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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概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完成。为了解放和经营西南，早在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先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的时间、任务和组织领导等问题作出了部署。
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首次提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组成西南局，经营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之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各项工作。
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正式发起西南战役;23日，二野途经湖南常德时，中共中央宣布西南局正式成立;30日，西南重镇重庆解放。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区，中共中央西南局也入驻重庆办公，由此开启了西南局对西南的全面领导。
在党中央领导下，西南局为西南政权建立和巩固、经济恢复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党的建设等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取得西南战役全面胜利和推动西藏和平解放。西南局遵照中央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军政兼施、恩威并重，顺利取得了西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歼敌人数多、起义投诚数量大、我军代价小的成功战例。
二是建立和巩固西南新生人民政权。面对错综复杂的执政环境，西南局依靠军管会迅速完成接管任务，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政权建设，通过开展清匪反霸、镇反肃特等运动和城市民主改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三是促进西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南局在农村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城市整顿金融、平抑物价，没收官僚资本、调整工商业，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抓手，带动百业复兴的重大决策，对迅速恢复和发展西南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团结进步。西南局以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保障，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标，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以及人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妥善解决了民族问题，促进了西南边陲的稳定发展，构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
五是加强党的建设。面对党内部分同志滋生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西南局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群众路线，强化制度建设，营造了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950年1月，西南局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人民的”充分体现了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生产的”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放初期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唯有抓住生产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才能保证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这一目标，实际上是解放初期西南局执政理念、施政綱领的第一次公开宣示。
第二年，重庆在这一目标中加入了一个“新”字，进一步表述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并醒目地镌刻于浮图关的崖壁上，以此来号召和激励重庆人民为之不懈奋斗。
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领导下，重庆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顺利完成城市接管和政权建设，及时进行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社会改造运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此外，西南局还特别关心重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组织修建了文化宫、大礼堂、大田湾广场等设施，充分激发了全市人民当家作主的建设热情，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而斗争
解放之初的西南，封建势力和反革命的社会基础还未被彻底摧毁，敌人潜伏的应变组织尚待继续清理，新生的人民政权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并迅速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征粮剿匪
西南解放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土匪特务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与封建势力勾结，以游击战的方式对抗人民政权，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城乡经济交流和物资调拨;同时，财政供养的人数高达200余万人，如果不解决好这200余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局面势必大乱，因此，征粮剿匪成为解放初期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中心任务。
西南的剿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2月至8月，集中兵力，进剿腹心地区和交通要道的股匪。经过7个月作战，共歼匪48万人。第二阶段，1950年9月至1951年6月，会剿各省边沿地区股匪、清剿腹心地区残匪，共歼匪55万人，收复了土匪控制的全部地区，保证了各省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反封建斗争全面展开。第三阶段，1951年7月至1953年12月，进剿黑水地区和中越、中缅边境股匪，追捕匪首、净化西南全区，共歼匪3.3万人。
通过这样的斗争，不仅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征粮任务，基本解决了西南上百万军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的吃饭问题，西南各地的乡村基层政权和人民自卫武装力量也逐步建立了起来，初步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夯实了执政基础。
镇压反革命
1950年冬，根据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精神，西南局开始在城市开展严厉打击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镇压反革命运动。
按照邓小平在西南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要求，西南各地政法机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严厉打击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在镇反运动中，各级人民政府大力宣传党的镇反方针，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镇压反革命是涉及自己翻身做主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大事。于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自动站岗放哨，协助捉拿逃犯，搜捕各类流窜、隐藏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春，西南各地又严令取缔了反动党团组织，抓捕了一批重案在身的反动党团骨干，并对反动党团人员进行了登记。截至1952年7月，西南已基本肃清反革命分子。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共中央应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的请求，出于保卫国家安全的考虑，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为积极投入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运动，邓小平与贺龙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西南军区第一批派遣1个军入朝参战的计划，并决定二野第十五军、第十二军入朝作战。与此同时，西南各地结合各种纪念节日、时事报告会、群众大会等，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示威游行及和平签名运动。截至1951年4月，已有近半数的西南人民参加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和平签名运动，参加1951年“五一”游行示威的群众超过2190万人。
此外，西南各地还相继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组织赴朝慰问团，广大群众纷纷自发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截至1952年2月，仅重庆市人民自愿捐款就达8069.9亿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54架。前线收到来自重庆市民捐献的零星慰问金70亿余元（旧币）、各种慰问品近10万件。
西南各地还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鼓励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战。铜梁县（今铜梁区）的邱少云在上甘岭战役中，为保护潜伏的部队，任凭烈火烧身，直至壮烈牺牲。邱少云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展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土地改革
为了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耕者有其田”，西南局决定，西南的土地改革运动，首先在少数地区试点，然后分三期推进。
第一期从1951年1月至5月初，主要是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完成较好的地区开展，组织了2500名民主人士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支援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并为当年的春耕生产打下了基础。第二期从1951年5月至10月，主要包括54个整县和71个县的一部分乡以及5个城市的市郊区，共计2900个乡的广大地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人口近2400万，约占西南总人口的27%。第三期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2月，共计完成拥有3700万人口的地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涉及人数约占西南总人口的42.6%。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西南的农村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社会各方面的民主改革
西南局在工矿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運动，实现了企业管理民主化。
1951年12月，西南局决定各地于1952年以建筑业、搬运和水上运输业为重点，在城市工矿企业中领导职工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斗争锋芒首先指向企业中的封建把头、恶霸分子和暗藏的土匪头子、特务分子等，少数罪行严重又拒不坦白的人受到法办。此后，西南局又废除了对工人实行人身压迫和封建剥削的规章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生产改革，掀起了增产节约运动。
西南局在城市开展救济失业工人和贫民、收容散兵游勇等工作，并进行禁毒禁赌斗争，净化社会环境。在西南局的领导下，西南各地从1950年9月至1952年底，历时两年多的禁烟禁毒斗争，不仅在物质上禁绝了烟毒，而且在思想上铲除了旧社会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烟毒”。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彻底转变了社会风气，更新了伦理观念，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受害者及其家庭。
此外，西南局还在教育界、文化界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西南局的领导下，西南各地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严格保护，暂维现状，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逐步改革”方针，推动各学校复课，并废止反动教材和反动训导制度，以新的政治课和临时的生活辅导制代之。由此，新民主主义教导合一的教育制度初步建立。文艺界则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提高了旧艺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并用新的观点编创旧戏、创造新的文艺作品，呈现出了“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局面。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山高坡陡、滩险水急，恶劣的交通状况让巴蜀人民苦不堪言。1952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下修建的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开启了西南经济交流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圆了近半个世纪的梦
成渝铁路连结着四川盆地的两大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早在晚清时期，各方势力争夺成渝铁路的修建权和经营权进而控制四川，便是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热点。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政府，提出自修川汉铁路的意向，并于次年设立了官办的铁路总公司。而川汉铁路的西段正是成渝铁路。此后，为筹集修路资金，公司先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并以“租股”方式，按田亩多少分摊到农民头上，让他们出资修路，农民苦不堪言。后因川汉股款不清，铁路改归商办。
正当川汉铁路紧张筹建之际，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代价之一便是出卖川汉铁路的筑路权，这引发了保卫川汉铁路的“保路运动”。清政府继而疯狂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然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许多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抗争得来的筑路权，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束之高阁。几次所谓的动工，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却不见半点铁路踪影。1936年，国民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次年正式开始修筑铁路，但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因全民族抗战爆发，一寸钢轨未铺便停工了。
历史的车轮驶入1949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刚刚解放的西南，由于战争的破坏，城市百业萧条，农村衰败不堪，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重点抓什么？如何抓？考验着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经过深思熟虑，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为了争取中央对兴建铁路的支持，邓小平在向毛泽东的汇报中列举了三个理由。一是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二是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的经济复苏，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三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建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这三点理由从历史的眼光、现实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等多角度，充分阐释了修建成渝铁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项目。
1950年，中央作出了批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
众志成城筑铁路
其实，早在解放西南之前，熟知四川民情的邓小平就在着手谋划西南解放后的建设和发展。
1949年6月和7月，邓小平两次拜访陈毅的堂兄、曾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兵工署沈阳兵工厂中将厂长的陈修和，询问成渝铁路建设的可行性，并邀请这位著名的兵工专家回川参加建设。
邓小平指出，我们进军西南，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而建设西南首先要从交通事业抓起。
1950年3月，西南铁路工程局在重庆嘉陵新村成立。西南军区各部队总共抽调了3万多名工程兵战士，组成了5个修建成渝铁路的军工筑路队。6月15日，盛大的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西南军区操场举行。邓小平亲临开工典礼，并激动地致辞：“四川人民渴望40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随后，贺龙将印有“开路先锋”4个大字的红旗，交到了负责建设成渝铁路的西南军区工兵部队战士代表的手中。
修建工程所遇到的困难，除了自然险阻外，还有猖獗的匪患。在成渝铁路工地沿线，东起巴县、永川，西至简阳和成都郊区的龙潭寺、石板滩，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土匪武装同地主恶霸势力勾结，大肆进行骚扰破坏。高举“开路先锋”大旗的工兵部队战士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修筑铁路的主力军，又是保护工地安全的战斗队。
朝鲜战争爆发后，修筑成渝铁路的工兵部队大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工程指挥部又在四川各地招募了大批失业工人和农村民工。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大量民工在江边、山坡、沟壑，甚至在农户的羊圈、猪栏里安营扎寨。有些民工的卧具仅为一床草席;有的民工衣衫单薄，夜里只得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取暖。然而，施工的艰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缺乏机械设备的困难条件下，他们凭着铁锤、钢钎、炸药、扁担、竹筐和豪情壮志，夜以继日地劈山开路。同时，他们也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了修路中的不少难题。
为解决修路经费短缺的问题，工程技术人员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就地取材，多用价廉的石料，少用钢筋混凝土。除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外，其墩台和其余中小型拱桥、涵洞等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沿线参加修路的民工不计报酬，自带干粮、自备工具，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活。不少人甚至将家藏的寿板、房料等都无偿捐献出来，作为铁路枕木。
为了克服技术难题，加快工程进度，工地上掀起了一股搞发明创造的热潮，先后出现了爆破开山新法、单人冲眼法等。运输方式也由最初的人力扛抬改进为由木牛流马、自造小车搬运，翻板自卸。工地没有起重机，工人便自设葫芦杠杆、绞磨起重、缆绳吊车等。1951年7月，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将施工中出现的新方法、好经验汇编成册，全线推广，大大加快了成渝铁路的施工进度。
带动百业兴旺
成渝铁路开工后，所需的第一批器材被分配给私营机器厂承制的就有500余吨，这使得重庆停工已久的近30家大中型钢铁厂、机器厂又重新开工了，并带动了400余家小型工厂陆续恢复生产。而铁路所需的钢轨、鱼尾板和螺丝钉等器材，全部委托给了西南工业部所属工厂加工生产，这样既能满足筑路的需要，也为大批工业企业带来了生产任务。当时的第29兵工厂、重钢三厂等企业就承担了大量的器材生产任务。其中，成功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的第29兵工厂承担了成渝铁路钢轨生产的全部任务。
经过两年艰苦奋战，1952年6月13日，西起成都、东抵重庆，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贯通。7月1日，重庆和成都两地同时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典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伯承等领导人纷纷题词祝贺。
成渝铁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修筑、全部采用国产器材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奇迹，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它的建成，不仅实现了巴蜀人民半个世纪的夙愿，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时，作为连接川西、川东经济和交通的大动脉，成渝鐵路的建成通车，改变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为沿线资源开发和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四川各地的农副产品如生猪、油料、名酒、药材等，丰富的矿产品资源如原煤、金属矿石等，纷纷被运销至国内外;外省的货物也可沿此线运到四川各地，丰富了西南人民的物质生活。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城乡交流也打破了地区间的封闭状态，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进一步促进了整个西南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此外，依托成渝铁路交通干线的地区经济带和新兴城市群，如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永川、江津等，也逐渐发展起来。成渝地区成为西南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成渝铁路成为西南交通网中的重要一环。
成渝铁路的建设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条便捷高效的交通线路，更重要的是，它带给人们对交通与经济关系的无限思考和“经济建设交通先行”的重要启示。从此，重庆踏平山川阻隔，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融入全国经济版图，拉开了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序幕。
那些镌刻历史记忆的城市地标
为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西南局领导重庆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留下了令后人称赞的经典建筑，其中，部分建筑已成为重庆城市文化的地标。
让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重庆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需要建设的项目很多，资金缺口相当大，在财力、物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修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建议。
邓小平认为，重庆是西南的首府，又是工业城市，有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应该有一座具有一定规模、文化设施齐备、环境优美的文化宫，来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现在重庆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打上了“肉牙祭”，但这还不够，还要让重庆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其实，邓小平一直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早在筹备进军大西南、组建西南服务团时，他就开始思考如何丰富西南人民的文化生活。
西南局机关进驻重庆不久，1950年1月，西南的第一家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黄家垭口门市部便隆重开业，及时满足了西南广大人民群众急需了解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迫切愿望。
与此同时，随着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顺利出版，西南各地迅速创办起了各级党报和刊物，建立了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广播电台和新闻出版管理机构，使多种形式的舆论宣传网覆盖了西南城乡广大地区，对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开展、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政治思想觉悟、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宫的修建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提出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重庆市委、市政府很快制定出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计划，并专门成立了修建委员会。邓小平亲自点将，让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曹荻秋担任修建委员会主任。随后，重庆市政府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在中山二路修建了文化宫。为保证工程质量，承担这项工程的重庆营造建筑工程公司调集了数千名能工巧匠和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修建。
1951年7月1日，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开工奠基。在整个文化宫的修建过程中，邓小平多次亲自审查工程图样和工程模型，并几次到工地上视察工程进展情况。文化宫地处城市中心地带，从选址到设计，从活动设施到园林绿化的具体分布，都凝聚着邓小平的心血。
修建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多听听人民的意见，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大力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修建委员会遵照其指示，先后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并分别邀请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各界人士代表、先进模范人物和工会工作者等参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文化宫的修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952年5月1日，邓小平再次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了解工程的进展情况，曹荻秋市长邀请他为文化宫题写宫名，邓小平愉快地答应了。回到驻地后，他反反复复书写宫名字样，总共写了36个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比较，用毛笔在36个字中圈出了17个字，最后从17个字中又精选出自己最满意的10个字，并派人给修建委员会送去。1952年8月5日，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邓小平题写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大字庄重夺目。
把“渝舍”、“王园”还给人民
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机关的驻地，机关用房需求量很大。解放初期，在重庆有三级机关：一是西南局级机关，二是川东党委和行署的机关，三是重庆市级机关。在当时，大兴土木修建机关办公用房和工作人员住房，是不可能的。那时，市政府就在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办公，叫“曙楼”。由于地方太小，只得把原国民政府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渝舍”，也就是现在的少年宫占了一半，作为市政府机关办公用地。而市委机关的办公地，一开始设在学田湾大溪别墅一处叫“潜园”的地方，后因地方狭小，又搬到了“王园”。“王园”就是现在的枇杷山公园。1937年，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坟地在山上为借口，强占了枇杷山，修建起一座私人花园别墅，以独门幽静而闻名。1949年底，重庆解放时将其收归国有。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只有这两处了。但邓小平严厉要求市委、市政府搬出：“一定还给人民，辟作公园！”
1954年后，随着重庆经济的逐步恢复，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已经具备了相应条件，于是先后从“王园”、“渝舍”迁出。接着，重庆市委、市政府又拨出专款，把“王园”扩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园，“王园”的原办公房屋交给了西南博物院（重庆市博物馆的前身）。当时建成的枇杷山公园是重庆市最好的公园，专门修建的红星亭是中外游客欣赏重庆夜景的最佳观景点。1955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建成了西南地区第一座大型少年宫，不仅让重庆的少年儿童有了自己活动的场所，也了却了邓小平多年的心愿。
此外，西南局还积极支持大田湾广场的修建工作。解放初期，重庆没有一处可开展体育运动的正规场所，西南局便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在大田湾荒地上，劈山填沟，平整地基，修建了大田湾广场，从此，重庆的群众体育运动打开了大门。
1951年5月4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在大田湾广场举行。工会、农民协会、部队、公安、机关、学联和中专以上学校共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球类比赛以及集体表演项目。
1952年5月4日，西南大区第一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在大田湾广场隆重开幕，贺龙任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这次运动会规模大、人数多，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体育盛会。当有关单位请贺龙题词时，他慨然应允，第二天就派人把 “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服务”的题词送来了。在开幕式上，贺龙发表讲话之后，大步迈进运动场，为西南军区对重庆市的足球表演赛开球。随着重庆群众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后来，贺龙又提议修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
城市建筑的经典之作
虽然重庆曾作为战时首都，却没有一个能容纳上千人集会的活动场所。1950年，我国西南大行政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设于重庆，重庆也因此成为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适应西南召开各种大型会议，以及对广大干部职工开展宣传教育和各项社会集体活动的迫切需要，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于1951年决定，立即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集会的大礼堂并附设一个招待所。
1951年4月，大礼堂筹建工作开始，并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下设立工程筹建处。7月，筹建处从5个备选方案中选定了毕业于南京大学工程系的张家德先生的设计方案。
按照张家德的设计方案，大礼堂的整个构造既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又吸取了西方建筑的结构特色。
从1951年决定修建大礼堂开始，邓小平和贺龙就十分关注这一工程的建设。在大礼堂的征地拆迁工作中，一位市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对马鞍山有些拆迁户的补偿存在不当或过低的情况，使部分拆迁户生活困难。邓小平看完信，当即批转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要求检查处理此情况。经深入调查，逐一审核后，工作人员对补助偏低或有实际困难的拆迁户作了适当补偿;对应该说明的地方也都进行了耐心解释，最终拆迁工作得以按时完成，大礼堂于1951年6月顺利破土动工。
经过近3年的艰苦奋斗，1954年4月大礼堂竣工落成。最初建设时，它被命名为“西南军政大会堂”;建成后由贺龙同志题字，被正式命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后来，被改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大礼堂交付使用前夕，有关领导决定，不搞剪彩等仪式，免费对社会开放3天，让广大市民参观。1954年4月5日，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新落成的大礼堂作报告，大礼堂正式启用。此后，它不僅是重庆市举行各种重大会议和大型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成了重庆的地标式建筑。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处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完成。为了解放和经营西南，早在1949年1月和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先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的时间、任务和组织领导等问题作出了部署。
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首次提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组成西南局，经营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之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各项工作。
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一、四野战军各一部正式发起西南战役;23日，二野途经湖南常德时，中共中央宣布西南局正式成立;30日，西南重镇重庆解放。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区，中共中央西南局也入驻重庆办公，由此开启了西南局对西南的全面领导。
在党中央领导下，西南局为西南政权建立和巩固、经济恢复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党的建设等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取得西南战役全面胜利和推动西藏和平解放。西南局遵照中央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军政兼施、恩威并重，顺利取得了西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歼敌人数多、起义投诚数量大、我军代价小的成功战例。
二是建立和巩固西南新生人民政权。面对错综复杂的执政环境，西南局依靠军管会迅速完成接管任务，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政权建设，通过开展清匪反霸、镇反肃特等运动和城市民主改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三是促进西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西南局在农村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城市整顿金融、平抑物价，没收官僚资本、调整工商业，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抓手，带动百业复兴的重大决策，对迅速恢复和发展西南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推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团结进步。西南局以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为基础，以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保障，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为目标，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以及人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妥善解决了民族问题，促进了西南边陲的稳定发展，构建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
五是加强党的建设。面对党内部分同志滋生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西南局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群众路线，强化制度建设，营造了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950年1月，西南局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人民的”充分体现了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生产的”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放初期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唯有抓住生产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才能保证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这一目标，实际上是解放初期西南局执政理念、施政綱领的第一次公开宣示。
第二年，重庆在这一目标中加入了一个“新”字，进一步表述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并醒目地镌刻于浮图关的崖壁上，以此来号召和激励重庆人民为之不懈奋斗。
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领导下，重庆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顺利完成城市接管和政权建设，及时进行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社会改造运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此外，西南局还特别关心重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组织修建了文化宫、大礼堂、大田湾广场等设施，充分激发了全市人民当家作主的建设热情，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而斗争
解放之初的西南，封建势力和反革命的社会基础还未被彻底摧毁，敌人潜伏的应变组织尚待继续清理，新生的人民政权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并迅速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征粮剿匪
西南解放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土匪特务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与封建势力勾结，以游击战的方式对抗人民政权，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城乡经济交流和物资调拨;同时，财政供养的人数高达200余万人，如果不解决好这200余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局面势必大乱，因此，征粮剿匪成为解放初期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中心任务。
西南的剿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2月至8月，集中兵力，进剿腹心地区和交通要道的股匪。经过7个月作战，共歼匪48万人。第二阶段，1950年9月至1951年6月，会剿各省边沿地区股匪、清剿腹心地区残匪，共歼匪55万人，收复了土匪控制的全部地区，保证了各省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反封建斗争全面展开。第三阶段，1951年7月至1953年12月，进剿黑水地区和中越、中缅边境股匪，追捕匪首、净化西南全区，共歼匪3.3万人。
通过这样的斗争，不仅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征粮任务，基本解决了西南上百万军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的吃饭问题，西南各地的乡村基层政权和人民自卫武装力量也逐步建立了起来，初步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夯实了执政基础。
镇压反革命
1950年冬，根据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精神，西南局开始在城市开展严厉打击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镇压反革命运动。
按照邓小平在西南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要求，西南各地政法机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严厉打击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在镇反运动中，各级人民政府大力宣传党的镇反方针，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镇压反革命是涉及自己翻身做主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大事。于是，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自动站岗放哨，协助捉拿逃犯，搜捕各类流窜、隐藏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春，西南各地又严令取缔了反动党团组织，抓捕了一批重案在身的反动党团骨干，并对反动党团人员进行了登记。截至1952年7月，西南已基本肃清反革命分子。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共中央应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的请求，出于保卫国家安全的考虑，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为积极投入全国范围的抗美援朝运动，邓小平与贺龙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西南军区第一批派遣1个军入朝参战的计划，并决定二野第十五军、第十二军入朝作战。与此同时，西南各地结合各种纪念节日、时事报告会、群众大会等，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广泛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示威游行及和平签名运动。截至1951年4月，已有近半数的西南人民参加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和平签名运动，参加1951年“五一”游行示威的群众超过2190万人。
此外，西南各地还相继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组织赴朝慰问团，广大群众纷纷自发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截至1952年2月，仅重庆市人民自愿捐款就达8069.9亿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54架。前线收到来自重庆市民捐献的零星慰问金70亿余元（旧币）、各种慰问品近10万件。
西南各地还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鼓励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参战。铜梁县（今铜梁区）的邱少云在上甘岭战役中，为保护潜伏的部队，任凭烈火烧身，直至壮烈牺牲。邱少云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展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土地改革
为了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耕者有其田”，西南局决定，西南的土地改革运动，首先在少数地区试点，然后分三期推进。
第一期从1951年1月至5月初，主要是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完成较好的地区开展，组织了2500名民主人士参加土地改革运动，支援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并为当年的春耕生产打下了基础。第二期从1951年5月至10月，主要包括54个整县和71个县的一部分乡以及5个城市的市郊区，共计2900个乡的广大地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人口近2400万，约占西南总人口的27%。第三期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2月，共计完成拥有3700万人口的地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涉及人数约占西南总人口的42.6%。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西南的农村形势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社会各方面的民主改革
西南局在工矿企业进行了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運动，实现了企业管理民主化。
1951年12月，西南局决定各地于1952年以建筑业、搬运和水上运输业为重点，在城市工矿企业中领导职工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斗争锋芒首先指向企业中的封建把头、恶霸分子和暗藏的土匪头子、特务分子等，少数罪行严重又拒不坦白的人受到法办。此后，西南局又废除了对工人实行人身压迫和封建剥削的规章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生产改革，掀起了增产节约运动。
西南局在城市开展救济失业工人和贫民、收容散兵游勇等工作，并进行禁毒禁赌斗争，净化社会环境。在西南局的领导下，西南各地从1950年9月至1952年底，历时两年多的禁烟禁毒斗争，不仅在物质上禁绝了烟毒，而且在思想上铲除了旧社会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烟毒”。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彻底转变了社会风气，更新了伦理观念，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受害者及其家庭。
此外，西南局还在教育界、文化界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西南局的领导下，西南各地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严格保护，暂维现状，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逐步改革”方针，推动各学校复课，并废止反动教材和反动训导制度，以新的政治课和临时的生活辅导制代之。由此，新民主主义教导合一的教育制度初步建立。文艺界则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提高了旧艺人的政治思想觉悟，并用新的观点编创旧戏、创造新的文艺作品，呈现出了“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局面。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山高坡陡、滩险水急，恶劣的交通状况让巴蜀人民苦不堪言。1952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下修建的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开启了西南经济交流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圆了近半个世纪的梦
成渝铁路连结着四川盆地的两大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早在晚清时期，各方势力争夺成渝铁路的修建权和经营权进而控制四川，便是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热点。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政府，提出自修川汉铁路的意向，并于次年设立了官办的铁路总公司。而川汉铁路的西段正是成渝铁路。此后，为筹集修路资金，公司先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并以“租股”方式，按田亩多少分摊到农民头上，让他们出资修路，农民苦不堪言。后因川汉股款不清，铁路改归商办。
正当川汉铁路紧张筹建之际，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代价之一便是出卖川汉铁路的筑路权，这引发了保卫川汉铁路的“保路运动”。清政府继而疯狂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然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许多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抗争得来的筑路权，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束之高阁。几次所谓的动工，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却不见半点铁路踪影。1936年，国民政府成立成渝铁路工程局，次年正式开始修筑铁路，但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因全民族抗战爆发，一寸钢轨未铺便停工了。
历史的车轮驶入1949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刚刚解放的西南，由于战争的破坏，城市百业萧条，农村衰败不堪，人民生活极度困苦，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重点抓什么？如何抓？考验着刚刚执掌政权的共产党人。经过深思熟虑，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为了争取中央对兴建铁路的支持，邓小平在向毛泽东的汇报中列举了三个理由。一是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不修铁路，不利于四川的政令畅通。二是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修建铁路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的经济复苏，并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三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建成，既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这三点理由从历史的眼光、现实的意义和未来的发展等多角度，充分阐释了修建成渝铁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项目。
1950年，中央作出了批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
众志成城筑铁路
其实，早在解放西南之前，熟知四川民情的邓小平就在着手谋划西南解放后的建设和发展。
1949年6月和7月，邓小平两次拜访陈毅的堂兄、曾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兵工署沈阳兵工厂中将厂长的陈修和，询问成渝铁路建设的可行性，并邀请这位著名的兵工专家回川参加建设。
邓小平指出，我们进军西南，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而建设西南首先要从交通事业抓起。
1950年3月，西南铁路工程局在重庆嘉陵新村成立。西南军区各部队总共抽调了3万多名工程兵战士，组成了5个修建成渝铁路的军工筑路队。6月15日，盛大的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西南军区操场举行。邓小平亲临开工典礼，并激动地致辞：“四川人民渴望40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随后，贺龙将印有“开路先锋”4个大字的红旗，交到了负责建设成渝铁路的西南军区工兵部队战士代表的手中。
修建工程所遇到的困难，除了自然险阻外，还有猖獗的匪患。在成渝铁路工地沿线，东起巴县、永川，西至简阳和成都郊区的龙潭寺、石板滩，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土匪武装同地主恶霸势力勾结，大肆进行骚扰破坏。高举“开路先锋”大旗的工兵部队战士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既是修筑铁路的主力军，又是保护工地安全的战斗队。
朝鲜战争爆发后，修筑成渝铁路的工兵部队大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工程指挥部又在四川各地招募了大批失业工人和农村民工。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大量民工在江边、山坡、沟壑，甚至在农户的羊圈、猪栏里安营扎寨。有些民工的卧具仅为一床草席;有的民工衣衫单薄，夜里只得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体温取暖。然而，施工的艰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缺乏机械设备的困难条件下，他们凭着铁锤、钢钎、炸药、扁担、竹筐和豪情壮志，夜以继日地劈山开路。同时，他们也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解决了修路中的不少难题。
为解决修路经费短缺的问题，工程技术人员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就地取材，多用价廉的石料，少用钢筋混凝土。除大中型桥梁使用钢梁外，其墩台和其余中小型拱桥、涵洞等尽量利用沿线所产的石料。沿线参加修路的民工不计报酬，自带干粮、自备工具，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活。不少人甚至将家藏的寿板、房料等都无偿捐献出来，作为铁路枕木。
为了克服技术难题，加快工程进度，工地上掀起了一股搞发明创造的热潮，先后出现了爆破开山新法、单人冲眼法等。运输方式也由最初的人力扛抬改进为由木牛流马、自造小车搬运，翻板自卸。工地没有起重机，工人便自设葫芦杠杆、绞磨起重、缆绳吊车等。1951年7月，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将施工中出现的新方法、好经验汇编成册，全线推广，大大加快了成渝铁路的施工进度。
带动百业兴旺
成渝铁路开工后，所需的第一批器材被分配给私营机器厂承制的就有500余吨，这使得重庆停工已久的近30家大中型钢铁厂、机器厂又重新开工了，并带动了400余家小型工厂陆续恢复生产。而铁路所需的钢轨、鱼尾板和螺丝钉等器材，全部委托给了西南工业部所属工厂加工生产，这样既能满足筑路的需要，也为大批工业企业带来了生产任务。当时的第29兵工厂、重钢三厂等企业就承担了大量的器材生产任务。其中，成功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的第29兵工厂承担了成渝铁路钢轨生产的全部任务。
经过两年艰苦奋战，1952年6月13日，西起成都、东抵重庆，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贯通。7月1日，重庆和成都两地同时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典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伯承等领导人纷纷题词祝贺。
成渝铁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修筑、全部采用国产器材修建的第一条铁路。这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奇迹，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个创举。它的建成，不仅实现了巴蜀人民半个世纪的夙愿，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时，作为连接川西、川东经济和交通的大动脉，成渝鐵路的建成通车，改变了四川乃至整个西南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为沿线资源开发和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四川各地的农副产品如生猪、油料、名酒、药材等，丰富的矿产品资源如原煤、金属矿石等，纷纷被运销至国内外;外省的货物也可沿此线运到四川各地，丰富了西南人民的物质生活。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城乡交流也打破了地区间的封闭状态，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进一步促进了整个西南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此外，依托成渝铁路交通干线的地区经济带和新兴城市群，如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永川、江津等，也逐渐发展起来。成渝地区成为西南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成渝铁路成为西南交通网中的重要一环。
成渝铁路的建设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条便捷高效的交通线路，更重要的是，它带给人们对交通与经济关系的无限思考和“经济建设交通先行”的重要启示。从此，重庆踏平山川阻隔，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融入全国经济版图，拉开了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序幕。
那些镌刻历史记忆的城市地标
为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西南局领导重庆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留下了令后人称赞的经典建筑，其中，部分建筑已成为重庆城市文化的地标。
让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重庆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需要建设的项目很多，资金缺口相当大，在财力、物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修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建议。
邓小平认为，重庆是西南的首府，又是工业城市，有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应该有一座具有一定规模、文化设施齐备、环境优美的文化宫，来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现在重庆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打上了“肉牙祭”，但这还不够，还要让重庆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其实，邓小平一直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早在筹备进军大西南、组建西南服务团时，他就开始思考如何丰富西南人民的文化生活。
西南局机关进驻重庆不久，1950年1月，西南的第一家新华书店西南总分店黄家垭口门市部便隆重开业，及时满足了西南广大人民群众急需了解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迫切愿望。
与此同时，随着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顺利出版，西南各地迅速创办起了各级党报和刊物，建立了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广播电台和新闻出版管理机构，使多种形式的舆论宣传网覆盖了西南城乡广大地区，对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开展、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政治思想觉悟、改善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宫的修建正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提出的。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重庆市委、市政府很快制定出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计划，并专门成立了修建委员会。邓小平亲自点将，让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曹荻秋担任修建委员会主任。随后，重庆市政府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在中山二路修建了文化宫。为保证工程质量，承担这项工程的重庆营造建筑工程公司调集了数千名能工巧匠和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修建。
1951年7月1日，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开工奠基。在整个文化宫的修建过程中，邓小平多次亲自审查工程图样和工程模型，并几次到工地上视察工程进展情况。文化宫地处城市中心地带，从选址到设计，从活动设施到园林绿化的具体分布，都凝聚着邓小平的心血。
修建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多听听人民的意见，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大力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修建委员会遵照其指示，先后召开了10多次座谈会，并分别邀请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各界人士代表、先进模范人物和工会工作者等参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文化宫的修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952年5月1日，邓小平再次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了解工程的进展情况，曹荻秋市长邀请他为文化宫题写宫名，邓小平愉快地答应了。回到驻地后，他反反复复书写宫名字样，总共写了36个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比较，用毛笔在36个字中圈出了17个字，最后从17个字中又精选出自己最满意的10个字，并派人给修建委员会送去。1952年8月5日，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邓小平题写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大字庄重夺目。
把“渝舍”、“王园”还给人民
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机关的驻地，机关用房需求量很大。解放初期，在重庆有三级机关：一是西南局级机关，二是川东党委和行署的机关，三是重庆市级机关。在当时，大兴土木修建机关办公用房和工作人员住房，是不可能的。那时，市政府就在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办公，叫“曙楼”。由于地方太小，只得把原国民政府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渝舍”，也就是现在的少年宫占了一半，作为市政府机关办公用地。而市委机关的办公地，一开始设在学田湾大溪别墅一处叫“潜园”的地方，后因地方狭小，又搬到了“王园”。“王园”就是现在的枇杷山公园。1937年，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坟地在山上为借口，强占了枇杷山，修建起一座私人花园别墅，以独门幽静而闻名。1949年底，重庆解放时将其收归国有。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只有这两处了。但邓小平严厉要求市委、市政府搬出：“一定还给人民，辟作公园！”
1954年后，随着重庆经济的逐步恢复，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已经具备了相应条件，于是先后从“王园”、“渝舍”迁出。接着，重庆市委、市政府又拨出专款，把“王园”扩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园，“王园”的原办公房屋交给了西南博物院（重庆市博物馆的前身）。当时建成的枇杷山公园是重庆市最好的公园，专门修建的红星亭是中外游客欣赏重庆夜景的最佳观景点。1955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建成了西南地区第一座大型少年宫，不仅让重庆的少年儿童有了自己活动的场所，也了却了邓小平多年的心愿。
此外，西南局还积极支持大田湾广场的修建工作。解放初期，重庆没有一处可开展体育运动的正规场所，西南局便组织动员干部、群众在大田湾荒地上，劈山填沟，平整地基，修建了大田湾广场，从此，重庆的群众体育运动打开了大门。
1951年5月4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在大田湾广场举行。工会、农民协会、部队、公安、机关、学联和中专以上学校共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球类比赛以及集体表演项目。
1952年5月4日，西南大区第一届人民体育检阅大会在大田湾广场隆重开幕，贺龙任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这次运动会规模大、人数多，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体育盛会。当有关单位请贺龙题词时，他慨然应允，第二天就派人把 “开展人民的体育运动，为祖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服务”的题词送来了。在开幕式上，贺龙发表讲话之后，大步迈进运动场，为西南军区对重庆市的足球表演赛开球。随着重庆群众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后来，贺龙又提议修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
城市建筑的经典之作
虽然重庆曾作为战时首都，却没有一个能容纳上千人集会的活动场所。1950年，我国西南大行政区党政军首脑机关设于重庆，重庆也因此成为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适应西南召开各种大型会议，以及对广大干部职工开展宣传教育和各项社会集体活动的迫切需要，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于1951年决定，立即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集会的大礼堂并附设一个招待所。
1951年4月，大礼堂筹建工作开始，并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下设立工程筹建处。7月，筹建处从5个备选方案中选定了毕业于南京大学工程系的张家德先生的设计方案。
按照张家德的设计方案，大礼堂的整个构造既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又吸取了西方建筑的结构特色。
从1951年决定修建大礼堂开始，邓小平和贺龙就十分关注这一工程的建设。在大礼堂的征地拆迁工作中，一位市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对马鞍山有些拆迁户的补偿存在不当或过低的情况，使部分拆迁户生活困难。邓小平看完信，当即批转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要求检查处理此情况。经深入调查，逐一审核后，工作人员对补助偏低或有实际困难的拆迁户作了适当补偿;对应该说明的地方也都进行了耐心解释，最终拆迁工作得以按时完成，大礼堂于1951年6月顺利破土动工。
经过近3年的艰苦奋斗，1954年4月大礼堂竣工落成。最初建设时，它被命名为“西南军政大会堂”;建成后由贺龙同志题字，被正式命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后来，被改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大礼堂交付使用前夕，有关领导决定，不搞剪彩等仪式，免费对社会开放3天，让广大市民参观。1954年4月5日，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新落成的大礼堂作报告，大礼堂正式启用。此后，它不僅是重庆市举行各种重大会议和大型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成了重庆的地标式建筑。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