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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历史上曾进行过多次改革，然而却无一取得完全成功，戈尔巴乔夫改革甚至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最后一棵稻草，这与俄罗斯的独特民族性有很大干系。基于俄罗斯民族特性的二律背反、俄罗斯地理和社会的断层和苏联中央集权制度的成败三个侧面分析了改革道路在苏联行不通的原因，并从中获得了改革中应该充分考虑民族特性和民族诉求的借鉴性经验。
关键词：民族性;二律背反;断裂;中央集权;改革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24.082
1 导言
苏联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历史研究者几不可能绕过的历史存在和历史现象。苏联的萌芽、发展、衰落和解体吸引着我们去解释原因、提炼经验，这些经验教训为当代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旨在结合史实和前人研究成果，自俄罗斯民族性出发，从俄罗斯民族性中的二律背反特征、苏联地理和社会中的断裂与中央集权的内外因三个侧面切入，分析苏联几次改革的成败因果，希望对同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我国改革计划和执行提供帮助。
2 俄罗斯民族特性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分析总结了俄罗斯民族的特性。他认为俄罗斯民族具有一种“二律背反”的“悖论性”特点。一方面是最无组织、最无秩序的国家——与此相联系，俄罗斯人企望生活在集体的温暖中，带有较强的阴性特征，被动、驯顺、温和;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大地上，在俄罗斯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黑色的、恶劣的、非理性的、阴郁的、不透光的自然力”。別尔嘉耶夫将这种二律背反精妙地总结为“狄奥尼索斯式的放纵和东正教的禁欲”。
别尔嘉耶夫将民族特性按性别划分，男性特征包括创造性、进取心、独立、自由等，相对地，女性特征包括保守、奴性、集体主义。他认为“俄罗斯的自然地理与精神地理是相适应的”，国土的辽阔给了俄罗斯民族极大的宽容心和耐性，而为了捍卫这广袤的土地，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依靠集体来获取温暖和安全感，这养成了俄罗斯民族向往集体主义而拒绝独立性，倾向安定而排斥冒险，在很多境况下宁可消极不抵抗也不愿积极抗争的心理选择。而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种选择虽是民族自发的，是自由的，却表现为一种奴性，一种屈服于外部男性力量的欲望。借对罗扎诺夫《1914年战争与俄罗斯的复兴》的文学批评，别尔嘉耶夫将俄罗斯民族的女性特征称为“村妇性”，将其描述为“不能、也不愿与生命印象、感受的叠加和集聚相对立。它完全丧失了一切男性的精神，丧失了一切抵抗自然力的积极力量，丧失了内在的自由”。有趣的是，别尔嘉耶夫频频以德意志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作比，认为德国人的创造力、纪律性和进取心正是俄罗斯“村妇”期望的“男性”统治力来源，基于民族的“女性”特征，俄罗斯广大人民更倾向于接受代表主动和自由的外部力量的统治，而不是从集体内部产生独立个性和创新，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家的官僚政权看作“内部遭受到的异族入侵”。从该角度看，“俄罗斯是一个骇人听闻地甘受奴役、驯顺服从的国家，是失去了对个体权利的知觉和不会维护个体尊严的国家，是怠惰的保守主义的、宗教生活为政府所役使的国家，是古板的生活和沉重的肉体的国家”。
然而，俄罗斯民族特性中还存在着一种“黑葡萄酒元素”，即非理性的、暴力的、阴郁的力量，它隐藏在驯顺的表面之下，在物质主义和集体主义受到威胁时露出獠牙，迸发出的力量之巨，足以搅动一时风云。这种非理性因素是俄罗斯政治家、官僚和知识分子都不敢轻易触碰的暗礁。“黑葡萄酒元素”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八章“谁领导了二月起义？”中，托洛茨基援引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交易所新闻》上的文章：“2月27日推翻俄罗斯帝制的那些近卫团队是撇开自己的长官举事的……不是军队，而是工人开始起义行动的;不是将军，而是士兵前往国家杜马的。”这足以证明俄罗斯民族中的非理性因素之激烈，士兵和工人们在无法感受到国家和集体的温暖之后抛开驯顺、自发举事、无需领导，体现了极端的自由——俄罗斯民族特性中互为悖论的奴性和自由之间的转化浑然天成。然而，从二月革命的后续来看，在短暂的爆发之后，俄罗斯人民还是复归了驯顺，缺乏指导的工人和士兵无意成为国家的“男性的”建设者，所以他们推举出克伦斯基政府，冀望着社会革命党人重新为他们提供集体主义的温暖与安定。
俄罗斯民族特性中的二律背反不是背道而驰，而是辩证统一、互相转化的。这种复杂性和多变性对执政者施政和改革的度提出了很大要求：完全照顾“女性的”俄罗斯民族的话，不痛不痒的调整则难以应对外部压力;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话又无法承受反弹力量。克伦斯基政府的改革无疑是现代化的，推动了民主、公民自由、妇女平等权和普选权的发展，然而这种进步性却无法满足复归物质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俄罗斯人民，因为后者需要的并非精神完善;加上战争赌注的失败，克伦斯基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其改革道路自然无法继续。可以说克伦斯基等社会革命党人代表的西方化改革理想没有充分考虑到俄罗斯的特殊民族性，这种行动与需求的鸿沟是致使克伦斯基政府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与二月革命相较，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加贴近俄罗斯民族特性。十月革命本身也具有相当非理性因素，但与二月革命不同的是，在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就介入行动，获得了革命的主导权。他们提出的“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口号（此处为最初口号，后“自由”被隐去，详见郑异凡《自由——十月革命的第四个口号》）切合了当时俄罗斯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与其民族的“女性”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土地给予俄罗斯人民依赖感和安全感。此外，“面包”口号也为人民画出了一张饱满的大饼。另外，“和平”的号召也巩固了社会安定。在物质和精神需求得到双重满足之时，俄罗斯民族的“村妇性”占据了上风，“自由”便也无关紧要了。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后来并未以理想的方式实现口号中的承诺，他们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和余粮征集制，与德国割地议和，仅通过实行民族自决原则略微满足了各民族的土地需求，而后者蔓延出的矛盾却成为日后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这里不做展开。笔者认为，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与克伦斯基政府的重要区别在于实行了集权。通过“元月五日革命”这样的活动驱逐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这样的政敌，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建立起了集权，而集权是一种果断的、独立的、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权力模式，当时民间盛传着列宁是“新沙皇（new tsar）”的说法，这从侧面反映了民众对布尔什维克集权的敬畏。布尔什维克的“男性”特征更易为体现着“村妇性”的俄罗斯民族所接受，而这正是克伦斯基等社会革命党人所缺乏的。 我们当然不能说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改革是全然成功的，其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倾向的矛盾从未消除，列宁之后的各届领导人都尝试通过或经济上计划管制，或政治上放权的形式进行改革，但均无法获得长久的正面效果。从民族性来讲，以别尔嘉耶夫的话说，矛盾的根源是“在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性格中男女两性的不融合。无限的自由转变成无限的奴役，永恒的漫游转变成永恒的滞留，其原因是男性自由未能从俄罗斯内部、从深处控制住女性的民族自然力”。中央集权能保证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却无法激发创造力、经济欲望等“男性”特征，而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蘇联国家和社会中严重的断裂。
3 苏联国家和社会中的断裂
苏联占地极广，从东欧和西西伯利亚大平原，到中西伯利亚高原，再到东西伯利亚山地，幅员辽阔，而由于地形地貌和资源限制，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富饶的西部与贫困的中东部在经济、文化、交通上交流甚少，这造成了苏联在地理上的断裂。这种断裂极大地影响了交通条件，使得俄国和苏联出现了十月革命炮声已打响，偏远农村却恍若隔世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疆域辽阔的国家很常见，但在俄罗斯结合了二律背反的民族性和东正教传统之后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村社。村社是一种宗法共同体，强调自给自足，根源可追溯到东斯拉夫人的“砍烧农业”传统。而这种共同体强调整体和谐，个人服从集体，限制个人的自由发展。“村社就是一切，乃至于就是“世界”——在俄语里，‘村社’与‘世界’是同一个词”。由此可见，组成俄国社会基本单位的从来不是个人，而是村社，以及后来发展成为的“人事部门单位”。村社这种社会组织强调的是稳定，它将自己从头武装到脚，拒绝外来信息，是一种绝对平衡，所以无论来自彼得格勒还是莫斯科的命令都无法对其产生质的影响。别尔嘉耶夫对这种状态有一句颇精辟的描述，他写道：“俄罗斯生活得过于自然化，那是一种人性不足的生活;它生活得过于原生态，那是一种个性不足的生活。”因此，我们在俄国和苏联历史中看到的是中央斗争风生水起，偏僻外省却相安无事。这种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断裂不仅影响了改革效率，而且抑制了俄罗斯民族内部精英产生——一潭死水内部如何诞生搅动时局的苍龙呢？能打破村社外壳的只有强大的外力，斯大林通过暴力做到了，却换汤不换药，用集体农庄保留了村社的内核，反而使地方失去了对中央的信任，把自己包裹得更紧，两者之间的断裂自然也加深了。自斯大林起，这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各届领导人都用大力度在地方打开了缺口，然而后续措施要么不足以补缺，要么过于激进、期望将一切推倒重来，最终无法弥合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断裂，反而使人民不断丧失信心，故而不断加重戒心，地方在精神上的防护网也就越来越厚了。苏联的改革一直未能触及中央与地方断裂的核心，在未做充分调查和预估、未设计好完善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没有长期规划地盲目行动，终致积重难返，使这种断裂成为解体的导火索之一。
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断裂之外，更重要的是苏联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写道：“我们几乎没有中间的、坚强的阶层，能够到处组织人民的生活。”他表达了对这种社会阶层断裂现象的遗憾，却不料自己对苏联的未来也做出了精准的预言。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意识到需要培养坚实的基层干部阶层，来精准执行上级命令、领导人民革命。托洛茨基是最先意识到这点的人之一。在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以党建军原则，以党组织领导人民军队，便是在有意培养基层和中层干部，一方面明确执行中央命令;另一方面保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思想的延续性。从民族性角度来看，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早期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进行的正是从俄罗斯民族内部培养独立、自由、有创造力的人，这些人上通领导层，下接地气，是出色的信息渠道和舆论引领者，而一旦成功就意味着土生土长的“男性”特征的产生，更能够契合下层人民的“女性”心理需求，激发社会活力。然而，这一良好势头被政治斗争掐断了。与秉持“世界主义”和“不断革命论”的革命者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是一个纯粹的政客，他狡诈、自私、隐忍，更懂得如何在云波诡谲的政坛中屹立不倒，却又偏狭、短视，将一切政见不同者和潜在敌人连根拔起，不留后患。斯大林在位期间的“大清洗运动”是苏联甚至俄罗斯历史上的一次浩劫，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打击了中坚阶层。刚刚萌芽的中坚阶层部分被处死，部分被关进古拉格，部分被放逐。以此看来，1922夏的“哲学船事件”（详见别尔嘉耶夫《哲学船事件》）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感到幸运，尽管远离故土，他们起码还能关心着他们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大清洗”使苏联中坚阶层大伤元气，留下的皆是溜须拍马、唯唯诺诺之辈，如此，苏联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通道关闭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下层人民失去了获取信息的渠道，这种知识上的黑暗使他们不得不回到集体来寻求安全感。因此，“女性”特征再度复苏，社会的断层——上层的各种特供权和下层的得过且过——呈现一种诡异的病态。
从民族性的角度来看，苏联时期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断裂，还是社会阶层的断裂，都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的“女性”特征，使物质和社会发展呈现不健康状态，精神方面更是不进反退。而在“村妇性”的严防死守下，不够彻底、不够强硬的改革实在难以找到突破口，而不彻底的改革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4 民族性与中央集权
苏联时期的中央集权执政模式向来为人所诟病，然而结合俄罗斯民族性和历史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中央集权的合理性。本节将从民族性的两方面论证苏联中央集权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失败之处。
其一，如前文所述，俄罗斯的民族性在大多时候表现为温和、驯顺、服从，而这种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便是村社。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既能在物质上满足俄罗斯人民，又能在精神上束缚俄罗斯民族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虽然具有保守性和滞留性，却是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形式。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导致了村社的产生，村社又将安定反馈给土地，这种稳定是执政者所追求的，而为其提供保证的执政模式只能是中央集权。若实行无政府主义，俄罗斯民族特征中的“非理性因素”暴走时无法得到强力压制，那么必将四分五裂;如若进行地方分权，先不说执政者有没有足够的调控能力，没有统一中心的地方将轻则陷入无意义的攀比，重则恶性竞争，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因而，从内部民族性的角度来看，只有能将各省村社统一管理的中央集权制度既能把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断裂程度，又能在关键时刻将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应对重大历史时刻，体现出令俄罗斯“村妇”心驰神往的“男性”魄力与强硬。 其二，自十月革命以来，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需要应对的国际形势之严峻是可以想象的。面对着德国的步步紧逼和潜在盟国英法美的怀疑与敌意，俄罗斯民族的不安被外部压力激发、放大，“非理性因素”的火山时刻会喷发。面对这股山雨欲来的力量，中央集权是苏联执政者最先想到的解决方法，也是唯一解。在社會动荡、人心惶惶的时代，温和和渐进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唯有通过强权整合国家资源，展示国家力量以安抚民心，才能渡过难关，再做打算。而中央集权展现出来的效率与实际成果对“期望被国家拯救”的俄罗斯民众来说更是事半功倍。
然而，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央集权可以帮助俄罗斯民族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世界站稳脚跟，但是在现代化改革方面，一味地集中和强硬却非良策。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在战时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保证军事链条的运转。但是在和平发展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却成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绊脚石，而俄罗斯民族性选择和决定的中央集权毕竟不敢一举推翻之前的体制，因为俄罗斯民族的“黑葡萄酒元素”一直蠢蠢欲动，这时便需要大量的人才来衡量改革的力度和程度。然而如前所述，苏联社会阶层的断裂使得中坚阶层大量流失，这一空洞使得很多改革只有规划，却在执行上捉襟见肘，最终只能纸上谈兵、一刀切，或是词不达意、一地鸡毛。究其根本，俄罗斯民族性中的二律背反特征使得苏联的改革常常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只能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无法维持根本政策的长久，在恶性闭环中终致中央集权理念深入人心，其余韵至今回响不绝。可以说，以中央集权为代表的各种俄国执政模式都未能从根本上妥善处理俄罗斯民族性问题，即便一度有列宁、托洛茨基、安德罗波夫等人带来的曙光，却在内部斗争和外部压力的夹击之下消逝于历史长河。这些斗争与压力是源于地理位置的俄罗斯民族性的催化剂，持续助长着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气焰，终致偌大国家身陷囹圄，难以自拔。
5 结论
苏联的解体是一个积重难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尽管各代领导人以不同方式尝试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然而由于俄罗斯民族的二律背反特征、由此导致的俄国地理和社会阶层的断裂以及中央集权的过久坚持，种种改革都失败了。最后，各加盟共和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引爆了不断积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斯国已逝，然而在苏联改革失败的废墟之上，我们还需深挖根本，求获对我国改革有所裨益的经验教训。依笔者愚见，同为多民族的、疆域辽阔的国家，借苏联之鉴，改革已到深水区的我国切忌急功冒进，行动之前须深入调查分析各民族、各群体的特征和诉求，同时坚持中坚阶层的培养和纯洁性建设，做到既上令下效又因地制宜。
参考文献
[1]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M].第一卷.丁笃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M].汪剑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3]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4]丁恒星.红色文化传统的断裂与苏联的解体[J].红旗文稿，2017，（12）.
[5]李永全.苏联改革历史回顾——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1）：14-21.
关键词：民族性;二律背反;断裂;中央集权;改革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24.082
1 导言
苏联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历史研究者几不可能绕过的历史存在和历史现象。苏联的萌芽、发展、衰落和解体吸引着我们去解释原因、提炼经验，这些经验教训为当代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旨在结合史实和前人研究成果，自俄罗斯民族性出发，从俄罗斯民族性中的二律背反特征、苏联地理和社会中的断裂与中央集权的内外因三个侧面切入，分析苏联几次改革的成败因果，希望对同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我国改革计划和执行提供帮助。
2 俄罗斯民族特性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一书中分析总结了俄罗斯民族的特性。他认为俄罗斯民族具有一种“二律背反”的“悖论性”特点。一方面是最无组织、最无秩序的国家——与此相联系，俄罗斯人企望生活在集体的温暖中，带有较强的阴性特征，被动、驯顺、温和;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大地上，在俄罗斯民族中，存在着一种黑色的、恶劣的、非理性的、阴郁的、不透光的自然力”。別尔嘉耶夫将这种二律背反精妙地总结为“狄奥尼索斯式的放纵和东正教的禁欲”。
别尔嘉耶夫将民族特性按性别划分，男性特征包括创造性、进取心、独立、自由等，相对地，女性特征包括保守、奴性、集体主义。他认为“俄罗斯的自然地理与精神地理是相适应的”，国土的辽阔给了俄罗斯民族极大的宽容心和耐性，而为了捍卫这广袤的土地，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依靠集体来获取温暖和安全感，这养成了俄罗斯民族向往集体主义而拒绝独立性，倾向安定而排斥冒险，在很多境况下宁可消极不抵抗也不愿积极抗争的心理选择。而在别尔嘉耶夫看来，这种选择虽是民族自发的，是自由的，却表现为一种奴性，一种屈服于外部男性力量的欲望。借对罗扎诺夫《1914年战争与俄罗斯的复兴》的文学批评，别尔嘉耶夫将俄罗斯民族的女性特征称为“村妇性”，将其描述为“不能、也不愿与生命印象、感受的叠加和集聚相对立。它完全丧失了一切男性的精神，丧失了一切抵抗自然力的积极力量，丧失了内在的自由”。有趣的是，别尔嘉耶夫频频以德意志民族与俄罗斯民族作比，认为德国人的创造力、纪律性和进取心正是俄罗斯“村妇”期望的“男性”统治力来源，基于民族的“女性”特征，俄罗斯广大人民更倾向于接受代表主动和自由的外部力量的统治，而不是从集体内部产生独立个性和创新，他们甚至将自己国家的官僚政权看作“内部遭受到的异族入侵”。从该角度看，“俄罗斯是一个骇人听闻地甘受奴役、驯顺服从的国家，是失去了对个体权利的知觉和不会维护个体尊严的国家，是怠惰的保守主义的、宗教生活为政府所役使的国家，是古板的生活和沉重的肉体的国家”。
然而，俄罗斯民族特性中还存在着一种“黑葡萄酒元素”，即非理性的、暴力的、阴郁的力量，它隐藏在驯顺的表面之下，在物质主义和集体主义受到威胁时露出獠牙，迸发出的力量之巨，足以搅动一时风云。这种非理性因素是俄罗斯政治家、官僚和知识分子都不敢轻易触碰的暗礁。“黑葡萄酒元素”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八章“谁领导了二月起义？”中，托洛茨基援引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交易所新闻》上的文章：“2月27日推翻俄罗斯帝制的那些近卫团队是撇开自己的长官举事的……不是军队，而是工人开始起义行动的;不是将军，而是士兵前往国家杜马的。”这足以证明俄罗斯民族中的非理性因素之激烈，士兵和工人们在无法感受到国家和集体的温暖之后抛开驯顺、自发举事、无需领导，体现了极端的自由——俄罗斯民族特性中互为悖论的奴性和自由之间的转化浑然天成。然而，从二月革命的后续来看，在短暂的爆发之后，俄罗斯人民还是复归了驯顺，缺乏指导的工人和士兵无意成为国家的“男性的”建设者，所以他们推举出克伦斯基政府，冀望着社会革命党人重新为他们提供集体主义的温暖与安定。
俄罗斯民族特性中的二律背反不是背道而驰，而是辩证统一、互相转化的。这种复杂性和多变性对执政者施政和改革的度提出了很大要求：完全照顾“女性的”俄罗斯民族的话，不痛不痒的调整则难以应对外部压力;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话又无法承受反弹力量。克伦斯基政府的改革无疑是现代化的，推动了民主、公民自由、妇女平等权和普选权的发展，然而这种进步性却无法满足复归物质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俄罗斯人民，因为后者需要的并非精神完善;加上战争赌注的失败，克伦斯基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其改革道路自然无法继续。可以说克伦斯基等社会革命党人代表的西方化改革理想没有充分考虑到俄罗斯的特殊民族性，这种行动与需求的鸿沟是致使克伦斯基政府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与二月革命相较，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加贴近俄罗斯民族特性。十月革命本身也具有相当非理性因素，但与二月革命不同的是，在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就介入行动，获得了革命的主导权。他们提出的“和平、面包、自由和土地”口号（此处为最初口号，后“自由”被隐去，详见郑异凡《自由——十月革命的第四个口号》）切合了当时俄罗斯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与其民族的“女性”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土地给予俄罗斯人民依赖感和安全感。此外，“面包”口号也为人民画出了一张饱满的大饼。另外，“和平”的号召也巩固了社会安定。在物质和精神需求得到双重满足之时，俄罗斯民族的“村妇性”占据了上风，“自由”便也无关紧要了。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后来并未以理想的方式实现口号中的承诺，他们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和余粮征集制，与德国割地议和，仅通过实行民族自决原则略微满足了各民族的土地需求，而后者蔓延出的矛盾却成为日后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这里不做展开。笔者认为，布尔什维克苏维埃与克伦斯基政府的重要区别在于实行了集权。通过“元月五日革命”这样的活动驱逐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这样的政敌，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建立起了集权，而集权是一种果断的、独立的、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权力模式，当时民间盛传着列宁是“新沙皇（new tsar）”的说法，这从侧面反映了民众对布尔什维克集权的敬畏。布尔什维克的“男性”特征更易为体现着“村妇性”的俄罗斯民族所接受，而这正是克伦斯基等社会革命党人所缺乏的。 我们当然不能说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改革是全然成功的，其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倾向的矛盾从未消除，列宁之后的各届领导人都尝试通过或经济上计划管制，或政治上放权的形式进行改革，但均无法获得长久的正面效果。从民族性来讲，以别尔嘉耶夫的话说，矛盾的根源是“在俄罗斯精神和俄罗斯性格中男女两性的不融合。无限的自由转变成无限的奴役，永恒的漫游转变成永恒的滞留，其原因是男性自由未能从俄罗斯内部、从深处控制住女性的民族自然力”。中央集权能保证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却无法激发创造力、经济欲望等“男性”特征，而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蘇联国家和社会中严重的断裂。
3 苏联国家和社会中的断裂
苏联占地极广，从东欧和西西伯利亚大平原，到中西伯利亚高原，再到东西伯利亚山地，幅员辽阔，而由于地形地貌和资源限制，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富饶的西部与贫困的中东部在经济、文化、交通上交流甚少，这造成了苏联在地理上的断裂。这种断裂极大地影响了交通条件，使得俄国和苏联出现了十月革命炮声已打响，偏远农村却恍若隔世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疆域辽阔的国家很常见，但在俄罗斯结合了二律背反的民族性和东正教传统之后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村社。村社是一种宗法共同体，强调自给自足，根源可追溯到东斯拉夫人的“砍烧农业”传统。而这种共同体强调整体和谐，个人服从集体，限制个人的自由发展。“村社就是一切，乃至于就是“世界”——在俄语里，‘村社’与‘世界’是同一个词”。由此可见，组成俄国社会基本单位的从来不是个人，而是村社，以及后来发展成为的“人事部门单位”。村社这种社会组织强调的是稳定，它将自己从头武装到脚，拒绝外来信息，是一种绝对平衡，所以无论来自彼得格勒还是莫斯科的命令都无法对其产生质的影响。别尔嘉耶夫对这种状态有一句颇精辟的描述，他写道：“俄罗斯生活得过于自然化，那是一种人性不足的生活;它生活得过于原生态，那是一种个性不足的生活。”因此，我们在俄国和苏联历史中看到的是中央斗争风生水起，偏僻外省却相安无事。这种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断裂不仅影响了改革效率，而且抑制了俄罗斯民族内部精英产生——一潭死水内部如何诞生搅动时局的苍龙呢？能打破村社外壳的只有强大的外力，斯大林通过暴力做到了，却换汤不换药，用集体农庄保留了村社的内核，反而使地方失去了对中央的信任，把自己包裹得更紧，两者之间的断裂自然也加深了。自斯大林起，这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各届领导人都用大力度在地方打开了缺口，然而后续措施要么不足以补缺，要么过于激进、期望将一切推倒重来，最终无法弥合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断裂，反而使人民不断丧失信心，故而不断加重戒心，地方在精神上的防护网也就越来越厚了。苏联的改革一直未能触及中央与地方断裂的核心，在未做充分调查和预估、未设计好完善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没有长期规划地盲目行动，终致积重难返，使这种断裂成为解体的导火索之一。
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断裂之外，更重要的是苏联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写道：“我们几乎没有中间的、坚强的阶层，能够到处组织人民的生活。”他表达了对这种社会阶层断裂现象的遗憾，却不料自己对苏联的未来也做出了精准的预言。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意识到需要培养坚实的基层干部阶层，来精准执行上级命令、领导人民革命。托洛茨基是最先意识到这点的人之一。在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以党建军原则，以党组织领导人民军队，便是在有意培养基层和中层干部，一方面明确执行中央命令;另一方面保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思想的延续性。从民族性角度来看，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早期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进行的正是从俄罗斯民族内部培养独立、自由、有创造力的人，这些人上通领导层，下接地气，是出色的信息渠道和舆论引领者，而一旦成功就意味着土生土长的“男性”特征的产生，更能够契合下层人民的“女性”心理需求，激发社会活力。然而，这一良好势头被政治斗争掐断了。与秉持“世界主义”和“不断革命论”的革命者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是一个纯粹的政客，他狡诈、自私、隐忍，更懂得如何在云波诡谲的政坛中屹立不倒，却又偏狭、短视，将一切政见不同者和潜在敌人连根拔起，不留后患。斯大林在位期间的“大清洗运动”是苏联甚至俄罗斯历史上的一次浩劫，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打击了中坚阶层。刚刚萌芽的中坚阶层部分被处死，部分被关进古拉格，部分被放逐。以此看来，1922夏的“哲学船事件”（详见别尔嘉耶夫《哲学船事件》）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感到幸运，尽管远离故土，他们起码还能关心着他们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大清洗”使苏联中坚阶层大伤元气，留下的皆是溜须拍马、唯唯诺诺之辈，如此，苏联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通道关闭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下层人民失去了获取信息的渠道，这种知识上的黑暗使他们不得不回到集体来寻求安全感。因此，“女性”特征再度复苏，社会的断层——上层的各种特供权和下层的得过且过——呈现一种诡异的病态。
从民族性的角度来看，苏联时期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断裂，还是社会阶层的断裂，都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的“女性”特征，使物质和社会发展呈现不健康状态，精神方面更是不进反退。而在“村妇性”的严防死守下，不够彻底、不够强硬的改革实在难以找到突破口，而不彻底的改革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4 民族性与中央集权
苏联时期的中央集权执政模式向来为人所诟病，然而结合俄罗斯民族性和历史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中央集权的合理性。本节将从民族性的两方面论证苏联中央集权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失败之处。
其一，如前文所述，俄罗斯的民族性在大多时候表现为温和、驯顺、服从，而这种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便是村社。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既能在物质上满足俄罗斯人民，又能在精神上束缚俄罗斯民族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虽然具有保守性和滞留性，却是维持社会安定的重要形式。俄罗斯广袤的土地导致了村社的产生，村社又将安定反馈给土地，这种稳定是执政者所追求的，而为其提供保证的执政模式只能是中央集权。若实行无政府主义，俄罗斯民族特征中的“非理性因素”暴走时无法得到强力压制，那么必将四分五裂;如若进行地方分权，先不说执政者有没有足够的调控能力，没有统一中心的地方将轻则陷入无意义的攀比，重则恶性竞争，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因而，从内部民族性的角度来看，只有能将各省村社统一管理的中央集权制度既能把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断裂程度，又能在关键时刻将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应对重大历史时刻，体现出令俄罗斯“村妇”心驰神往的“男性”魄力与强硬。 其二，自十月革命以来，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需要应对的国际形势之严峻是可以想象的。面对着德国的步步紧逼和潜在盟国英法美的怀疑与敌意，俄罗斯民族的不安被外部压力激发、放大，“非理性因素”的火山时刻会喷发。面对这股山雨欲来的力量，中央集权是苏联执政者最先想到的解决方法，也是唯一解。在社會动荡、人心惶惶的时代，温和和渐进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唯有通过强权整合国家资源，展示国家力量以安抚民心，才能渡过难关，再做打算。而中央集权展现出来的效率与实际成果对“期望被国家拯救”的俄罗斯民众来说更是事半功倍。
然而，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央集权可以帮助俄罗斯民族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世界站稳脚跟，但是在现代化改革方面，一味地集中和强硬却非良策。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在战时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保证军事链条的运转。但是在和平发展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却成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绊脚石，而俄罗斯民族性选择和决定的中央集权毕竟不敢一举推翻之前的体制，因为俄罗斯民族的“黑葡萄酒元素”一直蠢蠢欲动，这时便需要大量的人才来衡量改革的力度和程度。然而如前所述，苏联社会阶层的断裂使得中坚阶层大量流失，这一空洞使得很多改革只有规划，却在执行上捉襟见肘，最终只能纸上谈兵、一刀切，或是词不达意、一地鸡毛。究其根本，俄罗斯民族性中的二律背反特征使得苏联的改革常常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只能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无法维持根本政策的长久，在恶性闭环中终致中央集权理念深入人心，其余韵至今回响不绝。可以说，以中央集权为代表的各种俄国执政模式都未能从根本上妥善处理俄罗斯民族性问题，即便一度有列宁、托洛茨基、安德罗波夫等人带来的曙光，却在内部斗争和外部压力的夹击之下消逝于历史长河。这些斗争与压力是源于地理位置的俄罗斯民族性的催化剂，持续助长着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气焰，终致偌大国家身陷囹圄，难以自拔。
5 结论
苏联的解体是一个积重难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尽管各代领导人以不同方式尝试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然而由于俄罗斯民族的二律背反特征、由此导致的俄国地理和社会阶层的断裂以及中央集权的过久坚持，种种改革都失败了。最后，各加盟共和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引爆了不断积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斯国已逝，然而在苏联改革失败的废墟之上，我们还需深挖根本，求获对我国改革有所裨益的经验教训。依笔者愚见，同为多民族的、疆域辽阔的国家，借苏联之鉴，改革已到深水区的我国切忌急功冒进，行动之前须深入调查分析各民族、各群体的特征和诉求，同时坚持中坚阶层的培养和纯洁性建设，做到既上令下效又因地制宜。
参考文献
[1]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M].第一卷.丁笃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M].汪剑钊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3]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4]丁恒星.红色文化传统的断裂与苏联的解体[J].红旗文稿，2017，（12）.
[5]李永全.苏联改革历史回顾——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1）：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