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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上海郊区寻访了姚文元的墓。
它坐落于普通墓群之中，墓碑上并没有署姚文元的名字，只写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
金英于1996年8月19日病逝。安葬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都没想到这个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病逝时，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间——虽说离他刑满只有一个多月。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虽未标明作者姓名，从词的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的。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这首词。
姚文元过去写过类似顺口溜式的诗。这首《蝶恋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姚文元对他自认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据公墓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这个墓中。他们后来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几次到这里凭吊妻子。
在“反右”中崭露头角
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作家之家。父亲姚蓬子是诗人，也写过小说，还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任执行委员。他曾与丁玲一起创办左联刊物《北斗》。
1932年，姚蓬子抱着一岁的姚文元去鲁迅家中拜访，鲁迅写了《赠蓬子》一诗，这是姚文元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因为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不过，令姚文元沮丧的是，父亲姚蓬子于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并于1934年5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声称“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从此，姚蓬子以开设作家书屋为生。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开始就提到:“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了那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是谁写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则出自毛泽东之笔。毛泽东不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杂文，而且以那篇文章为由头，狠狠地批判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国，一跃而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从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从“棍子”进而成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
姚文元的“棍艺”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常委张春桥看中。
1963年初，来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为“基地”，打造“现代京剧”（也就是后来的“样板戏”），而当时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与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张春桥则被柯庆施派去协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为“大写十三年”的热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
“女客人”对于上海这个“基地”非常满意，1965年春节刚过又来上海。这一回，她找张春桥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张春桥则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骑着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于是，江、张、姚多次在此秘密讨论，写作那篇“重量级”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诚如江青后来所吹嘘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震惊。这篇“宏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此，姚文元被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携”，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姚文元接二連三地发表长文，写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批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连同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四评”是姚文元进入高层的“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张春桥）。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0年8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倒台之后，姚文元接替他成为全国的“舆论总管”。
“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世
1973年，随着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张、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结成“四人帮”。“四人帮”实行“四结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他们在政治局里反对周恩来、反对邓小平，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帮”送进了囚牢。
“四人帮”中第一个离世的是江青，她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77岁。接着，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去世，终年58岁。张春桥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终年88岁，是“四人帮”中最长寿的一个。
姚文元在“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
它坐落于普通墓群之中，墓碑上并没有署姚文元的名字，只写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
金英于1996年8月19日病逝。安葬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都没想到这个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金英病逝时，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间——虽说离他刑满只有一个多月。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词《蝶恋花》，虽未标明作者姓名，从词的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的。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就是出自这首词。
姚文元过去写过类似顺口溜式的诗。这首《蝶恋花》倒是他晚年的精心之作。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这是否表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姚文元对他自认为的“真理”依然“不改初衷”呢？
据公墓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这个墓中。他们后来得知，姚文元生前曾几次到这里凭吊妻子。
在“反右”中崭露头角
1931年，姚文元出生于作家之家。父亲姚蓬子是诗人，也写过小说，还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姚蓬子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任执行委员。他曾与丁玲一起创办左联刊物《北斗》。
1932年，姚蓬子抱着一岁的姚文元去鲁迅家中拜访，鲁迅写了《赠蓬子》一诗，这是姚文元后来所津津乐道的——因为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见过鲁迅。
不过，令姚文元沮丧的是，父亲姚蓬子于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并于1934年5月14日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声称“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从此，姚蓬子以开设作家书屋为生。
解放后，姚文元先是担任共青团上海市卢湾区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后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科长。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开始就提到:“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了那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
《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是谁写的？姚文元也。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则出自毛泽东之笔。毛泽东不仅注意到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杂文，而且以那篇文章为由头，狠狠地批判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下子，青年作家姚文元名震全国，一跃而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从1957年6月14日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50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3天一篇。姚文元批判“右派分子”施蛰存、徐懋庸、许杰、流沙河、王蒙……一时间，姚文元博得了“棍子”之称。
“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到了1958年，姚文元从“棍子”进而成为“恶棍”。这位27岁的“文坛新秀”，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大批文坛老将：驳巴金，批冯雪峰，斗艾青，骂丁玲……
姚文元的“棍艺”被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市委常委张春桥看中。
1963年初，来自北京的“女客人”江青悄然南下。江青要以上海为“基地”，打造“现代京剧”（也就是后来的“样板戏”），而当时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与江青一拍即合。江青明确地对柯庆施、张春桥说:“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张春桥则被柯庆施派去协助江青建立“基地”——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
姚文元成为“大写十三年”的热烈鼓吹手。1964年3月，他分别在《收获》和《红旗》杂志发表两篇长文，贯彻柯庆施、张春桥的意图。
“女客人”对于上海这个“基地”非常满意，1965年春节刚过又来上海。这一回，她找张春桥完成一篇重要的“大批判”文章，而张春桥则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骑着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于是，江、张、姚多次在此秘密讨论，写作那篇“重量级”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诚如江青后来所吹嘘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全国震惊。这篇“宏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从此，姚文元被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受江青“提携”，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姚文元接二連三地发表长文，写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批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连同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四评”是姚文元进入高层的“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张春桥）。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0年8月，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倒台之后，姚文元接替他成为全国的“舆论总管”。
“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世
1973年，随着王洪文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王、张、江、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结成“四人帮”。“四人帮”实行“四结合”:江青的“旗子”，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姚文元的“笔杆子”。他们在政治局里反对周恩来、反对邓小平，曾筹划着一旦大权在握，将作如下“分工”: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任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姚文元任全国政协主席。
1976年10月6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把“四人帮”送进了囚牢。
“四人帮”中第一个离世的是江青，她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77岁。接着，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去世，终年58岁。张春桥于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终年88岁，是“四人帮”中最长寿的一个。
姚文元在“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摘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