟通中公共生活空间特征更加突出，社区人际交往趋于便捷化，沟通成本降低，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的需要，得到社区成员的普遍认同与接纳。
4.从沟通的群际关系看：阶层分化趋势明显
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处于大变革的背景下，城镇社区正处于分化—整合的激烈变动中，越来越容纳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社区结构的异质性增强。经济利益结构的变动或重新组合导致不同程度上的阶层分化，不同的经济社会地位、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导致有选择性的交往在城镇社区中凸显。有选择性的交往使得交往人群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同质性现象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人群之间却缺乏理解和沟通。同时，处于经济地位、教育程度较高阶层沟通水平和效果一般高于经济地位、教育程度较低阶层，这将进一步推动城镇社区社群沟通阶层化，扩展城镇社区沟通的非均衡现象。
5.从沟通的组织依托看：非正式沟通普遍，正式沟通有所发展
社区社群之间的沟通从有无组织依托看，可分成非正式沟通和正式沟通两个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推动的“单位制”向“社区制”的管理体制变革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自治组织、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一些社会团体越来越多，这些社团组织涉及政治参与、经济合作、文化生活、休闲娱乐等领域，覆盖面宽，群众基础广，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由于中国社会缺乏社团主义的传统，再加上当前城镇社区社团的自组织能力与社区成员社团意识的不足，城镇社区成员自觉参与不同的社团，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诉求与结交关系的现象有所发展，但并不成熟。相对正式沟通而言，非正式沟通缺乏组织性和目的性，但更具有自发性和灵活性。非正式沟通通常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偶遇、闲聊，亲友的交往，相邀吃饭、娱乐、旅游等，在社群沟通中最为普遍。 二、城镇社区沟通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镇社区社群沟通出现诸多新变化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以及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其中涌现出的鲜明时代气息和现代性特质令人鼓舞，但潜藏的一些问题也需要理性审视。
1.心理情感异化
从心理学上讲，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是一个社会交换过程，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存在着“得”与“失”的心理平衡关系。在 “功利”心理的驱使下，当前城镇社区一些成员在社群交往中一味地只利用而不付出，“得”与“失”心理关系失衡，且交往中把他人当工具，把自己当目的，也摧毁了人际交往与沟通中的人性基础，使得社群沟通的心理关系逐渐疏远与淡漠，严重弱化了社群交往与沟通中的人际温情。特别是社区中弱势成员，由于“工具性”的利用价值不大，在社群交往与沟通中被轻视、忽略或排斥，成为城镇社区被冷落和边缘化的群体。城镇社区当前功利的实用主义的沟通与交往，异化了人们心理与情感，使人们内心对非功利的精神交往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倍感空虚和孤独。
2.互动缺乏频度和深度
当前，城镇社区基本上融入到了现代都市生活体系，生活节奏快，生存竞争压力大，社区成员工作与休闲的方式多样化，且交错杂乱，客观上妨碍了城镇社区成员拥有共同互动与沟通的机会与时间；另外，现代城镇社区服务机构的健全和住宅功能的完善，提供了社区成员闲暇时间“宅”在家里的可能性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现实性，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除此之外，社群之间即便有来往，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交往也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缺少深层次交往，心灵是封闭的。再加上现代都市人们对私生活和私人空间的推崇，出于维护、尊重合法权益而规避了相互关爱的义务，人际沟通与交往陷入“礼貌”的淡漠之中，人际互动缺乏深度。
3.信任度低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人际信任是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情感信任，人们凭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对人的信任程度。“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2]传统中国社会人们产生人际信任的必要前提是熟人社会里的密切关系，然而当代城镇社区人口流动频繁，居民身份复杂，陌生人社会迅速代替传统的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中，由于建基于法律、制度上的信任机制还不完善，中国城镇社区居民，特别是刚刚实现“农转非”的居民，由于长期形成的熟人信任心理惯式，使他们在陌生人社会中更多一些怀疑和防范；同时，社群沟通中的工具性和实用主义也加剧了社群之间信任度的降低，人们往往担心交往者别有用心而心存怀疑和戒备。
4.阶层隔离、冷漠与敌视
在当前城镇社区，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经济利益分化与重组、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城镇居民之间经济性隔离；城镇化过程中户籍关系管理等制度衍生的“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之别，形成城镇居民之间制度性隔离；住房商品化制度适应不同住房要求和购买力，建造不同空间的等级小区，逐步促成同类相聚，相对独立、相对分化的城镇居住空间隔离……经济性隔离、制度性隔离以及空间性隔离致使社区群体间的沟通与交往客观上处于相对割裂状态。处于优势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居民的尊贵感与处于弱势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居民的自卑感与日俱增，除了交易市场和工作场所，不同阶层的社群主动性沟通与交流意愿锐减——这种自愿性隔离进一步拉大了人们思想感情的距离，增大了人们之间的阶层隔阂与敌视，也造成了人们对和谐社会建设信心的缺失。
三、城镇社区良性沟通机制的构建
和谐始于沟通，建基于良性沟通。沟通是消除社群隔离、加强社群之间互动的桥梁，是社区和谐发展的纽带。城镇社区沟通的时代变迁与问题的衍生，需要积极构建起切合适宜的良性沟通机制来面对，以便弘扬城镇社区沟通中出现的现代精神气息与品质，规避其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城镇社区的和谐发展。
1.加强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环境建设，构建削减阶层沟通隔离的宏观环境
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中诸如垄断、投机钻营、制假售假等不自由、不公平的经济行为而致富的现象相当普遍，使得富裕阶层财富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并未真正得到社会认同，民众不平心理与仇富心理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消除市场经济中的“非自主分化”现象，实现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机会均等、行为规范、优胜劣汰，不仅有利于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开发人的潜力与才能，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而且有利于减少建立在不公正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分层现象，进而有利于减少因对社会不公平性的归因而诱发的阶层隔阂与敌视心理及侵犯行为，减弱城镇社区沟通的经济性隔离。
推进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和救助制度普遍化改革。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效率为取向的淘汰性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要建立起普遍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和救助制度，为市场中自由竞争的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平台，为无能力就业者、失业者与破产者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对社区成员、尤其是社区弱势成员，除了基本生存的帮助外，多一些人性关怀，减少或消除社区成员因基本生存与发展不平等、不公平等问题诱发矛盾、冲突的制度性隔离。
2.完善社区沟通渠道，促进纵向沟通与横向沟通的平衡发展
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环境建设，为社区社群的沟通减少了宏观的经济性与制度性障碍，但由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其他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原因，社区不平等与社群隔离现象仍然会客观存在。不过，“社会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不平等和社群隔离的存在，但可以通过融合的手段加以改善。”[3]借助政府税务、工商管理等职能部门和水电、银行等公共服务机构，以管理为手段，以各种社区“公开日”、 “社区对话”、“社区论坛”等活动为载体，拓展社区沟通渠道，为居民创造更多的交流、参与机会，从而促进城镇社区纵向沟通与横向沟通的平衡发展。
3.借助现代传媒促进社群阶层间的沟通与融合
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充当着人们沟通的主渠道，媒体传播的内容信息和表达方式，在不同的社群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和效果，如过于强调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社会阴暗消极面等失衡报道，会加剧弱势社群的心理失衡，增强阶层间的对立情绪，加大人际间的冷漠与排斥，对社群沟通产生负面影响。媒体应纠正舆论宣传的片面性，兼顾平衡原则，全面地、客观地、不偏不倚地介绍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状况和他们为城镇和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使人们意识到各阶层对当前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以消除阶层间的误解、隔阂与偏见，增进城镇居民彼此间的了解、理解与包容，从而整合社区力量形成凝聚力，创造一种平等融洽的社会氛围。“平衡的社会群体沟通促进社会心态的平衡和社会秩序的和谐。”[4]
4.推动社区组织建设，加强社区工作专业化
社区沟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知识和理论，需要掌握许多方法和技巧。社区弱势群体由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方面的自我发展缺失，客观上造成其参与正式沟通进行协商的艺术和技巧的不足。以弱势群体为主的越级上访、围攻、静坐、堵路等过激的群体性事件以及自残、暴力犯罪等个人泄愤行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弱势群体存在利益表达的困难，他们缺乏与社会、与政治体系的有效沟通。社会工作者是社区的“守望人”，应加强社区工作专业化，提高社区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使其“能够充分运用社区的各种有效资源，帮助社区居民特别是弱势社群实现利益诉求、社区参与、医疗服务、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就业咨询与培训等，帮助社区居民在社区互动过程中形成归属感和凝聚力。”[5]
参考文献：
[1] 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2.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31.
[3] 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234.
[4] 何玉兴.关于社会群体沟通的理论假设[J].河北学刊，2000，（4）：97.
[5] 张想明.论城镇社区和谐发展的构建[J].前沿，2011，（23）：187.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关键词：城镇社区；沟通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238—03
“社会系统特别是一种自我生产的系统，它使用有意义的沟通作为其基本操作过程。”[1]目前城镇社区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即良性沟通机制的构建——给社群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对话的场域，让他们情感、思想得以交融，利益诉求得以表达，促使城镇社区系统信息得以有效传递，进而发挥出系统的整体优势，提高城镇社区发展的效率和效果。因此，本文拟由考察城镇社区沟通的现状入手，分析城镇社区沟通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探讨中国城镇社区良性沟通机制的构建问题。
一、当前城镇社区沟通状况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城镇管理体制“单位制”向“社区制”的深入变革、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中国城镇社区的沟通状况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1.从沟通媒介看：传统血缘、地缘关系淡化，业缘、趣缘、事缘等关系增强
中国传统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具有“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2]。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沟通媒介，人们交往的对象主要是自家的亲属、乡邻、或方圆左右的村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社区管理体制的建立，城镇社区在保留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痕迹的同时，也在凸显着社会结构变革与发展的新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转非人口、许多过去全方位依赖工作单位生活的“单位人”、自由个体、私营从业人员以及失业、无业、流动人员等汇聚组合成当前城镇的“社区人”，社区居民构成复杂化，人口异质性增强，传统血缘、地缘关系被突破，虽然在乡土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血缘上的亲戚关系和地缘上的“老乡”、“乡里乡亲”在人们交往的现实和观念上依然发挥着作用，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加大，建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交往关系已渐趋淡化，因工作关系、共同的兴趣爱好、相关事务而结成的业缘、趣缘、事缘关系逐渐增强。
2.从沟通需求看：情感性关系减少，工具性关系增多
沟通中建立起来的以满足情感需求为主的人际关系，称为情感性关系。情感性关系双方志趣相投，心理相容，相互在精神上得到慰藉；沟通中为了借助交往对象所拥有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称为工具性关系。工具性关系的基础是利益实现，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城镇社区人处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竞争激烈，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压力大，客观上使人们无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关照情感需求。而出于个人事业发展、利益竞争的需要，以工具性为目的沟通大量涌现，具体表现在人们的心灵交流逐渐减少，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形式主义的应酬逐渐增多。由于工具性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呈现出有形或无形的获得性资源，带来利益更大化的期望回报，因而从主观上也强化了人们沟通中的工具性需求，从而使情感性需求进一步边缘化。中国社会传统的熟人关系本来是更多依托于毫无功利性目的情感沟通与互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利益日益突显，竞争加剧，城镇社区居民运用原先的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交往追求效用最大化倾向明显增多。
3.从沟通手段与方式看：日益现代化和便捷化
现代化和便捷化是当前城镇人际沟通的特点，在城镇社区沟通中表现得很充分。随着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城镇社区沟通主要借助于报刊、广播、电视、电话、手机和网络等现代传播和交流方式实现直接和间接的沟通，传统的相互串门和会面已经很少。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交流的方式已经确确实实地成为当今城镇社区中社群沟通的一个普遍的渠道。城镇社区宴请、娱乐等群集性交往，也一般都会安排到公共的餐饮或娱乐场所。这表明城镇社区现代交往沟通中公共生活空间特征更加突出，社区人际交往趋于便捷化，沟通成本降低，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的需要，得到社区成员的普遍认同与接纳。
4.从沟通的群际关系看：阶层分化趋势明显
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处于大变革的背景下，城镇社区正处于分化—整合的激烈变动中，越来越容纳不同身份、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社区结构的异质性增强。经济利益结构的变动或重新组合导致不同程度上的阶层分化，不同的经济社会地位、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导致有选择性的交往在城镇社区中凸显。有选择性的交往使得交往人群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同质性现象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人群之间却缺乏理解和沟通。同时，处于经济地位、教育程度较高阶层沟通水平和效果一般高于经济地位、教育程度较低阶层，这将进一步推动城镇社区社群沟通阶层化，扩展城镇社区沟通的非均衡现象。
5.从沟通的组织依托看：非正式沟通普遍，正式沟通有所发展
社区社群之间的沟通从有无组织依托看，可分成非正式沟通和正式沟通两个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推动的“单位制”向“社区制”的管理体制变革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区自治组织、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其他一些社会团体越来越多，这些社团组织涉及政治参与、经济合作、文化生活、休闲娱乐等领域，覆盖面宽，群众基础广，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由于中国社会缺乏社团主义的传统，再加上当前城镇社区社团的自组织能力与社区成员社团意识的不足，城镇社区成员自觉参与不同的社团，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表达诉求与结交关系的现象有所发展，但并不成熟。相对正式沟通而言，非正式沟通缺乏组织性和目的性，但更具有自发性和灵活性。非正式沟通通常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偶遇、闲聊，亲友的交往，相邀吃饭、娱乐、旅游等，在社群沟通中最为普遍。 二、城镇社区沟通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镇社区社群沟通出现诸多新变化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以及经济科技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其中涌现出的鲜明时代气息和现代性特质令人鼓舞，但潜藏的一些问题也需要理性审视。
1.心理情感异化
从心理学上讲，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是一个社会交换过程，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存在着“得”与“失”的心理平衡关系。在 “功利”心理的驱使下，当前城镇社区一些成员在社群交往中一味地只利用而不付出，“得”与“失”心理关系失衡，且交往中把他人当工具，把自己当目的，也摧毁了人际交往与沟通中的人性基础，使得社群沟通的心理关系逐渐疏远与淡漠，严重弱化了社群交往与沟通中的人际温情。特别是社区中弱势成员，由于“工具性”的利用价值不大，在社群交往与沟通中被轻视、忽略或排斥，成为城镇社区被冷落和边缘化的群体。城镇社区当前功利的实用主义的沟通与交往，异化了人们心理与情感，使人们内心对非功利的精神交往的渴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倍感空虚和孤独。
2.互动缺乏频度和深度
当前，城镇社区基本上融入到了现代都市生活体系，生活节奏快，生存竞争压力大，社区成员工作与休闲的方式多样化，且交错杂乱，客观上妨碍了城镇社区成员拥有共同互动与沟通的机会与时间；另外，现代城镇社区服务机构的健全和住宅功能的完善，提供了社区成员闲暇时间“宅”在家里的可能性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现实性，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除此之外，社群之间即便有来往，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交往也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缺少深层次交往，心灵是封闭的。再加上现代都市人们对私生活和私人空间的推崇，出于维护、尊重合法权益而规避了相互关爱的义务，人际沟通与交往陷入“礼貌”的淡漠之中，人际互动缺乏深度。
3.信任度低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人际信任是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情感信任，人们凭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对人的信任程度。“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2]传统中国社会人们产生人际信任的必要前提是熟人社会里的密切关系，然而当代城镇社区人口流动频繁，居民身份复杂，陌生人社会迅速代替传统的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中，由于建基于法律、制度上的信任机制还不完善，中国城镇社区居民，特别是刚刚实现“农转非”的居民，由于长期形成的熟人信任心理惯式，使他们在陌生人社会中更多一些怀疑和防范；同时，社群沟通中的工具性和实用主义也加剧了社群之间信任度的降低，人们往往担心交往者别有用心而心存怀疑和戒备。
4.阶层隔离、冷漠与敌视
在当前城镇社区，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经济利益分化与重组、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城镇居民之间经济性隔离；城镇化过程中户籍关系管理等制度衍生的“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之别，形成城镇居民之间制度性隔离；住房商品化制度适应不同住房要求和购买力，建造不同空间的等级小区，逐步促成同类相聚，相对独立、相对分化的城镇居住空间隔离……经济性隔离、制度性隔离以及空间性隔离致使社区群体间的沟通与交往客观上处于相对割裂状态。处于优势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居民的尊贵感与处于弱势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居民的自卑感与日俱增，除了交易市场和工作场所，不同阶层的社群主动性沟通与交流意愿锐减——这种自愿性隔离进一步拉大了人们思想感情的距离，增大了人们之间的阶层隔阂与敌视，也造成了人们对和谐社会建设信心的缺失。
三、城镇社区良性沟通机制的构建
和谐始于沟通，建基于良性沟通。沟通是消除社群隔离、加强社群之间互动的桥梁，是社区和谐发展的纽带。城镇社区沟通的时代变迁与问题的衍生，需要积极构建起切合适宜的良性沟通机制来面对，以便弘扬城镇社区沟通中出现的现代精神气息与品质，规避其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城镇社区的和谐发展。
1.加强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环境建设，构建削减阶层沟通隔离的宏观环境
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中诸如垄断、投机钻营、制假售假等不自由、不公平的经济行为而致富的现象相当普遍，使得富裕阶层财富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并未真正得到社会认同，民众不平心理与仇富心理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经济体系，消除市场经济中的“非自主分化”现象，实现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机会均等、行为规范、优胜劣汰，不仅有利于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开发人的潜力与才能，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而且有利于减少建立在不公正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分层现象，进而有利于减少因对社会不公平性的归因而诱发的阶层隔阂与敌视心理及侵犯行为，减弱城镇社区沟通的经济性隔离。
推进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和救助制度普遍化改革。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效率为取向的淘汰性经济机制，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要建立起普遍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和救助制度，为市场中自由竞争的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平台，为无能力就业者、失业者与破产者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对社区成员、尤其是社区弱势成员，除了基本生存的帮助外，多一些人性关怀，减少或消除社区成员因基本生存与发展不平等、不公平等问题诱发矛盾、冲突的制度性隔离。
2.完善社区沟通渠道，促进纵向沟通与横向沟通的平衡发展
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环境建设，为社区社群的沟通减少了宏观的经济性与制度性障碍，但由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其他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原因，社区不平等与社群隔离现象仍然会客观存在。不过，“社会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不平等和社群隔离的存在，但可以通过融合的手段加以改善。”[3]借助政府税务、工商管理等职能部门和水电、银行等公共服务机构，以管理为手段，以各种社区“公开日”、 “社区对话”、“社区论坛”等活动为载体，拓展社区沟通渠道，为居民创造更多的交流、参与机会，从而促进城镇社区纵向沟通与横向沟通的平衡发展。
3.借助现代传媒促进社群阶层间的沟通与融合
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充当着人们沟通的主渠道，媒体传播的内容信息和表达方式，在不同的社群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和效果，如过于强调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社会阴暗消极面等失衡报道，会加剧弱势社群的心理失衡，增强阶层间的对立情绪，加大人际间的冷漠与排斥，对社群沟通产生负面影响。媒体应纠正舆论宣传的片面性，兼顾平衡原则，全面地、客观地、不偏不倚地介绍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状况和他们为城镇和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使人们意识到各阶层对当前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以消除阶层间的误解、隔阂与偏见，增进城镇居民彼此间的了解、理解与包容，从而整合社区力量形成凝聚力，创造一种平等融洽的社会氛围。“平衡的社会群体沟通促进社会心态的平衡和社会秩序的和谐。”[4]
4.推动社区组织建设，加强社区工作专业化
社区沟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知识和理论，需要掌握许多方法和技巧。社区弱势群体由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方面的自我发展缺失，客观上造成其参与正式沟通进行协商的艺术和技巧的不足。以弱势群体为主的越级上访、围攻、静坐、堵路等过激的群体性事件以及自残、暴力犯罪等个人泄愤行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弱势群体存在利益表达的困难，他们缺乏与社会、与政治体系的有效沟通。社会工作者是社区的“守望人”，应加强社区工作专业化，提高社区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使其“能够充分运用社区的各种有效资源，帮助社区居民特别是弱势社群实现利益诉求、社区参与、医疗服务、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就业咨询与培训等，帮助社区居民在社区互动过程中形成归属感和凝聚力。”[5]
参考文献：
[1] 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2.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31.
[3] 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234.
[4] 何玉兴.关于社会群体沟通的理论假设[J].河北学刊，2000，（4）：97.
[5] 张想明.论城镇社区和谐发展的构建[J].前沿，2011，（23）：187.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