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没关系，再见。”
　　没有客套，没有疑问，长达二十分钟的电话结束后，栏目组制片人只回答了这6个字。这二十分钟里，张林（化名）逐条解释她辞职的理由。诚恳中带着挑剔，抱歉中含有自负。她语流通畅，随时准备应对制片人的任何诘问和不满。这是她来电视台工作的第三天。
　　可对方的反应干脆，不带感情，也无责怪，这让她摸不到头脑，“有一脚踩空的感觉”。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炒掉老板，在下家全无着落的情况下。
　　她的“闪辞”闪了推介人也闪了父母，“都不好意思再介绍学生过去”，介绍她来此入职的专业课老师说，“我觉得有点儿尴尬。”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眼高手低，这么好的单位你不要，你到底要什么呢？”父母盛怒而不解。
　　张林有她自己的想法：“这不是我想要的媒体工作”，她说。重点大学硕士毕业的她，对工作有明确的好恶，“我不想穿着一本正经的衣服，坐在一本正经的办公室，剪一本正经的片子，做一本正经的字幕。”
　　美甲、烹饪、策划主题为“和谐”的歌舞晚会这类温吞而老套的主题，和张林的期待相差甚远。朝九晚五、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日子更让她觉得乏味，“我不想一入职就养老”。
　　面对闪辞，张林有一套完整、雄辩，又自成一体的逻辑，这让父母疲惫又无奈。“也可能她是对的”，张林母亲试图为女儿的逻辑找到合理性，语气中透出顾虑。
　　如今在职场上与张林有相似表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离校时间不长，很多还是名牌大学高学历，外界把这类甚至入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有换工作打算、工作持续时间短、频繁跳槽的人称为“闪辞族”。
　　2012年，《大学生职业适应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职场新人在三年内，变动两次以上工作的占57%，其中，变动三次以上的占32%。这些人群中，90后“闪辞率”最高，占30.6%，高出平均水平5%。《现代快报》公布了一项人才公司的调查，65%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持续时间不到一年。其中，不到半年就走的占37.98%；25.58%的只干了一两年，仅9.3%的大学生能干两年以上。

闪辞者说

　　“你们每天讲的，都是如何拉客户，如何赚钱，你们身上有铜臭”，一个香港理工大学的应届生，在英国GET金融集团（GET是外汇交易市场中的主要做市商，代表了当今世界外汇交易行业的最高标准）辞掉销售一职时慷慨而不屑地说。
　　他把崭新的门卡放在桌上。桌面整洁干净，一面墙上贴着刚刚完成的月工作计划。大部分同事叫不出他的全名，只知道英文名字是Eric.
　　“我学的是金融专业，我想做公司运营方面的东西，而不是拉客户”，他对邻座持有硕士学历的一名女生说。问了对方的专业后，他建议对方也辞掉销售职位，“你可以去大公司的公关部做文职”。
　　20出头的Eric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境在香港属于中上阶层。这个时尚的年轻人有棱角分明的五官和儒雅自负的神气，讲话时不时加入发音圆润的英文单词，娴熟地打着手势。“销售不需要任何基础，没有读大学一样能做”，他说，“没必要花这么多的教育成本，去做这样一件事。”

　　Eric并非个例。GET公司同期招聘的新人，在半个月培训期后所剩无几。培训内容涉及公司业务的各个环节，具体到基金、股票、保险等各个分支。这种信息流失让公司不堪承受。
　　“现在的大学生太骄傲了”，公司执行副总裁陈小姐无奈地说。她在“骄傲”两个字上做了很长的停顿，她权衡着挑选了一个中性偏褒义的词，掩饰其语气中的冷淡。过后她轻微地叹气，谈起自己最初入行时。那时她已经29岁，在香港急需一份收入。加拿大留学、一口流利英文的她，曾做过书法教师、地产商，也在中介公司卖过保险。事业起步时，她打遍了亲戚朋友的电话，遭遇冷眼已属常事。两年后，31岁的她成为部门经理，之后升为副总裁。
　　“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可挑的，每个月除了生活开支，还要寄钱给父母。而且我已经29岁了。”她在“29”这个数字上格外加重语气，“我当时没有选择。当你还可以选择喜欢或不喜欢一份工作的时候，简直太奢侈了。”
　　香港城市大学毕业的严文静，两个月内陆续做了四份工作。“其实我发自内心地不想上班，也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1989年出生的她，个性直率，敏捷而善于自嘲。她提起自己几次辞职的理由：不做销售，因为不喜欢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不做软件工程师，因为辛苦且没有提升空间；不做市场营销，性质和销售类似。
　　此外她还挑选老板。在第一份黄金销售工作中，老板让她估测明日金价走向。她非常认真地计算、估计、查资料。次日交给老板时，老板却将纸推到一边，“其实你写涨或跌都无所谓，”老板调侃地说，“因为明天的金价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严重的被戏弄感，让严文静对工作立即失去敬畏，“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我不想把客户拉来，说服他们相信我自己都不信的东西。”
　　只是在提起闪辞时领工资的感受，她才有些愧疚：“老板算钱的时候我推辞了，说不要工资。可老板坚持要给，拿钱那个瞬间有点儿惭愧。”那是她工作的第七天，按照月薪一万二的收入，她拿到了3000元工资。
　　故乡辽宁的她家境宽裕，作为独生女儿，严文静在入职之后仍然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加上良好的教育，出色的资质，她坦言她不会为任何一份不满意的工作勉强自己。
　　新闻系毕业的章秋也在短短一年内有了3次辞职的经历，家在四川的她有两个妹妹，生活紧张。毕业后，她独自在北京租了一间不足十平的房间，开始了北漂。 　　从广告编辑、电影公司文案策划，到公司宣传，章秋最为不满的是企业在员工待遇上的承诺无法兑现。最初入职时，对方讲明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实则加班严重，少则一个小时，多则四个小时，工资不变，完全没有加班费。

“我不会为了工资或糊口，特别拧巴地在一个根本没有原则的公司做事”，90 后出生的章秋，看重工作的环境和尊严感

　　“他们拿新入职员工当小孩子看，每周要写工作心得，繁重工作全安排给新人，吃准了新人要顾及饭碗，毫无原则的免费加班。”尽管频繁辞职经济拮据，章秋说，“但我不会为了工资或糊口，特别拧巴地在一个根本没有原则的公司做事”， 90后出生的她，看重工作环境和尊严感。

轻率迷茫的一代？

　　在去年底和开年的新一拨辞职潮中，90后年底闪辞、“闪假”的状况尤为明显。其中以服务行业最多。
　　目前，各大酒楼和饭店中，“90后”已经成为服务人员中的“主力”。然而，面对这一代年轻人，许多餐饮业管理层坦言“太有个性”，“一到年底就心惊，生怕哪天谁辞职”，有管理人员更表示“闪辞”族的比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来自大谷打工网对1.35万名、平均年龄24岁的基层打工者2013年春节年终调查显示，流动性依旧偏高。其中，近三成受访者称不会回到原先的打工城市工作；还有63%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再回原单位工作。
　　“城市之间流动率快是基层打工群体的特性，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打工者中，他们并不会对某个特定城市有所青睐。”大谷打工网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这也是许多企业常年招聘基层员工的原因。
　　不但是基层的打工者，90后大学毕业生也同样显现出这一特性。在各种就业调查中，“不将就”“高薪酬拼不过我喜欢”“我能得到什么”等等，成为90后就业的关键词。
　　有4次闪辞经历的吴晓彤（化名）表示，周围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承受能力差，就业前对公司的信息了解不多，入职之后感到落差。信息的不完整，自我认知的模糊，是导致他的同学们纷纷辞职的最主要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宋振韶介绍说，大学生的心理变化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比如感受到更大的压力，表现出更多的对职业生涯的焦虑，人际互动技能呈退化趋势等。
　　困惑和迷茫成了很多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重压。
　　事实上，和八九十年代就业环境相比，如今年轻人对一份工作的依赖度已越来越低。“现在大学生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官二代’‘富二代’与贫困生之间在经济能力、人际关系、就业机会等方面的差距会对后者造成压力，让其产生自卑、焦虑甚至是敌对情绪。”中国心理卫生学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林永和表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过分看重金钱、工作机会等眼前利益，忽视长远的理想和信念。
　　多年来，重庆科技学院心理中心的老师在多所大学进行一项名为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的测试，发现，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中具有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的比例分别高达94.12%和83.75%，而2010届学生对应的比例分别是24.83%和8.84%。
　　前程无忧人力资源调研中心报告指出，“新生代”员工更注重自我实现，他们职业观念多变、对企业忠诚度较低等特点造成了这类员工的稳定性相对较差。
　　“70、80后就业主要是求稳，相比之下，90后的流失率更是高达30%～40%。”易才集团全国RPO中心总经理徐毅概括说，“70后的职业迷惘期一般3～3.5年，80后的迷惘期在1.5～2年，90后只有半年。”也就是说，90后在半年之内，如果发现职业环境和自己想象中不一样，就会选择辞职或者调离。

职场上，诚信是个很微妙的东西

　　“心高气傲”“眼高手低”“心浮气躁”，种种标签被舆论贴在这群闪辞的年轻人身上。闪辞被延展到责任心、素养及时代环境的高度。多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明确表示，“不会录用有丰富跳槽经历的人”。
　　离职率高，增加了企业人员置换的成本。企业不得不陷入招人、走人、再招人的怪圈。这给一些公司带来了困扰，尤其是培训期较长，专业化较高的企业。在深圳一家负责生产半成品、半导体的世界500强公司中，同期招进的20名员工，11个月后只剩两个。
　　大连迪锐普人力资源专家做了一个成本估测。以1500元月薪为例，加上保险等费用，企业对一名试用期员工支出的成本在2500元左右。3个月试用期下来，对一名员工要支付7500元。如果10名新员工刚过试用期就辞职，企业7.5万元的人力成本就打了水漂，而新人还未给公司创造任何价值。
　　而实际上，多数跳槽者并不把闪辞经历写进简历，他们清楚企业对闪辞族的忌讳。在与企业的腾挪周旋中，他们学会了更讨巧的方式，即把所有闪辞经历一笔抹杀。“这不叫欺骗”，张林说，“择业是个互相推销的过程，职场上，诚信是个很微妙的东西。”在她看来，闪辞是一种正积累，“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找工作要从一而终，择业本来就是个多对多的关系。”
　　《风度man’s uno》杂志资深专题编辑柯勇，对媒体行业“闪辞”的90后抱以宽容态度，“90后的孩子，他们拒绝固有的成长模式，要走独立自主的路子，闪辞背后，给个体带来的成长和伤害我们还知之甚少”。
　　从另一方面来说，企业对于职员或将招聘的新人，同样存在微妙的诚信危机。很多企业在招聘时，给出的条件和许诺，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兑现。在告知招聘者应有权利时，或模糊带过，或选择性告知，这容易造成就业期待和工作体验间的落差。
　　曾从GET金融集团辞职的林枭（化名）告诉记者，初入职时，老板并未告知基本工资，只是承诺会有，但从未明确说明。每次她追问时，对方总会把皮球踢走，告诉她培训期结束后会有人事部门仔细讲明，但直到入职一个月后，她才知道只拿销售提成，完全没有底薪。

成长与代价

　　和闪婚、闪恋一样，闪辞族一个闪字，带着一点青春叛逆的冲动和选择的自由。
　　从实际操作上，闪辞族也在某种程度上“闪”出了更清晰的职业判断。“我喜欢现在的工作”，刘含（化名）说。她目前在一家外企做项目工程经理，这是她工作两年内的第三次跳槽。
　　几次闪辞后，她对自己想要的工作类型越来越清晰。
　　她提起最初做实验室的工作，每天穿工服、工鞋，手腕要戴防静电圈，一遍一遍地检测不良品，写报告分析。让她决定跳槽的原因是工作环境的极度封闭。
　　“做实验是一件孤独和深入的事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的、纯粹技术方面的深入。”刘含补充说，“你和公司其他职员，和老板，和外界，基本没有交流。我的英语很好，交流能力强，又有很好的理工科背景，我需要一个开放的环境。”
　　辞去第一份工作后，她清楚地了解自己不适合下工厂、做科研。到了第三份工作，她慢慢锁定自己的工作范围，即在客户和科研人员之间做沟通。如今在这个岗位上她已经做了一年半，“我会一直做下去，这是我想要的。”

　　对很多和刘含有相似经历的闪辞族来说，经历不同单位环境的他们，慢慢从对职场的懵懂无知走向成熟。
　　在个人与用工单位选择权不完全对等的现实下，闪辞，更像是更多崇尚自我的90后面对企业的一次集体投票。刘含最向往的是像GOOGLE公司那样的工作环境，语气中不乏赞叹，“一个自由、新锐、有朝气的公司，是不会留不住人的。”
　　“不要用尽青春换工作”，香港普通话机构负责人徐芊芊（化名）说，香港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她一直教授中文，5年从未间断，她的职业态度比与她同龄的闪辞族理性得多，“很多人不懂，工作其实只是态度和耐心的问题，和选择无关。有了积累才有信誉，时间也更自由。”
　　已经拿到香港永久居住权的她，带着一路打拼的女生惯有的自负说，“闪辞是不理智的事，不要靠选择行业来找到自己。你财务独立，思想自由，钱是哪个行业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