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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5年，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了《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一文，阐述他对待东西文化的折衷态度，指出了西化派与复古派在面对东西文化时的立足点与自身存在的矛盾问题。同年，《独立评论》刊登陈序经的答复文章，反驳了吴景超对他全盘西化论的批评，而吴景超再次发文表达他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法。以吴景超和陈序经二人的文化观为线索，梳理他们长达两个月的关于东西文化论争这一事件脉络，发现他们“并没有在‘破’和‘立’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结合点，而是采取激烈的‘破’和笼统的‘立’的态度”。但论争本身可洞察民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抉择观和民族认同感，并通过他们对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深刻思考来探寻中国先觉精英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吴景超;陈序经;东西文化;中国本位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41-03
20世30年代，一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大讨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学者纷纷提出关于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见解，全盤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派也在重新衡量东西文化的差异和各自的优越性。受到胡适和十教授宣言①的影响，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刊登文章——《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他详细分析了全盘西化者中以文化社会学和经济史观为依据的两种派别的立足之处，批判西方文化的种种矛盾，表明学习西方可以借鉴其中的一部分为中国文化所用的观点，同时他还为折衷派复兴中国文化提出了当务之急的工作内容。
而陈序经作为吴景超文中批判的西化派代表，他十分不赞成吴景超关于反对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阐述，因此撰写了《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针对吴景超的观点逐条反驳并指出吴景超的认知错误，也解释了他的个人立场。之后吴景超写《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一文作为答复，继续探讨了文化是否“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而“分开不得”，并且重新估值西方文化，提出对待西方文化时的态度建议。
吴景超和陈序经以《独立评论》为文化战场，各抒己见。吴景超认为折衷派的做法最适合中国文化的发展，陈序经认为全盘吸收西方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虽然他们始终秉持各自的态度，但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在树立民国知识分子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担当形象之时，也为后人传承中国文化带去深邃的借鉴意涵。
一、吴景超论东西文化与中国文化建设
（一）吴景超对全盘西化派的分析
吴景超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开篇首先提到了胡适的文章《建国问题引论》和十位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非常赞成他们对待东西文化的折衷态度，同时认为国人应该秉持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部分并结合本国文化为现代中国的需要来服务的观念。在处理东西文化的问题上，除了折衷派，还有全盘西化派与复古派。而复古派在吴景超看来没有多余的讨论价值，他认为主张西方文化的人有充足的理论作为依据来支持他们，并把全盘西化派分为两类：以文化社会学为根据和以经济史观为根据。
在文化社会学中，以陈序经为代表。吴景超引用陈序经在《东西文化观》中的理论指出，“因为‘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西洋文化是‘一种系统’，‘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一方面如采纳西洋文化，另一方面也非采纳西洋文化不可。假如这种理论是对的，那么全盘接受说便可成立，可是‘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的说法，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1]149吴景超列举了西洋电灯和跳舞的例子，他认为如果接受了西洋电灯，那是不是必须接受西洋的舞蹈？他还指出如果学习了西方的科学，那基督教文化是否也要引入到中国文化中？显然两者没有必要的联系，一方面文化有的是很难分开的，比如现代化的工具和机器只能配以现代化的设施要求。另一方面文化也是可以分开的，采纳有用的，舍弃无用的。
师从哥伦比亚大学麦其维教授的程天放给了吴景超启发，吴景超通过程天放将文化划为世界性的和国别性的理论印证了他关于西方文化有采纳之分的观点。他认同世界性的文化是文明，而文明是被“发明”出来的，可以在民族之间相互流传，国别性的文化是文化，它是“创造”出来的，只适合应用在本土环境中。吴景超还举例说明美国的电灯属于文明，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用，但美国的教育系统不可能让其他国家完全采纳，只能仿效其中的一部分。由此吴景超认为“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1]149如果全盘接受，意味着要吸收其本身存在的矛盾，同时这也构成了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缺陷。
吴景超还谈到经济史观派，他详细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两者分离以后也可以继续发挥效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能在吸收其后作用于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因此即使采纳了西方的生产力或者经济模式，并不是一定要吸收代表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所以经济史观也不足以成为全盘西化论的有力支柱。
（二）吴景超的建议
在吴景超看来，近代已降的中国文化不再处于领先世界的地位，封建制度和腐朽观念束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让民族思想陷入了难以前进的窠臼之中。“读经、做官、封闭、缺乏开放与交流，终致近代中国文化的落后。”[2]如何让中国文化重新焕发新的活力，成为吴景超在对待东西文化时着重思索的紧要问题。
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中，吴景超给出了答案。他在否定全盘西化说之后，从对待本位文化、西方文化和未来文化发展趋向三方面提出了折衷派应该如何复兴中国文化的要求。首先第一件事，“从新估定旧文化各部分的价值，要具体的研究与讨论，不要抽象的空谈。”[1]150保存那些适应环境并且还富有活力的本位文化，能够为中国现代化的需要而服务的文化。第二件事，“指出在西洋文化中，哪部分应当采纳，能够采纳。”[1]150吴景超认为应该从西洋文化的价值和国民的接受能力两个角度来入手，在知识分子研究过后，将西洋文化中有用的、有价值的部分吸取过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准备。第三件事，“不但要保存中国的优美文化，及采纳西洋的优美文化，有时还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1]151一方面保存现有的中国文化精粹，采用西方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将中国的本位文化和西方的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开辟一条适应现代中国的国情并兼具创造性和进步性的文化建设之路。 二、陈序经论全盘西化
（一）陈序经回应吴景超对全盘西化的观点
“其实据我所知的，经济史观的拥护者，大都是折衷派。”[1]137在陈序经看来，吴景超对全盘西化者的划分依据是难以成立的。
面对吴景超以为文化各方面的连带关系只有一部分是成立的问题，陈序经指出吴景超在认知上的错误。舞蹈的产生早于电灯的发明，基督教亦先于科学的发展。即使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也是由信奉基督教的传教士传播到中国。更何况在电灯和科学应用于生活之后，舞蹈和基督教都受其影响。陈序经提到，“当我们讨论东西文化时，我们不能不把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来和西洋文化的各方面，比较比较，看看哪一种的文化，是较为优美，或合于时势。但是所谓比较，应当以同种的东西为标准。”[1]138陈序经以中国的娱乐方式和宗教传播为例，他认为与西方相比，打麻雀、抽鸦片不如去跳舞，从这一方面来说，陈序经觉得中国的文化很难赶超西洋文化，这也是他推崇全盘西化观的论证。
而且通过陈序经的观察，他发现美国的教育系统其实源于欧洲的教育模式，两者的建构非常相似，也就没有吴景超说的难以借鉴和模仿一说。他还反驳道，中国现存的私塾已是苟延残喘的状态，如今的教育变得越来越西化，大学的教育模式从根本上、细节上无一不是在采纳西洋的教育。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在不断西化的道路上。
除此之外，吴景超阐述的关于西方文化自身的矛盾问题是全盘西化者不能避免的缺陷所在，在陳序经看来这是吴景超陷入细枝末节而忽略本质的症候。于是他举出“国学”的例子证明吴景超的错误认知，因为在国学内部，有古学、汉学、宋学、清学之分，它们之间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只是国学的枝节，并不能代表国学的全部及其本质。西洋文化亦是如此，各种光怪陆离的文化交织在一起，在彼此发生摩擦之后才会向着更加民主和文明的现代化目标迈进。对待全盘西化这一问题，不能仅仅注意到具有消极影响的小毛病，而应该关注其根本问题和总体发展趋势。
由此也可以看出陈序经主张文化具有世界性的观点，各国文化应相互借鉴并为其他民族吸取所用。“他把外来的西洋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共有和共享，并非某一国家或民族所独有。”[3]换言之，要使中国文化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与之相互调和与碰撞，在不断地冲突和适应中形成本民族的文化。
（二）陈序经对吴景超站在折衷派的立场的批评
首先，吴景超认为应当保存那些适应环境发展的中国固有文化。但是陈序经表明，“两种文化接触以后，从其发展与趋势来看，所谓保存固有文化这句话和这件事，是绝对没有存在的可能。”[1]139他从东西方文化接触的趋势、程度、内容和其他方面谈道，中国的文化有趋于消亡、带有封建性且无法为现代文明服务的特点，是远远不如西洋文化的。
其次，吴景超说要采纳适合我国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人民能力的西方文化。陈序经反问何为国情？什么样的定义是符合国情的？他认为国情包括自然、气候、物产、地理位置等，这些在文明社会里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属于国情的中国固有文化更不可能为其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反而阻碍了对西洋文化的接受和采纳。同时，陈序经质疑吴景超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观点，因为并没有说明具体要吸收和传承的文化到底是包括哪些内容。
最后，陈序经阐述了关于创造新文化的看法，由于西方文化动性较强，兼备积极进取的特质，所以更加具有创造力。相反中国的固有文化惰性大，发展缓慢，缺少创造性。所以创造新文化，非常需要吸收西方文化作为底本来构成中国文化的骨架。“有些人且叫中国的文化为保守的文化，西洋的文化为创造的文化。”[1]141因此他认为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重要出路。
陈序经虽然主张文化西化论，但这并不代表要用西洋文化来彻底替代中国文化。相反，中国文化自身的韧性并非其他民族的文化可以完全替换的。陈序经提到，“西化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学习西方并超越西方。”[4]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仍然抱有从颓败到振兴的希冀。国家要从先进文明的熏染下从沉沦到复振，而文化更要在西化的过程中重塑它抚慰人心、引人向上的价值，带领国人摆脱老大帝国的桎梏，走向建立文明国家的征程。
三、吴景超的答复
吴景超看到陈序经的回复之后并不赞同他的见解，因此吴景超再次撰写文章并重点讨论了两点。
（一）关于整个文化是否具有连带关系而分开不得
吴景超借用霍布浩教授的研究，从他的研究结论来说明作为文化中的一部分的生产方法，可以存在于渔猎的社会中，畜牧的社会中，还能在农业社会中。还借用路卫教授的研究成果，即一夫多妻制的民族中既有畜牧的，也有渔猎的，并不单单只存在一种社会中。所以针对西洋文化，仍有充足的选择余地，并不一定需要全盘西化。
（二）西方文化要重新估值
采纳文化的时候可以保持赞赏所有文化的态度，但不代表盲从地选择，也不代表一切都要改变。吸收一部分的文化，并非连带吸收其他的文化，而是选取那些适用中国的文化。
吴景超在文章的最后，强调了对待西方文化的四种态度。“第一，对于某一部份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的接受，而且用它来替代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第二，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的接受，只用以补充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而非用以代替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第三，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用作参改，但决不抄袭。第四，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却不客气地加以排弃。”[1]152吴景超认为这四种对待西方文化的标准，无法让每一个人都认同，但是站在折衷派的立场上，他希望国民以后可以用区别的眼光接纳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更需要辩证、谨慎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所用。
结语
总体来看，无论是主张文化调和的吴景超还是注重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他们在中西文化的论争中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且都坚持各自的看法与论据。但不可否认，他们二人从理论上依旧存在问题，吴景超赞同文化有国别性和世界性之分难免有“中体西用”的意味，世界性的文明可以传播，但是民族性的文化也能在世界上产生长远的影响。而陈序经致力于为全盘西化作辩护，认为中国的本位文化始终比不过西方文化，亦有中国文化就是封建保守的刻板印象之嫌。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并没有在‘破’和‘立’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结合点，而是采取激烈的‘破’和笼统的‘立’的态度”[5]236。
虽然他们的见地存有缺陷，但是这场论争已经触及文化的实质问题，他们也在不断深入地探索和考量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向。“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民国时期西化派知识精英文化社会思想的丰富面相。”[6]以吴景超和陈序经为例，通过梳理他们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可以窥探民国时期的先觉分子在谋求中国发展时的缩影，也更加深刻感受到他们在文化的抉择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厚植爱国情怀，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谋划策，以及为现代化的国家体系建设肩负起的责任与担当。他们作出的贡献为后人复兴中华民族树立了典范，对国家的精神文明发展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十教授宣言：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
参考文献：
[1] 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六册[M].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
[2] 庞绍堂.吴景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5）.
[3] 李华丽.陈序经的东西文化观新论[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4] 温士贤.由文化否定到文化复兴：陈序经的文化学探索[J].文化遗产，2019（6）.
[5] 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6] 刘集林.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J].广东社会科学，2009（6）.
作者简介：解娇（1995—），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单位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专门史（中国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吴景超;陈序经;东西文化;中国本位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41-03
20世30年代，一场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大讨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学者纷纷提出关于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见解，全盤西化派和中国本位派也在重新衡量东西文化的差异和各自的优越性。受到胡适和十教授宣言①的影响，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刊登文章——《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他详细分析了全盘西化者中以文化社会学和经济史观为依据的两种派别的立足之处，批判西方文化的种种矛盾，表明学习西方可以借鉴其中的一部分为中国文化所用的观点，同时他还为折衷派复兴中国文化提出了当务之急的工作内容。
而陈序经作为吴景超文中批判的西化派代表，他十分不赞成吴景超关于反对中国文化全盘西化的阐述，因此撰写了《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针对吴景超的观点逐条反驳并指出吴景超的认知错误，也解释了他的个人立场。之后吴景超写《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一文作为答复，继续探讨了文化是否“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而“分开不得”，并且重新估值西方文化，提出对待西方文化时的态度建议。
吴景超和陈序经以《独立评论》为文化战场，各抒己见。吴景超认为折衷派的做法最适合中国文化的发展，陈序经认为全盘吸收西方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虽然他们始终秉持各自的态度，但他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在树立民国知识分子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的担当形象之时，也为后人传承中国文化带去深邃的借鉴意涵。
一、吴景超论东西文化与中国文化建设
（一）吴景超对全盘西化派的分析
吴景超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开篇首先提到了胡适的文章《建国问题引论》和十位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非常赞成他们对待东西文化的折衷态度，同时认为国人应该秉持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部分并结合本国文化为现代中国的需要来服务的观念。在处理东西文化的问题上，除了折衷派，还有全盘西化派与复古派。而复古派在吴景超看来没有多余的讨论价值，他认为主张西方文化的人有充足的理论作为依据来支持他们，并把全盘西化派分为两类：以文化社会学为根据和以经济史观为根据。
在文化社会学中，以陈序经为代表。吴景超引用陈序经在《东西文化观》中的理论指出，“因为‘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西洋文化是‘一种系统’，‘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一方面如采纳西洋文化，另一方面也非采纳西洋文化不可。假如这种理论是对的，那么全盘接受说便可成立，可是‘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的说法，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1]149吴景超列举了西洋电灯和跳舞的例子，他认为如果接受了西洋电灯，那是不是必须接受西洋的舞蹈？他还指出如果学习了西方的科学，那基督教文化是否也要引入到中国文化中？显然两者没有必要的联系，一方面文化有的是很难分开的，比如现代化的工具和机器只能配以现代化的设施要求。另一方面文化也是可以分开的，采纳有用的，舍弃无用的。
师从哥伦比亚大学麦其维教授的程天放给了吴景超启发，吴景超通过程天放将文化划为世界性的和国别性的理论印证了他关于西方文化有采纳之分的观点。他认同世界性的文化是文明，而文明是被“发明”出来的，可以在民族之间相互流传，国别性的文化是文化，它是“创造”出来的，只适合应用在本土环境中。吴景超还举例说明美国的电灯属于文明，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用，但美国的教育系统不可能让其他国家完全采纳，只能仿效其中的一部分。由此吴景超认为“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许多互相冲突，互不两立的文化集团。”[1]149如果全盘接受，意味着要吸收其本身存在的矛盾，同时这也构成了主张全盘西化者的致命缺陷。
吴景超还谈到经济史观派，他详细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两者分离以后也可以继续发挥效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能在吸收其后作用于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因此即使采纳了西方的生产力或者经济模式，并不是一定要吸收代表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所以经济史观也不足以成为全盘西化论的有力支柱。
（二）吴景超的建议
在吴景超看来，近代已降的中国文化不再处于领先世界的地位，封建制度和腐朽观念束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让民族思想陷入了难以前进的窠臼之中。“读经、做官、封闭、缺乏开放与交流，终致近代中国文化的落后。”[2]如何让中国文化重新焕发新的活力，成为吴景超在对待东西文化时着重思索的紧要问题。
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中，吴景超给出了答案。他在否定全盘西化说之后，从对待本位文化、西方文化和未来文化发展趋向三方面提出了折衷派应该如何复兴中国文化的要求。首先第一件事，“从新估定旧文化各部分的价值，要具体的研究与讨论，不要抽象的空谈。”[1]150保存那些适应环境并且还富有活力的本位文化，能够为中国现代化的需要而服务的文化。第二件事，“指出在西洋文化中，哪部分应当采纳，能够采纳。”[1]150吴景超认为应该从西洋文化的价值和国民的接受能力两个角度来入手，在知识分子研究过后，将西洋文化中有用的、有价值的部分吸取过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准备。第三件事，“不但要保存中国的优美文化，及采纳西洋的优美文化，有时还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1]151一方面保存现有的中国文化精粹，采用西方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将中国的本位文化和西方的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开辟一条适应现代中国的国情并兼具创造性和进步性的文化建设之路。 二、陈序经论全盘西化
（一）陈序经回应吴景超对全盘西化的观点
“其实据我所知的，经济史观的拥护者，大都是折衷派。”[1]137在陈序经看来，吴景超对全盘西化者的划分依据是难以成立的。
面对吴景超以为文化各方面的连带关系只有一部分是成立的问题，陈序经指出吴景超在认知上的错误。舞蹈的产生早于电灯的发明，基督教亦先于科学的发展。即使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也是由信奉基督教的传教士传播到中国。更何况在电灯和科学应用于生活之后，舞蹈和基督教都受其影响。陈序经提到，“当我们讨论东西文化时，我们不能不把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来和西洋文化的各方面，比较比较，看看哪一种的文化，是较为优美，或合于时势。但是所谓比较，应当以同种的东西为标准。”[1]138陈序经以中国的娱乐方式和宗教传播为例，他认为与西方相比，打麻雀、抽鸦片不如去跳舞，从这一方面来说，陈序经觉得中国的文化很难赶超西洋文化，这也是他推崇全盘西化观的论证。
而且通过陈序经的观察，他发现美国的教育系统其实源于欧洲的教育模式，两者的建构非常相似，也就没有吴景超说的难以借鉴和模仿一说。他还反驳道，中国现存的私塾已是苟延残喘的状态，如今的教育变得越来越西化，大学的教育模式从根本上、细节上无一不是在采纳西洋的教育。可以说，中国已经走在不断西化的道路上。
除此之外，吴景超阐述的关于西方文化自身的矛盾问题是全盘西化者不能避免的缺陷所在，在陳序经看来这是吴景超陷入细枝末节而忽略本质的症候。于是他举出“国学”的例子证明吴景超的错误认知，因为在国学内部，有古学、汉学、宋学、清学之分，它们之间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只是国学的枝节，并不能代表国学的全部及其本质。西洋文化亦是如此，各种光怪陆离的文化交织在一起，在彼此发生摩擦之后才会向着更加民主和文明的现代化目标迈进。对待全盘西化这一问题，不能仅仅注意到具有消极影响的小毛病，而应该关注其根本问题和总体发展趋势。
由此也可以看出陈序经主张文化具有世界性的观点，各国文化应相互借鉴并为其他民族吸取所用。“他把外来的西洋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共有和共享，并非某一国家或民族所独有。”[3]换言之，要使中国文化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与之相互调和与碰撞，在不断地冲突和适应中形成本民族的文化。
（二）陈序经对吴景超站在折衷派的立场的批评
首先，吴景超认为应当保存那些适应环境发展的中国固有文化。但是陈序经表明，“两种文化接触以后，从其发展与趋势来看，所谓保存固有文化这句话和这件事，是绝对没有存在的可能。”[1]139他从东西方文化接触的趋势、程度、内容和其他方面谈道，中国的文化有趋于消亡、带有封建性且无法为现代文明服务的特点，是远远不如西洋文化的。
其次，吴景超说要采纳适合我国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人民能力的西方文化。陈序经反问何为国情？什么样的定义是符合国情的？他认为国情包括自然、气候、物产、地理位置等，这些在文明社会里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属于国情的中国固有文化更不可能为其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反而阻碍了对西洋文化的接受和采纳。同时，陈序经质疑吴景超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观点，因为并没有说明具体要吸收和传承的文化到底是包括哪些内容。
最后，陈序经阐述了关于创造新文化的看法，由于西方文化动性较强，兼备积极进取的特质，所以更加具有创造力。相反中国的固有文化惰性大，发展缓慢，缺少创造性。所以创造新文化，非常需要吸收西方文化作为底本来构成中国文化的骨架。“有些人且叫中国的文化为保守的文化，西洋的文化为创造的文化。”[1]141因此他认为全盘西化，才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重要出路。
陈序经虽然主张文化西化论，但这并不代表要用西洋文化来彻底替代中国文化。相反，中国文化自身的韧性并非其他民族的文化可以完全替换的。陈序经提到，“西化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学习西方并超越西方。”[4]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仍然抱有从颓败到振兴的希冀。国家要从先进文明的熏染下从沉沦到复振，而文化更要在西化的过程中重塑它抚慰人心、引人向上的价值，带领国人摆脱老大帝国的桎梏，走向建立文明国家的征程。
三、吴景超的答复
吴景超看到陈序经的回复之后并不赞同他的见解，因此吴景超再次撰写文章并重点讨论了两点。
（一）关于整个文化是否具有连带关系而分开不得
吴景超借用霍布浩教授的研究，从他的研究结论来说明作为文化中的一部分的生产方法，可以存在于渔猎的社会中，畜牧的社会中，还能在农业社会中。还借用路卫教授的研究成果，即一夫多妻制的民族中既有畜牧的，也有渔猎的，并不单单只存在一种社会中。所以针对西洋文化，仍有充足的选择余地，并不一定需要全盘西化。
（二）西方文化要重新估值
采纳文化的时候可以保持赞赏所有文化的态度，但不代表盲从地选择，也不代表一切都要改变。吸收一部分的文化，并非连带吸收其他的文化，而是选取那些适用中国的文化。
吴景超在文章的最后，强调了对待西方文化的四种态度。“第一，对于某一部份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的接受，而且用它来替代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第二，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整个的接受，只用以补充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而非用以代替中国文化中类似的部分。第三，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愿意用作参改，但决不抄袭。第四，对于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们却不客气地加以排弃。”[1]152吴景超认为这四种对待西方文化的标准，无法让每一个人都认同，但是站在折衷派的立场上，他希望国民以后可以用区别的眼光接纳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更需要辩证、谨慎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所用。
结语
总体来看，无论是主张文化调和的吴景超还是注重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他们在中西文化的论争中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且都坚持各自的看法与论据。但不可否认，他们二人从理论上依旧存在问题，吴景超赞同文化有国别性和世界性之分难免有“中体西用”的意味，世界性的文明可以传播，但是民族性的文化也能在世界上产生长远的影响。而陈序经致力于为全盘西化作辩护，认为中国的本位文化始终比不过西方文化，亦有中国文化就是封建保守的刻板印象之嫌。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并没有在‘破’和‘立’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结合点，而是采取激烈的‘破’和笼统的‘立’的态度”[5]236。
虽然他们的见地存有缺陷，但是这场论争已经触及文化的实质问题，他们也在不断深入地探索和考量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向。“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民国时期西化派知识精英文化社会思想的丰富面相。”[6]以吴景超和陈序经为例，通过梳理他们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可以窥探民国时期的先觉分子在谋求中国发展时的缩影，也更加深刻感受到他们在文化的抉择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厚植爱国情怀，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谋划策，以及为现代化的国家体系建设肩负起的责任与担当。他们作出的贡献为后人复兴中华民族树立了典范，对国家的精神文明发展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十教授宣言：1935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
参考文献：
[1] 钟离蒙，杨凤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六册[M].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2.
[2] 庞绍堂.吴景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5）.
[3] 李华丽.陈序经的东西文化观新论[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4] 温士贤.由文化否定到文化复兴：陈序经的文化学探索[J].文化遗产，2019（6）.
[5] 刘集林.陈序经文化思想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6] 刘集林.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J].广东社会科学，2009（6）.
作者简介：解娇（1995—），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单位为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专门史（中国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