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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最好从书末尾的“致谢”一栏看起。
在致谢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紧接着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接下来是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区地方大员，国有大企业老总以及各行业精英。
致谢名单用五号字体整整排了三页以上，共有300多位，其中省部级官员100位以上。尽管如此，作者仍然“担心还是会有人没有包含在内”。
这本书的中文名为《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即将于近日出版。而该书英文版则将随后由约翰威立出版社于2009年2月在全球发行。
2008年12月22日，该书中文版在北京举行出版座谈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邢贲思、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数十位部级高官与会，阵容可谓豪华。
究竟是哪位作者，拥有如此能量?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此人并不陌生——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2005年他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该书发行110万册，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影响流布海内外，声势甚广。
两年后，《中国30年》这部新著，无论从作者的身份，还是从题材以及采访内容来看，都无法不吸引读者的目光。
他的生活十之七八与中国有关
1989年初，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库恩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这是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他。
“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如此眼花缭乱的头衔加在一个人的身上，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库恩受之坦然。
目前，他的正式身份是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高级顾问，专责跨国公司策划并执行在华战略；他是全球体育、传媒和娱乐公司国际管理集团（IMG）高级合伙人，库恩基金会董事长；他还是克莱蒙大学研究生院理事，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分会会员。
65岁的库恩出版的图书超过25部，内容涉及科学、投资以及传记等。
1989年初，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库恩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这是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他。
库恩是位犹太人，“他喜欢追求新知识和新挑战。而中国日益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间，这种宏大的国际环境也推进了他研究中国的兴趣。”库恩的中方合作伙伴朱亚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从那以后，库恩每年都会到中国，至今已经不下百余次，走过了中国20多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
向世界介绍中国成了库恩的一项重大兴趣并为之投入许多精力。1997年，他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合作，筹集150万美元，拍摄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14个故事全方位反映中国现实。
他建立库恩基金会，组织“中美媒体高层论坛”，鼓励中美两国高级传媒人互相“换位思考”。
他出版《中国制造》一书，继续讲述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在2000年千禧年首脑会议期间，他又协助有关方面，在美国11个城市进行了长达25天“地毯式”的中国文化交流活动。
《江泽民传》则是他的第五项工作。2000年8月15日下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著名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库恩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程，但是结果让他感到异常沮丧。
“华莱士的提问对江先生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
和中国已有10多年接触的库恩于是决定动笔写作《江泽民传》，让美国人通过了解一个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史来真正的了解中国。
这本书也让库恩真正为中国人所知。他的人生也因此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现在的生活内容起码百分之七八十与中国有关。”朱亚当说。
120多人的采访名单
在《中国30年》序言中库恩记叙了一件事情。2006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是不期而至，但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仍然挤出时间与库恩见面。习近平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一种感激之意”。
朱亚当在费城天普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1994年就开始与库恩一起工作，那时他只有20多岁，先是作为库恩的翻译，后来成为库恩形影不离的中方合作伙伴。
在写作《江泽民传》和《中国30年》这两部书当中，除了不参与执笔，从策划、联系采访到翻译，朱亚当均全程参与，“我的角色大概类似于总制作人吧。”他说。
朱亚当介绍说，库恩一开始并没有写作《中国30年》的计划。“2007年12月9日，一位官员朋友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问及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并提到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
对于这个提议，“库恩觉得难度太大，他的想法是可以在《纽约时报》或者《新闻周刊》上写几篇文章。”朱亚当说。
但是朱亚当觉得这个建议值得一试，他将库恩从90年代就开始采访的资料浏览了一遍之后，增加了这样的信心，“素材已经不少，接下来只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采访。”
库恩和朱亚当列出了一份120多人的采访名单，但是这时已经是2008年1月份。之后是春节和中国的两会，“所以真正的采访从3月份才开始，最后的采访直到11月份才完成”。
库恩告诉本刊记者，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选择关键的采访。“其一，我采访了那些曾亲身参与了早期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如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他是1977年到1978年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是一位中心人物，而正是“真理标准讨论”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我希望能在当今中国的每一个重要领域内采访起码一位专家。”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如何能够完成如此高端的采访任务?朱亚当说，库恩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使得他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高层人脉，并也因此获得信任。“官方对我们最根本的认识，他们知道我们是比较负责任的。最近还有一位很高级的领导人对我说，你和库恩真不容易，近20年来一直不停地做这项工作。”
也正因此，库恩在中国受到比较高的礼遇。在《中国30年》序言中库恩记叙了一件事情。2006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是不期而至，但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仍然挤出时间与库恩见面。习近平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一种感激之意”。 库恩与许多高官建立了私人友谊，这为采访打开了方便之门。
朱亚当说，“当然，一开始也有一些官员有犹豫，毕竟这跟私下交流不一样。也有拒绝的，有的碍于他们现在的位置，觉得不太方便抛头露面。”
采访经历一波三折
我们要找到一些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挑战的内容，同时要让西方的读者感兴趣，掏三四十美金来买。如何定位，不好把握。
采访如此众多的高官，有怎样的体验?“我这么说吧，有很多故事。有的采访经历了一波三折，有的是采访完之后在书中没有署名的，比如受访者位置比较敏感，不便署名。”
每次采访，库恩一般会提前拟出采访提纲给受访者，“我们提出三四十个问题，受访者可能会选择二三十个作答，很少有百分之百回答的。”
采访后，库恩会把录音文档留给受访者或者他们的秘书。“然后进行整理，访谈毕竟是口头的东西，我们会做些调整。有些年事已高的领导，可能会记错数字和年月日，我们要进行核实。之后发回受访者看，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更多的是补充。”
写作此书的难度在于，“首先，这不是一本编年体著作，最大的困惑是，我们要找到一些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挑战的内容，同时要让西方的读者感兴趣，掏三四十美金来买。如何定位，不好把握。”
其次是如何把受访者说的话准确地用英文表达出来。库恩并不精于中文，“而大部分的受访者使用中文。翻成英文，一方面准确性是个大难题，领导人最不希望被更改原话。但是如果直译成英文，又很难被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所以需要把他们的语言用通俗易懂的英文写出来。这是我们碰到最大的挑战。”
朱亚当说，某些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原始素材来写的话，不但达不到目的，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他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某省领导率领招商团在美国做招商活动主题发言，在40分钟的时间里他用20分钟讲类似政治报告的内容，使得200多位在座的嘉宾听得兴味索然。
“在中国这可以理解，但是美国的听众一定会觉得这与我无关。写书也是这样，西方人关注周期很短，开头看不下去，可能就把书放下来了。所以我们要追求可读性，如果完全强调全面，那中央文献研究室来做最好。”
第三个挑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采访这么多位高端人士，“那么多中央委员，为什么采访这位，不采访那位，你一定能想象到，很难进行抉择，采访的面不好把握。”
库恩事先联系过一些西方出版公司，他们的反馈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库恩还是赶在2008年的尾声做到了。
在做完所有采访后，库恩说，他只有五个月的时间来写作，最后完成初稿共41万英文字，翻译成中文后超过80万字。“我每天写作15～18个小时，几乎所有用餐都是在电脑旁边完成。“我的家人就说，整整一年，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后脑勺。”
12月27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中文版出版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拿到了《中国30年》的样书，全书486页，共49万字。红色的封面大方醒目，延续了《江泽民传》的设计风格。
高官的生活和个人细节有所删减
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
朱亚当说，中文版出版方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了一些删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施宏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英文版里有一些介绍中国文明和传统的内容，我们就去掉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是常识。”
此外，朱亚当介绍，相关部门也做了适当调整，“比如高官的生活和个人细节，就删掉了一些。所以英文版会更活泼一点。”
有些方面仍难纳入书中，这令朱亚当稍感遗憾，“其实有些问题可以用外国人的角度来写一下。中国的国民已经很成熟。”
最终面世的中文版中，库恩将书分为五编，第一编是“改革的指导原则”，他用四章来阐述，分别是“自尊”、“稳定”、“责任”和“远见”。
第二编为“改革的历史脉络”，由文革一直写到科学发展观。第三编为“改革的运行机制”，其中包括“经济改革”、“地方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
第四编，库恩写了“各部门的改革”，从银行、科技、教育写到宗教。最后一编是“改革的未来前景”，包括经济前景，政治未来以及对中国威胁论的探讨等。
虽然放弃了“全面性”，不过，反映在此书中，库恩的视野仍然不失宽广。他写到了瓮安事件，写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强国论坛与网民交流，还写到人们呼吁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等当下的热点话题。
全书的基调以叙述为主，不过库恩仍不时流露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在第27章中他写到，“国际上的媒体经常问我：中国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采访我的人大概认为，最大的变化是经济。我纠正了这种看法，说：不，中国最大的变化并非经济。经济改革带来的转型尽管迅猛，但只是中国第二大的改变，改革所孕育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对国家与未来的信心。”
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库恩也大胆做出判断。“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没有人雇得起我
作为犹太人的库恩非常注重家庭，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每天必定要给90多岁的老母亲打电话问候，“这跟中国人很像”。
无论是《江泽民传》还是《中国30年》，都很少涉及负面内容。尽管库恩一再强调自己是想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他仍然被戴上了一顶“亲共”的帽子。在英文“维基百科全书”上，他的条目被加上了“共产主义的”这样的前缀。
“库恩说，不是共产党雇我做的，谁也雇不起我。”朱亚当说，库恩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出于激情，“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不需要靠写书挣钱。他将《江泽民传》的一半版税捐给了中国的慈善事业。”
写《中国30年》，朱亚当说，这也不是库恩和他的全职工作，“人家度假、打高尔夫或唱卡拉OK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挤出时间来做这项工作。但因为有激情，所以也干得高效。”
那么，库恩能否达到这样的目标，让西方彻底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呢?“说心里话，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会因为一本书和一部电视片就能改变什么。但是万里长征，总有些人要去走。一步步走吧!”
朱亚当说，在美国，库恩起码填补了一个空白，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观察者。“美国的好处是不论正方和反方都有发言的舞台。”
库恩经常被邀请到电视台做节目，而且总是扮演“反方”。“一次，在一个电视访谈上，库恩与一位参议员讨论中国。这位参议员从未到过中国，但经常批评中国。节目中，双方唇枪舌剑，库恩问了一句，‘请问参议员，您到过中国吗?’参议员无言以对。”
“美国人还是很理性和成熟的。观众虽然认为库恩的观点是少数，但是他们看到库恩到过中国这么多次，走过那么多地方，也会认为他讲的有一定道理。”朱亚当说，“因此，在美国，库恩和我，可以说‘孤单但不孤独’。”
在库恩的带动下，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热爱中国的生活小圈子。库恩乐在其中。
作为犹太人的库恩非常注重家庭，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每天必定要给90多岁的老母亲打电话问候，“这跟中国人很像”。
“现在，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比他爱人还多，”朱亚当说，“我们有个约定，不管我们俩谁先离开人世，剩下的一个还是要继续推进这项事业——用不同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
在致谢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紧接着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接下来是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区地方大员，国有大企业老总以及各行业精英。
致谢名单用五号字体整整排了三页以上，共有300多位，其中省部级官员100位以上。尽管如此，作者仍然“担心还是会有人没有包含在内”。
这本书的中文名为《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即将于近日出版。而该书英文版则将随后由约翰威立出版社于2009年2月在全球发行。
2008年12月22日，该书中文版在北京举行出版座谈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邢贲思、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数十位部级高官与会，阵容可谓豪华。
究竟是哪位作者，拥有如此能量?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此人并不陌生——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2005年他的著作《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该书发行110万册，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影响流布海内外，声势甚广。
两年后，《中国30年》这部新著，无论从作者的身份，还是从题材以及采访内容来看，都无法不吸引读者的目光。
他的生活十之七八与中国有关
1989年初，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库恩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这是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他。
“国际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作家”、“编辑”、“学者”、“科学家”、“私人投资家”和“慈善家”，如此眼花缭乱的头衔加在一个人的身上，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库恩受之坦然。
目前，他的正式身份是花旗集团全球投资银行高级顾问，专责跨国公司策划并执行在华战略；他是全球体育、传媒和娱乐公司国际管理集团（IMG）高级合伙人，库恩基金会董事长；他还是克莱蒙大学研究生院理事，美国科学促进会科学自由和责任分会会员。
65岁的库恩出版的图书超过25部，内容涉及科学、投资以及传记等。
1989年初，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库恩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这是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他。
库恩是位犹太人，“他喜欢追求新知识和新挑战。而中国日益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间，这种宏大的国际环境也推进了他研究中国的兴趣。”库恩的中方合作伙伴朱亚当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从那以后，库恩每年都会到中国，至今已经不下百余次，走过了中国20多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
向世界介绍中国成了库恩的一项重大兴趣并为之投入许多精力。1997年，他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合作，筹集150万美元，拍摄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14个故事全方位反映中国现实。
他建立库恩基金会，组织“中美媒体高层论坛”，鼓励中美两国高级传媒人互相“换位思考”。
他出版《中国制造》一书，继续讲述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在2000年千禧年首脑会议期间，他又协助有关方面，在美国11个城市进行了长达25天“地毯式”的中国文化交流活动。
《江泽民传》则是他的第五项工作。2000年8月15日下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著名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库恩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程，但是结果让他感到异常沮丧。
“华莱士的提问对江先生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
和中国已有10多年接触的库恩于是决定动笔写作《江泽民传》，让美国人通过了解一个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史来真正的了解中国。
这本书也让库恩真正为中国人所知。他的人生也因此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现在的生活内容起码百分之七八十与中国有关。”朱亚当说。
120多人的采访名单
在《中国30年》序言中库恩记叙了一件事情。2006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是不期而至，但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仍然挤出时间与库恩见面。习近平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一种感激之意”。
朱亚当在费城天普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从1994年就开始与库恩一起工作，那时他只有20多岁，先是作为库恩的翻译，后来成为库恩形影不离的中方合作伙伴。
在写作《江泽民传》和《中国30年》这两部书当中，除了不参与执笔，从策划、联系采访到翻译，朱亚当均全程参与，“我的角色大概类似于总制作人吧。”他说。
朱亚当介绍说，库恩一开始并没有写作《中国30年》的计划。“2007年12月9日，一位官员朋友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问及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并提到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
对于这个提议，“库恩觉得难度太大，他的想法是可以在《纽约时报》或者《新闻周刊》上写几篇文章。”朱亚当说。
但是朱亚当觉得这个建议值得一试，他将库恩从90年代就开始采访的资料浏览了一遍之后，增加了这样的信心，“素材已经不少，接下来只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采访。”
库恩和朱亚当列出了一份120多人的采访名单，但是这时已经是2008年1月份。之后是春节和中国的两会，“所以真正的采访从3月份才开始，最后的采访直到11月份才完成”。
库恩告诉本刊记者，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选择关键的采访。“其一，我采访了那些曾亲身参与了早期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如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他是1977年到1978年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是一位中心人物，而正是“真理标准讨论”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我希望能在当今中国的每一个重要领域内采访起码一位专家。”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如何能够完成如此高端的采访任务?朱亚当说，库恩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使得他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高层人脉，并也因此获得信任。“官方对我们最根本的认识，他们知道我们是比较负责任的。最近还有一位很高级的领导人对我说，你和库恩真不容易，近20年来一直不停地做这项工作。”
也正因此，库恩在中国受到比较高的礼遇。在《中国30年》序言中库恩记叙了一件事情。2006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是不期而至，但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仍然挤出时间与库恩见面。习近平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一种感激之意”。 库恩与许多高官建立了私人友谊，这为采访打开了方便之门。
朱亚当说，“当然，一开始也有一些官员有犹豫，毕竟这跟私下交流不一样。也有拒绝的，有的碍于他们现在的位置，觉得不太方便抛头露面。”
采访经历一波三折
我们要找到一些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挑战的内容，同时要让西方的读者感兴趣，掏三四十美金来买。如何定位，不好把握。
采访如此众多的高官，有怎样的体验?“我这么说吧，有很多故事。有的采访经历了一波三折，有的是采访完之后在书中没有署名的，比如受访者位置比较敏感，不便署名。”
每次采访，库恩一般会提前拟出采访提纲给受访者，“我们提出三四十个问题，受访者可能会选择二三十个作答，很少有百分之百回答的。”
采访后，库恩会把录音文档留给受访者或者他们的秘书。“然后进行整理，访谈毕竟是口头的东西，我们会做些调整。有些年事已高的领导，可能会记错数字和年月日，我们要进行核实。之后发回受访者看，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更多的是补充。”
写作此书的难度在于，“首先，这不是一本编年体著作，最大的困惑是，我们要找到一些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挑战的内容，同时要让西方的读者感兴趣，掏三四十美金来买。如何定位，不好把握。”
其次是如何把受访者说的话准确地用英文表达出来。库恩并不精于中文，“而大部分的受访者使用中文。翻成英文，一方面准确性是个大难题，领导人最不希望被更改原话。但是如果直译成英文，又很难被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所以需要把他们的语言用通俗易懂的英文写出来。这是我们碰到最大的挑战。”
朱亚当说，某些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原始素材来写的话，不但达不到目的，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他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某省领导率领招商团在美国做招商活动主题发言，在40分钟的时间里他用20分钟讲类似政治报告的内容，使得200多位在座的嘉宾听得兴味索然。
“在中国这可以理解，但是美国的听众一定会觉得这与我无关。写书也是这样，西方人关注周期很短，开头看不下去，可能就把书放下来了。所以我们要追求可读性，如果完全强调全面，那中央文献研究室来做最好。”
第三个挑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采访这么多位高端人士，“那么多中央委员，为什么采访这位，不采访那位，你一定能想象到，很难进行抉择，采访的面不好把握。”
库恩事先联系过一些西方出版公司，他们的反馈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库恩还是赶在2008年的尾声做到了。
在做完所有采访后，库恩说，他只有五个月的时间来写作，最后完成初稿共41万英文字，翻译成中文后超过80万字。“我每天写作15～18个小时，几乎所有用餐都是在电脑旁边完成。“我的家人就说，整整一年，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后脑勺。”
12月27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从中文版出版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拿到了《中国30年》的样书，全书486页，共49万字。红色的封面大方醒目，延续了《江泽民传》的设计风格。
高官的生活和个人细节有所删减
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
朱亚当说，中文版出版方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了一些删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施宏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英文版里有一些介绍中国文明和传统的内容，我们就去掉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是常识。”
此外，朱亚当介绍，相关部门也做了适当调整，“比如高官的生活和个人细节，就删掉了一些。所以英文版会更活泼一点。”
有些方面仍难纳入书中，这令朱亚当稍感遗憾，“其实有些问题可以用外国人的角度来写一下。中国的国民已经很成熟。”
最终面世的中文版中，库恩将书分为五编，第一编是“改革的指导原则”，他用四章来阐述，分别是“自尊”、“稳定”、“责任”和“远见”。
第二编为“改革的历史脉络”，由文革一直写到科学发展观。第三编为“改革的运行机制”，其中包括“经济改革”、“地方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
第四编，库恩写了“各部门的改革”，从银行、科技、教育写到宗教。最后一编是“改革的未来前景”，包括经济前景，政治未来以及对中国威胁论的探讨等。
虽然放弃了“全面性”，不过，反映在此书中，库恩的视野仍然不失宽广。他写到了瓮安事件，写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强国论坛与网民交流，还写到人们呼吁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等当下的热点话题。
全书的基调以叙述为主，不过库恩仍不时流露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在第27章中他写到，“国际上的媒体经常问我：中国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采访我的人大概认为，最大的变化是经济。我纠正了这种看法，说：不，中国最大的变化并非经济。经济改革带来的转型尽管迅猛，但只是中国第二大的改变，改革所孕育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对国家与未来的信心。”
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库恩也大胆做出判断。“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没有人雇得起我
作为犹太人的库恩非常注重家庭，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每天必定要给90多岁的老母亲打电话问候，“这跟中国人很像”。
无论是《江泽民传》还是《中国30年》，都很少涉及负面内容。尽管库恩一再强调自己是想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他仍然被戴上了一顶“亲共”的帽子。在英文“维基百科全书”上，他的条目被加上了“共产主义的”这样的前缀。
“库恩说，不是共产党雇我做的，谁也雇不起我。”朱亚当说，库恩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出于激情，“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不需要靠写书挣钱。他将《江泽民传》的一半版税捐给了中国的慈善事业。”
写《中国30年》，朱亚当说，这也不是库恩和他的全职工作，“人家度假、打高尔夫或唱卡拉OK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挤出时间来做这项工作。但因为有激情，所以也干得高效。”
那么，库恩能否达到这样的目标，让西方彻底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呢?“说心里话，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不会因为一本书和一部电视片就能改变什么。但是万里长征，总有些人要去走。一步步走吧!”
朱亚当说，在美国，库恩起码填补了一个空白，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观察者。“美国的好处是不论正方和反方都有发言的舞台。”
库恩经常被邀请到电视台做节目，而且总是扮演“反方”。“一次，在一个电视访谈上，库恩与一位参议员讨论中国。这位参议员从未到过中国，但经常批评中国。节目中，双方唇枪舌剑，库恩问了一句，‘请问参议员，您到过中国吗?’参议员无言以对。”
“美国人还是很理性和成熟的。观众虽然认为库恩的观点是少数，但是他们看到库恩到过中国这么多次，走过那么多地方，也会认为他讲的有一定道理。”朱亚当说，“因此，在美国，库恩和我，可以说‘孤单但不孤独’。”
在库恩的带动下，他的身边形成了一个热爱中国的生活小圈子。库恩乐在其中。
作为犹太人的库恩非常注重家庭，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每天必定要给90多岁的老母亲打电话问候，“这跟中国人很像”。
“现在，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比他爱人还多，”朱亚当说，“我们有个约定，不管我们俩谁先离开人世，剩下的一个还是要继续推进这项事业——用不同的方式，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