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道理上说，研究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只要查阅公安部、安全部关于这一事件的原始档案就可以完整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另外，如果现在可以公开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钱锺书档案，也会对钱锺书在此事件中的遭遇有一个详细了解。但目前只能在不具备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研究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的关系，我们依赖的原始文件相当有限，在这些有限的公开史料中，我们努力还原历史，尽可能解释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以及这种经历对他一生的影响。
　　所谓清华间谍案其实并不复杂，它主要是指1952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以间谍罪逮捕了当时在北京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任教的一对美国夫妇，男的叫李克 （Allyn Rickett），女的叫李又安（Adele Rickett）。1955年9月，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李克有期徒刑6年，李又安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因他们认罪态度较好，有立功表现，提前释放，并限三天离境。他们获罪的原因，据当时的起诉书中说：“1948年10月，受美国情报部门派遣来到中国，以清华大学英文教师和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名义作掩护，搜集大量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情报，并秉承美国国务院的旨意，在中国知识界培养‘第三势力’，妄图分裂和取代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这就是当时为中国知识界震惊的清华间谍案。
　　清华间谍案对当事者本身影响并不大，它只是冷战初期，对立阵营间处置侨民、留学生、访问学者的一个防范性常例，美国也一度出现过麦卡锡主义，凡与共产党国家有过交往的学者都曾受到怀疑。所谓间谍，不过是一个更有法律依据的说法。在事实上，当时对类似事件的处理还比较慎重，在李克间谍案中，周恩来表现得很冷静，对事实判断也很清晰，这最后导致了李克夫妇的从宽处理。
　　李克间谍活动的内容，其实也不重要，与一般认为的收集有关武器、外交文件和科学研究内容的间谍活动不同，他只是留意当时对美国判断中美关系有帮助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知识分子的情况，特别是当时美国国务院希望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可与中国共产党抗衡的“第三势力”的思想状态。
　　李克当时被认为是间谍的一个主要原因还与他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做过日语翻译有关。1948年李克到中国来的合法身份是富布赖特奖学金访问学者，当时还在国民党政权下。李克夫妇能来中国，又与他们的老师、著名的汉学家卜德 （Derk Bodde） 有关，卜德当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是他帮助李克夫妇申请到了富布赖特奖学金，到燕京大学学习中文，当时中国公安部门认为卜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李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他到中国来之前，原来海军情报部的有关人员找到他，他们听到他将到中国去，就说：“如果我能留心代他们观察一下，回来时把情况报告给他们的话，他们是十分感谢的。我心里想，海军部情报司竟把我看成为中国专家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使我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同时，他们的要求又正好和我研究中国情况，准备博士论文的计划相符合，所以就马上答应了他们。那时我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可能引起一些什么后果。甚至在共产党进了北京之后，当我继续不断向北平美国使馆供给情报时，也没有真正清楚地认识到我这种间谍活动会使我遇到什么严重危险。”1972年中美两国关系解冻后，李克夫妇曾在1974、1980年，作为中美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并和早年审判他们的法官建立了友谊，由此可见这桩间谍案的性质。
　　观察清华间谍案的主要意义已不在这个案件本身，而在于这个案件如何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冷战期间，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清华间谍案的发生，带给当时凡与李克夫妇有过正常交往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时与李克夫妇有正常交往的这些知识分子，事实上也确实受到了监控，钱锺书应当在这个监控中，这样的经历对中国知识分子内心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行为。
　　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与清华间谍案联系起来。冯友兰曾回忆到，“后又检查多次，还涉及对美国、对梅贻琦、对卜德与李克的认识态度等。”李克在交代自己的活动时曾提及：“北京一所大学的张教授，已经和我联系过，他自称是‘第三势力’的代表，他原来是司徒雷登的密友。听说，中共方面已经开始注意他了。”由此可见，当时与李克夫妇有过交往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都在控制中。

（二）

　　了解李克夫妇当时在清华的生活，有助于我们判断清华间谍案的真实程度。李克在清华时，曾多次与他的老师卜德通信，我们从下面抄出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清华教授的一些情况。李克原信为英文。原信由现居美国的周启博先生提供并得到李克同意在论文中引述。信件由周启博翻译，笔者校订，译文中如有错误完全由笔者负责。李克在信中提到了许多当时在清华教书的人，特别是对钱锺书有具体的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不错。据范旭仑考证，李克回忆录中提到的吴先生是指周一良，赵先生即指钱锺书。范旭仑最早依据美国胡志德在 《钱锺书传》 的提示，认为李克用了“百家姓”的典故，并将书中的相关叙述与周一良的回忆录对读，这个判断完全准确。
　　李克在回忆录中叙述到：
　　到了一九五〇年暮春，形勢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人不论是死硬派还是吸收新学说的人，都显著地和我们发生了巨大的差别。有一天下午，我们在教职员中邀了两个老朋友和他的夫人来吃饭，这种对照就显得很清楚了。
　　吴先生和吴太太先到，坐我们房子里和我们谈他们在美国的经历。二次大战期间吴先生曾在哈佛大学教过几年书。正当我准备问吴先生几个有关我所研究的问题时，刚好门开了，赵先生和往常一样带着一种有素养的急切神情进来了，赵太太跟在他的后面。
　　当我们接过他们的外衣时，听到吴先生从容不迫地说：“今天的教职员会怎么没见你去参加？”
　　赵先生把手一摆，似乎是要把这种琐事推到一边去似的：“今天我整个下午都在图书馆里忙着查书。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最早的有关中国甘薯的资料。甘薯最初出现在福建，你知道……” 　　接着甘薯就成了主要的话题，过了几分钟，赵先生才决定转到他另一个伟大的发现上去。为了把话题转到最近一世纪，又安提出她正在研究几篇现代诗，并问赵先生是不是念过。
　　赵先生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答道：“你说是‘现代’诗吗？哼……我认为还不如说是‘绝代’诗倒更恰当些。50年以后就不会有人再听到这些东西了。”他那一口训练有素的牛津口音更加衬托了他对中国新起诗人的鄙视。
　　我们听了之后都笑起来了。这时吴先生用软绵绵的声音说：“这里面有些还不算太坏，他们正在努力写一些人民能听得懂的东西。”
　　“呸，人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诗！”
　　吴先生本打算回答几句，但饭已经摆上了，就没有说下去，话题又转到旁的方面去了。
　　饭后我问赵先生是不是参加了哪一个政治讨论组。“讨论，”他大声说道，“那根本不是讨论，而是瞎扯。他们所谓的逻辑简直是一派胡言，亚理斯多德在九泉之下听着也不会瞑目。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是这样。这里面一点内容都没有。这些东西真幼稚，幼稚得很呀！这些东西真幼稚。”
　　李克的回忆可以和周一良晚年在 《毕竟是书生》 中的叙述对读：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开始以后，李克夫妇以特务罪名被捕入狱，公安部门也曾派人向我们了解情况，我们当然如实报告：一九四九年圣诞节到清华北院李克家吃过饭，在座有钱锺书夫妇。……我的儿子从清华图书馆借来李克夫妇的书，我才知道，他们早已被释放回国。……书中提到清华一位美国留學回来的历史教授，解放之后乐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无疑是指我。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在目前已见到的关于钱锺书的回忆里，特别是杨绛的回忆中，极少提到过李克夫妇，这是个很特别的例子，极有可能是这个当年的交往留给了他们内心很多恐惧。李克夫妇在清华时，朱德熙曾教过他们，朱德熙夫人何孔敬回忆说，那时朱德熙一周两次到李克家去教汉语，他们结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成为非常好的朋友。1974年李克夫妇到中国来看望老朋友，当时朱德熙还在牛棚里，他在北京大学外宾接待室见了李克夫妇，朱德熙奇怪他们怎么会来北京，李克笑着对他们说：“政府没有难为我们，就让我们进来了。”按美国人的习惯和常理，李克夫妇应当也要见钱锺书夫妇的，但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相关回忆，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和李克夫妇接触过的清华教授受到的影响并不相同，而钱锺书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三）

　　1949年，钱锺书从上海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任教，同时负责清华外文系研究所的工作。当时张奚若、周培源、吴晗、金岳霖、温德、吴组缃等都在清华任教，钱锺书还与温德一起指导过当时在清华的研究生，李克夫妇就在这时与钱锺书相识。钱锺书与李克夫妇有过多深的交往，我们现在很难见到相关史料，但他们认识是基本事实。
　　在钱锺书研究中，近年来比较详细提到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关系的，有两种意见，一是承认清华间谍案牵涉到了钱锺书，但对于相关事实并没有下简单结论;还有一种意见是认为把钱锺书牵涉进清华间谍案中，完全是对钱锺书的诬陷，当时相关机构已经做了结论。
　　徐公持认为：“关于钱先生，我始终有一个问题搞不清楚，那就是我到文学所之初，就听人说在1949年，清华大学曾发生一桩‘间谍案’，有人就产生了怀疑，似乎哪些人受了案件的牵连，虽然举不出什么证据，但受到怀疑本身似乎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我立即借到一本当事人李克、李又安的回忆录来仔细阅读，努力从字里行间去‘发现’相关的蛛丝马迹，但什么也没发现。”（徐公持 《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 我读到徐公持文章后，曾以 《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 为题，给 《新文学史料》 写过一信，提供相关情况。我这封信刊出后，曾引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注意，他们曾以公函形式向 《新文学史料》 编辑部特别作了说明。公函中指出：“材料中所列举的全部所谓‘问题’，钱锺书先生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已一一调查清楚，做了结论。”所以文学研究所认为此说“纯属空穴来风，查无实据” 。同时，公函还针对我在来信中认为钱锺书对此事可能“一直蒙在鼓里”的说法，提出了否定判断。
　　2004年无锡召开的“钱锺书与中国现代学术”会议上，王水照提供的 《钱锺书先生横遭青蝇之玷》 的论文中，结合钱锺书的生平时代，从李克、李又安合著的 《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 一书，结合邹文海的 《忆钱锺书》 一文，再联系杨绛先生的 《干校六记》 中的有关内容，考证与论述了钱锺书先生于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遭受不白之冤和在“文革”中下放劳动时，依然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爱国的热忱，从而提供了珍贵的关于钱锺书思想人格方面的重要资料。
　　2007年，在纪念何其芳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上，原文学研究所书记王平凡通过众多事例，回顾了何其芳在长期担任文学所领导工作的过程中如何保护知识分子。像子虚乌有的“清华间谍案”曾将钱锺书牵扯其中，是何其芳力保其免于遭受迫害。
　　那么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理：清华间谍案发生后，与李克夫妇有过较多交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被怀疑中，以当时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处理办法，就是通过相关组织进行内部监控，所谓内部监控是指公安、安全机关，通过被监控人所在党组织对被监控者进行控制的一种方式，被控制者本人并不知情。我为什么认为钱锺书是被内部监控呢？主要是依据一份内部材料。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当时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其中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按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约有七三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马列主义，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 　　这份报告中提到的反动教授就有钱锺书。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 《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还说了‘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高等教育部 《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分析：
　　1956年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时，清华间谍案已在1955年结案，当时李克夫妇已回到美国。原在清华大学的钱锺书已随机构的变革，由清华到了当时设在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后文学研究所又归到了中国科学院，时间已过去了三年。但三年后，一份高等教育部上报中央的秘密报告中的内容，还那樣判定钱锺书的政治表现，恐怕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当时这份报告是哪一个机关负责起草的？是哪一个机关的负责人认可了报告中的内容然后再上报中央会议的？如果按后来文学所的判断，当时清华间谍案涉及钱锺书的内容已做了结论，并且钱锺书本人已经知道 （事实很可能也确实如此），因为从后来发生的事实判断，钱锺书本人并没有因此案受到影响，一般认为是何其芳保护了钱锺书。
　　这份报告的最后汇总者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时在1955年12月9日。按中央文件起草的一般规律，这份材料的原始来源应由基层部门提供，那么钱锺书所在的机关在1955年底还那样判断钱锺书，难道不恰好说明钱锺书是一个被内控的对象吗？从统战部文件的称谓上判断，一直把钱锺书放在北京大学范围内，而文学研究所创建的时间在1953年，虽然这个材料有可能是延续了当时还在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对钱锺书的评价，但这个文件能报送中高层，一定有一个原始的材料提供者 （诬陷者），而这个诬陷者提供的材料是得到了相关负责人认可的，如果没有原始单位负责人认可，这个材料不可能送达高层。
　　钱锺书夫妇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被控制中，直到文革时期，他们才了解此事。杨绛说：“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档案里的材料上了大字报，他还不知自己何罪。”杨绛回忆说：“我第一念就想到了他档案里的黑材料。这份材料若没有‘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杨绛对这件事的记述比较含糊，非对当时历史有了解的人难以明白。杨绛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原无由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把这事告诉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第二天，我为此着实挨了一顿斗。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控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了档案。实地调查时，那‘告发’的人否认有此告发。红卫兵的调查想必彻底，可是查无实据。默存下干校之前，军宣队认为‘告发’的这件事情节严重，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默存只好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我想起这事还心上不服。过一天默存到菜园来，我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默存说我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
　　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追究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出现的对一个学者的诬陷性评价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已没有太多意义，但作为史料观察，当时诬陷钱锺书的那些内容，对我们研究钱锺书还不能说没有意义。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如果要坐实钱锺书的那些言论，无疑要置钱锺书于死地。但当历史发生变化后，我们再来判断当时的诬陷材料。首先不是从道德方面去追究诬陷者的责任，或者肯定钱锺书的勇气，而是把它作为判断钱锺书思想和人格的一种辅助材料，这时钱锺书是不是真说过那样的话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对同样的历史已有了另外一种评价，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如果确有诬陷者存在，诬陷者的材料获得了超越历史真实的思想史价值，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那些诬陷钱锺书的史料的。
　　陈寅恪在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上册的审查报告中，曾指出过伪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说：“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这份诬陷钱锺书的材料中，凡提到的关于钱锺书的活动，基本都是钱锺书的真实经历，比如与李克的关系、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参加毛选英译委员会等，至于诬陷者对钱锺书言论的记录，则属于无法对证的材料，只能做判断性选择，信其有和信其无都可讲出一些道理。
　　2009年，英若诚英文自传 《水流云在》 中译本出版，康开丽 （Claire Conceison） 原书序言中已明确写道，1950年受彭真指派，安全部门到清华大学宿舍里找了英若诚夫妇，让他们协助搜集两名美国人李克、李又安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随后，两名美国人入狱。从目前已公开的涉及这一事件的文献判断，此案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