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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我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市象湖镇河背街严屋村。我的堂祖父严庆堤是一员开国少将,曾经出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政委。我的祖父严庆丰也是一名红军高级干部,可惜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走完了长征全程,却在甘肃境内遭遇土匪袭击,不幸壮烈牺牲。我的伯父年轻时曾受毛泽东主席的指派,带人上山砍伐木头,修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和旁边的防空洞……作为红军的后代,我从小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红色文化的熏陶,对红色历史和红色文物情有独钟。
1982年,我偶然得知苏区也曾实行过供销合作股份制,而且有个赣县老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印有马列头像的股票凭证。我一听,不由得眼睛一亮,心想若能把此等票证、实物收藏到手,岂不是等于收藏了一段“有形”的历史?我拿定主意,当即搭车匆匆前往赣县,颇费一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几经考证,证实这张由联合消费合作总社发行的、面值二角的彩色版苏区股票,果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当时尚属首次发现。
1984年5月,我因对苏区消费合作社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借调进京,受聘担任《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丛书编辑。1986年借调期满,我从北京返回瑞金,旋即被安排在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1987年又被调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任专职编研干部。如此频繁的工作调动,正好给了我更多接触珍贵史料和文物的机会,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历史专业知识和文物鉴赏水平。
1998年,我因工作需要,再次被调动到瑞金市人民法院,受托负责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和苏区审判史陈列馆。为了收集相关的资料和文物,我一路风尘仆仆走访了原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陕苏区和遵义、延安等地,行程上万公里,为期七八个月,收集到了大量珍贵文物和约100多万字的重要资料,拍摄了近100个胶卷,从而确保了旧址和陈列馆如期完工,并复原陈列。
如果说史学研究是一项劳心费神的差事,那么文物收藏则是一门耗资伤财的营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作支撑,依靠个人微薄的工资显然无济于事。早在1989年,我在壬田镇发现了一块清朝道光年间的瑞金县官府大印,当时因财力不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块稀世珍宝被文物贩子买走。官府大印的流失,成了我痛惜一生的心病;囊中羞涩的尴尬,也常令我苦恼不已。但我一介文弱书生,别无生财之道,惟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结合文物收藏著书立说,再把稿酬用于文物收藏,来一个“以藏养藏,以文养藏”,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999年春,我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终于以1200元的价格,从一个文物贩子手里买下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随后,我相继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考证文章,稿费收入基本上跟购买文物的成本持平。
有时候,我也会拿出一些多余的藏品跟同行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想方设法增加文物收藏的种类。我曾用一张清代的雕花床,换取了一枚会昌县苏维埃政府的印章;用抗战时的路条交换古钱币,又用古钱币交换苏区时期的手雷、土炮、布证、银票……有不少人见我不谋私利,醉心于文物收藏、文化传播事业,深表敬佩,纷纷主动向我提供有价值的文物或文物信息。我收藏的一块重达150公斤的明代石雕,就是一群农民工自告奋勇,义务用板车运送到我家里的。
随着当地休闲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我紧跟形势,收藏地域从瑞金扩大到整个赣南,收藏种类也从红色文物拓展到古代及客家历史文物。2003年4月,我深入赣南著名的客家古村落、清代理学家罗有高的故乡——九堡镇密溪村,收藏到了两块罗有高著作的樟木质木刻印板,为研究赣南客家史、经济发展史,开辟密溪古村落旅游线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0多年来,我通过各种途径、不同方式,收藏了十几个门类约一万余件文物、史料,另有藏书6000余册,其中大多为精品、孤品,光是国家三级以上的文物就有200多件。为了向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展示、发现、保存文物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使个人收藏品社会化,最终实现弘扬红色精神、传承历史文化的目的,2000年1月,我在自己家里创办了全省首家个人博物馆,2003年5月,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旁边,投资兴建了一座瑞金市客家文化民俗艺术博物馆。
2008年3月,我依托博物馆的资源优势,联合有关部门策划、举办了“红都瑞金首届民间古玩艺术收藏品交流会”,周边五省46县市约300多名收藏爱好者,欣然携带近万件藏品赴会,交易场面相当火爆。交流会的成功举办,有力地促进了民间收藏与交流,一个初具规模的古玩艺术品交流市场,正在红都瑞金悄然形成。
近年来,全国各地上门向我求购文物的人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我家的门坎,亲朋好友们都劝我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妨趁机发它一笔横财,但我明确表示:我收藏文物不是为了换取物质上的享受,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承历史文化。无论我的藏品值多少钱,它都是属于红土地和客家人民的,我迟早会毫无保留地把它交给国家,或比我更适合收藏的人!
坐拥无价之宝,却过着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日子,别人都戏称我是收藏历史的“负翁”……
(责编:石晓)
1982年,我偶然得知苏区也曾实行过供销合作股份制,而且有个赣县老人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印有马列头像的股票凭证。我一听,不由得眼睛一亮,心想若能把此等票证、实物收藏到手,岂不是等于收藏了一段“有形”的历史?我拿定主意,当即搭车匆匆前往赣县,颇费一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几经考证,证实这张由联合消费合作总社发行的、面值二角的彩色版苏区股票,果然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在当时尚属首次发现。
1984年5月,我因对苏区消费合作社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被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借调进京,受聘担任《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丛书编辑。1986年借调期满,我从北京返回瑞金,旋即被安排在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1987年又被调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任专职编研干部。如此频繁的工作调动,正好给了我更多接触珍贵史料和文物的机会,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历史专业知识和文物鉴赏水平。
1998年,我因工作需要,再次被调动到瑞金市人民法院,受托负责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和苏区审判史陈列馆。为了收集相关的资料和文物,我一路风尘仆仆走访了原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川陕苏区和遵义、延安等地,行程上万公里,为期七八个月,收集到了大量珍贵文物和约100多万字的重要资料,拍摄了近100个胶卷,从而确保了旧址和陈列馆如期完工,并复原陈列。
如果说史学研究是一项劳心费神的差事,那么文物收藏则是一门耗资伤财的营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作支撑,依靠个人微薄的工资显然无济于事。早在1989年,我在壬田镇发现了一块清朝道光年间的瑞金县官府大印,当时因财力不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块稀世珍宝被文物贩子买走。官府大印的流失,成了我痛惜一生的心病;囊中羞涩的尴尬,也常令我苦恼不已。但我一介文弱书生,别无生财之道,惟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结合文物收藏著书立说,再把稿酬用于文物收藏,来一个“以藏养藏,以文养藏”,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999年春,我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终于以1200元的价格,从一个文物贩子手里买下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随后,我相继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考证文章,稿费收入基本上跟购买文物的成本持平。
有时候,我也会拿出一些多余的藏品跟同行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想方设法增加文物收藏的种类。我曾用一张清代的雕花床,换取了一枚会昌县苏维埃政府的印章;用抗战时的路条交换古钱币,又用古钱币交换苏区时期的手雷、土炮、布证、银票……有不少人见我不谋私利,醉心于文物收藏、文化传播事业,深表敬佩,纷纷主动向我提供有价值的文物或文物信息。我收藏的一块重达150公斤的明代石雕,就是一群农民工自告奋勇,义务用板车运送到我家里的。
随着当地休闲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我紧跟形势,收藏地域从瑞金扩大到整个赣南,收藏种类也从红色文物拓展到古代及客家历史文物。2003年4月,我深入赣南著名的客家古村落、清代理学家罗有高的故乡——九堡镇密溪村,收藏到了两块罗有高著作的樟木质木刻印板,为研究赣南客家史、经济发展史,开辟密溪古村落旅游线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0多年来,我通过各种途径、不同方式,收藏了十几个门类约一万余件文物、史料,另有藏书6000余册,其中大多为精品、孤品,光是国家三级以上的文物就有200多件。为了向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一个展示、发现、保存文物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使个人收藏品社会化,最终实现弘扬红色精神、传承历史文化的目的,2000年1月,我在自己家里创办了全省首家个人博物馆,2003年5月,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旁边,投资兴建了一座瑞金市客家文化民俗艺术博物馆。
2008年3月,我依托博物馆的资源优势,联合有关部门策划、举办了“红都瑞金首届民间古玩艺术收藏品交流会”,周边五省46县市约300多名收藏爱好者,欣然携带近万件藏品赴会,交易场面相当火爆。交流会的成功举办,有力地促进了民间收藏与交流,一个初具规模的古玩艺术品交流市场,正在红都瑞金悄然形成。
近年来,全国各地上门向我求购文物的人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我家的门坎,亲朋好友们都劝我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妨趁机发它一笔横财,但我明确表示:我收藏文物不是为了换取物质上的享受,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承历史文化。无论我的藏品值多少钱,它都是属于红土地和客家人民的,我迟早会毫无保留地把它交给国家,或比我更适合收藏的人!
坐拥无价之宝,却过着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日子,别人都戏称我是收藏历史的“负翁”……
(责编:石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