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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油气资源城市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速、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有助于为其经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本文以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定义“资源诅咒”假说，根据相关文献的回顾评述和历史数据的统计观察，提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两个假说，选取1997-2012年10座典型油气资源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①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依赖度的参数估计值先正后负，说明我国油气资源城市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资源产业依赖对其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关联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②在模型分布估计中，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影响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参数估计的显著性，而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会使资源产业依赖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是间接的、可弱化的，其中物质资本投资是“资源诅咒”效应产生的主要诱因，而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规避“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根据研究结果，优化配置油气资源城市物质资本投入、完善城市动态混合所有制结构、合理设定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是破解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资源产业依赖度；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0-0079-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10.011
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自然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之一，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重要保证。进入二十世纪，资源匮乏的经济体为摆脱资源束缚而主动放弃传统增长模式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却由于陷入资源依赖型的增长陷阱而导致经济增长日趋迟缓。Audy将这一悖论总结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充裕的资源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有时反而会形成一种制约，即“资源诅咒”假说[1]。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历史贡献巨大、现实地位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型城市累计生产原煤529亿t、原油55亿t、铁矿石58亿t、木材20亿m3，“一五”时期156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有53个布局在资源型城市，占总投资额的近50%，为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油气资源城市作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具有一般资源型城市的主要特征外，还由于其战略地位以及与油气产业的强关联性，使得油气资源城市又具有自身特点。随着油气资源开采力度逐渐加大，油气资源城市面临的发展压力不断增加，部分与油气产业快速发展而伴生、成长并且在当地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油气资源型城市也相继衰落[2]。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对如何破解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发展困境提出了新要求，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全面的统筹规划。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自然基金、社科基金、科技部及地方政府联合专业化团体与协会（如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矿业协会、城市经济学会），相继从国家宏观决策需要、城市经济发展、“资源诅咒”效应等角度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但大都局限于煤炭资源城市，鲜见针对油气资源城市发展的学术探讨。油气资源城市的系统理论研究滞后于其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使得其发展实践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削弱了其实践效果，也加剧了城市的发展困境，延缓或阻碍着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从“资源诅咒”的角度研究油气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为油气资源城市破解发展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符合国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战略发展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1文献回顾
伴随着“资源诅咒”假说的提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这一假说在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实际影响。“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主要以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为主，还涉及资源丰裕度与制造业规模、汇率、教育投入、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收入平等程度、政府治理、寻租、腐败、内战等关系的检验[3-8]。在这些学者中首推Sachs和Warner，研究发现，在计量模型中贸易政策及投资率等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保持不变，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9]。随着研究的深入，包括胡援成等在内的许多国内学者提出区域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丰裕度正相关，与资源产业依赖度负相关[10-12]，有些学者则进一步提出资源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13]。
针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解释，目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贸易条件恶化论，即从长期来看，资源等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逐渐降低，从而导致资源富集地区的产业附加值越来越低；二是经济资源过渡集中于资源产业而产生的“挤出”效应，即挤占其他有竞争力产业、教育和政府公共服务等资源；三是“荷兰病”效应，即较高资源产业利润会拉动提升一国的收入水平和要素使用成本，推动汇率升高和出口下降，恶化贸易条件并降低一国发展水平；四是价格波动论，由于自然资源低价格弹性和低供给弹性的特征，其价格波动导致整体经济表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从而增加投资者风险，减少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投资；五是制度弱化现象，产权制度不合理和法律不健全使得资源产业被控制于少数人手里，并产生较大的寻租空间，甚至引发政治动荡和战争。近年来，国外学者Alexeev和Conrad等试图从更多角度阐明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潜在路径，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14-16]。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学者选取某一角度或侧面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17，18]，也有学者试图在不同层面分析“资源诅咒”综合传导机制[19，20]。 然而上述研究大都停留在省际或地区层面，并未针对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展开实证研究。尽管国内“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在地区层面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 研究对象的异质性问题。许多研究者选取省际或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但并未判定研究对象的同质性，即资源采掘与加工的种类不同（煤炭、冶金、油气、森工），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偏差。
（2） 研究对象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已有实证研究在选取对象时并未考虑研究对象“生命周期”特征，即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多数研究将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城市归为同一类研究对象，忽略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可能存在不同的“资源诅咒”效应。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立足于“资源诅咒”视角，以国内油气资源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具有个体、时间、指标等信息的三维数据结构行为方程（简称Panel Data模型）作为基本模型，建立适用于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使用多种参数估计和检验方法对“资源诅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与理论探索，获取“资源诅咒”效应下影响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其传导机制。
2研究假说、模型设定及数据描述
在现有研究中，多数学者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资源丰裕度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而资源产业依赖度抑制区域经济增长[4-6，11]。因此，本文选取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抑制作用的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资源诅咒”的主要控制变量，并对其做出重新定义：“资源诅咒”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越容易对区域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最终导致资源产业依赖度高的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速低于资源产业依赖度低的油气资源城市。
2.1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研究假说
2.1.1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负向关联关系
许多学者已在不同层面对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深入研究，但指标选取不同，所得结果也不尽相同。Brunnschweiler利用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的数据分析得出“资源诅咒”确实存在，采用人均初级产品出口作为计量指标时，却无法证明上述结论[21]。然而多数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依赖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反而越差。
为提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假设关系，采用著名学者Auty提出的经验观察法[22]，以我国10座油气资源城市1997-2012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观察值，选取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作为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速率的度量指标，其中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为X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Y轴，放入同一维度绘制散点拟合图，结果如图1。
由图1可知，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之间呈线性的负向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计量模型的假说1。
H1：资源产业依赖度越高的油气资源城市，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2.1.2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与“生命周期”等理论不同，“资源诅咒”不具有周期性和规律性，而且其产生是有条件限制的[23，24]。虽然大多数学者对导致“资源诅咒”产生的条件变量还存在分歧，且均未对解释变量的潜在内生性问题予以控制，但其研究结果已清楚表明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非线性特征，而非早期研究普遍认知的简单的线性关系。那么这种非线性关系在我国地区层面是否同样存在？
为检验两者间是否具有非线性关系、具有何种非线性关系，分别建立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倒数、对数、双对数、平方项及含一次方项的关系模型，进行数据拟合。为克服异方差，对变量进行对数处理，最终找出拟合效果相对较好的模型，拟合结果如图2。
由图2可知，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曲线中拐点左侧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向关联，拐点右侧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向关联，且大部分数据在拐点左侧，说明在1997-2012年间所考察的油气资源城市处于资源产业依赖度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一致上升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H2：油气资源城市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
然而，根据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在非理想状态下任选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外部其他要素的影响。因此，上述负向关联关系和倒U型曲线关系的可靠性验证无法通过简单的散点拟合图得出，还需充分考虑加入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后进行进一步验证。
2.2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结合资源型城市特点及数据特征，采用Panel Data模型作为基本模型。该模型可以构造和检验比以往单独使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更为真实的行为方程，从而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模型简化形式如下：
yi=αi+xiβi+μi（1）
其中，yi为T*1维被解释变量向量；xi为T*1维解释变量矩阵；ui为T*1维扰动项向量，满足均值为零、方差为σ2u的假设。根据截距项向量α和系数向量β中各分量的不同限制，Panel Data模型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首先根据面板数据选择Panel Data模型形式，以避免模型设定出现偏差导致错误的计算结果，可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具体的模型形式。
本文模型建立在条件收敛假说基础上，即通过各种因素解释不同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不同。原假设为：资源产业依赖度越高的油气资源城市，其长期经其他控制变量Zt包含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个体与私营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及制造业发展等，选择依据与度量指标如下： （1）物质资本投资（FI）。作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资源要素，其地位不可取代。本文采用常规做法，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指标，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2）人力资本水平（HC）和技术创新投入（TI）。随着资源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深化，物质资本越来越容易被复制，而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甚至有取代物质资本的趋势。本文将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分别选取普通中学在校人数占城市总人口数比重和从事科技活动人数占总从业人员比重作为HC和TI的度量指标，并预期其系数符号均为正。
（3）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PE）。“资源诅咒”产生的其中一种可能是对区域个体与私营企业发展的抑制效应，即延缓区域市场化的进程。因此，本文将这一制度变量作为一项控制变量，选取城镇个体与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对其进行度量，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4）对外开放程度（OP）。对外开放程度是经验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导作用。考虑到城市层面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不可获取性，本文选取各城市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汇率取当年平均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指标，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5）制造业发展（MD）。作为“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荷兰病”效应已经被众多学者用不同方法在不同层面研究证明。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选取各城市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进行度量，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为保证假设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不仅对静态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等作为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同时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作为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并利用逐项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步分析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参数估计，探寻我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具体模型如下：
由于学界对油气资源城市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为避免由于行政区划标准不统一而导致数据缺乏可比性，同时考虑到选取样本尽量保证内部一致性程度，本文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和《中国矿业城市基础数据库》对我国油气资源城市的分类，并遵循样本选取的可比性原则，剔除任丘市、锡林浩特市、潜江市、玉门市等县级行政区，仅选取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可比性的地级资源城市，同时鉴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缺少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庆阳市、鄂尔多斯市等油气资源城市上世纪80年代的指标数据，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将予以剔除，最终确定东营、大庆、克拉玛依、唐山、盘锦、延安、榆林、松原、濮阳、南阳等10座城市为本文研究样本，有效避免研究对象异质性问题。此外，由于国家统计局自1998年开始对从业人员数等统计指标的口径进行调整，为保证样本中指标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以199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的起始日期。经确认，本文的研究数据由10座城市1997-2012年16年间截面单位所组成，每个变量有160个样本观察值。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样本中城市数量的限制，本文无法再按照发展阶段细分各类油气资源城市。
本文的研究数据属于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及各城市统计公报、国研网数据库等，其他缺失数据由插值法予以补齐。
3实证估计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包含所有变量的整体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利用Hausman检验选择计量模型的影响形式，即固定效应回归模型（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或随机效应回归模型（Random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从而确定静态面板回归模型的形式；其次，为同时解决动态面板数据的个体异质性问题和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GMM方法考察动态面板数据各项系数的显著情况，对初步假设的曲线形式进行多重验证，以保证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通过GMM方法对内生性问题予以判断；最后，在确定曲线形式下，利用GMM方法逐步添加其他控制变量Zt，进一步观察控制变量对曲线及拐点的冲击情况，从而确定资源产业依赖度与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
3.1模型整体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原假设建立随机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P值为0.839 1，大于0.05，表明通过Hausman检验，随机效应模型建立有效。而后，建立随机效应形式下的全样本静态面板回归模型1和模型2，同时建立全样本动态面板回归模型3。计算得出16年间10座油气资源城市的资源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整体估计结果，如表1。
（1）假说1检验。由模型1的估计结果分析，在不涉及资源产业依赖度的二次方项而单独考虑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其系数为-0.283 420，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证明资源产业依赖度越高的油气资源城市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假说1成立。
（2）假说2检验。首先分析动态面板回归模型3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入资源产业依赖度的二次方项时，资源产业依赖的系数先后为2.442 641和-0.038 557，显著水平分别为1%和5%，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趋势，与假说2中的倒U型曲线关系一致。由于样本较小或使用较弱的工具变量时，采用GMM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可能产生较大的偏倚[25]，因此模型3的估计结果并不能完全证明假说2成立。对此，模型2采用EGLS方法对模型3进行补充验证，分析含有资源产业依赖度二次方项的静态面板数据，结果显示资源产业依赖的系数先后为1.757 386和-3.548 54，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模型3结果一致。由此可得出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倒U型曲线关系，假说2成立。这表明，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阶段性波动，即在一定时期内，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当资源型产业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资源型产业投入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当投入量继续增加并超过这一特定值时，增加资源型产业的投入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即油气资源城市处于资源型产业过度依赖状态。 （3）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在模型1中，物质资本投资和制造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其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作为油气资源城市的主导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业的过度投入挤出了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使得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受到冲击。与模型1的结果相较，模型2中物质资本投资和制造业发展系数与经济增长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3中仅有物质资本投资系数显著，制造业发展等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其他如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投入、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都未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显示我国油气资源城市的经济发展大都处于依托资源型产业和物质资本供给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3.2模型分步估计结果及分析
在3.1节整体估计的基础上，选取DIFGMM方法为参数估计方法，分步添加包含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个体与私营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及制造业发展等在内的其他控制变量Zt（分别对应模型2-模型7）以期考察各控制变量对倒U型曲线及其拐点的冲击作用，估计结果如表2。
在仅加入Git-1、RD和RD2三个基本控制变量的模型1中，资源产业依赖度及其平方项并未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可见仅依赖资源型产业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刺激经济增长。模型2加入物质资本投资变量后，资源产业依赖度及其平方项系数较模型1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影响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模型3加入人力资本水平变量对回归结果影响不大，说明人力资本水平在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微弱。
考察模型4-7，在分别加入技术创新投入、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制造业发展等其他控制变量后，资源产业依赖度系数的显著性一直保持在1%的水平上，其平方项系数在模型5、模型6中显著性不高。但在加入制造业发展变量后，资源产业依赖度平方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诅咒”效应产生抑制作用。随后，在模型7中加入制造业发展变量，反而使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变得显著，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资源产业对制造业存在“挤出效应”造成的。
由上述分析可总结得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传导机制，如图3所示。其中，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而受其他综合因素的影响，这种直接的促进作用慢慢减弱直至成为一种间接的抑制作用。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投资的加入是促使两者关系转变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投入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不显著；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介入，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转变存在逆向推动力，可以有效抑制“资源诅咒”效应；而制造业发展的加入并未改变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反而使这种作用变得显著。
4研究结论
针对我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结合经验观察法和计量回归分析等方法，选取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对资源产业依赖度与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开展研究，结论如下：
（1）重新定义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提出“资源诅咒”两个研究假说，通过整体回归估计结果验证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联和倒U型曲线关系，为解决我国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实证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资源诅咒”效应的理论内涵。
（2）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分步添加控制变量计算，深入考察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是间接的、可弱化的，物质资本投资是“资源诅咒”效应产生的诱因，而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和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可以有效抑制“资源诅咒”效应。对于决策者而言，研究结论能够提供更多维度的传导机制影响因素信息，有助于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和对外开放度设定的准确性及合理性。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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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 for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with highspe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It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through the study on “resource curse” effec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e paper redefined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statistical observ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the paper put forward two hypotheses of “resource curse" effect in these cities. Then economic growth regression model wa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panel data of 10 typical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during 1997-2012. A variety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test method were used to study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between the resources industry dependenc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 indicated as follows. Firstly， in the overall estimation， the parameter of the resourceindustry dependence was negative after positive. That suggested “resource curse” effect in China’s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was bound to exist. The function that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acted on economic growth was inhibition after promotion， which was an inverted U curve. Secondly， in the distributed estimation， the investment of material capital influenced the parameter of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while the dependent inhibition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was weak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opennes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It showe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to economic growth was indirect and could be impaired. The inhibition was induced by the material capital investment，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opennes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were the key factors to avoid i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t could be found out the effective way to crack the “resource curse” effect through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material capital，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CompositeOwnership and setting the openness of these cities reasonably.
Key words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resource curse；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economic growth
油气资源城市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速、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有助于为其经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本文以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定义“资源诅咒”假说，根据相关文献的回顾评述和历史数据的统计观察，提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两个假说，选取1997-2012年10座典型油气资源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①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依赖度的参数估计值先正后负，说明我国油气资源城市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资源产业依赖对其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关联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②在模型分布估计中，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影响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参数估计的显著性，而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会使资源产业依赖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是间接的、可弱化的，其中物质资本投资是“资源诅咒”效应产生的主要诱因，而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规避“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根据研究结果，优化配置油气资源城市物质资本投入、完善城市动态混合所有制结构、合理设定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是破解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资源产业依赖度；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0-0079-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10.011
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自然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之一，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重要保证。进入二十世纪，资源匮乏的经济体为摆脱资源束缚而主动放弃传统增长模式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却由于陷入资源依赖型的增长陷阱而导致经济增长日趋迟缓。Audy将这一悖论总结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充裕的资源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有时反而会形成一种制约，即“资源诅咒”假说[1]。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历史贡献巨大、现实地位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型城市累计生产原煤529亿t、原油55亿t、铁矿石58亿t、木材20亿m3，“一五”时期156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有53个布局在资源型城市，占总投资额的近50%，为建立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油气资源城市作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具有一般资源型城市的主要特征外，还由于其战略地位以及与油气产业的强关联性，使得油气资源城市又具有自身特点。随着油气资源开采力度逐渐加大，油气资源城市面临的发展压力不断增加，部分与油气产业快速发展而伴生、成长并且在当地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油气资源型城市也相继衰落[2]。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对如何破解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发展困境提出了新要求，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全面的统筹规划。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家自然基金、社科基金、科技部及地方政府联合专业化团体与协会（如中国煤炭城市发展联合促进会、矿业协会、城市经济学会），相继从国家宏观决策需要、城市经济发展、“资源诅咒”效应等角度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但大都局限于煤炭资源城市，鲜见针对油气资源城市发展的学术探讨。油气资源城市的系统理论研究滞后于其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使得其发展实践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削弱了其实践效果，也加剧了城市的发展困境，延缓或阻碍着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从“资源诅咒”的角度研究油气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为油气资源城市破解发展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符合国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战略发展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与实际应用价值。
1文献回顾
伴随着“资源诅咒”假说的提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这一假说在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实际影响。“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主要以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为主，还涉及资源丰裕度与制造业规模、汇率、教育投入、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收入平等程度、政府治理、寻租、腐败、内战等关系的检验[3-8]。在这些学者中首推Sachs和Warner，研究发现，在计量模型中贸易政策及投资率等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保持不变，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9]。随着研究的深入，包括胡援成等在内的许多国内学者提出区域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丰裕度正相关，与资源产业依赖度负相关[10-12]，有些学者则进一步提出资源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13]。
针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解释，目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贸易条件恶化论，即从长期来看，资源等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逐渐降低，从而导致资源富集地区的产业附加值越来越低；二是经济资源过渡集中于资源产业而产生的“挤出”效应，即挤占其他有竞争力产业、教育和政府公共服务等资源；三是“荷兰病”效应，即较高资源产业利润会拉动提升一国的收入水平和要素使用成本，推动汇率升高和出口下降，恶化贸易条件并降低一国发展水平；四是价格波动论，由于自然资源低价格弹性和低供给弹性的特征，其价格波动导致整体经济表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从而增加投资者风险，减少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投资；五是制度弱化现象，产权制度不合理和法律不健全使得资源产业被控制于少数人手里，并产生较大的寻租空间，甚至引发政治动荡和战争。近年来，国外学者Alexeev和Conrad等试图从更多角度阐明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的潜在路径，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14-16]。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学者选取某一角度或侧面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17，18]，也有学者试图在不同层面分析“资源诅咒”综合传导机制[19，20]。 然而上述研究大都停留在省际或地区层面，并未针对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展开实证研究。尽管国内“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在地区层面的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 研究对象的异质性问题。许多研究者选取省际或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但并未判定研究对象的同质性，即资源采掘与加工的种类不同（煤炭、冶金、油气、森工），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偏差。
（2） 研究对象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已有实证研究在选取对象时并未考虑研究对象“生命周期”特征，即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多数研究将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城市归为同一类研究对象，忽略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可能存在不同的“资源诅咒”效应。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立足于“资源诅咒”视角，以国内油气资源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具有个体、时间、指标等信息的三维数据结构行为方程（简称Panel Data模型）作为基本模型，建立适用于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使用多种参数估计和检验方法对“资源诅咒”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与理论探索，获取“资源诅咒”效应下影响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其传导机制。
2研究假说、模型设定及数据描述
在现有研究中，多数学者已经达成共识，认为资源丰裕度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而资源产业依赖度抑制区域经济增长[4-6，11]。因此，本文选取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抑制作用的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资源诅咒”的主要控制变量，并对其做出重新定义：“资源诅咒”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越容易对区域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最终导致资源产业依赖度高的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速低于资源产业依赖度低的油气资源城市。
2.1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研究假说
2.1.1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负向关联关系
许多学者已在不同层面对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深入研究，但指标选取不同，所得结果也不尽相同。Brunnschweiler利用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的数据分析得出“资源诅咒”确实存在，采用人均初级产品出口作为计量指标时，却无法证明上述结论[21]。然而多数学者认为自然资源依赖度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反而越差。
为提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假设关系，采用著名学者Auty提出的经验观察法[22]，以我国10座油气资源城市1997-2012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观察值，选取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作为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速率的度量指标，其中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为X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Y轴，放入同一维度绘制散点拟合图，结果如图1。
由图1可知，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之间呈线性的负向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计量模型的假说1。
H1：资源产业依赖度越高的油气资源城市，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2.1.2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与“生命周期”等理论不同，“资源诅咒”不具有周期性和规律性，而且其产生是有条件限制的[23，24]。虽然大多数学者对导致“资源诅咒”产生的条件变量还存在分歧，且均未对解释变量的潜在内生性问题予以控制，但其研究结果已清楚表明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非线性特征，而非早期研究普遍认知的简单的线性关系。那么这种非线性关系在我国地区层面是否同样存在？
为检验两者间是否具有非线性关系、具有何种非线性关系，分别建立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倒数、对数、双对数、平方项及含一次方项的关系模型，进行数据拟合。为克服异方差，对变量进行对数处理，最终找出拟合效果相对较好的模型，拟合结果如图2。
由图2可知，采矿业从业人员比重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曲线中拐点左侧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向关联，拐点右侧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向关联，且大部分数据在拐点左侧，说明在1997-2012年间所考察的油气资源城市处于资源产业依赖度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一致上升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H2：油气资源城市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
然而，根据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在非理想状态下任选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外部其他要素的影响。因此，上述负向关联关系和倒U型曲线关系的可靠性验证无法通过简单的散点拟合图得出，还需充分考虑加入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后进行进一步验证。
2.2实证模型设定
本文结合资源型城市特点及数据特征，采用Panel Data模型作为基本模型。该模型可以构造和检验比以往单独使用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更为真实的行为方程，从而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模型简化形式如下：
yi=αi+xiβi+μi（1）
其中，yi为T*1维被解释变量向量；xi为T*1维解释变量矩阵；ui为T*1维扰动项向量，满足均值为零、方差为σ2u的假设。根据截距项向量α和系数向量β中各分量的不同限制，Panel Data模型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首先根据面板数据选择Panel Data模型形式，以避免模型设定出现偏差导致错误的计算结果，可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具体的模型形式。
本文模型建立在条件收敛假说基础上，即通过各种因素解释不同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不同。原假设为：资源产业依赖度越高的油气资源城市，其长期经其他控制变量Zt包含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个体与私营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及制造业发展等，选择依据与度量指标如下： （1）物质资本投资（FI）。作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资源要素，其地位不可取代。本文采用常规做法，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指标，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2）人力资本水平（HC）和技术创新投入（TI）。随着资源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深化，物质资本越来越容易被复制，而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甚至有取代物质资本的趋势。本文将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分别选取普通中学在校人数占城市总人口数比重和从事科技活动人数占总从业人员比重作为HC和TI的度量指标，并预期其系数符号均为正。
（3）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PE）。“资源诅咒”产生的其中一种可能是对区域个体与私营企业发展的抑制效应，即延缓区域市场化的进程。因此，本文将这一制度变量作为一项控制变量，选取城镇个体与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对其进行度量，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4）对外开放程度（OP）。对外开放程度是经验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指导作用。考虑到城市层面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不可获取性，本文选取各城市当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汇率取当年平均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度量指标，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5）制造业发展（MD）。作为“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荷兰病”效应已经被众多学者用不同方法在不同层面研究证明。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选取各城市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进行度量，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为保证假设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不仅对静态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等作为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同时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作为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并利用逐项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步分析方法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参数估计，探寻我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机制。具体模型如下：
由于学界对油气资源城市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为避免由于行政区划标准不统一而导致数据缺乏可比性，同时考虑到选取样本尽量保证内部一致性程度，本文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和《中国矿业城市基础数据库》对我国油气资源城市的分类，并遵循样本选取的可比性原则，剔除任丘市、锡林浩特市、潜江市、玉门市等县级行政区，仅选取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可比性的地级资源城市，同时鉴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缺少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庆阳市、鄂尔多斯市等油气资源城市上世纪80年代的指标数据，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将予以剔除，最终确定东营、大庆、克拉玛依、唐山、盘锦、延安、榆林、松原、濮阳、南阳等10座城市为本文研究样本，有效避免研究对象异质性问题。此外，由于国家统计局自1998年开始对从业人员数等统计指标的口径进行调整，为保证样本中指标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以199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的起始日期。经确认，本文的研究数据由10座城市1997-2012年16年间截面单位所组成，每个变量有160个样本观察值。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样本中城市数量的限制，本文无法再按照发展阶段细分各类油气资源城市。
本文的研究数据属于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各省份及各城市统计公报、国研网数据库等，其他缺失数据由插值法予以补齐。
3实证估计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包含所有变量的整体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利用Hausman检验选择计量模型的影响形式，即固定效应回归模型（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或随机效应回归模型（Random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从而确定静态面板回归模型的形式；其次，为同时解决动态面板数据的个体异质性问题和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GMM方法考察动态面板数据各项系数的显著情况，对初步假设的曲线形式进行多重验证，以保证其稳定性和可靠性，同时通过GMM方法对内生性问题予以判断；最后，在确定曲线形式下，利用GMM方法逐步添加其他控制变量Zt，进一步观察控制变量对曲线及拐点的冲击情况，从而确定资源产业依赖度与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
3.1模型整体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原假设建立随机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P值为0.839 1，大于0.05，表明通过Hausman检验，随机效应模型建立有效。而后，建立随机效应形式下的全样本静态面板回归模型1和模型2，同时建立全样本动态面板回归模型3。计算得出16年间10座油气资源城市的资源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整体估计结果，如表1。
（1）假说1检验。由模型1的估计结果分析，在不涉及资源产业依赖度的二次方项而单独考虑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其系数为-0.283 420，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证明资源产业依赖度越高的油气资源城市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假说1成立。
（2）假说2检验。首先分析动态面板回归模型3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加入资源产业依赖度的二次方项时，资源产业依赖的系数先后为2.442 641和-0.038 557，显著水平分别为1%和5%，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趋势，与假说2中的倒U型曲线关系一致。由于样本较小或使用较弱的工具变量时，采用GMM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参数估计可能产生较大的偏倚[25]，因此模型3的估计结果并不能完全证明假说2成立。对此，模型2采用EGLS方法对模型3进行补充验证，分析含有资源产业依赖度二次方项的静态面板数据，结果显示资源产业依赖的系数先后为1.757 386和-3.548 54，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模型3结果一致。由此可得出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倒U型曲线关系，假说2成立。这表明，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阶段性波动，即在一定时期内，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当资源型产业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资源型产业投入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当投入量继续增加并超过这一特定值时，增加资源型产业的投入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即油气资源城市处于资源型产业过度依赖状态。 （3）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在模型1中，物质资本投资和制造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且其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作为油气资源城市的主导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业的过度投入挤出了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使得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受到冲击。与模型1的结果相较，模型2中物质资本投资和制造业发展系数与经济增长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3中仅有物质资本投资系数显著，制造业发展等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其他如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投入、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都未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显示我国油气资源城市的经济发展大都处于依托资源型产业和物质资本供给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3.2模型分步估计结果及分析
在3.1节整体估计的基础上，选取DIFGMM方法为参数估计方法，分步添加包含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个体与私营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及制造业发展等在内的其他控制变量Zt（分别对应模型2-模型7）以期考察各控制变量对倒U型曲线及其拐点的冲击作用，估计结果如表2。
在仅加入Git-1、RD和RD2三个基本控制变量的模型1中，资源产业依赖度及其平方项并未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可见仅依赖资源型产业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刺激经济增长。模型2加入物质资本投资变量后，资源产业依赖度及其平方项系数较模型1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影响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模型3加入人力资本水平变量对回归结果影响不大，说明人力资本水平在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微弱。
考察模型4-7，在分别加入技术创新投入、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制造业发展等其他控制变量后，资源产业依赖度系数的显著性一直保持在1%的水平上，其平方项系数在模型5、模型6中显著性不高。但在加入制造业发展变量后，资源产业依赖度平方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诅咒”效应产生抑制作用。随后，在模型7中加入制造业发展变量，反而使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变得显著，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资源产业对制造业存在“挤出效应”造成的。
由上述分析可总结得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传导机制，如图3所示。其中，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而受其他综合因素的影响，这种直接的促进作用慢慢减弱直至成为一种间接的抑制作用。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投资的加入是促使两者关系转变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投入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不显著；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介入，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转变存在逆向推动力，可以有效抑制“资源诅咒”效应；而制造业发展的加入并未改变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反而使这种作用变得显著。
4研究结论
针对我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结合经验观察法和计量回归分析等方法，选取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对资源产业依赖度与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传导机制开展研究，结论如下：
（1）重新定义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提出“资源诅咒”两个研究假说，通过整体回归估计结果验证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联和倒U型曲线关系，为解决我国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实证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资源诅咒”效应的理论内涵。
（2）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分步添加控制变量计算，深入考察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是间接的、可弱化的，物质资本投资是“资源诅咒”效应产生的诱因，而发展个体与私营经济和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可以有效抑制“资源诅咒”效应。对于决策者而言，研究结论能够提供更多维度的传导机制影响因素信息，有助于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和对外开放度设定的准确性及合理性。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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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 for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with highspee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It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through the study on “resource curse” effec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e paper redefined th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statistical observ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the paper put forward two hypotheses of “resource curse" effect in these cities. Then economic growth regression model wa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panel data of 10 typical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during 1997-2012. A variety of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test method were used to study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between the resources industry dependenc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 indicated as follows. Firstly， in the overall estimation， the parameter of the resourceindustry dependence was negative after positive. That suggested “resource curse” effect in China’s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was bound to exist. The function that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acted on economic growth was inhibition after promotion， which was an inverted U curve. Secondly， in the distributed estimation， the investment of material capital influenced the parameter of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while the dependent inhibition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was weak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opennes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It showe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to economic growth was indirect and could be impaired. The inhibition was induced by the material capital investment，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openness of 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were the key factors to avoid i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t could be found out the effective way to crack the “resource curse” effect through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material capital，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CompositeOwnership and setting the openness of these cities reasonably.
Key wordsoil and gas resourcebased cities； resource curse； the dependence of resourcebased industry；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