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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英国经典儿童小说《爱丽丝》的心理分析阐释经久不衰。较早的分析者往往聚焦于作品中的性欲象征，试图从作品中揭示作者卡罗尔被压抑的反常性欲。六十年代之后的分析者视野更为开阔，其中，德勒兹的语言哲学论著《意义的逻辑》不仅大量引用《爱丽丝》和卡罗尔的其他作品，而且把爱丽丝的历险故事作为意义产生和使用过程的象征，把爱丽丝作为身份和意义不稳定性的象征。德勒兹之后的学者们则较为关注书中的成长和发展主题。
关键词：卡罗尔 《爱丽丝》 心理分析
《爱丽丝梦游奇境》（1865）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1871）是享誉世界的英国儿童文学经典，也是受到诠释和评论最多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两本小说讲述了小女孩爱丽丝在梦境中的离奇故事，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和幽默。在第一本书中爱丽丝七岁，她在梦中追逐一只会说话的白兔而坠入地下，那是由红桃国王和王后统治的“奇境”，某些食物和物品造成了爱丽丝身体大小的12次变化。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怪人：扑克牌、会说话的动物、疯帽匠、格里芬、假海龟等等，他们都是疯子，他们的世界没有规则。第二本书中爱丽丝七岁半，她在梦中到了镜子后面的棋子王国，那里住着棋子人物和儿歌人物。红白两方的象棋比赛正要进行，爱丽丝以白方小卒的身份参加了比赛，最后成为王后。跟奇境相反，这个世界有严格的规则，一切进展都依据象棋招数和儿歌内容。自从这两本语言浅显、但内涵丰富的小书出版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读者、研究者、作家、理论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阐释，从文学到哲学，从宗教到政治，从心理学到教育学，可以说其中能找到“给每个人的一点东西”。本文主要论及与两本《爱丽丝》及其作者刘易斯·卡罗尔有关的心理分析阐释。心理分析批评学派认为，通过把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到文学人物和他们的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阐释文学。阐释方法是对语言和象征进行仔细的分析，通过阐释文本内容来寻找隐藏的意义。自从弗洛伊德发表他的理论开始，批评者们就一直把这些理论应用在《爱丽丝》和它的作者上。
卡罗尔的真名是查尔斯·拉特维奇·道奇森，他是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助祭兼数学教师，热衷于发明各种小东西、各种文字游戏和逻辑游戏，还是维多利亚时代颇有名气的业余摄影师。《爱丽丝》出版后很受欢迎，在卡罗尔1898年去世之前就已经成了儿童文学经典，但是没人对它们进行比较严肃的评论和分析。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读着《爱丽丝》长大的知识分子开始把它们的文化地位提升到了革新性的成人文学的地位。1932年，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指出卡罗尔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说：“作为对梦心理的研究，《爱丽丝》是最杰出的……”（1972：201）他评价说它们的心理真实抓住了所有的人。很快，当时兴盛的弗洛伊德理论热潮就将卡罗尔和他的作品置于了心理分析的显微镜下。就像卡罗尔研究者马丁·加德纳说的那样：“《爱丽丝》很容易招致任何类型的象征阐释。”爱丽丝跟着白兔跃下兔子洞时那个缓慢、似乎用时很长的坠落过程极像一个人坠入无意识或梦境的过程；她在奇境和镜中王国中经历的那些跳跃般的、倏忽变化的事件，她身体的突然变大变小，人物的不可理喻和狂言疯语也极像梦境中经常出现的东西。拿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来分析爱丽丝的故事岂不正合适吗？而且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这位作家有一些很怪异的地方：成名之后，他总把自己的两个身份（道奇森和卡罗尔）分得一清二楚，“卡罗尔”只存在于他的文学作品中；据说他在成人世界的生活中是一个刻板乏味的人，但与小女孩相处时幽默可亲。他一生中有无数小女孩朋友，他跟她们玩他自己发明的小游戏，给她们讲故事、拍照片，而且据认为拍过大量裸照，尽管现在留存下来的不多。他简直就是弗洛伊德派的宝藏！
第一个弗洛伊德式研究（1933）的作者是当时牛津大学的学生戈尔德施密特，他的文章开篇即戏谑地说，“没有一个评论者（只要是弗洛伊德理论给他留下哪怕最轻微的印象）会识别不出任何媒介中的性象征，当它被清楚地展现出来时。”（1972：279）然后他分析了为什么《奇境》适宜被心理分析：因为卡罗尔自称它是即兴创作的，而且它还是梦的形式。而且其中的象征太明显了：深深的兔子洞、锁着的门和钥匙都是性的象征；正常大小的门代表成年女性，而爱丽丝关注的那个小门代表着小女孩，门帘则代表着女孩的衣服。这些暗示着卡罗尔潜意识中一种不正常的、被压抑的感情。他的这篇文章以略带嘲弄的口吻预见了后来对《爱丽丝》和卡罗尔的弗洛伊德式阐释。
在文学批评领域，新批评派的主要人物威廉·燕卜逊1935年对《爱丽丝》所做的弗洛伊德式批评（其著作《田园诗的一些变体》的一部分）是必须要提到的，他的研究无疑是这类评论中最著名的。他首先表示对《爱丽丝》的严肃批评太少了，然后声明自己会在相关的地方使用心理分析，其用处不是要发现卡罗尔特有的神经质，而是希望消除其神秘性，这点表明了他与其他心理分析评论者的不同。他的批评方法并非完全是心理分析的，他认为两本《爱丽丝》背后的本质思想是向田园诗传统中的儿童的转换，其程式是“儿童成为法官”，卡罗尔将自己认同于主人公爱丽丝，借此对他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达尔文主义、浪漫主义文学、说教性的儿童文学等——做出隐秘的评判。当然，他没忘记弗洛伊德理论中很重要的东西——“性”：“她是下到洞里的父亲，是底部的胎儿，只有通过成为母亲、产生自己的羊水才能出生。”（1972：358）当爱丽丝变得很大、被卡在白兔屋子里时，这象征着出生创伤；卡罗尔其实在爱丽丝身上容纳了所有的人类性欲特质。他还认为卡罗尔“部分地想象自己是那个女童，部分地想象是她的父亲，部分地想象是她的恋人”（1972：358），并以书中会隐形的柴郡猫、爱开玩笑但被爱丽丝讨厌的蚊蚋等动物为分析对象来探索卡罗尔跟小女孩们的真实关系。由于燕卜逊的理论大家身份，不少人开始认同《爱丽丝》是复杂的文学作品，值得进行细致的诠释。
在真正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领域，卡罗尔及其作品也是备受关注和分析的对象。纽约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兼医生保罗·希尔德1938年关于《爱丽丝》的评论文章曾经引起了强烈轰动。他的意图是通过小说分析爱丽丝的性格，同时也用书中的人物和象征，结合他所了解的卡罗尔的生活事实对作家进行心理分析，以此来评定这两个故事对儿童读者的价值。他首先指出，“你会期待一个为儿童写作的人应该有或者应该曾经有丰富的生活，而且这种经验的丰富性会传递给儿童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道奇森却过着一种相当狭隘和扭曲的生活。”（1972：383）这表现在：他没有成人朋友（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后来的传记材料表明卡罗尔拥有相当广泛的社交圈）；他只喜欢小女孩（这点基本正确）；他终生未婚，无数日记从未暗示他对性爱感兴趣，但他写给小女孩的诗歌几乎无异于情诗。希尔德承认，关于卡罗尔的真实生活信息材料缺乏，所以“为了得到更深的信息”就要转向他的作品。他分析了故事中巨大的焦虑感（大多与爱丽丝的身体变化有关联）、口头攻击和食人元素，以及对空间、时间和语言的歪曲，他认为这些都是卡罗尔被压抑的情感的表现，是他的心理在作品中的延伸。希尔德还说，书中的两个世界是充满残忍、毁坏和灭绝的没有真爱的世界。他推测书中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人物代表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一个有十一个孩子（卡罗尔是第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孩）的大家庭中，他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手足之间也存有敌意，所以小女孩就成了“他爱的对象，代替了母亲和姐妹……代替了乱伦的爱欲对象。”（1972： 291）他的结论是“卡罗尔是一个特别具有破坏性的作家……我们只是问这样的文学是否会无法估量地增加儿童身上的破坏性态度”。（1972：292）在这篇文章中，希尔德的话语表述其实是多有保留的，但是因为此前他曾在美国心理分析学会上发表演讲，反对让孩子们接触卡罗尔“危险的败坏”，所以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抗议。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瑟夫·克鲁奇撰文反对希尔德的观点，言辞激烈地表示“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听说一个孩子说自己受到了《爱丽丝》的危险惊吓，也没听说一个成年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婴儿时期从这本书里受到的创伤。”（1937：129）他认为《爱丽丝》更为显著的东西是它们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讽刺性描绘。有人转而指责希尔德是虐待狂，有人甚至向心理分析家和精神病医生宣战，让他们“把手从我们的爱丽丝身上拿开”。希尔德似乎试图把纯真的儿童从一个变态的作家那里拯救出来，而读者和学者们表现出了对《爱丽丝》的一种宗教般的防护，他们要将纯真的文学从一个变态的心理分析家那里拯救出来。 希尔德确实有点担心过度了，但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有些评论颇为合理，比如故事中的黑暗气氛、爱的缺失，爱丽丝对语言、规则和身份的种种困惑是很容易被感受的。希尔德其实是大部分心理分析阐释者的代表，他们自信而固执——比如约翰·斯金纳声称“除非使用心理分析方法，否则不可能获得对卡罗尔的生活或者其幻想作品的意义的有意识理解”（1972：293），把文学解读为一系列个案研究，寻找人物和作家的心理病理特点。希尔德之后的《爱丽丝》和卡罗尔心理分析阐释基本上也都是试图研究他的生活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要么根据作品分析卡罗尔的人格和心理，要么通过分析卡罗尔的人格和心理去推测作品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共同问题是，很多论断都是以猜测为基础，并无实据；他们的分析大多也仍然聚焦于性象征上。
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爱丽丝》做过心理分析解读的最著名的学者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德勒兹热爱文学和艺术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意义的逻辑》（1969）中，他对卡罗尔及其作品的兴趣非同一般。在这本论著中德勒兹借用、但改造了精神分析学家（主要是拉康和梅莱妮·克莱因）的理论术语，以不同于之前研究者的方式，从语言和哲学的角度对《爱丽丝》和卡罗尔进行了心理分析。比如，他也论及爱丽丝对食物的沉迷，但他的意图不是像希尔德那样揭示人物的口头攻击性，而是把爱丽丝作为理解人们如何制造和使用意义的一个形象。他把“吃”与“说”、“身体”与“语言”对立起来：“吃”是深处的，是身体的运作模式；“说”是表面的；在有病的情况下，语言紊乱往往伴随着不受束缚的口腔行为。爱丽丝坠入奇境之后，费尽周折进入了一个花园，里面住着的是没有厚度的扑克牌和扁平人物，这是一个从深度到平面的过程。在《镜中奇遇》里，镜子和镜子后面的棋盘国本身就是“表面”。而在德勒兹看来，表面就是意义产生的地方，而在深处，词语有可能被吞噬掉了。他的意义概念多数时候不是指语言学上的意义，而是指“元—意义”，也就是意义如何具有意义、如何具有重要性的那种方式。德勒兹称卡罗尔“是表面……的主人和勘测员，整个的意义逻辑都坐落于这些表面上”（1990：93）。德勒兹也对爱丽丝的身份变化和身份丧失作了分析，但他把这些视为意义的不稳定性的象征。语言的整个发生过程开始于深处，升到高处，然后在表面形成几个类型的系列，但最终表面崩塌——《奇境》结尾“整副扑克牌向她飞扑下来”，《镜中奇遇》结尾，加冕宴上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活的，造成了一片可怕的混乱。对研究德勒兹的学者们来说，德勒兹的分析有助于他们了解他对心理分析的态度，这一点对研究其理论连续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德勒兹指出，与卡罗尔有关的心理分析诊断通常包括“对抗俄狄浦斯情景的不可能性；在父亲面前逃离和与母亲断绝关系等。他对此提出了批判：“这些诊断很无趣。众所周知，心理分析与艺术作品（或者文学性的—思索性的作品）之间的遭遇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当然不可能通过把作者当作可能的或真实的病人、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实现……因为作家，如果他们伟大的话，更像医生而非病人。”（1990：237）这段话表明，即使在对心理分析基本持肯定态度的理论早期，他也已经认识到了心理分析的不足之处，这为他后来批评、攻击心理分析埋下了伏笔。
时至今日，仍有人对卡罗尔和他的作品进行心理分析，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批评理论的成熟及多元化，人们对各种理论不再盲从，对弗洛伊德学派抓住“性”不放这一点有所摒弃。很多学者认为纠缠于这两部作品的性意义根本就是没抓住要点，他们有的看重《爱丽丝》对儿童认知、语言和心理发展、身份建构等方面的出色表现，有的致力于研究阐释情境、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试图搞清楚阐释情境是否会改变文本的意义、作家的心理构成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了作品的意义、了解作者的生活和思想会如何影响读者阅读作品并从作品中获得意义等问题。对于在新时代理解和欣赏《爱丽丝》，这些研究似乎更为有益。
参考文献：
[1] Deleuze， Gilles. The Logic of Sense [M]. Trans. Mark Les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Empson， William. “Alice in Wonderland： The Child as Swain” （1935），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2： 344-373.
[3] Gardner， Martin &Carroll. The Annotated Alice （The Definitive Edition） [M].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artin Gardn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4] Goldschmidt， A. M. E. “Alice in Wonderland Psychoanalyzed” （1933）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2： 279-282.
[5] Krutch， Joseph Wood. “Psychoanalyzing Alice” [J]. The Nation. Vol. 144， No. 5， 1937： 129-30.
[6] Schilder， Paul. “Psychoanalytic Remarks on Alice in Wonderland and Lewis Carroll” （1938），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1： 283-292.
[7] Skinner， John. “Lewis Carroll’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1947），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2： 293-307.
[8] Wilson， Edmund. “C. L. Dodgson： The Poet Logician” （1932），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2： 198-206.
关键词：卡罗尔 《爱丽丝》 心理分析
《爱丽丝梦游奇境》（1865）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1871）是享誉世界的英国儿童文学经典，也是受到诠释和评论最多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两本小说讲述了小女孩爱丽丝在梦境中的离奇故事，充满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和幽默。在第一本书中爱丽丝七岁，她在梦中追逐一只会说话的白兔而坠入地下，那是由红桃国王和王后统治的“奇境”，某些食物和物品造成了爱丽丝身体大小的12次变化。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怪人：扑克牌、会说话的动物、疯帽匠、格里芬、假海龟等等，他们都是疯子，他们的世界没有规则。第二本书中爱丽丝七岁半，她在梦中到了镜子后面的棋子王国，那里住着棋子人物和儿歌人物。红白两方的象棋比赛正要进行，爱丽丝以白方小卒的身份参加了比赛，最后成为王后。跟奇境相反，这个世界有严格的规则，一切进展都依据象棋招数和儿歌内容。自从这两本语言浅显、但内涵丰富的小书出版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读者、研究者、作家、理论家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阐释，从文学到哲学，从宗教到政治，从心理学到教育学，可以说其中能找到“给每个人的一点东西”。本文主要论及与两本《爱丽丝》及其作者刘易斯·卡罗尔有关的心理分析阐释。心理分析批评学派认为，通过把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到文学人物和他们的作者身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阐释文学。阐释方法是对语言和象征进行仔细的分析，通过阐释文本内容来寻找隐藏的意义。自从弗洛伊德发表他的理论开始，批评者们就一直把这些理论应用在《爱丽丝》和它的作者上。
卡罗尔的真名是查尔斯·拉特维奇·道奇森，他是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助祭兼数学教师，热衷于发明各种小东西、各种文字游戏和逻辑游戏，还是维多利亚时代颇有名气的业余摄影师。《爱丽丝》出版后很受欢迎，在卡罗尔1898年去世之前就已经成了儿童文学经典，但是没人对它们进行比较严肃的评论和分析。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读着《爱丽丝》长大的知识分子开始把它们的文化地位提升到了革新性的成人文学的地位。1932年，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指出卡罗尔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他说：“作为对梦心理的研究，《爱丽丝》是最杰出的……”（1972：201）他评价说它们的心理真实抓住了所有的人。很快，当时兴盛的弗洛伊德理论热潮就将卡罗尔和他的作品置于了心理分析的显微镜下。就像卡罗尔研究者马丁·加德纳说的那样：“《爱丽丝》很容易招致任何类型的象征阐释。”爱丽丝跟着白兔跃下兔子洞时那个缓慢、似乎用时很长的坠落过程极像一个人坠入无意识或梦境的过程；她在奇境和镜中王国中经历的那些跳跃般的、倏忽变化的事件，她身体的突然变大变小，人物的不可理喻和狂言疯语也极像梦境中经常出现的东西。拿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来分析爱丽丝的故事岂不正合适吗？而且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注意到这位作家有一些很怪异的地方：成名之后，他总把自己的两个身份（道奇森和卡罗尔）分得一清二楚，“卡罗尔”只存在于他的文学作品中；据说他在成人世界的生活中是一个刻板乏味的人，但与小女孩相处时幽默可亲。他一生中有无数小女孩朋友，他跟她们玩他自己发明的小游戏，给她们讲故事、拍照片，而且据认为拍过大量裸照，尽管现在留存下来的不多。他简直就是弗洛伊德派的宝藏！
第一个弗洛伊德式研究（1933）的作者是当时牛津大学的学生戈尔德施密特，他的文章开篇即戏谑地说，“没有一个评论者（只要是弗洛伊德理论给他留下哪怕最轻微的印象）会识别不出任何媒介中的性象征，当它被清楚地展现出来时。”（1972：279）然后他分析了为什么《奇境》适宜被心理分析：因为卡罗尔自称它是即兴创作的，而且它还是梦的形式。而且其中的象征太明显了：深深的兔子洞、锁着的门和钥匙都是性的象征；正常大小的门代表成年女性，而爱丽丝关注的那个小门代表着小女孩，门帘则代表着女孩的衣服。这些暗示着卡罗尔潜意识中一种不正常的、被压抑的感情。他的这篇文章以略带嘲弄的口吻预见了后来对《爱丽丝》和卡罗尔的弗洛伊德式阐释。
在文学批评领域，新批评派的主要人物威廉·燕卜逊1935年对《爱丽丝》所做的弗洛伊德式批评（其著作《田园诗的一些变体》的一部分）是必须要提到的，他的研究无疑是这类评论中最著名的。他首先表示对《爱丽丝》的严肃批评太少了，然后声明自己会在相关的地方使用心理分析，其用处不是要发现卡罗尔特有的神经质，而是希望消除其神秘性，这点表明了他与其他心理分析评论者的不同。他的批评方法并非完全是心理分析的，他认为两本《爱丽丝》背后的本质思想是向田园诗传统中的儿童的转换，其程式是“儿童成为法官”，卡罗尔将自己认同于主人公爱丽丝，借此对他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达尔文主义、浪漫主义文学、说教性的儿童文学等——做出隐秘的评判。当然，他没忘记弗洛伊德理论中很重要的东西——“性”：“她是下到洞里的父亲，是底部的胎儿，只有通过成为母亲、产生自己的羊水才能出生。”（1972：358）当爱丽丝变得很大、被卡在白兔屋子里时，这象征着出生创伤；卡罗尔其实在爱丽丝身上容纳了所有的人类性欲特质。他还认为卡罗尔“部分地想象自己是那个女童，部分地想象是她的父亲，部分地想象是她的恋人”（1972：358），并以书中会隐形的柴郡猫、爱开玩笑但被爱丽丝讨厌的蚊蚋等动物为分析对象来探索卡罗尔跟小女孩们的真实关系。由于燕卜逊的理论大家身份，不少人开始认同《爱丽丝》是复杂的文学作品，值得进行细致的诠释。
在真正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领域，卡罗尔及其作品也是备受关注和分析的对象。纽约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兼医生保罗·希尔德1938年关于《爱丽丝》的评论文章曾经引起了强烈轰动。他的意图是通过小说分析爱丽丝的性格，同时也用书中的人物和象征，结合他所了解的卡罗尔的生活事实对作家进行心理分析，以此来评定这两个故事对儿童读者的价值。他首先指出，“你会期待一个为儿童写作的人应该有或者应该曾经有丰富的生活，而且这种经验的丰富性会传递给儿童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道奇森却过着一种相当狭隘和扭曲的生活。”（1972：383）这表现在：他没有成人朋友（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后来的传记材料表明卡罗尔拥有相当广泛的社交圈）；他只喜欢小女孩（这点基本正确）；他终生未婚，无数日记从未暗示他对性爱感兴趣，但他写给小女孩的诗歌几乎无异于情诗。希尔德承认，关于卡罗尔的真实生活信息材料缺乏，所以“为了得到更深的信息”就要转向他的作品。他分析了故事中巨大的焦虑感（大多与爱丽丝的身体变化有关联）、口头攻击和食人元素，以及对空间、时间和语言的歪曲，他认为这些都是卡罗尔被压抑的情感的表现，是他的心理在作品中的延伸。希尔德还说，书中的两个世界是充满残忍、毁坏和灭绝的没有真爱的世界。他推测书中那些不讨人喜欢的人物代表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一个有十一个孩子（卡罗尔是第三个孩子，最大的男孩）的大家庭中，他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手足之间也存有敌意，所以小女孩就成了“他爱的对象，代替了母亲和姐妹……代替了乱伦的爱欲对象。”（1972： 291）他的结论是“卡罗尔是一个特别具有破坏性的作家……我们只是问这样的文学是否会无法估量地增加儿童身上的破坏性态度”。（1972：292）在这篇文章中，希尔德的话语表述其实是多有保留的，但是因为此前他曾在美国心理分析学会上发表演讲，反对让孩子们接触卡罗尔“危险的败坏”，所以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抗议。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瑟夫·克鲁奇撰文反对希尔德的观点，言辞激烈地表示“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听说一个孩子说自己受到了《爱丽丝》的危险惊吓，也没听说一个成年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婴儿时期从这本书里受到的创伤。”（1937：129）他认为《爱丽丝》更为显著的东西是它们对维多利亚时期社会的讽刺性描绘。有人转而指责希尔德是虐待狂，有人甚至向心理分析家和精神病医生宣战，让他们“把手从我们的爱丽丝身上拿开”。希尔德似乎试图把纯真的儿童从一个变态的作家那里拯救出来，而读者和学者们表现出了对《爱丽丝》的一种宗教般的防护，他们要将纯真的文学从一个变态的心理分析家那里拯救出来。 希尔德确实有点担心过度了，但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有些评论颇为合理，比如故事中的黑暗气氛、爱的缺失，爱丽丝对语言、规则和身份的种种困惑是很容易被感受的。希尔德其实是大部分心理分析阐释者的代表，他们自信而固执——比如约翰·斯金纳声称“除非使用心理分析方法，否则不可能获得对卡罗尔的生活或者其幻想作品的意义的有意识理解”（1972：293），把文学解读为一系列个案研究，寻找人物和作家的心理病理特点。希尔德之后的《爱丽丝》和卡罗尔心理分析阐释基本上也都是试图研究他的生活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要么根据作品分析卡罗尔的人格和心理，要么通过分析卡罗尔的人格和心理去推测作品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共同问题是，很多论断都是以猜测为基础，并无实据；他们的分析大多也仍然聚焦于性象征上。
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爱丽丝》做过心理分析解读的最著名的学者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德勒兹热爱文学和艺术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意义的逻辑》（1969）中，他对卡罗尔及其作品的兴趣非同一般。在这本论著中德勒兹借用、但改造了精神分析学家（主要是拉康和梅莱妮·克莱因）的理论术语，以不同于之前研究者的方式，从语言和哲学的角度对《爱丽丝》和卡罗尔进行了心理分析。比如，他也论及爱丽丝对食物的沉迷，但他的意图不是像希尔德那样揭示人物的口头攻击性，而是把爱丽丝作为理解人们如何制造和使用意义的一个形象。他把“吃”与“说”、“身体”与“语言”对立起来：“吃”是深处的，是身体的运作模式；“说”是表面的；在有病的情况下，语言紊乱往往伴随着不受束缚的口腔行为。爱丽丝坠入奇境之后，费尽周折进入了一个花园，里面住着的是没有厚度的扑克牌和扁平人物，这是一个从深度到平面的过程。在《镜中奇遇》里，镜子和镜子后面的棋盘国本身就是“表面”。而在德勒兹看来，表面就是意义产生的地方，而在深处，词语有可能被吞噬掉了。他的意义概念多数时候不是指语言学上的意义，而是指“元—意义”，也就是意义如何具有意义、如何具有重要性的那种方式。德勒兹称卡罗尔“是表面……的主人和勘测员，整个的意义逻辑都坐落于这些表面上”（1990：93）。德勒兹也对爱丽丝的身份变化和身份丧失作了分析，但他把这些视为意义的不稳定性的象征。语言的整个发生过程开始于深处，升到高处，然后在表面形成几个类型的系列，但最终表面崩塌——《奇境》结尾“整副扑克牌向她飞扑下来”，《镜中奇遇》结尾，加冕宴上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活的，造成了一片可怕的混乱。对研究德勒兹的学者们来说，德勒兹的分析有助于他们了解他对心理分析的态度，这一点对研究其理论连续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德勒兹指出，与卡罗尔有关的心理分析诊断通常包括“对抗俄狄浦斯情景的不可能性；在父亲面前逃离和与母亲断绝关系等。他对此提出了批判：“这些诊断很无趣。众所周知，心理分析与艺术作品（或者文学性的—思索性的作品）之间的遭遇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当然不可能通过把作者当作可能的或真实的病人、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实现……因为作家，如果他们伟大的话，更像医生而非病人。”（1990：237）这段话表明，即使在对心理分析基本持肯定态度的理论早期，他也已经认识到了心理分析的不足之处，这为他后来批评、攻击心理分析埋下了伏笔。
时至今日，仍有人对卡罗尔和他的作品进行心理分析，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批评理论的成熟及多元化，人们对各种理论不再盲从，对弗洛伊德学派抓住“性”不放这一点有所摒弃。很多学者认为纠缠于这两部作品的性意义根本就是没抓住要点，他们有的看重《爱丽丝》对儿童认知、语言和心理发展、身份建构等方面的出色表现，有的致力于研究阐释情境、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试图搞清楚阐释情境是否会改变文本的意义、作家的心理构成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了作品的意义、了解作者的生活和思想会如何影响读者阅读作品并从作品中获得意义等问题。对于在新时代理解和欣赏《爱丽丝》，这些研究似乎更为有益。
参考文献：
[1] Deleuze， Gilles. The Logic of Sense [M]. Trans. Mark Les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Empson， William. “Alice in Wonderland： The Child as Swain” （1935），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2： 344-373.
[3] Gardner， Martin &Carroll. The Annotated Alice （The Definitive Edition） [M].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artin Gardn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4] Goldschmidt， A. M. E. “Alice in Wonderland Psychoanalyzed” （1933）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2： 279-282.
[5] Krutch， Joseph Wood. “Psychoanalyzing Alice” [J]. The Nation. Vol. 144， No. 5， 1937： 129-30.
[6] Schilder， Paul. “Psychoanalytic Remarks on Alice in Wonderland and Lewis Carroll” （1938），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1： 283-292.
[7] Skinner， John. “Lewis Carroll’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1947），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2： 293-307.
[8] Wilson， Edmund. “C. L. Dodgson： The Poet Logician” （1932）， in Aspects of Alice [M]. Ed. Robert Phillip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72： 198-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