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部《华尔街之狼》虽然没能让小李夺得奥斯卡小金人，却向全世界展示了华尔街银行家的生活。影片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扮演的投资银行家乔丹·贝尔福特（Jordan Belfort）纸醉金迷、左拥右抱的生活让无数年轻人都感慨：“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2013年高盛的350个暑期实习岗位收到了1.7万份申请。高盛总裁加里·科恩（Gary Cohn）表示尽管金融危机的余威犹在，但“我们在吸引年轻人方面毫无问题”。他也坦言高盛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它能够给他们较高的薪水，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段描述：
“他们正在忙着制定客户从来不看的项目建议书，也经常会因为Excel表格里的一个单元格尺寸不对被上级大声地责骂，这时他们只能祈祷自己的年终奖金不会难看到让他们产生撞火车自杀的想法。他们是华尔街的年轻投资银行家，他们只是想要一些睡觉的时间。”
这是美国金融作家凯文·鲁斯（Kevin Roose）的新书《年轻的金钱》（Young Money）中的一段话，这本专门描写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年轻银行家的书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华尔街青年才俊们的生活并不像贝尔福特那样风光无限，相反，这群“狼崽”们过着一种近乎“苦逼”的生活。与其他行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需要适应金融危机之后的行业新貌。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我能想到的杀死你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午走到你的办公桌前对你说‘打开你的邮件，老大给你一个新任务’。”22岁的Samson（化名）对他的好友Jeremy（化名）说道。
Samson和Jeremy都是高盛的初级分析师，两人在2012年同时参加了高盛的暑期实习并最终成功地留在了这家著名的投资银行。与鲁斯书中的其他青年银行家一样，他们都是常春藤院校的高材生，带着理想来到华尔街，也许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也都在幻想着能够成为贝尔福特那样的人。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鲁斯回忆说自己在采访这几个年轻人的三年时间内能够明显感受到他们的变化。“每个人的岗位和工作内容都不同，但工作都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了白头发，尽管他们中年纪最大的还不超过30岁。”鲁斯说。
“白头发”当然是由压力造成的，投资银行界一直都是以超长的工作时间著称，Samson和Jeremy一开始就要过着“朝九朝五”的生活（早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而且往往周六也要工作。尽管美国的法律和医疗行业对“菜鸟”有着一样苛刻的工作时间要求，但是它们都没有像投资银行界那样充满不确定性与突然性——如果客户在圣诞节当天凌晨4点需要一个PPT文件，那么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就必须早起、风尘仆仆地赶到公司去加班。
“投资银行的工作会毫无预兆地到来，而且要求你马上将注意力集中到上面。”Samson说，“我们成天地被大量的文案淹没，将时间花在各种突如其来的Excel和PPT上，还要面对苛刻的老板。”Jeremy表示自己为了工作“已经牺牲了与家人相聚的时光，放弃了很多习惯，甚至连自己的健康都顾不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将高盛的总部大楼称作“阿兹卡班”——里面的环境和氛围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大监狱一样正在“吞噬着他们的灵魂”。
有人说他们的高强度工作换来的是不菲的薪水。的确，即使是Samson和Jeremy这样工作时间一年多的“菜鸟”，他们一年的总收入（包括薪水和奖金）也能达到9万-14万美元。如果按照每周工作100小时来算的话，他们的时薪也能达到 20美元以上，这样的工资水平对于其他很多行业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而且他们的收入会随着工作时间的积累而水涨船高。
但是实际上，在收入方面，金融危机后加入投资银行界的年轻人已经比他们的前辈要“不幸很多”。高盛在2013年前9个月的营收上涨了2%，但员工总薪资下降了5%，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凡（Lloyd Blankfein）承认大多数的工资下降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而事实证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投行中。
旨在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出现的新监管措施削减了投资银行的盈利水平，让年轻人在30岁之前就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不稳定的大环境让原本是“金饭碗”的工作也变得不那么牢固，年轻的投资银行家不仅仅要面临着山大的工作压力，还要面临着被裁的危险，正如一位年轻银行家对鲁斯所说，“我们一直都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投资银行依然是令人艳羡的行业。”鲁斯说，“但是从我三年的调查来看，年轻银行家对自己的工作是以抱怨居多的，他们的‘吐槽’内容多种多样，但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与他们在学校里想象的不一样。”
“寻找自身的价值”
“与在学校里想象的不一样”的地方不仅仅是在薪水和工作环境上，还有年轻银行家自身的价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教授亚历桑德拉·米歇尔（Alexandra Michel）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50%的年轻人加盟投行时都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社会意义、可以拯救世界的”。米歇尔将其归结于招聘者对大学生的“忽悠”，他们总是在强调“现实世界的责任”以及“对社会负责的投资”，但这实际上都是招聘者“一厢情愿的说法”。
但有不少大学生相信了这种说法，Jeremy就曾经是其中之一，他加盟高盛时就相信他所从事的工作——商品衍生品交易——可以帮助公司避免额外成本而让利于消费者，从而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不幸，在他工作后没多久，他的上级就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你别傻了，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我们就是为赚钱而存在的”。 美好期许破灭的Jeremy很快就发现“为赚钱而存在”的投资银行家并不是像贝尔福特那样受人尊敬。由于外界大多数认为金融危机就是由以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华尔街造成的，再加上现在已成为热门话题的贫富差，人们普遍对年轻的投资银行家抱有“不屑甚至是敌视的态度”。
“现在我都不和外面人说我是高盛的分析师，每当有人问起时，我只说我是在纽约工作的咨询师或者律师。”Jeremy说，“有时候，我在聚会上认识的女孩知道我在投资银行工作后就会给我一个‘噢，你就是那个吸血鬼’的眼神，然后就不理睬我了。”
得不到尊重、无法被人理解的华尔街“狼崽”陷入了精神空虚的泥潭中。他们往往通过酒精、药品和性来排解压力。Samson和Jeremy都有不同程度的酗酒习惯，而且他们都对一种叫Adderall的多动症药物上瘾，因为这种药物可以帮助他们在对付无休止的分析和PPT工作时保持专注力。鲁斯对这些年纪轻轻就对精神药物上瘾的年轻人感到悲哀，也为他们未来的健康表示担忧。
而23岁的美国银行分析师切尔西·鲍尔（Chelsea Ball）则对投资银行家对周围事物的冷漠感到震惊。她与同事在2013年10月份参加一次社区活动时被要求参与植树活动，“但是他们都在低头看手机，没有一个人参与活动，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不愿意干脏活的人。”在她看来，投资银行的工作真的对人的灵魂“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好在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种伤害并且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切尔西·鲍尔在2014年初加盟了Resolution Project。这个非营利机构向全世界收集年轻人有关市场需求、杠杆化、风险消减以及回报率的建议，并为其中的优秀提议者提供每人3000美元的种子基金以及摩根士丹利等专业分析师的免费指导。
这样的非营利机构正在华尔街流行，有越来越多的青年银行家正在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应用到慈善事业方面，他们关注的对象包括了孤儿、移民、老兵、学生以及青年创业者。32岁的保尔森咨询公司分析师安德鲁·克莱伯（Andrew Klaber）就成立了一个名为Even Ground的慈善机构，旨在帮助非洲的艾滋病儿童的教育和治疗问题，高盛等投行成为该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克莱伯看来，慈善机构的一个主要工作也是分析，而这正是他们的专长所在。
“这是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产生的一种文化谦虚情绪。”30岁的投资银行家蒂姆·克莱曼（Tim Kleiman）说，“当我们面临过那样的一场灾难后，我们的思维方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我们觉得有必要做一些事情，让这个为我们提供财富的世界变得更好。”
“狼崽”的流失
慈善之风在华尔街盛行也许让华尔街的青年银行家找到自身的价值，但需要说明的是，从事这一工作的年轻人大多在30岁左右，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像切尔西·鲍尔那样还是“菜鸟”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像26岁的凯莉·皮勒（Kelly Peeler）那样无法在本身工作与慈善事业之间找到平衡点而备受困扰的年轻人。
皮勒经过再三思考放弃了自己在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工作，转而专注于自己更喜欢的慈善工作，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投资银行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魅力无限，华尔街的“狼崽”们正在受到外界的诱惑。根据调查，2006年有46%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去了华尔街工作；2007年哈佛大学47%的毕业生也从事了金融咨询等工作，而到了2013年，只有5%的哈佛大四学生表示自己依然想在未来10年内从事金融工作。
Samson和Jeremy已经先后离开了高盛。Samson为自己的离职办了一个星期的派对，他兴奋地说道：“感谢上帝，我终于自由了，我想离开高盛是我一辈子最好的决定。”Jeremy则要低调一些，去了一家技术公司的他在Facebook上表示：“噩梦已经结束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高盛的员工。”
这样的情况表明以硅谷和好莱坞为代表的科技和传媒行业正在向华尔街发起挑战。其中硅谷被认为是华尔街在人才争夺方面不可忽视的一个对手，那儿的年轻人普遍用在投资银行50%的时间就能赚到80%的薪水，性价比更高；硅谷的工作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罗杰·布特尔（Roger Bootle）的分析，工作分为“创造型”和“破坏型”，前者旨在创造全世界都可共享的新产品，而后者的目的就是打败对手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很显然，硅谷就属于‘创造型’工作，因此，尽管它的风险可能较大，但是对于喜爱冒险和挑战的美国年轻人来说，这比‘破坏型’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更有魅力。”鲁斯说道。
即使是金融业内部也纷争不断，私募基金正在对投资银行的人才库发动进攻。2014年2月，美国最大的私募基金Apollo Global Management将招聘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它所面试的大都是来自各个投资银行的年轻人。“它们（投资银行）中最好和最聪明的都被挑走了。”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保罗·埃默里（Paul Emery）说，“这些孩子往往都熬了两年，成为了最适合基金公司的人才。”
相比较于投资银行，私募基金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提供两倍左右的薪水。这是因为私募基金的效率更高，2013年，Apollo的710名员工每人创造了600万美元的收入，而高盛的3.26万名员工平均只创造了100万美元的收入；更何况，“私募基金对于创新和思考的要求比模式固定化的投资银行更高，对于那些喜欢冒险和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年轻人来说是个好去处”，一位未具名的前摩根大通前分析师表示。2013年底，他只花了半天的时间就做出了从纽约到旧金山去加盟一个私募基金的决定。
人才不断流失的华尔街惊呼“投资银行在私募基金和硅谷面前毫无竞争力”。不甘心人才被夺走的投资银行开始了行动，高盛在2012年就开始呼吁投资银行界将新员工的工作时间从每周100小时降低到75小时，并且允许员工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可以周六休息；同时，高盛还改变了自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培训生计划：入职员工直接成为正式员工，无须以合同工的身份参加“两年培训生计划”。
“如果投资银行界都能打破培训生计划或其他传统，它们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说。
有些年长的投资银行家劝诫年轻人说要有耐心，认为“熬过这个坎，未来一片光明”，但金融危机的出现让人们不再相信投资银行是高枕无忧的。更何况，在美国经济复苏的今天，优秀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就好比一群幼狼发现隔壁草原有更大更肥美的兔子，他们所做的自然就是迁移过去。正如格兰特所说，“华尔街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否则它们就会变成下一只恐龙”。
2013年高盛的350个暑期实习岗位收到了1.7万份申请。高盛总裁加里·科恩（Gary Cohn）表示尽管金融危机的余威犹在，但“我们在吸引年轻人方面毫无问题”。他也坦言高盛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它能够给他们较高的薪水，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段描述：
“他们正在忙着制定客户从来不看的项目建议书，也经常会因为Excel表格里的一个单元格尺寸不对被上级大声地责骂，这时他们只能祈祷自己的年终奖金不会难看到让他们产生撞火车自杀的想法。他们是华尔街的年轻投资银行家，他们只是想要一些睡觉的时间。”
这是美国金融作家凯文·鲁斯（Kevin Roose）的新书《年轻的金钱》（Young Money）中的一段话，这本专门描写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年轻银行家的书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华尔街青年才俊们的生活并不像贝尔福特那样风光无限，相反，这群“狼崽”们过着一种近乎“苦逼”的生活。与其他行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需要适应金融危机之后的行业新貌。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我能想到的杀死你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午走到你的办公桌前对你说‘打开你的邮件，老大给你一个新任务’。”22岁的Samson（化名）对他的好友Jeremy（化名）说道。
Samson和Jeremy都是高盛的初级分析师，两人在2012年同时参加了高盛的暑期实习并最终成功地留在了这家著名的投资银行。与鲁斯书中的其他青年银行家一样，他们都是常春藤院校的高材生，带着理想来到华尔街，也许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也都在幻想着能够成为贝尔福特那样的人。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鲁斯回忆说自己在采访这几个年轻人的三年时间内能够明显感受到他们的变化。“每个人的岗位和工作内容都不同，但工作都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了白头发，尽管他们中年纪最大的还不超过30岁。”鲁斯说。
“白头发”当然是由压力造成的，投资银行界一直都是以超长的工作时间著称，Samson和Jeremy一开始就要过着“朝九朝五”的生活（早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而且往往周六也要工作。尽管美国的法律和医疗行业对“菜鸟”有着一样苛刻的工作时间要求，但是它们都没有像投资银行界那样充满不确定性与突然性——如果客户在圣诞节当天凌晨4点需要一个PPT文件，那么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就必须早起、风尘仆仆地赶到公司去加班。
“投资银行的工作会毫无预兆地到来，而且要求你马上将注意力集中到上面。”Samson说，“我们成天地被大量的文案淹没，将时间花在各种突如其来的Excel和PPT上，还要面对苛刻的老板。”Jeremy表示自己为了工作“已经牺牲了与家人相聚的时光，放弃了很多习惯，甚至连自己的健康都顾不上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将高盛的总部大楼称作“阿兹卡班”——里面的环境和氛围就像《哈利·波特》里的大监狱一样正在“吞噬着他们的灵魂”。
有人说他们的高强度工作换来的是不菲的薪水。的确，即使是Samson和Jeremy这样工作时间一年多的“菜鸟”，他们一年的总收入（包括薪水和奖金）也能达到9万-14万美元。如果按照每周工作100小时来算的话，他们的时薪也能达到 20美元以上，这样的工资水平对于其他很多行业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而且他们的收入会随着工作时间的积累而水涨船高。
但是实际上，在收入方面，金融危机后加入投资银行界的年轻人已经比他们的前辈要“不幸很多”。高盛在2013年前9个月的营收上涨了2%，但员工总薪资下降了5%，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凡（Lloyd Blankfein）承认大多数的工资下降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而事实证明同样的情况也出现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投行中。
旨在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出现的新监管措施削减了投资银行的盈利水平，让年轻人在30岁之前就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不稳定的大环境让原本是“金饭碗”的工作也变得不那么牢固，年轻的投资银行家不仅仅要面临着山大的工作压力，还要面临着被裁的危险，正如一位年轻银行家对鲁斯所说，“我们一直都生活在（失业的）恐惧中。”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投资银行依然是令人艳羡的行业。”鲁斯说，“但是从我三年的调查来看，年轻银行家对自己的工作是以抱怨居多的，他们的‘吐槽’内容多种多样，但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与他们在学校里想象的不一样。”
“寻找自身的价值”
“与在学校里想象的不一样”的地方不仅仅是在薪水和工作环境上，还有年轻银行家自身的价值。南加州大学商学院教授亚历桑德拉·米歇尔（Alexandra Michel）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50%的年轻人加盟投行时都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社会意义、可以拯救世界的”。米歇尔将其归结于招聘者对大学生的“忽悠”，他们总是在强调“现实世界的责任”以及“对社会负责的投资”，但这实际上都是招聘者“一厢情愿的说法”。
但有不少大学生相信了这种说法，Jeremy就曾经是其中之一，他加盟高盛时就相信他所从事的工作——商品衍生品交易——可以帮助公司避免额外成本而让利于消费者，从而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不幸，在他工作后没多久，他的上级就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你别傻了，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我们就是为赚钱而存在的”。 美好期许破灭的Jeremy很快就发现“为赚钱而存在”的投资银行家并不是像贝尔福特那样受人尊敬。由于外界大多数认为金融危机就是由以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华尔街造成的，再加上现在已成为热门话题的贫富差，人们普遍对年轻的投资银行家抱有“不屑甚至是敌视的态度”。
“现在我都不和外面人说我是高盛的分析师，每当有人问起时，我只说我是在纽约工作的咨询师或者律师。”Jeremy说，“有时候，我在聚会上认识的女孩知道我在投资银行工作后就会给我一个‘噢，你就是那个吸血鬼’的眼神，然后就不理睬我了。”
得不到尊重、无法被人理解的华尔街“狼崽”陷入了精神空虚的泥潭中。他们往往通过酒精、药品和性来排解压力。Samson和Jeremy都有不同程度的酗酒习惯，而且他们都对一种叫Adderall的多动症药物上瘾，因为这种药物可以帮助他们在对付无休止的分析和PPT工作时保持专注力。鲁斯对这些年纪轻轻就对精神药物上瘾的年轻人感到悲哀，也为他们未来的健康表示担忧。
而23岁的美国银行分析师切尔西·鲍尔（Chelsea Ball）则对投资银行家对周围事物的冷漠感到震惊。她与同事在2013年10月份参加一次社区活动时被要求参与植树活动，“但是他们都在低头看手机，没有一个人参与活动，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不愿意干脏活的人。”在她看来，投资银行的工作真的对人的灵魂“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
好在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种伤害并且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切尔西·鲍尔在2014年初加盟了Resolution Project。这个非营利机构向全世界收集年轻人有关市场需求、杠杆化、风险消减以及回报率的建议，并为其中的优秀提议者提供每人3000美元的种子基金以及摩根士丹利等专业分析师的免费指导。
这样的非营利机构正在华尔街流行，有越来越多的青年银行家正在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应用到慈善事业方面，他们关注的对象包括了孤儿、移民、老兵、学生以及青年创业者。32岁的保尔森咨询公司分析师安德鲁·克莱伯（Andrew Klaber）就成立了一个名为Even Ground的慈善机构，旨在帮助非洲的艾滋病儿童的教育和治疗问题，高盛等投行成为该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克莱伯看来，慈善机构的一个主要工作也是分析，而这正是他们的专长所在。
“这是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产生的一种文化谦虚情绪。”30岁的投资银行家蒂姆·克莱曼（Tim Kleiman）说，“当我们面临过那样的一场灾难后，我们的思维方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我们觉得有必要做一些事情，让这个为我们提供财富的世界变得更好。”
“狼崽”的流失
慈善之风在华尔街盛行也许让华尔街的青年银行家找到自身的价值，但需要说明的是，从事这一工作的年轻人大多在30岁左右，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像切尔西·鲍尔那样还是“菜鸟”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像26岁的凯莉·皮勒（Kelly Peeler）那样无法在本身工作与慈善事业之间找到平衡点而备受困扰的年轻人。
皮勒经过再三思考放弃了自己在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工作，转而专注于自己更喜欢的慈善工作，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投资银行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魅力无限，华尔街的“狼崽”们正在受到外界的诱惑。根据调查，2006年有46%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去了华尔街工作；2007年哈佛大学47%的毕业生也从事了金融咨询等工作，而到了2013年，只有5%的哈佛大四学生表示自己依然想在未来10年内从事金融工作。
Samson和Jeremy已经先后离开了高盛。Samson为自己的离职办了一个星期的派对，他兴奋地说道：“感谢上帝，我终于自由了，我想离开高盛是我一辈子最好的决定。”Jeremy则要低调一些，去了一家技术公司的他在Facebook上表示：“噩梦已经结束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高盛的员工。”
这样的情况表明以硅谷和好莱坞为代表的科技和传媒行业正在向华尔街发起挑战。其中硅谷被认为是华尔街在人才争夺方面不可忽视的一个对手，那儿的年轻人普遍用在投资银行50%的时间就能赚到80%的薪水，性价比更高；硅谷的工作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罗杰·布特尔（Roger Bootle）的分析，工作分为“创造型”和“破坏型”，前者旨在创造全世界都可共享的新产品，而后者的目的就是打败对手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很显然，硅谷就属于‘创造型’工作，因此，尽管它的风险可能较大，但是对于喜爱冒险和挑战的美国年轻人来说，这比‘破坏型’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更有魅力。”鲁斯说道。
即使是金融业内部也纷争不断，私募基金正在对投资银行的人才库发动进攻。2014年2月，美国最大的私募基金Apollo Global Management将招聘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它所面试的大都是来自各个投资银行的年轻人。“它们（投资银行）中最好和最聪明的都被挑走了。”前摩根士丹利分析师保罗·埃默里（Paul Emery）说，“这些孩子往往都熬了两年，成为了最适合基金公司的人才。”
相比较于投资银行，私募基金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提供两倍左右的薪水。这是因为私募基金的效率更高，2013年，Apollo的710名员工每人创造了600万美元的收入，而高盛的3.26万名员工平均只创造了100万美元的收入；更何况，“私募基金对于创新和思考的要求比模式固定化的投资银行更高，对于那些喜欢冒险和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年轻人来说是个好去处”，一位未具名的前摩根大通前分析师表示。2013年底，他只花了半天的时间就做出了从纽约到旧金山去加盟一个私募基金的决定。
人才不断流失的华尔街惊呼“投资银行在私募基金和硅谷面前毫无竞争力”。不甘心人才被夺走的投资银行开始了行动，高盛在2012年就开始呼吁投资银行界将新员工的工作时间从每周100小时降低到75小时，并且允许员工没有交易的情况下可以周六休息；同时，高盛还改变了自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培训生计划：入职员工直接成为正式员工，无须以合同工的身份参加“两年培训生计划”。
“如果投资银行界都能打破培训生计划或其他传统，它们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说。
有些年长的投资银行家劝诫年轻人说要有耐心，认为“熬过这个坎，未来一片光明”，但金融危机的出现让人们不再相信投资银行是高枕无忧的。更何况，在美国经济复苏的今天，优秀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就好比一群幼狼发现隔壁草原有更大更肥美的兔子，他们所做的自然就是迁移过去。正如格兰特所说，“华尔街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否则它们就会变成下一只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