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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中央将纺织工业确定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解困的“突破口”，为期三年的调整在行业内被称为“壮士断腕”、“断臂再生”。行业上下统一思想、严密组织，到2000年，完成了压缩1000万棉纺锭，120万职工下岗分流的改革任务。这一次调整，加快了部分企业的退出，大大恢复、提高了纺织行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并且为当时国有特困行业脱困和整个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出了一条路子。三年调整期间，国家纺织工业局四十名左右的联络员在全国各地执行压锭任务，而这一场硬仗的“前线总指挥”，就是现任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王天凯。
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突破口”
亏损的体制背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压锭调整期。表面上看是敲锭子，实际上是敲计划经济的脑袋。当时国有企业的比重比较大，棉纺企业四分之三的锭子是国有的。这些企业历史负担沉重，由于市场对企业的调整是失去动力和效率的，在产品严重积压的情况下企业依然满负荷生产，最终形成亏损。”
——王天凯
纺织工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即使到九十年代中期，纺织工业的总产值仍占到全国工业的1／8，职工占到1／7，出口占到1／4。因此，纺织行业的运行状况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影响。
但是，自1993开始，国有纺织行业逐渐成为全国国有工业中困难最大、亏损最严重的行业之一。1996年跌入低谷，亏损额扩大到106亿元，1996年国有大中型纺织企业亏损户数占全国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总数的18％，亏损额占19％；涉及职工人数180万人，占全国大中型亏损企业人数的20％；企业亏损面达42％，高出全国国有工业8个百分點。到1997年，纺织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仅为19.63％，较全国的平均水平低7.7个百分点；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2.52元，仅为全国工业平均水平的1／4；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为－1.73元，全国平均水平为2.57元；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1.93％，全国平均水平为3.05％。纺织业上述指标在所有工业行业中是最低的几个少数行业之一。
同国有纺织工业巨额亏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国有纺织工业利润的逐年稳定增长，1997年比1990年增长了4.38倍，平均年增长率达23.5％，表明纺织工业的突出困难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
行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形成当时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市场的原因，出口受到配额限制，内销市场由于相关产业如住房、汽车等的发展还未形成气候，内需增长也显不足；其次是企业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未完全形成。因此在当时所提出的总量过大，低水平产品过度竞争的定义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总量总是相对市场而言的。”
——王天凯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在国家“轻纺拉动出口”、“以服装为龙头，发展装饰、产业用纺织品”等强化内外需市场政策的鼓励下，纺织行业进入第一轮以“政府布局、政府推动”为特点的高速发展期。以棉纺锭为例，1981-1991年十年间就由1894万锭猛增到4192万锭，十年间增加2300万锭，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棉纺加工能力过剩达1／4左右，而且这部分能力服役期都在20年以上，同时这部分设备的85％集中在国有企业。毛纺、丝绸、麻纺等行业的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现象也十分严重。在中低档产品领域出现了严重过剩，但高档面料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的自给率不足50％。
此外，国有企业历史包袱沉重，无法迅速调整机制，到1997年底，中心城市的纺织老企业离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的比例一般为1比1，有的企业甚至达到2比1，平均劳动生产率仅为1万元，而非国有企业达到人均2.2万元。我国棉纺企业的用工水平为国际一般水平的2倍以上。城市国有老企业由于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丧失竞争力的同时，还面临国内棉价持续高于国际市场而导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两者的综合结果是棉纺行业的效益更加恶化。
199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铬基在上海调研时指出，“只要困难最大的纺织行业突破了，就没有哪个行业不能突破了。”纺织行业先行扭亏解困，可以对其他行业起到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带动全局的作用。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以纺织工业为突破口，提出三项任务：压缩淘汰1000万落后棉纺锭，分流安置120万职工，国有纺织行业整体实现扭亏为盈。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国纺织行业三年调整、“断臂再生”的序幕。
一场硬仗
来之不易的政策
“压锭的口号从91年就提出了，到97年才真正开始压，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没给政策。由于我们始终坚持要政策，97年10月，朱镕基总理份亲自到上海调查研究，在了解了纺织国有企业调整的困难后立即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最终争取到了纺织行业三年压锭调整的相关政策，包括补贴、核销政策、劳动政策、配额、提高退税率等。当时中央要解决的困难多，经济余地小，能拿出这些政策也不容易。”
——王天凯
为了完成三年内压缩1000万锭的目标，中央政府给予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支持。
首先是补贴，企业每压1万锭给予300万元补贴，提供贴息贷款200万元，补贴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各承担一半，贴息由地方财政承担。实际中央支付补贴约12亿元，地方的补贴也在12亿元左右。此外，1998、1999年国家核销银行呆坏帐准备金重点向纺织倾斜，主要用于解决棉纺织企业的压锭重组项目。实际从1997～1999年纺织核销呆帐规模约350亿元，约占全国核呆规模的30％。
为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劳动部与当时的中国纺织总会联合制定了提前退休的劳动政策，同时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养老、医疗保险的支付。
为支持和扩大纺织品出口，1998年纺织品出口退税率从9％提高到11％，输欧美纺织品协议配额总量的15％以上直接戴帽分配给纺织自营出口企业。1999年纺织品出口退税率进一步提高到15％，服装退税率提高到17％。
对国内棉花流通体制和供应办法进行重大改革，放开了棉花供应价和收购价，并打破垄断，满足条件的企业可以直接收购、贮存和经营棉花，初步实现了与国际棉价接轨。
中心城市的棉纺企业在利用压锭后腾出的土地进行商业性开发时，可以免收土地出让金或给予其它优惠政策。
在鼓励压锭后企业技术改造方面，国家也给予了倾斜，1999年国家将纺织工业列入国家财政债权豁免重点支持的行业。
压锭只是切入点
“国有企业劣而不退的主要原因是‘人往哪里去，债务怎么减’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要达到有竞争力的水平，国有纺织企业的职工要减少50％左右，大致需要安置、转移250万职工，这是结构调整和改革 的最大难点。那个时期，最为难忘的，其实也是心情最为沉重的，无疑是有一大批纺织女工离开了他们曾经热爱而又十分依恋的工作岗位，在压锭现场，我本人和当时的联络员都亲眼目睹了她们含泪依依不舍的离开，都曾使我们刻骨铭心，为之落泪。”
——王天凯
纺织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地伴随大量富余人员下岗分流，这是改革中的巨大“阵痛”。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纺织“突破口”在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地进行压锭调整，不调整不足以摆脱困境；坚定不移地进行妥善安置下岗职工，不安置不足以确保调整平稳继续。一方面发动新闻媒介和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典型宣传和推动，引导广大职工树立新的择业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和分配观念。另一方面紧紧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建立再就业中心，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广开就业渠道，平稳分流安置下岗工人，为纺织行业改革调整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压缩淘汰1000万落后能力只是这场“突破口”战役的切入点，在压锭的过程中，纺织国有经济初步完成了行业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包插中心城市纺织产业的重组，企业的财务结构和资产结构的调整，区域结构的调整，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及产品结构调整。为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压锭和技改相结合，行业还以财政债券贴息的形式鼓励效益一直较好的企业进行压锭更新改造。
在纺织“突破口”战役中，在规范企业破产重组，推动优势纺织企业上市，实行债转股，以及企业并购、技改、搬迁等过程中，还不失时机积极培育和发展多元投资主体，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海、浙江等地正是通过推动企业上市，推进经营群体持股，加快企业改制，形成了多元投资主体的新格局。
浴火重生
实现脱困目标
“在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压锭与调整、压锭与改造、压锭与改组相结合，在消化了国有企业历史负担的同時，在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权结构以及区域结构的调整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压锭对纺织业的真正意义就在于通过这一时期的调整，纺织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大增强了。”
——王天凯
经过两年的攻坚，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累计压锭906万锭，分流安置116万人，国有纺织企业实现利润8亿元，结束了全行业多年亏损的历史，提前一年基本实现了三年脱困目标。
两年间，纺织行业核销了450亿的不良银行债务，消灭了一批亏损源，一批优势企业实现了低成本扩张，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成为国有纺织企业减亏的主要因素。2000年纺织行业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全行业实现利润281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67亿元。2000年与1997年底相比较，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81.8％下降到72.9％，劳动生产率由1万元提高到2.3万元。经过结构调整后，出口竞争力有所提高，扭转了出口下滑的局面，2000年全年出口达到521亿美元。棉纺压锭后国内九十年代装备由原来的1／4上升到1／3，各类无梭织机已达11万台，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位。棉纺压锭的成功也带动了缫丝、毛纺等其它行业压缩总量的步伐。
“突破口”战役为行业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机，争取了主动，并且提高了行业抗风险能力，为全面应对随后到来的WTO赢得了时机，创造了条件。
对目前行业结构调整的启示
“今天的纺织调整与振兴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压锭调整相比，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其主题都应该是结构调整，真正实现中国纺织业从大到强的转变；不同之处是结构调整的内容和重点有所不同。”
——王天凯
压锭调整之后纺织行业的高速发展，是与中国入世，以及国内外经济高速发展，国内住房、汽车等高品质消费品需求的扩大给纺织行业带来的极大机遇分不开的。同时，纺织企业的体制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给纺织行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是有积累有基础的高速发展，与80年代的发展是两种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的高速发展。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行业的结构调整压力加大，但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纺织自身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正视。一是资源和环境压力。棉花、石油等原料紧缺，能源消耗、废水排放等环境压力大，节能减排任务繁重。二是成本的压力。纺织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低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近几年全国劳动力成本逐步升高，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已高于周边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已逐步丧失。第三，中小企业居多，中小企业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第四，纺织企业品牌、营销模式、研发、创新等环节还比较薄弱，还没有实现从纺织制造大国向强国的转变。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纺织业的高速发展中也伴随着结构调整，在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竞争的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企业自身竞争的意识大大增强，从去年以来纺织行业面临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银根紧缩、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特别是去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纺织行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但今天的结构调整更加要突出科技和品牌的贡献，要在体制、机制、管理、技术的创新上下功夫，结构调整要更加发挥市场的作用，而政府和行业协会只是引导作用，这才是纺织行业从大到强转变过程中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当然，要真正摆脱困境还需要政府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及行业的正确引导，但真正调整的主体和主力还应该在企业自身。
纺织调整振兴规划将纺织行业定位于传统的支柱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依然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现了纺织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今后一段时间的地位和作用。相信在未来的十年里，纺织行业按照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目标不断推进，中国纺织行业从大国到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记者手记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而王天凯副会长从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正好四十年，纺织专业出身决定了他的行业生涯绝大部分都在纺织，几十年培养出来的纺织情结也无法解脱。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纺织行业为国家提供积累，美化人民生活，增加出口创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纺织行业，特别一些老国有企业今天经营困难，但他们历史上的功绩不能磨灭。
他曾任职的陕西省的纺织企业大都是建国后逐年建立起来的，形成了西安纺织城和咸阳两大基地，有些企业都曾在行业中有相当的影响，像西北一棉的赵梦桃小组至今还一直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纺织职工。在七、八十年代这些企业都是利税大户，在省里也都是举足轻重，都是曾经直接左右省内经济发展的骨干企业。如果按这些企业累计的积累和当年建厂的投资来看，早就已经是十几个厂甚至是几十个厂的回报了。
“1985年初，我走上行业领导岗位，刚好负责行业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跑遍了省内的纺织企业，我感到落差较大的是，纺织企业给国家做出如此大的贡献，但自身的设备陈旧，有不少厂房的职工宿舍还都是危房，职工教育、医疗的设施也十分简陋，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期，陕西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对纺织企业的危房也进行了加固、改造。同时，对教育、医疗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投入。但几乎是同一时期，一批电子、化工、机械企业在这个时候也陆续建起来，而这些企业的生产、福利条件与纺织企业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我90年代初到经贸委工作，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这些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不能忘掉纺织，没有纺织这个传统产业的积累，也不会有今天你们的发展。”
王天凯副会长对纺织职工队伍的守纪律、讲贡献、不计报酬、克勤克俭、爱厂爱国的敬业精神一直深深铭记。谈起三年压锭调整时期下岗分流的情况时，他回忆道，“上海纺织当时用无情调整、有情操作架起再就业的‘金桥’，来集中体现当时我们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的要求。但无论怎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多的职工平稳转移，更集中体现了纺织职工队伍的奉献精神。”
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突破口”
亏损的体制背景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压锭调整期。表面上看是敲锭子，实际上是敲计划经济的脑袋。当时国有企业的比重比较大，棉纺企业四分之三的锭子是国有的。这些企业历史负担沉重，由于市场对企业的调整是失去动力和效率的，在产品严重积压的情况下企业依然满负荷生产，最终形成亏损。”
——王天凯
纺织工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即使到九十年代中期，纺织工业的总产值仍占到全国工业的1／8，职工占到1／7，出口占到1／4。因此，纺织行业的运行状况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大影响。
但是，自1993开始，国有纺织行业逐渐成为全国国有工业中困难最大、亏损最严重的行业之一。1996年跌入低谷，亏损额扩大到106亿元，1996年国有大中型纺织企业亏损户数占全国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总数的18％，亏损额占19％；涉及职工人数180万人，占全国大中型亏损企业人数的20％；企业亏损面达42％，高出全国国有工业8个百分點。到1997年，纺织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仅为19.63％，较全国的平均水平低7.7个百分点；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2.52元，仅为全国工业平均水平的1／4；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为－1.73元，全国平均水平为2.57元；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1.93％，全国平均水平为3.05％。纺织业上述指标在所有工业行业中是最低的几个少数行业之一。
同国有纺织工业巨额亏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国有纺织工业利润的逐年稳定增长，1997年比1990年增长了4.38倍，平均年增长率达23.5％，表明纺织工业的突出困难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
行业陷入困境的原因
“形成当时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市场的原因，出口受到配额限制，内销市场由于相关产业如住房、汽车等的发展还未形成气候，内需增长也显不足；其次是企业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未完全形成。因此在当时所提出的总量过大，低水平产品过度竞争的定义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总量总是相对市场而言的。”
——王天凯
二十世纪80年代中，在国家“轻纺拉动出口”、“以服装为龙头，发展装饰、产业用纺织品”等强化内外需市场政策的鼓励下，纺织行业进入第一轮以“政府布局、政府推动”为特点的高速发展期。以棉纺锭为例，1981-1991年十年间就由1894万锭猛增到4192万锭，十年间增加2300万锭，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棉纺加工能力过剩达1／4左右，而且这部分能力服役期都在20年以上，同时这部分设备的85％集中在国有企业。毛纺、丝绸、麻纺等行业的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现象也十分严重。在中低档产品领域出现了严重过剩，但高档面料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的自给率不足50％。
此外，国有企业历史包袱沉重，无法迅速调整机制，到1997年底，中心城市的纺织老企业离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的比例一般为1比1，有的企业甚至达到2比1，平均劳动生产率仅为1万元，而非国有企业达到人均2.2万元。我国棉纺企业的用工水平为国际一般水平的2倍以上。城市国有老企业由于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丧失竞争力的同时，还面临国内棉价持续高于国际市场而导致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两者的综合结果是棉纺行业的效益更加恶化。
199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铬基在上海调研时指出，“只要困难最大的纺织行业突破了，就没有哪个行业不能突破了。”纺织行业先行扭亏解困，可以对其他行业起到重点突破、取得经验、带动全局的作用。随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以纺织工业为突破口，提出三项任务：压缩淘汰1000万落后棉纺锭，分流安置120万职工，国有纺织行业整体实现扭亏为盈。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国纺织行业三年调整、“断臂再生”的序幕。
一场硬仗
来之不易的政策
“压锭的口号从91年就提出了，到97年才真正开始压，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没给政策。由于我们始终坚持要政策，97年10月，朱镕基总理份亲自到上海调查研究，在了解了纺织国有企业调整的困难后立即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最终争取到了纺织行业三年压锭调整的相关政策，包括补贴、核销政策、劳动政策、配额、提高退税率等。当时中央要解决的困难多，经济余地小，能拿出这些政策也不容易。”
——王天凯
为了完成三年内压缩1000万锭的目标，中央政府给予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支持。
首先是补贴，企业每压1万锭给予300万元补贴，提供贴息贷款200万元，补贴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各承担一半，贴息由地方财政承担。实际中央支付补贴约12亿元，地方的补贴也在12亿元左右。此外，1998、1999年国家核销银行呆坏帐准备金重点向纺织倾斜，主要用于解决棉纺织企业的压锭重组项目。实际从1997～1999年纺织核销呆帐规模约350亿元，约占全国核呆规模的30％。
为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劳动部与当时的中国纺织总会联合制定了提前退休的劳动政策，同时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养老、医疗保险的支付。
为支持和扩大纺织品出口，1998年纺织品出口退税率从9％提高到11％，输欧美纺织品协议配额总量的15％以上直接戴帽分配给纺织自营出口企业。1999年纺织品出口退税率进一步提高到15％，服装退税率提高到17％。
对国内棉花流通体制和供应办法进行重大改革，放开了棉花供应价和收购价，并打破垄断，满足条件的企业可以直接收购、贮存和经营棉花，初步实现了与国际棉价接轨。
中心城市的棉纺企业在利用压锭后腾出的土地进行商业性开发时，可以免收土地出让金或给予其它优惠政策。
在鼓励压锭后企业技术改造方面，国家也给予了倾斜，1999年国家将纺织工业列入国家财政债权豁免重点支持的行业。
压锭只是切入点
“国有企业劣而不退的主要原因是‘人往哪里去，债务怎么减’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要达到有竞争力的水平，国有纺织企业的职工要减少50％左右，大致需要安置、转移250万职工，这是结构调整和改革 的最大难点。那个时期，最为难忘的，其实也是心情最为沉重的，无疑是有一大批纺织女工离开了他们曾经热爱而又十分依恋的工作岗位，在压锭现场，我本人和当时的联络员都亲眼目睹了她们含泪依依不舍的离开，都曾使我们刻骨铭心，为之落泪。”
——王天凯
纺织作为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地伴随大量富余人员下岗分流，这是改革中的巨大“阵痛”。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纺织“突破口”在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地进行压锭调整，不调整不足以摆脱困境；坚定不移地进行妥善安置下岗职工，不安置不足以确保调整平稳继续。一方面发动新闻媒介和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典型宣传和推动，引导广大职工树立新的择业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和分配观念。另一方面紧紧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建立再就业中心，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广开就业渠道，平稳分流安置下岗工人，为纺织行业改革调整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压缩淘汰1000万落后能力只是这场“突破口”战役的切入点，在压锭的过程中，纺织国有经济初步完成了行业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包插中心城市纺织产业的重组，企业的财务结构和资产结构的调整，区域结构的调整，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及产品结构调整。为推动企业技术升级，压锭和技改相结合，行业还以财政债券贴息的形式鼓励效益一直较好的企业进行压锭更新改造。
在纺织“突破口”战役中，在规范企业破产重组，推动优势纺织企业上市，实行债转股，以及企业并购、技改、搬迁等过程中，还不失时机积极培育和发展多元投资主体，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海、浙江等地正是通过推动企业上市，推进经营群体持股，加快企业改制，形成了多元投资主体的新格局。
浴火重生
实现脱困目标
“在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压锭与调整、压锭与改造、压锭与改组相结合，在消化了国有企业历史负担的同時，在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权结构以及区域结构的调整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压锭对纺织业的真正意义就在于通过这一时期的调整，纺织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大增强了。”
——王天凯
经过两年的攻坚，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累计压锭906万锭，分流安置116万人，国有纺织企业实现利润8亿元，结束了全行业多年亏损的历史，提前一年基本实现了三年脱困目标。
两年间，纺织行业核销了450亿的不良银行债务，消灭了一批亏损源，一批优势企业实现了低成本扩张，这些措施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了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成为国有纺织企业减亏的主要因素。2000年纺织行业呈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全行业实现利润281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67亿元。2000年与1997年底相比较，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81.8％下降到72.9％，劳动生产率由1万元提高到2.3万元。经过结构调整后，出口竞争力有所提高，扭转了出口下滑的局面，2000年全年出口达到521亿美元。棉纺压锭后国内九十年代装备由原来的1／4上升到1／3，各类无梭织机已达11万台，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位。棉纺压锭的成功也带动了缫丝、毛纺等其它行业压缩总量的步伐。
“突破口”战役为行业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机，争取了主动，并且提高了行业抗风险能力，为全面应对随后到来的WTO赢得了时机，创造了条件。
对目前行业结构调整的启示
“今天的纺织调整与振兴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压锭调整相比，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在于其主题都应该是结构调整，真正实现中国纺织业从大到强的转变；不同之处是结构调整的内容和重点有所不同。”
——王天凯
压锭调整之后纺织行业的高速发展，是与中国入世，以及国内外经济高速发展，国内住房、汽车等高品质消费品需求的扩大给纺织行业带来的极大机遇分不开的。同时，纺织企业的体制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给纺织行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是有积累有基础的高速发展，与80年代的发展是两种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的高速发展。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行业的结构调整压力加大，但即使没有金融危机，纺织自身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必须正视。一是资源和环境压力。棉花、石油等原料紧缺，能源消耗、废水排放等环境压力大，节能减排任务繁重。二是成本的压力。纺织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成本低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但近几年全国劳动力成本逐步升高，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已高于周边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已逐步丧失。第三，中小企业居多，中小企业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第四，纺织企业品牌、营销模式、研发、创新等环节还比较薄弱，还没有实现从纺织制造大国向强国的转变。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纺织业的高速发展中也伴随着结构调整，在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竞争的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企业自身竞争的意识大大增强，从去年以来纺织行业面临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银根紧缩、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特别是去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纺织行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但今天的结构调整更加要突出科技和品牌的贡献，要在体制、机制、管理、技术的创新上下功夫，结构调整要更加发挥市场的作用，而政府和行业协会只是引导作用，这才是纺织行业从大到强转变过程中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当然，要真正摆脱困境还需要政府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及行业的正确引导，但真正调整的主体和主力还应该在企业自身。
纺织调整振兴规划将纺织行业定位于传统的支柱产业，重要的民生产业，依然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现了纺织行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今后一段时间的地位和作用。相信在未来的十年里，纺织行业按照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目标不断推进，中国纺织行业从大国到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记者手记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而王天凯副会长从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正好四十年，纺织专业出身决定了他的行业生涯绝大部分都在纺织，几十年培养出来的纺织情结也无法解脱。在采访中他反复强调，纺织行业为国家提供积累，美化人民生活，增加出口创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纺织行业，特别一些老国有企业今天经营困难，但他们历史上的功绩不能磨灭。
他曾任职的陕西省的纺织企业大都是建国后逐年建立起来的，形成了西安纺织城和咸阳两大基地，有些企业都曾在行业中有相当的影响，像西北一棉的赵梦桃小组至今还一直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纺织职工。在七、八十年代这些企业都是利税大户，在省里也都是举足轻重，都是曾经直接左右省内经济发展的骨干企业。如果按这些企业累计的积累和当年建厂的投资来看，早就已经是十几个厂甚至是几十个厂的回报了。
“1985年初，我走上行业领导岗位，刚好负责行业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跑遍了省内的纺织企业，我感到落差较大的是，纺织企业给国家做出如此大的贡献，但自身的设备陈旧，有不少厂房的职工宿舍还都是危房，职工教育、医疗的设施也十分简陋，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期，陕西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对纺织企业的危房也进行了加固、改造。同时，对教育、医疗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投入。但几乎是同一时期，一批电子、化工、机械企业在这个时候也陆续建起来，而这些企业的生产、福利条件与纺织企业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我90年代初到经贸委工作，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这些企业的建设和发展不能忘掉纺织，没有纺织这个传统产业的积累，也不会有今天你们的发展。”
王天凯副会长对纺织职工队伍的守纪律、讲贡献、不计报酬、克勤克俭、爱厂爱国的敬业精神一直深深铭记。谈起三年压锭调整时期下岗分流的情况时，他回忆道，“上海纺织当时用无情调整、有情操作架起再就业的‘金桥’，来集中体现当时我们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的要求。但无论怎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多的职工平稳转移，更集中体现了纺织职工队伍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