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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一辆北上的火车徐徐向前行驶。车上坐满了乘客，有逃荒避难的，有投亲靠友的，个个都是一脸疲惫。一位三十出头的男子临窗而坐，瘦削的脸上写满了忧思。他身边坐着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漂亮女子，圆圆的脸蛋，水汪汪的大眼睛。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躺在他们俩身上，正在熟睡。
“检查了！检查了！把‘良民证’都掏出来。”一阵粗鲁的叫喊声把小姑娘从睡梦中惊醒，她揉着惺忪的睡眼，懵懂地看着周围。年幼的她不知道“良民证”为何物，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和爸爸妈妈这趟出远门是去哪里，为了什么，只知道自己在感受了最初的新奇和快乐之后，便总觉得累和困，因为爸爸妈妈带着她不停地从一个地方奔波到另一个地方。一旁的妈妈见状，笑着温柔地把女儿揽入怀中：“乖，别怕。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说话间，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已来到他们面前：“这是谁的？”一个日本宪兵指着行李架上的竹箱子问。“是我的。”临窗的男子不卑不亢地回答。“打开！”箱子里面除了几件换洗的衣裳外，并没有什么东西。日军刚想关上箱子，忽然两个又红又大的苹果从衣裳堆里滚了出来。“这是南方的食品，有传染病，不准许带！”日本宪兵操着蹩脚的汉语对着男子叫着。“这个苹果没有病毒，很干净，是给孩子吃的。”男子忍不住回击道。“我说不许就不许！”日军一边恶声恶气地吼着，一边用苹果敲打着男子的头。最后，日军硬是打开车窗，把苹果扔了出去。小姑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一直没舍得吃的宝贝滚落到轨道外……
男子叫段焕竞，是新四军一师二旅的副旅长，女子是他的爱人，叫李珊，是二旅卫生部的教导员，那个小女孩是他们的大女儿苏淮。
几个月前，段焕竞夫妇接到新四军政治部让他们去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命令，两人又惊又喜，去革命圣地延安，去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是多么神圣的事啊！而夫妻俩同获此殊荣，更是难得。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同时便于路上掩护，组织上批准他们带一个孩子赴延安。因小女儿尚幼，夫妻俩便将其托付给了一个老乡，而是带着两岁的大女儿和简单的行李，于1943年3月中旬，与其他同赴延安的团旅级干部一道，从江苏省东台县大桥镇出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从师部出发后，一行人走了一整夜，人困马乏，尤其是小苏淮更是疲惫不堪，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在距离涟水县城西北十多公里的大黄庄附近住下来，稍事休整。谁知刚刚吃了口饭，准备躺下休息时，就遇上日军下乡“扫荡”。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段焕竞甚至来不及安顿一下妻儿，便带领护送部队迅速拿起了枪。一番激战之后，新四军在村庄的西北角撕开一个口子，顺利撤出。此时，段焕竞才顾得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四处寻找，妻女却不知所踪。望着劫后余生的村民，段焕竞心中一沉，只怕二人凶多吉少。吉人自有天佑，第二天，李珊母女毫发无损地被地方干部送了回来。多亏李珊机智，知道抱着孩子跑不快，恐难脱身，便就近在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日军“扫荡”过后，地方干部找到了她们。段焕竞抱着失而复得的尚在熟睡的小小的女儿，这个堂堂七尺男儿泪流满面。此去多艰，生死未卜。
时值日军对淮海及淮北地区展开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发出指示，要段焕竞一行暂到黄花塘小住，接下来何去何从再作决定。不久，他们又接到军部让他们暂时先去华中党校学习的通知。这样走了七八百里路，段焕竞他们居然没有走出江苏。
1943年7月，段煥竞一家三口在新四军军部见到了代军长陈毅，陈毅深知此行路途遥遥，荆棘遍布，段焕竞又缺少在敌占区工作的经验，便劝他道：“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延安了吧，路上太危险了！”谁知，段焕竞却很自信：“秘密交通员跟我们谈过了，进车站走铁路，我都练习过了，不会出问题的。” 在一旁的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也说：“你说话一定要当心，不能开口闭口就是‘同志’。再有，你的假扮身份是商人，在北方不兴叫‘老板’，而是叫‘掌柜的’。你可千万要记住。”陈毅听了，上下打量着段焕竞，不无担忧地说：“你这也装得不像啊！”段焕竞听了哈哈大笑，但去意不改。
离开军部，夫妻两人带着女儿在盱眙码头上船，北渡洪泽湖到了泗阳县青阳镇（今泗洪县城）。为了给敌占区的地方干部一些时间去搞“良民证”，他们在四师的师部住了下来。几经努力，当地的同志才辗转托人搞来了一张假的商人“良民证”，段焕竞、李珊夫妇便化装成做生意的商人上路了。
他们一路西行，穿过泗县县城，走了足足180里，才在灵璧县的任桥车站上了火车。火车开到南徐州（今安徽宿州）车站时，遇到日军检查，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面对日军的无理和放肆，段焕竞气得青筋暴起，怒火中烧，但一想到“良民证”是假的，再想想陈毅说自己“装得不像”，小不忍则乱了大谋，硬把心头的恶气咽了下去。
火车驶入徐州站，段焕竞夫妇下车，第二天换乘陇海路到了开封，准备继续北上郑州。正赶上日军大调防，车辆调度紧张，到郑州的车辆特别少，几天才一趟，他们在开封的一家小旅馆一连等了好几天也没有动静，段焕竞不免心焦。一天早起，段焕竞要喝茶，一时口误，竟忘记了曾山的交代，习惯性地高声喊着“同志”，吓得李珊慌忙伸手捂住他的嘴巴，那第二声“同志”才没喊出来。段焕竞也意识到自己差点害了大家，红着脸，低下头，默不作声了。
经过两个月的跋涉，1943年9月，段焕竞夫妇到达了八路军总部山西省麻田县，这里也是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短暂休整之后，他们在兵站交通员的护送下，经沁县，翻太岳山，过汾河，转战西北。
过汾河时，生死考验再次降临。
李珊背着女儿，突然陷入了泥潭。危急时刻，李珊的头脑非常清醒，知道此时千千万万不能动弹，否则会越陷越深，如果淤泥深陷至喉咙，人就会窒息而亡。她很紧张，生怕年幼的女儿会因害怕而哭闹，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真是老天保佑！年幼的小苏淮似乎和妈妈心有灵犀，竟然趴在妈妈的背上，一动不动。一旁的好心人见了，冒着生命危险，平躺在周边的淤泥上，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将她们娘俩一点点地拉出来。又是一次死里逃生，段焕竞长长地吁了口气。
段焕竞一行经过吕梁山到达石楼县，从河口渡黄河至陕北的清涧县，最后经过子长县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从1943年3月下旬离开江苏东台大桥镇，段焕竞夫妇跨过20多道封锁钱，走过10多个革命根据地，越过400多平方公里的敌占区，行程5000里，历时大半年，过千山，涉万水，一次次闯关过隘，一次次犯难历险，甚至是生死考验，犹似一个“小长征”。
手捧“七大”的代表证，夫妇两人感慨万千。这是一张小小的普通的纸片，长8厘米多，宽6厘米，对折成长方形，紫红绫布镶面，封面上既没有文字也没有标识。段焕竞打开自己的代表证，左页的上方横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字样，下方竖印“代表证”和“第六二二号”，右页上方横印着座号：22排14号，还有自己的名字。“发姑，快看，这儿还有印章呢！”段焕竞兴奋地指着代表证内页对妻子说。鲜红的椭圆形“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秘书处”骑缝印赫然在目。那一边，李珊也在仔细端详着自己的代表证。“我的代表证比你的还多两个字呢！”李珊调皮地对丈夫说。段焕竞伸头一看，果然妻子的代表证，在印章的左侧，盖有红色的“候补”两个字。夫妇两相视一笑。
“检查了！检查了！把‘良民证’都掏出来。”一阵粗鲁的叫喊声把小姑娘从睡梦中惊醒，她揉着惺忪的睡眼，懵懂地看着周围。年幼的她不知道“良民证”为何物，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和爸爸妈妈这趟出远门是去哪里，为了什么，只知道自己在感受了最初的新奇和快乐之后，便总觉得累和困，因为爸爸妈妈带着她不停地从一个地方奔波到另一个地方。一旁的妈妈见状，笑着温柔地把女儿揽入怀中：“乖，别怕。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说话间，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已来到他们面前：“这是谁的？”一个日本宪兵指着行李架上的竹箱子问。“是我的。”临窗的男子不卑不亢地回答。“打开！”箱子里面除了几件换洗的衣裳外，并没有什么东西。日军刚想关上箱子，忽然两个又红又大的苹果从衣裳堆里滚了出来。“这是南方的食品，有传染病，不准许带！”日本宪兵操着蹩脚的汉语对着男子叫着。“这个苹果没有病毒，很干净，是给孩子吃的。”男子忍不住回击道。“我说不许就不许！”日军一边恶声恶气地吼着，一边用苹果敲打着男子的头。最后，日军硬是打开车窗，把苹果扔了出去。小姑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一直没舍得吃的宝贝滚落到轨道外……
男子叫段焕竞，是新四军一师二旅的副旅长，女子是他的爱人，叫李珊，是二旅卫生部的教导员，那个小女孩是他们的大女儿苏淮。
几个月前，段焕竞夫妇接到新四军政治部让他们去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命令，两人又惊又喜，去革命圣地延安，去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是多么神圣的事啊！而夫妻俩同获此殊荣，更是难得。考虑到他们的实际困难，同时便于路上掩护，组织上批准他们带一个孩子赴延安。因小女儿尚幼，夫妻俩便将其托付给了一个老乡，而是带着两岁的大女儿和简单的行李，于1943年3月中旬，与其他同赴延安的团旅级干部一道，从江苏省东台县大桥镇出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从师部出发后，一行人走了一整夜，人困马乏，尤其是小苏淮更是疲惫不堪，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在距离涟水县城西北十多公里的大黄庄附近住下来，稍事休整。谁知刚刚吃了口饭，准备躺下休息时，就遇上日军下乡“扫荡”。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段焕竞甚至来不及安顿一下妻儿，便带领护送部队迅速拿起了枪。一番激战之后，新四军在村庄的西北角撕开一个口子，顺利撤出。此时，段焕竞才顾得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四处寻找，妻女却不知所踪。望着劫后余生的村民，段焕竞心中一沉，只怕二人凶多吉少。吉人自有天佑，第二天，李珊母女毫发无损地被地方干部送了回来。多亏李珊机智，知道抱着孩子跑不快，恐难脱身，便就近在老百姓家里躲藏起来。日军“扫荡”过后，地方干部找到了她们。段焕竞抱着失而复得的尚在熟睡的小小的女儿，这个堂堂七尺男儿泪流满面。此去多艰，生死未卜。
时值日军对淮海及淮北地区展开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发出指示，要段焕竞一行暂到黄花塘小住，接下来何去何从再作决定。不久，他们又接到军部让他们暂时先去华中党校学习的通知。这样走了七八百里路，段焕竞他们居然没有走出江苏。
1943年7月，段煥竞一家三口在新四军军部见到了代军长陈毅，陈毅深知此行路途遥遥，荆棘遍布，段焕竞又缺少在敌占区工作的经验，便劝他道：“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延安了吧，路上太危险了！”谁知，段焕竞却很自信：“秘密交通员跟我们谈过了，进车站走铁路，我都练习过了，不会出问题的。” 在一旁的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也说：“你说话一定要当心，不能开口闭口就是‘同志’。再有，你的假扮身份是商人，在北方不兴叫‘老板’，而是叫‘掌柜的’。你可千万要记住。”陈毅听了，上下打量着段焕竞，不无担忧地说：“你这也装得不像啊！”段焕竞听了哈哈大笑，但去意不改。
离开军部，夫妻两人带着女儿在盱眙码头上船，北渡洪泽湖到了泗阳县青阳镇（今泗洪县城）。为了给敌占区的地方干部一些时间去搞“良民证”，他们在四师的师部住了下来。几经努力，当地的同志才辗转托人搞来了一张假的商人“良民证”，段焕竞、李珊夫妇便化装成做生意的商人上路了。
他们一路西行，穿过泗县县城，走了足足180里，才在灵璧县的任桥车站上了火车。火车开到南徐州（今安徽宿州）车站时，遇到日军检查，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面对日军的无理和放肆，段焕竞气得青筋暴起，怒火中烧，但一想到“良民证”是假的，再想想陈毅说自己“装得不像”，小不忍则乱了大谋，硬把心头的恶气咽了下去。
火车驶入徐州站，段焕竞夫妇下车，第二天换乘陇海路到了开封，准备继续北上郑州。正赶上日军大调防，车辆调度紧张，到郑州的车辆特别少，几天才一趟，他们在开封的一家小旅馆一连等了好几天也没有动静，段焕竞不免心焦。一天早起，段焕竞要喝茶，一时口误，竟忘记了曾山的交代，习惯性地高声喊着“同志”，吓得李珊慌忙伸手捂住他的嘴巴，那第二声“同志”才没喊出来。段焕竞也意识到自己差点害了大家，红着脸，低下头，默不作声了。
经过两个月的跋涉，1943年9月，段焕竞夫妇到达了八路军总部山西省麻田县，这里也是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短暂休整之后，他们在兵站交通员的护送下，经沁县，翻太岳山，过汾河，转战西北。
过汾河时，生死考验再次降临。
李珊背着女儿，突然陷入了泥潭。危急时刻，李珊的头脑非常清醒，知道此时千千万万不能动弹，否则会越陷越深，如果淤泥深陷至喉咙，人就会窒息而亡。她很紧张，生怕年幼的女儿会因害怕而哭闹，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真是老天保佑！年幼的小苏淮似乎和妈妈心有灵犀，竟然趴在妈妈的背上，一动不动。一旁的好心人见了，冒着生命危险，平躺在周边的淤泥上，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将她们娘俩一点点地拉出来。又是一次死里逃生，段焕竞长长地吁了口气。
段焕竞一行经过吕梁山到达石楼县，从河口渡黄河至陕北的清涧县，最后经过子长县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从1943年3月下旬离开江苏东台大桥镇，段焕竞夫妇跨过20多道封锁钱，走过10多个革命根据地，越过400多平方公里的敌占区，行程5000里，历时大半年，过千山，涉万水，一次次闯关过隘，一次次犯难历险，甚至是生死考验，犹似一个“小长征”。
手捧“七大”的代表证，夫妇两人感慨万千。这是一张小小的普通的纸片，长8厘米多，宽6厘米，对折成长方形，紫红绫布镶面，封面上既没有文字也没有标识。段焕竞打开自己的代表证，左页的上方横印“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字样，下方竖印“代表证”和“第六二二号”，右页上方横印着座号：22排14号，还有自己的名字。“发姑，快看，这儿还有印章呢！”段焕竞兴奋地指着代表证内页对妻子说。鲜红的椭圆形“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秘书处”骑缝印赫然在目。那一边，李珊也在仔细端详着自己的代表证。“我的代表证比你的还多两个字呢！”李珊调皮地对丈夫说。段焕竞伸头一看，果然妻子的代表证，在印章的左侧，盖有红色的“候补”两个字。夫妇两相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