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藏书楼中，私家藏书楼独树一帜，它们在古代藏书楼中所占数量最多，也最为丰富多彩。
　　石仓藏书
　　私家藏书楼是指民间私人贮存藏书的处所，或斋室，或阁楼。民间私人藏书出现的时间稍晚于官府藏书，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百家争鸣、诸子竞说的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氛围，为早期私人藏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孔子就是我国最早的藏书家之一。但当时的私人藏书尚未普及至寻常人家，其规模和影响远不能与官府藏书相比，更不要说为藏书专设屋所了。其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私人藏书造成了空前浩劫，但私家藏书在民间并未禁绝。
　　有藏书，就有藏书之所，也就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藏书楼；但早期并未见记载有名号的藏书楼，更无专门的藏书建筑的记载。文献中对私人构建藏书处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王嘉的《拾遗记》卷六中有记载：“曹曾，鲁人也。家产巨亿，学徒有贫者皆给食。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余卷……及世乱，家家焚庐，曾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这就是历代相传的东汉曹曾“石仓藏书”的故事。
　　到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施行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私家藏书才获得极大发展。专为收藏图书而建造的私家藏书楼也开始出现。但“藏书楼”一词，是更晚一些时候才出现的。目前很难考证“藏书楼”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出现在唐宋之际，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据《郡斋读书志》载：“（唐朝孙长孺）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题要的私家藏书目录，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的各类重要著述。《新唐书·李磎传》中则记载有：“磎好学，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书楼。”这两处唐代的私人藏书之所，是目前已知几个最早被称为藏书楼的文献记载。
　　渐成主流
　　古代私家藏书楼从东汉曹曾“石仓藏书”的记载开始，到唐朝的“李书楼”，再到宋元时期，私家藏书业不断繁荣。当时，私人藏书的风气极盛，藏书家、藏书世家大量涌现，并由贵族官僚向平民阶层扩展，专门的藏书楼也不断涌现，许多藏书楼此时已经有了专名。如司马光的“读书堂”、欧阳修的“六一堂”，都是北宋时期有名的藏书室；还有刘式的“墨庄”、田伟的“博古堂”、徐鹿卿的“味书阁”、周密的“书种学堂”和“志雅堂”等。
　　南宋建都临安，私家藏书中心随之南移，并由此奠定了其后六七百年间江南地区私人藏书业长期发达的局面。元代的私人藏书，虽然数量上远逊于宋代，但该时期的私人藏书楼还是有值得骄傲的代表。这一时期的藏书家依然以南方文人、官员为主。比较著名的藏书楼有祁州贾辅的“万卷楼”、许昌冯梦周的“冯氏书堂”、济南张炤的“万卷堂”、剡县王琰的“训经斋”、鄞县倪可与的“履斋”、华亭孙道明的“映雪斋”、临海陈孚的“万卷楼”、鄞县袁桷的“清容居”、信都吴钧的“南楼”、湖州赵孟頫的“松雪斋”、山阴杨维桢的“铁崖山楼”、鄞县王应麟的“汲古堂”等。
　　明清二代，社会经济、文化与图书出版业俱有长足发展。民间私人藏书风气，较唐、宋时代更盛、更普遍，即使像甘肃、云南、海南这样的边陲远地，也不乏热衷藏书之人。据文献统计，明代有姓名且行迹可考的藏书家已达400多位。清代更是兴盛之极，仅知名度较高的藏书楼就有500多处。这些私家藏书楼收藏丰富，质量很高，又极富特色。如清初兴起的钱曾“述古堂”，其藏书富且精，精在于善本多；徐乾学的“传是楼”，南北大家之藏尽归之，其藏书贵在于博杂；对于宋元秘籍顶礼膜拜的黄丕烈“士礼居”藏书，更重视于版本的珍稀和华美。
　　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经济富庶、市镇繁华、人文荟萃、教育发达，是当时图书出版、印刷、销售中心，也是私家藏书楼荟萃之地。江南藏书楼是明清私家藏书楼的缩影，更有乾隆皇帝竖起了私家藏书楼的一杆钦定旗帜——宁波“天一阁”。乾隆四十年（1775年）御制《文源阁记》中写道：“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明清时期私家藏书的兴盛，乃由原来仅为官藏补充的地位，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古代藏书体系中的主流。
　　书楼撷英
　　状元藏书楼
　　古代大多数藏书家都是喜欢图书的读书人。在这些读书人中，能考上状元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焦竑，就是明朝时候的一位状元藏书家。
　　焦竑，字弱侯、从吾，号漪园、澹园、龙洞山农，世人称其为澹园先生。焦竑喜读书，在其幼年和成年时，家境并不富裕，由此形成了他嗜书、集书、抄书及后来条件改善后刻版印书的习惯。集腋成裘的焦竑最终成为晚明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当时有“北李南焦”之说（李指齐东李开先，山东章丘人）。焦竑的藏书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邺亲眼所见：“金陵之焦太史弱侯，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且“一一皆经校雠探讨，尤人所难”。
　　焦竑以自己的名号为藏书处命名为“澹园”，取宁静致远，远离是非之意。焦氏“澹园”的藏书不但丰富，而且所有藏书都经过他本人亲自校勘。其藏书以利用为目的，为了读书治学，著书立说，所以，他是一位藏用结合的学者型藏书家。焦竑曾为自己丰富的藏书编辑了一部两卷本的《焦氏藏书目》。
　　有意思的是，“澹园”中那“五楹俱满”的藏书楼的名字，至今尚无准确记载。若据其藏书印推测，楼名一为“抱瓮轩”，一为“竹浪斋”。另据叶楚伧等撰《首都志》记载，焦氏藏书楼为“万轴稷”。无论藏书楼起名如何，那“五楹俱满”的藏书楼，实实在在地耸立在焦竑的“澹园”故地，经历了400年风风雨雨。
　　可惜的是，这座代表明代南京地区私家藏书最高水准的藏书楼，在1994年的一次施工中被拆除了。 　　现存最早的藏书楼
　　在全国各地的旧城改造过程中，被拆的古代藏书楼绝不仅仅只有“澹园”一座。当然，也还是有不少藏书楼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宁波的“天一阁”就是一例。它也是目前保存下来的私家藏书楼中建造最早、保存最好的一座。
　　“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号东明，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他爱书如命，嗜书成癖。范钦的宦迹遍及半个中国，每到一处，都悉心搜集当地公私刻本，对无法购置的书就雇人抄录，经史百家之书，兼收并蓄。辞官时，范钦把搜集到的各种奇书都带了回来，藏于宁波月湖之滨的故宅——“东明草堂”。
　　随着藏书的剧增，“东明草堂”已显空间不足，难以容纳所集书籍。为使心爱所藏得到永久性保护，范钦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前后，“于其宅东月湖深处，构楼六间以为藏书之所”。“天一阁”藏书楼由此诞生。
　　藏书楼位于范氏故居之东，庋藏与起居不相毗连。楼前开凿水池，使其与月湖相通，蓄水备用。“天一阁”的建筑格局由范钦精心设计：一排六开间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坐北朝南，前后均有窗户，以通风防潮；楼上为一大统间，中间用书橱隔而为六，正中悬有明王原相所书“宝书楼”匾额，用以藏书。楼前“天一池”，平时，一泓清波，平添三分美景；急时，汲水灭火，以保庋藏无恙。
　　“天一阁”的建筑形式对中国古代藏书楼起到了典范作用。后来，乾隆皇帝即仿“天一阁”形制，建造“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澜”“文宗”七阁，用以贮藏《四库全书》。“天一阁”由此更享盛名。
　　当时，不仅有皇帝的下诏效法，民间更有众多因仰慕“天一阁”而效仿的追随者。最相似的，是建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宁波著名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这座藏书楼完全克隆了“天一阁”的藏书楼形制，其内部结构和外观均与“天一阁”一模一样。再过近百年，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宁波著名藏书家徐时栋的“水北阁”仍与“天一阁”藏书楼形制十分相似。在宁波本地以外模仿“天一阁”藏书楼形制的，还有金陵藏书家甘福的“津逮楼”、扬州藏书家吴引孙的“测海楼”、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等。
　　1949年以后，“天一阁”成为国有藏书机构，宁波许多著名藏书家也把珍藏多年的书画、碑帖等文物捐献给其收藏。目前，“天一阁”所藏古籍已达2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有7万余卷，可与山东、江西、浙江等藏书丰富的省级图书馆媲美。
　　北方名楼“海源阁”
　　自明清以来，我国私家藏书事业以江浙一带更为发达，北方地区无论其规模、声望、影响均稍逊一筹。但晚清时期，山东杨氏“海源阁”一枝独秀，为北方私家藏书之冠，其规模、影响均可与南方有名的私家藏书楼并驾齐驱，平分秋色。杨氏一族也是中国近200年最富盛名的藏书家族之一。
　　“海源阁”位于山东聊城，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历经4代人悉心相守，总计藏书4000余种、22万余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
　　“海源阁”创始人为杨以增，他生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土，历任陕西布政使、江南河道总督等职。
　　据史书记载，杨以增为官清廉，没有别的嗜好，只是喜爱读书，很注意收集购买书籍。开始时，杨以增所收典籍以普通版本为主。尽管如此，他所选版本皆刻印精良，经过日积月累，庋藏渐多，藏书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当时，局势动荡，江南各地世家积年藏书纷纷散出，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杨以增经多方搜罗，将辗转于吴越间几百年的文献几乎一网打尽。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杨以增返回故里为父丁忧守丧，并筹建藏书楼，取《学记》中“先河后海”语，为藏书楼取名“海源阁”。
　　“海源阁”藏书楼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藏书楼前有一长条状小院，东侧有两座长廊式高台读书亭。楼下东首为通往后院的通道，杨宅第四进院内为“海源阁”明清版本藏书处。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名匾，为杨以增亲笔手书。旁题跋语，言及建立藏书阁的初衷和书楼名称的寓意。
　　随着藏书的增多，“海源阁”逐渐扩充到书室12间，后院5间则专藏帖片、字画、古玩；又在华跗庄别辟“陶南山馆”。
　　“海源阁”藏书在杨以增的儿子杨绍和手中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杨绍和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于咸丰二年（1852年）举乡试，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读。杨绍和善鉴古籍，在北京充翰林时专事收购图书，凡孤本珍籍、精校名抄，一经发现，无不采购。
　　杨氏“海源阁”之所以成为北方私家藏书中心，声名远播，不仅因为杨以增、杨绍和父子二人的广泛搜集选购，而且由于他们对所藏书籍进行了精心保管，认真校勘、整理，并遴选其中珍贵者加以刊刻流布。“海源阁”藏书搜集于乱世，杨氏从自己的收书经历中深悟珍贵图籍散易聚难之理，所以对书籍的爱护程度远逾于一般，凡非契友，例不示人。杨家有“家中仆役不准登上书楼”的家规，仆人中有在杨家服役数十年而不知阁上书籍究竟何等样子的。
　　刘鹗曾冒雪前往“海源阁”，求见藏书不能得。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刘鹗专程至聊城，欲借“海源阁”藏书，却被拒之门外。他有感而发，将此作为《老残游记》的一段素材：老残至东昌观书未果，即于客舍壁上愤然题诗曰：“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书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阛饱蠹鱼。”刘鹗借诗发泄对“海源阁”拒其于门外的不满，一番牢骚也在情理之中。像刘鹗这样被“海源阁”拒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在少数，像历城解元徐金铭为得见“海源阁”藏书求为杨氏童子师（即给“海源阁”第四代传人杨敬夫当老师），最终也未能如愿。
　　“海源阁”藏书浩瀚，是杨氏4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它与江苏常熟县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它与北京的“文渊阁”、皇史宬，宁波“天一阁”同为中国历史上公私藏书典范，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中国版刻图录》收录“海源阁”书影44种，标点本《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就是以“海源阁”藏书版本为主要参考进行标点排印的。
　　令人惋惜的是，后经战乱，“海源阁”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分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被收入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1947年1月，聊城解放时，解放军某部曾发布3项入城命令，其中第二条就是“保护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图书馆”。1956年12月，“海源阁”成为首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92年10月得以重修。
　　时光荏苒，今天的“海源阁”虽然藏书不在，但重修之楼坐其原址，因其旧制。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