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最坏的时候，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狄更斯《双城记》
　　中国的城市文化问题是一个悖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两难，精神在物质的高速中停滞，文化在商业的发达中沉沦。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Eero Saarinen)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的文化追求是什么?
　　如果我们以游客身份到达中国，除去鳞次栉比的海鲜酒楼以及满口谎言的巨幅房地产广告，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部分新崛起的土豪伙同部分权力机构用他们叠加的愚昧，将每一个从优雅故事中走来的中国城市泼满污水，这些人以城市文化的沦丧换取自己那几个卑鄙的小钱，他们进入坟墓，可他们制造的垃圾成为新的“风景线”永远弥留在善良的人民眼眶。
　　只剩下那些银行大楼成为最后的脸皮，展示着资本的霸道和强权。
　　我的朋友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约翰扬考察中国的公共艺术，临走时与我聊起他的感受“你们很多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不过是些符号”。十余年过去了，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他看待我们的城市，是否也向我们走进暴发户的家中看到的那一根罗马柱。
　　我们擂着时代战鼓高呼“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一时间，三军受命，载人飞船返回沙漠，自由市场可以组装顶级电脑，够得上科技；三峡的古树移植成城市森林，汽车都欧Ⅶ了，也够绿色；那个原本属于中国的人文呢?在街头秧歌的扭曲中?在团体操般的京剧中?
　　可怜的人文，除了翻开旧书，找到老祖宗的原话加以复制，我们还有什么?是当代没有可以言说的?还是我们根本没有当代?
　　公共艺术，这已经成为最后的拯救。
　　公共艺术不仅仅是以“品”的方式静态设置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代公共艺术更重视其文化属性，强调“生长”的过程；因此，公共艺术就不仅是城市雕塑、壁画、和城市公共空间中物化的构筑体，它还是事件、展演、互动、计划或诱发文化“生长”的城市文化的火种。
　　公共艺术在营造新的城市公共空间与环境景观的同时，也用多重手段创造着城市的新文化，让人文精神包围我们的生活，这种城市文化的精神场甚至可以成为城市风格的助推器。
　　维维安·洛弗尔(Vivien Lovell)说过：“一方面，公共艺术代表了一种愿望，试图以乌托邦的形态和场所强化观众对于艺术品、环境乃至世界的体验；另一方面，它又潜在地担当着现代主义的重任，试图颠覆和质疑各种固有的价值观和偏见。”
　　“没文化”的美国人生活比邻着毕加索、奥登伯格、利希腾斯坦、博罗夫斯基等艺术家的作品。
　　1954年，全美最高法院宣告“国家建设的层面应该实质与精神兼顾，要注重美学，创造更宏观的福利。”“艺术为人民服务”成为向美国民众普及艺术的基本国策。
　　2004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成果得出的核心结论是这样表述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
　　他们的国民正是在严谨而蓬勃发展的公共艺术中找到了美国的文明。
　　而我们又做了什么?我们这个动辄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泱泱大中华呢?
　　放眼望去，每个城市拥有同一副面孔，那些等高品质的新殖民地建筑接纳了每个中国人民。那些“质优价廉”的批量城雕充斥在每座中国城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城市“文化装饰”的“快餐”需求，愚昧成为互动的核心元素，流淌在每个城市中心。在轰轰烈烈的城市雕塑运动背后，一些所谓“艺术家”完全是以经济为目的的城市痞子，批量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垃圾。
　　除去这些庞大的垃圾，我们还有什么?
　　三个方面的缺失我们难咎其责；
　　其一，我们没有起码的立法保障，除去这方面发达的美国、欧洲不谈，就是亚洲我们也远落后于他人，立法，这是名正言顺的初步，这也是避免那些痞子们重新掌握艺术权的初步。
　　作为中坚力量的艺术家、学者，作为每个时代都发出怒吼的知识分子，并未在政策的研究和立法的推进上承担他们相应的职责，也使得这艘公共艺术的航船缺少熟练的水手。
　　其二，今天的艺术家似乎成为集体的“在职隐居者”，自己生活的富足成为文化使命的眼罩，跟随城市的退化而退化，跟随小农的自足而自足，那颗曾随艺术一起生长的心灵还“在场”吗?一部分人不再拥有起码的激情，在和“市政府”的文化对抗中最终选择逃避，不再是一个为城市冲锋的战士。
　　其三，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城市文化方面的艺术教育在面对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时好比一辆久远的牛车和脱轨的火箭。
　　城市在等待，孩子们也睁着渴望的眼睛在等待中，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