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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是人们最常用的词汇之一。但是，对于什么是国家？国家的概念、本质与职能是什么？国家与社会、民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又是怎样？人们在认识上确有许多分歧，他们往往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国家”一词。因此，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也就很难取得一致。而这一系列问题，在理论上都是国家学说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正确的国家观，没有科学的国家学说做指导是不行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沿革
一 、国家学说
国家学说是关于国家的理论、观点和思想的体系。他研究的对象是国家。他关于国家的起源、概念、本质、职能、国家的类型和形式、国家的结构、民主与专政、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国家与革命的关系、治国安民的方略、国家发展的规律等国家理论问题的学说。
自从国家出现后，便逐渐产生了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学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统治阶级由他们自己的不同的国家学说。国家学说与国家制度一样，有它的发展史，有它的发展规律。一种国家学说否定另一种国家学说，往往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后者继承了前者的积极因素。历史上流行过的国家学说，即使是它的消极的、不科学的、在社会历史上已经起凡定作用的思想观点，往往也不会随着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消失而一下子就完全的绝迹，完全的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这样或那样的作为传统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在社会上继续发生影响。例如：君主专制思想、忠君思想、帝王思想的残余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外国流行的国家学说，如资产阶级启蒙学着的国家学说，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对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期间一些逐渐落后的东西也曾给我国带来消极的影响。当代西方流行的国家学说近几年也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其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经过批判就以正面的观点直接被引用，给尤其当代青年学者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或公共权力等一系列有关国家学说的问题的时候，并不能很好的分辨他们是属于国家学说的范畴，从而在对很多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不同的观点，这其实是由于他们受不同国家观和国家学说的影响造成的。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更应该从国家学说的角度去分析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历史上已经出现的最科学，最正确，最革命的国家学说，我们只有深入了解这一学说，并用其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深化体制改革中不致迷失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形成
1842年，马克思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已谈到国家问题。他认为“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合法的理性的现实”[1]。针对于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曾说：“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他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方式”[2]，至此，马克思开始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马克思将国家看作政治和法的理性实现，说明马克思还未摆脱启蒙学者思想的影响。真正促使马克思从理性国家观到唯物主义国家观转变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恩格斯曾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的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的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3]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直接参与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斗争，促使马克思更加广泛的研究了社会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马克思曾回忆：“1842年——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对《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4]
这一阶段的政治斗争与经济问题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在《墨色而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这是马克思极为重要的一个论断，马克思此时已经看出法的关系和国家生活现象的基础并不是依照当事人德意志或理性，而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后来，在《黑格爾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终于认识到“市民社会”才是国家基础。这里提到的“市民社会”就是指生产诸关系，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总所提到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国家是生产的特殊方式，服从生产的一般规律。1848年二月，《共产党宣言》发表，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就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诞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沿革
一 、国家学说
国家学说是关于国家的理论、观点和思想的体系。他研究的对象是国家。他关于国家的起源、概念、本质、职能、国家的类型和形式、国家的结构、民主与专政、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国家与革命的关系、治国安民的方略、国家发展的规律等国家理论问题的学说。
自从国家出现后，便逐渐产生了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学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统治阶级由他们自己的不同的国家学说。国家学说与国家制度一样，有它的发展史，有它的发展规律。一种国家学说否定另一种国家学说，往往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后者继承了前者的积极因素。历史上流行过的国家学说，即使是它的消极的、不科学的、在社会历史上已经起凡定作用的思想观点，往往也不会随着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消失而一下子就完全的绝迹，完全的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这样或那样的作为传统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在社会上继续发生影响。例如：君主专制思想、忠君思想、帝王思想的残余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外国流行的国家学说，如资产阶级启蒙学着的国家学说，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对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期间一些逐渐落后的东西也曾给我国带来消极的影响。当代西方流行的国家学说近几年也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其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经过批判就以正面的观点直接被引用，给尤其当代青年学者带来很大的影响。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或公共权力等一系列有关国家学说的问题的时候，并不能很好的分辨他们是属于国家学说的范畴，从而在对很多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不同的观点，这其实是由于他们受不同国家观和国家学说的影响造成的。
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更应该从国家学说的角度去分析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历史上已经出现的最科学，最正确，最革命的国家学说，我们只有深入了解这一学说，并用其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深化体制改革中不致迷失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形成
1842年，马克思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已谈到国家问题。他认为“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合法的理性的现实”[1]。针对于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曾说：“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他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方式”[2]，至此，马克思开始了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马克思将国家看作政治和法的理性实现，说明马克思还未摆脱启蒙学者思想的影响。真正促使马克思从理性国家观到唯物主义国家观转变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恩格斯曾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的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的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3]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直接参与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斗争，促使马克思更加广泛的研究了社会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马克思曾回忆：“1842年——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对《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4]
这一阶段的政治斗争与经济问题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在《墨色而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这是马克思极为重要的一个论断，马克思此时已经看出法的关系和国家生活现象的基础并不是依照当事人德意志或理性，而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后来，在《黑格爾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终于认识到“市民社会”才是国家基础。这里提到的“市民社会”就是指生产诸关系，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总所提到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国家是生产的特殊方式，服从生产的一般规律。1848年二月，《共产党宣言》发表，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就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诞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