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萍，70年代生人，安徽省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二水中学纪事》，中短篇小说《红灯·绿灯·黄灯》等，发表散文作品百万余字，在《华商报》等多家报刊开有专栏。
　　
　　世界本应男女声二重唱，可自古以来，男声高亢，女声暗哑。即使偶有人语，要么如班昭为男权声嘶力竭；要么被消音，如朱淑真。民国以来，幸有冰心倡导“母爱、自然、童心”，高品位的文学沙龙上传来林徽音的燕声燕语，有丁玲激昂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更私人化的、更女性化的女性写作，则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苏青的《结婚十年》。
　　10年婚姻，磨折了苏青，张爱玲以为恰是幸事，“不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她还是有一种生之烂漫。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10年婚姻，苏青物化为生育机器，连生4女，公婆不待见，丈夫没声气，连亲娘也虚着心。炮声中生下的三女惨遭夭折，好不容易生下的儿子未能挽救婚姻：邻家少妇却怀有丈夫李钦后的骨肉。谁愿意以这样的“患难”，催生“烂漫”呢。
　　《我看苏青》里，素不饶舌的爱玲，不吝笔墨替李钦后辩解：“她丈夫几乎是天生在那里，无可选择的，兄弟一样的自己人。”“其实她丈夫也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爱玲以什么尺度来衡量男人的坏与不坏呢？举着“少爷”尚方宝剑，就将一切劣根性都忽略不计吗？时常弄出些拈花惹草的行径来挑战妻子的神经，还不够坏吗？李钦后干爱玲何事？怎么看，都像是替胡兰成抹粉。李钦后的婚外情和胡兰成比起来，算小儿科啦。胡兰成左拥小周，右搂小范，还公然挟妓出游，好在爱玲并不放在心上。爱玲以为，苏青和李钦后婚变的原因，在于苏青的脾气，且没有视李钦后为“阶级兄弟”。这让爱她如我者无法可想。爱玲倒是将胡兰成视为兄弟一样的自己人，还乘着那艘开往温州的爱情号船千里寻夫，结果婚姻破裂，自甘枯萎。实践证明，爱玲在识人上，缺少天分。
　　两厢比照，还是苏青的快刀斩乱麻，毅然了断这痛苦大于欢乐、耻辱多于光荣的婚姻的精练作风更具巾帼风范。
　　“双手擘开生死路”，离婚后的苏青从此走上以文字谋生，以柔情谋爱的职业女性的道路。1943年一颗璀璨星星在沦陷区上海文坛冉冉升起：苏青创办《天地》刊物，中国历史上惟一专供女人发不平之声的杂志。1944年苏青第一本散文集《浣锦集》问世，胡兰成谓之为“五四以来写妇女生活最好也最完整的散文”。爱玲曾说“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此言，无疑替苏青盖上一枚傲世的大红印章。苏青如一匹自套鞍鞯的骡马，于“万女齐喑究可哀”的时代，驾起供女性抒发心音的文学渠道与平台，其志可嘉。苏青的文学道路，看似逼迫，实是才华及性格使然。虽不激越，却也女权。
　　与苏青的灿烂人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李钦后成了建国后上海首起司法腐败案里的原告。李钦后时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学习审判员，一桩租赁纠纷案起诉方是一名年轻貌美女郎，李钦后接案后多次殷勤地主动登门“指导”如何打赢官司，要钱还要“人”，英俊的皮肉里裹着多么龌龊的心思。爱玲不惜笔墨为其辩护的一堆话，看起来多么苍白无力。苏青和李钦后并非同类。苏青有着积极向上的自觉意识，“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她作为一个弱女子，写作并办报，以才华谋生，痛并骄傲着。而他，却使用卑劣手段劫财又劫色，真是人渣。
　　我们替苏青庆幸：遇人不淑，不全是女人的错；识得男人真面目，若再抱不切实际幻想，将自己当成救赎坏男人的观世音，则可谓“蛋白质（笨蛋、白痴、弱智）”。苏青没以男人的过错惩罚自己，更没有“典押”后半世为其“殉葬”。她一直在茫茫人海寻找自己的知音，憾恨的是，时代并未替苏青准备那种负得了责任的高等调情理想对象。
　　生逢乱世，也尽力谋生，且发出一己最强音；一再遇人不淑，也柔情缱绻尽心谋爱：为女人，为文，苏青皆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