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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多个农户，提供着1500万人的粮食需求量。可是，繁荣的背后藏有危机。
在丹麦丰饶的国土上，农田占了四分之三的面积，大片精心耕作的谷物并非人的口粮，而是牲畜的饲料。这里运行着当今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现代农业，人均肉类和谷物的生产量世界第一，猪肉出口世界第一。（图1）
走近丹麦世界最先进的生猪屠宰厂，第一个疑问就是，杀猪厂为何需要这么多烟囱？
丹麦的大型生猪屠宰厂共有13个。节能降耗的成绩非常明显，从1981年到2007年，生猪宰杀的数量提高了48％，而总能耗下降了28％，总耗水量下降了54％，每只猪的平均耗能、耗水量都在逐年下降。
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猪粪产生的臭味除掉。虽然这种臭味对人体无害，但会影响周围居民生活的舒适度，从而引起投诉。屠宰厂烟囱，正是为了将气体排放的位置升高，以免周边居民闻到气味。但是，仅仅加高烟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排放的气体进行过滤处理，而且要接受专门机构的采集和检验。
丹麦的肉类研究所由政府和肉联企业合作建立。从屠宰厂或养猪厂收集来的气体分别接入到三个不同的嗅觉试验端口，与正常空气进行对照。每个测试者从A、B两个出气口交替给气味测试。试验人员会不断微调有味气体的比例，一旦她们闻到了A口或B口送出的轻微气味，就会给出评判信号。
肉类研究所气味分析师介绍说，我们使用人的鼻子判定臭味的强弱，挑选的评估员鼻子的灵敏度为中等水平，一旦他们闻到了异味，我们就会分析这些臭味的强烈程度，由此计算出臭味对周围居民的影响，寻找解决方案减低臭味，使之减到可接受的水平。
政府机构对屠宰厂周围的臭味程度的结果进行监测，如果超标，可以立即停止其生产。
在车间里，工作人员用探针对每头猪的12个部位进行检测，获得每只猪的脂肪含量、瘦肉率等十多个参数后，才自动计算每头猪的价格。每一道切割工序都由电脑控制，自动测量，精确下刀，并按照不同市场的要求细致分类。例如，日本人喜欢里脊肉；美国人喜欢猪排；瑞典是后臀的主要市场；德国人更喜食母猪肉；而猪蹄、耳朵、尾巴是中国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屠宰中产生的油脂并不能直接燃烧，而是运到专门的油脂提炼厂处理。这里每年生产5万吨生物柴油，再送到屠宰厂，成为热水锅炉的燃料。所有的冲洗用水，也都是经过净化消毒，循环使用。
在血淋淋的屠宰机器面前，竟然有小学生前来参观。或许在一个畜牧业主导的农业国度，屠宰文化已被视为基于现实需求的良性传统，无需让孩子们回避。
屠宰厂已不再传出刺耳的猪嚎声、也不再散发恶臭气味。它象征着丹麦农业历史翻到了崭新的一页。而150年前，这个工厂正是丹麦屠宰业最早的诞生地。
当时在豪森附近住着很多农民，他们决定建一个屠宰场。通过协商，确定了成本如何分担，谁来运送活猪等事宜。19世纪后期，这种初级、简单的农业合作体诞生。
美国太平洋大铁路在1869年建成通车，间接造成了丹麦农业的崩溃。50万丹麦农民面临破产，其中三分之一移民去了美国等富裕国家；三分之一到城市打工；剩下的三分之一只能选择转产，从事价值更高的畜牧业。农民们自己组织的合作社便自然形成。但是，与种粮食相比，饲养奶牛和肉猪都需要大笔投资、还需要兽医技术。
以今天雄视肉类市场的“丹麦王冠”为例，这个庞大的企业就是由13000多个养猪户所拥有。丹麦农业联合体，成为全世界独树一帜的农业运营体制。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在丹麦迅速得到普及。
农民的好日子来临了。1972年，丹麦正式加入欧盟，整个欧洲市场向丹麦的农产品敞开大门，并且给予优惠补贴。几乎一夜之间，丹麦农产品涨价30％以上。收入大涨的农民，为提高产量投入了更多的机械、化肥和农药。
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向大自然过度索取，丹麦水流量最大的斯凯恩河，就曾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农垦改造。
千百年来，斯凯恩河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形成一片三角洲冲击平原。河水丰沛的湿地生态系统，让各种各样的动物互相依存、自由栖息。而斯凯恩河两岸的农民，世代在这里开垦田地，期望开垦更多的土地获取收成。
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围河造田”。从1962年起，用了4年时间，把弯弯曲曲的河道取直，河水被坚固的人工堤坝牢牢约束起来，像一条高速公路径直流向海湾。
但是一场灾难性的危机，却很快迫近了斯凯恩河流域。
大量化肥和农药使河水受到污染。新建的养鱼场排出的废水，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更有屠宰厂的血色污水直接流入河中。随着湿地的消失，干燥的土壤出现了沙化现象。更重要的是，大量生存在湿地环境中的生物突然消失了。斯凯恩河成了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谷”。
20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化工厂会破坏环境，农业生产怎么可能毒害环境呢？然而，一场严重风波发生在1984年夏天。
政府环境监测部门发现，丹麦周边海域波罗的海和北海，以及内陆的海湾和湖泊水质大幅下降。氮和磷的含量大大超标；蓝藻与红藻在多处爆发；死亡的鱼和龙虾频频出现，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反应。
在此之前，丹麦农民是受到高度尊重的社会群体。国家的预算盈余来源于他们，他们坐在最大公司的董事会里，投资了世界最先进的科研机构。而如今，农民变成了破坏环境的“罪人”，受到社区和邻居们的冷眼对待。
此刻，在一个靠近德国边境的乡间农场，罗汉森和他的父亲及妻子勤勤恳恳喂养着他们的奶牛和母鸡。直到有一天，父亲被发现罹患了晚期胃癌。1986年春天，父亲离他们而去。6个月后，灾难再次降临，9个月大的小女儿也不幸夭折。
当时，罗汉森的农场使用农药和化肥已有10年，夫妻俩确信亲人的死亡与化学物的污染有关。他们决心从此拒绝使用农药和化肥，走有机农业的路。当时，虽然丹麦已经有环保机构在推广有机农业，但受到农民联合会的强烈抵制，难以实施。因此，罗汉森夫妻只能买很多的书来阅读，并且驾车前往瑞士和德国，向那里率先实施有机农业的先行者请教。
此后整整10年，丹麦的农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转折时期。首先是政府严格限制了每个农庄的牲畜饲养量，控制农民的饲养规模。其次，逐步开始对杀虫剂征税，限制化肥的使用量。农民们在舆论和法规的双重压力下，开始改变生产方式。
比如，氮和磷是农作物生长的必须养分。农田中施加的氮肥和磷肥，如果超过了农作物的吸收量，就会沉留在土壤中，随雨水进入河流水系。
罗汉森的有机农场完全停止使用化肥已有20年之久，他的“制胜法宝”之一是三叶草。（图2）
有机养牛户罗汉森介绍说，这种草产生氮，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施加氮化肥了，这种草会自己吸收氮，牛吃的牧草也可以从它这里吸收氮。但是如果只种牧草，就必须用化 肥补氮，如果把它们混在一起种，大自然就会自己解决肥料问题了。
80年代的欧洲，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的呼声越来越高，欧盟成员国都相继制定了限制使用农药和化肥的法规。政府的环境监测机构经常深入农庄，用抽查方式，检测土壤中的化肥和农药成分是否超过标准。
1987年，丹麦政府终于立法确立了有机农业的合法地位。2000年，全体农民向社会承诺，不再使用抗生素作为牲畜的防病、防疫添加剂。
养殖的动物生病了怎么办呢？很简单，立即隔离，请兽医来看。如果奶牛使用抗菌素治疗，它产的奶就要停用，直到体内药物代谢完毕。（图3）
养有机奶牛的头几年，罗汉森很艰难，奶卖不出去，银行不给贷款，邻居们也不理解。罗汉森说，人为什么要吃饭？不仅要长头发、长身体，还要有快乐、会思考。牛也是这样，它们需要阳光和温暖，要吸收来自太阳、宇宙和地球的力量。于是每年春天，他第一次放牛去草地的时侯，成为他的一个节日。
另一个农民家庭对有机农业并不认同。主人盖米尔克先生的另一个身分是丹麦农业委员会主席。
他说，有机农业并不是达到保护环境目标的唯一选择，因为在非有机农场，我们可以把牲畜养在栏舍里，这样能够把所有粪便收集起来保留使用。但是养有机奶牛，就得把牛放到草地上去，结果部分牛粪能够帮助牧草生长，但是部分粪便就此流失浪费掉了。
在他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书卷气，也有政治家的雄辩力，很难想象他来自一个三代务农的大家庭，他归根结底还是农民。他必须自己操作所有的农业机械，驾驶拖拉机和收割机、照料他的小猪、检查谷仓的温度。他的儿子则在附近买了另一个农场，刚刚成为一个独立的农户。
盖米尔克说，丹麦农民有三个与众不同之处。首先，他们都必须是自耕农，也就是说，没有靠出租土地为生的地主，也没有单纯投资农业的资本家，他们是真正意义上参加农业劳动的农场主。第二，他们的田地不能由后代继承，也就是说，儿子必须花钱或是贷款买下整个或是部分农庄，这保证了每一代农民不断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丹麦农民的第三个特征是，具有高等教育水平。
在哥本哈根农学院，前来学习的不仅有农业科研人员，也有未来的农民。丹麦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想要当一个农民，要经过5年的农业高等教育。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在农庄里实习，熟悉各种不同的农业技能，通过严格考试之后，才能拿到农场经营的资格证书。去一家普通的养猪场看一看，就能了解为什么当农民需要硕士学历。
尼尔森并不是有机农户，他是怎么伺候他的180头母猪呢？
麦克·尼尔森介绍说，他的猪舍共5000平米，看着似乎并不大，因为分成了24个房间，红色的门里是母猪的产房。给小猪断奶的时候，饲料需要精心调配，没有良好的生物学知识是不行的。小猪离开母猪后，将学会自己进食、压开阀门喝水。
在猪舍里垂吊着一个小物件，上面挂着几根橡皮管，被小猪们啃来咬去。原来，圈养的猪都爱互相咬尾巴，以往养猪场都特意把小猪的尾巴切除，以免它们互相撕咬造成流血，引起感染。但是根据近年实施的动物福利法，切除尾巴会给猪带来伤害和痛苦，是被禁止的，因此，这些橡皮玩具就替代猪尾巴成为小猪们的玩具。
每头小猪出生14天后，就要离开母猪的喂养。再生长7个星期，体重达到30公斤时，就作为仔猪出售。每年这里卖出的仔猪有18000头。
母猪的任务并不轻松，它们在产前5天进入产房，生完小猪后抚育幼猪14天，再休息2周，就要继续接受人工授精。这里的每袋精液都来自专业的种猪站。丹麦猪肉能够保持世界最好的品质，拥有最优势的遗传特性，正是靠它来传递的。
电脑系统会自动识别怀孕母猪的身份，按照调配好的饲料给它送食，并且记录它每餐的进食量。所有的母猪生长数据都保存在电脑里。比如一只母猪共生了几窝小猪、她进食多少、小猪重量多少，全有记载。（图4）
在丹麦之所以当一个农民需要接受5年高等教育，原来管理这样一个养猪场，要比管一个工厂需要的知识更全面。若不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个养猪户需要使用这么复杂的农业机械，同时，他还必须是饲养员、营养师、兽医、驾驶员和机车修理工。
尼尔森虽然没有加入有机农场的行列，但他的田里种了70公顷有机燕麦。他将猪的粪便仔细收集储存，以减少对化肥的使用。
尼尔森介绍说，他种的每种谷物都有施肥限量，冬小麦每公顷施180公斤氮肥；春大麦施肥120公斤；冬大麦是160公斤。
尼尔森的心愿是多挣点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每年有时间去度假。
与尼尔森相比，有机养牛户罗汉森的头脑中，会更多地思考精神、哲学问题，生命的意义。2006年，他的奶场被评为“丹麦最绿色奶场”，今年他又获得了金奖。不过，比金奖更重要的是消费者能否接受有机农产品。
究竟有多少消费者在购买有机食品呢？在超市里，各种食品包装上可以发现不同的有机食品标志，这里还有有机奶厂出产的酸奶。
据统计，在丹麦牛奶市场上，有机奶已占25％－30％。在瑞典的超市，有机食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很多食品包装上干脆印上了农民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和生产者的照片。以最直接的方式给消费者一份承诺，不仅对质量负责，更对环境负责。
但是，也有人发出疑问：有机农业真是我们的未来吗？
或许，有机食品不是饥饿者的选择，但是，它让有能力的人出更高的代价，换取自身的健康和更好的地球环境，显示了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凯恩河道改造带来的生态恶果，日益受到公众质疑。
将耕地重新复原成草甸与湿地、还原自然的提议，受到当地农民的激烈反对。
经过长久的辩论，丹麦议会终于在1987年通过决议，重建斯凯恩河天然湿地。恢复河道的工程从1999年正式启动，拆除人工渠，恢复河流原貌。
通过不同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到：1871年的草甸面积；90年代几乎消失的草甸；河道修复后，重现绿色的草甸。
2008年夏末，在斯凯恩河道完成首期修复工程6年后，这里已经变成游客最喜爱的休闲观光之地。大片的农田消失了，湿地水草丰盛，河流清澈。（图5）
假如你想渡过一条小河，一条摆渡船就能够帮你完成心愿。缆绳把船从对岸拉过来，你再拉着缆绳把自己摆渡到对岸。船上备着救生衣，很安全。
人们在创造一切条件呼唤鸟类的回归。那些多年前消逝的飞翔的翅膀、悦耳的鸣叫声，是否能够再度回来？
河道修复之后，当地已有250多种鸟类前来栖息。鸟的种群数量还在迅速扩大。似曾相识的双冠鸊鷉，头顶的一对羽冠是最漂亮的装饰。40年前成双成对地在水中觅食、在草丛中筑窝，如今它们回来了。（图6）
反嘴长脚鹅，在求偶的季节翩翩起舞，舞姿优雅。40年后，也再度返回这里。
这里的鸟类博物馆全年免费开放。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生存条件之一。各种生命有机体互相依存，按照生态学规律和谐地生活在地球上。
一段关于古老田园生活的回忆，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进步？人类再也不会回到农耕社会。但是如果听任肆无忌惮的现代消费方式征服一切，向自然作无度的索取，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想要回头已经太晚。
在丹麦丰饶的国土上，农田占了四分之三的面积，大片精心耕作的谷物并非人的口粮，而是牲畜的饲料。这里运行着当今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现代农业，人均肉类和谷物的生产量世界第一，猪肉出口世界第一。（图1）
走近丹麦世界最先进的生猪屠宰厂，第一个疑问就是，杀猪厂为何需要这么多烟囱？
丹麦的大型生猪屠宰厂共有13个。节能降耗的成绩非常明显，从1981年到2007年，生猪宰杀的数量提高了48％，而总能耗下降了28％，总耗水量下降了54％，每只猪的平均耗能、耗水量都在逐年下降。
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猪粪产生的臭味除掉。虽然这种臭味对人体无害，但会影响周围居民生活的舒适度，从而引起投诉。屠宰厂烟囱，正是为了将气体排放的位置升高，以免周边居民闻到气味。但是，仅仅加高烟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排放的气体进行过滤处理，而且要接受专门机构的采集和检验。
丹麦的肉类研究所由政府和肉联企业合作建立。从屠宰厂或养猪厂收集来的气体分别接入到三个不同的嗅觉试验端口，与正常空气进行对照。每个测试者从A、B两个出气口交替给气味测试。试验人员会不断微调有味气体的比例，一旦她们闻到了A口或B口送出的轻微气味，就会给出评判信号。
肉类研究所气味分析师介绍说，我们使用人的鼻子判定臭味的强弱，挑选的评估员鼻子的灵敏度为中等水平，一旦他们闻到了异味，我们就会分析这些臭味的强烈程度，由此计算出臭味对周围居民的影响，寻找解决方案减低臭味，使之减到可接受的水平。
政府机构对屠宰厂周围的臭味程度的结果进行监测，如果超标，可以立即停止其生产。
在车间里，工作人员用探针对每头猪的12个部位进行检测，获得每只猪的脂肪含量、瘦肉率等十多个参数后，才自动计算每头猪的价格。每一道切割工序都由电脑控制，自动测量，精确下刀，并按照不同市场的要求细致分类。例如，日本人喜欢里脊肉；美国人喜欢猪排；瑞典是后臀的主要市场；德国人更喜食母猪肉；而猪蹄、耳朵、尾巴是中国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屠宰中产生的油脂并不能直接燃烧，而是运到专门的油脂提炼厂处理。这里每年生产5万吨生物柴油，再送到屠宰厂，成为热水锅炉的燃料。所有的冲洗用水，也都是经过净化消毒，循环使用。
在血淋淋的屠宰机器面前，竟然有小学生前来参观。或许在一个畜牧业主导的农业国度，屠宰文化已被视为基于现实需求的良性传统，无需让孩子们回避。
屠宰厂已不再传出刺耳的猪嚎声、也不再散发恶臭气味。它象征着丹麦农业历史翻到了崭新的一页。而150年前，这个工厂正是丹麦屠宰业最早的诞生地。
当时在豪森附近住着很多农民，他们决定建一个屠宰场。通过协商，确定了成本如何分担，谁来运送活猪等事宜。19世纪后期，这种初级、简单的农业合作体诞生。
美国太平洋大铁路在1869年建成通车，间接造成了丹麦农业的崩溃。50万丹麦农民面临破产，其中三分之一移民去了美国等富裕国家；三分之一到城市打工；剩下的三分之一只能选择转产，从事价值更高的畜牧业。农民们自己组织的合作社便自然形成。但是，与种粮食相比，饲养奶牛和肉猪都需要大笔投资、还需要兽医技术。
以今天雄视肉类市场的“丹麦王冠”为例，这个庞大的企业就是由13000多个养猪户所拥有。丹麦农业联合体，成为全世界独树一帜的农业运营体制。
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化肥和杀虫剂的使用，在丹麦迅速得到普及。
农民的好日子来临了。1972年，丹麦正式加入欧盟，整个欧洲市场向丹麦的农产品敞开大门，并且给予优惠补贴。几乎一夜之间，丹麦农产品涨价30％以上。收入大涨的农民，为提高产量投入了更多的机械、化肥和农药。
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向大自然过度索取，丹麦水流量最大的斯凯恩河，就曾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农垦改造。
千百年来，斯凯恩河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形成一片三角洲冲击平原。河水丰沛的湿地生态系统，让各种各样的动物互相依存、自由栖息。而斯凯恩河两岸的农民，世代在这里开垦田地，期望开垦更多的土地获取收成。
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围河造田”。从1962年起，用了4年时间，把弯弯曲曲的河道取直，河水被坚固的人工堤坝牢牢约束起来，像一条高速公路径直流向海湾。
但是一场灾难性的危机，却很快迫近了斯凯恩河流域。
大量化肥和农药使河水受到污染。新建的养鱼场排出的废水，加剧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更有屠宰厂的血色污水直接流入河中。随着湿地的消失，干燥的土壤出现了沙化现象。更重要的是，大量生存在湿地环境中的生物突然消失了。斯凯恩河成了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谷”。
20世纪7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化工厂会破坏环境，农业生产怎么可能毒害环境呢？然而，一场严重风波发生在1984年夏天。
政府环境监测部门发现，丹麦周边海域波罗的海和北海，以及内陆的海湾和湖泊水质大幅下降。氮和磷的含量大大超标；蓝藻与红藻在多处爆发；死亡的鱼和龙虾频频出现，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反应。
在此之前，丹麦农民是受到高度尊重的社会群体。国家的预算盈余来源于他们，他们坐在最大公司的董事会里，投资了世界最先进的科研机构。而如今，农民变成了破坏环境的“罪人”，受到社区和邻居们的冷眼对待。
此刻，在一个靠近德国边境的乡间农场，罗汉森和他的父亲及妻子勤勤恳恳喂养着他们的奶牛和母鸡。直到有一天，父亲被发现罹患了晚期胃癌。1986年春天，父亲离他们而去。6个月后，灾难再次降临，9个月大的小女儿也不幸夭折。
当时，罗汉森的农场使用农药和化肥已有10年，夫妻俩确信亲人的死亡与化学物的污染有关。他们决心从此拒绝使用农药和化肥，走有机农业的路。当时，虽然丹麦已经有环保机构在推广有机农业，但受到农民联合会的强烈抵制，难以实施。因此，罗汉森夫妻只能买很多的书来阅读，并且驾车前往瑞士和德国，向那里率先实施有机农业的先行者请教。
此后整整10年，丹麦的农民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转折时期。首先是政府严格限制了每个农庄的牲畜饲养量，控制农民的饲养规模。其次，逐步开始对杀虫剂征税，限制化肥的使用量。农民们在舆论和法规的双重压力下，开始改变生产方式。
比如，氮和磷是农作物生长的必须养分。农田中施加的氮肥和磷肥，如果超过了农作物的吸收量，就会沉留在土壤中，随雨水进入河流水系。
罗汉森的有机农场完全停止使用化肥已有20年之久，他的“制胜法宝”之一是三叶草。（图2）
有机养牛户罗汉森介绍说，这种草产生氮，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施加氮化肥了，这种草会自己吸收氮，牛吃的牧草也可以从它这里吸收氮。但是如果只种牧草，就必须用化 肥补氮，如果把它们混在一起种，大自然就会自己解决肥料问题了。
80年代的欧洲，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的呼声越来越高，欧盟成员国都相继制定了限制使用农药和化肥的法规。政府的环境监测机构经常深入农庄，用抽查方式，检测土壤中的化肥和农药成分是否超过标准。
1987年，丹麦政府终于立法确立了有机农业的合法地位。2000年，全体农民向社会承诺，不再使用抗生素作为牲畜的防病、防疫添加剂。
养殖的动物生病了怎么办呢？很简单，立即隔离，请兽医来看。如果奶牛使用抗菌素治疗，它产的奶就要停用，直到体内药物代谢完毕。（图3）
养有机奶牛的头几年，罗汉森很艰难，奶卖不出去，银行不给贷款，邻居们也不理解。罗汉森说，人为什么要吃饭？不仅要长头发、长身体，还要有快乐、会思考。牛也是这样，它们需要阳光和温暖，要吸收来自太阳、宇宙和地球的力量。于是每年春天，他第一次放牛去草地的时侯，成为他的一个节日。
另一个农民家庭对有机农业并不认同。主人盖米尔克先生的另一个身分是丹麦农业委员会主席。
他说，有机农业并不是达到保护环境目标的唯一选择，因为在非有机农场，我们可以把牲畜养在栏舍里，这样能够把所有粪便收集起来保留使用。但是养有机奶牛，就得把牛放到草地上去，结果部分牛粪能够帮助牧草生长，但是部分粪便就此流失浪费掉了。
在他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书卷气，也有政治家的雄辩力，很难想象他来自一个三代务农的大家庭，他归根结底还是农民。他必须自己操作所有的农业机械，驾驶拖拉机和收割机、照料他的小猪、检查谷仓的温度。他的儿子则在附近买了另一个农场，刚刚成为一个独立的农户。
盖米尔克说，丹麦农民有三个与众不同之处。首先，他们都必须是自耕农，也就是说，没有靠出租土地为生的地主，也没有单纯投资农业的资本家，他们是真正意义上参加农业劳动的农场主。第二，他们的田地不能由后代继承，也就是说，儿子必须花钱或是贷款买下整个或是部分农庄，这保证了每一代农民不断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丹麦农民的第三个特征是，具有高等教育水平。
在哥本哈根农学院，前来学习的不仅有农业科研人员，也有未来的农民。丹麦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想要当一个农民，要经过5年的农业高等教育。其中有两年时间是在农庄里实习，熟悉各种不同的农业技能，通过严格考试之后，才能拿到农场经营的资格证书。去一家普通的养猪场看一看，就能了解为什么当农民需要硕士学历。
尼尔森并不是有机农户，他是怎么伺候他的180头母猪呢？
麦克·尼尔森介绍说，他的猪舍共5000平米，看着似乎并不大，因为分成了24个房间，红色的门里是母猪的产房。给小猪断奶的时候，饲料需要精心调配，没有良好的生物学知识是不行的。小猪离开母猪后，将学会自己进食、压开阀门喝水。
在猪舍里垂吊着一个小物件，上面挂着几根橡皮管，被小猪们啃来咬去。原来，圈养的猪都爱互相咬尾巴，以往养猪场都特意把小猪的尾巴切除，以免它们互相撕咬造成流血，引起感染。但是根据近年实施的动物福利法，切除尾巴会给猪带来伤害和痛苦，是被禁止的，因此，这些橡皮玩具就替代猪尾巴成为小猪们的玩具。
每头小猪出生14天后，就要离开母猪的喂养。再生长7个星期，体重达到30公斤时，就作为仔猪出售。每年这里卖出的仔猪有18000头。
母猪的任务并不轻松，它们在产前5天进入产房，生完小猪后抚育幼猪14天，再休息2周，就要继续接受人工授精。这里的每袋精液都来自专业的种猪站。丹麦猪肉能够保持世界最好的品质，拥有最优势的遗传特性，正是靠它来传递的。
电脑系统会自动识别怀孕母猪的身份，按照调配好的饲料给它送食，并且记录它每餐的进食量。所有的母猪生长数据都保存在电脑里。比如一只母猪共生了几窝小猪、她进食多少、小猪重量多少，全有记载。（图4）
在丹麦之所以当一个农民需要接受5年高等教育，原来管理这样一个养猪场，要比管一个工厂需要的知识更全面。若不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个养猪户需要使用这么复杂的农业机械，同时，他还必须是饲养员、营养师、兽医、驾驶员和机车修理工。
尼尔森虽然没有加入有机农场的行列，但他的田里种了70公顷有机燕麦。他将猪的粪便仔细收集储存，以减少对化肥的使用。
尼尔森介绍说，他种的每种谷物都有施肥限量，冬小麦每公顷施180公斤氮肥；春大麦施肥120公斤；冬大麦是160公斤。
尼尔森的心愿是多挣点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每年有时间去度假。
与尼尔森相比，有机养牛户罗汉森的头脑中，会更多地思考精神、哲学问题，生命的意义。2006年，他的奶场被评为“丹麦最绿色奶场”，今年他又获得了金奖。不过，比金奖更重要的是消费者能否接受有机农产品。
究竟有多少消费者在购买有机食品呢？在超市里，各种食品包装上可以发现不同的有机食品标志，这里还有有机奶厂出产的酸奶。
据统计，在丹麦牛奶市场上，有机奶已占25％－30％。在瑞典的超市，有机食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很多食品包装上干脆印上了农民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和生产者的照片。以最直接的方式给消费者一份承诺，不仅对质量负责，更对环境负责。
但是，也有人发出疑问：有机农业真是我们的未来吗？
或许，有机食品不是饥饿者的选择，但是，它让有能力的人出更高的代价，换取自身的健康和更好的地球环境，显示了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斯凯恩河道改造带来的生态恶果，日益受到公众质疑。
将耕地重新复原成草甸与湿地、还原自然的提议，受到当地农民的激烈反对。
经过长久的辩论，丹麦议会终于在1987年通过决议，重建斯凯恩河天然湿地。恢复河道的工程从1999年正式启动，拆除人工渠，恢复河流原貌。
通过不同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到：1871年的草甸面积；90年代几乎消失的草甸；河道修复后，重现绿色的草甸。
2008年夏末，在斯凯恩河道完成首期修复工程6年后，这里已经变成游客最喜爱的休闲观光之地。大片的农田消失了，湿地水草丰盛，河流清澈。（图5）
假如你想渡过一条小河，一条摆渡船就能够帮你完成心愿。缆绳把船从对岸拉过来，你再拉着缆绳把自己摆渡到对岸。船上备着救生衣，很安全。
人们在创造一切条件呼唤鸟类的回归。那些多年前消逝的飞翔的翅膀、悦耳的鸣叫声，是否能够再度回来？
河道修复之后，当地已有250多种鸟类前来栖息。鸟的种群数量还在迅速扩大。似曾相识的双冠鸊鷉，头顶的一对羽冠是最漂亮的装饰。40年前成双成对地在水中觅食、在草丛中筑窝，如今它们回来了。（图6）
反嘴长脚鹅，在求偶的季节翩翩起舞，舞姿优雅。40年后，也再度返回这里。
这里的鸟类博物馆全年免费开放。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生存条件之一。各种生命有机体互相依存，按照生态学规律和谐地生活在地球上。
一段关于古老田园生活的回忆，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进步？人类再也不会回到农耕社会。但是如果听任肆无忌惮的现代消费方式征服一切，向自然作无度的索取，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想要回头已经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