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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还会想怎么和垒垒做了朋友。推想理由一是在幼儿园同班，中三班，后来又住在一个楼道里，二是他姐姐是我姐姐的朋友。
七八岁，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年龄。我们一起去食堂打开水，打饭，一起在公共厨房偷糖，一起搬蜂窝煤，一起攒糖纸。最后这一项，在一大院的小孩儿中我们还可能一时地登峰造极过。糖纸是当时孩子公认的至尊财富，就有谁吹嘘偷了家里的“美多半导体”（即美多牌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极少人家使用，属高档用品）。硬是换成了五张好糖纸的，说是人家只肯给两张，硬换了五张，特别得意。玻璃糖纸，尤其是有三种颜色的米老鼠糖纸，那让孩子一看，就像动画片里的大财主见了金元宝一样。不过孩子还是讲艺术的，我就由心里往外真觉得那糖纸好看，男米老鼠戴手套，女米老鼠也戴手套，还穿花裙。这些玻璃糖纸都是经过洗净然后贴在玻璃上晾干的，张张光洁明亮，放在手掌上能慢慢自己卷起来。小孩儿都相信它们是活的。
不知是人送的，还是买的，家里有两大盒高级糖，蛤蟆油糖和人参糖，都是玻璃糖纸的，并且印有三种颜色，蛤蟆跳得又好看，人参长得也漂亮，就被孩子公推为米老鼠一级糖纸。我和姐姐尽数把糖纸剥下，然后浸湿贴平晾干，糖还留在原处慢慢吃着，便同宋氏姐弟一起走遍全院参加糖纸贸易。这是一桩郑重事务，交易双方先递上页页夹着糖纸的书。书五花八门，都是在内容不吸引人时获此重用的。
书因饱含糖纸而厚了一至两倍。然后双方各自赏看，还有跟看的，取参议角色，不时有赞叹和评论发表。惊逢一张心想往之“绝了”的糖纸，比后来看梵高还震撼。于是看方要求“拿出来看看”，持有方多半会强调这是非换品，手碰是不被允许的。很像是现在的文物保护。在轻微的争执中，不时有针对对方品德的指责：“那么尖！”这是女孩儿惯用的伎俩。
凡事盛极则衰。糖纸热先在男孩堆里降温，接着宋氏姐姐建议，我方姐姐赞成，便决定把糖纸撒掉。从三楼的宋家窗口，宣布每天下午五点，撒一张糖纸。挤在下边的都是些更小的孩子，大孩子腻了的事到他们那里正逢高潮。于是他们每天一定准时翘首在那里等着，连家里布置的打饭任务都弃之不顾了。撒糖纸前是发表演说的大好时机，下边一定屏息聆听，以为字字同糖纸有关，然后果然丢下去一张，还飘在半空呢，就听见一片喊：“给我！”“给我！”甚至发生扭打。楼上的人这时有兴致就大可点出一个名字，说这张是他的。别的人就会怨天怨地，然后嚷：“下回该我了！”
这样撒了一个礼拜，享受够了近似动物园里喂狗熊的乐趣，跟着就烦了，忽地一大把地撒下，惹得下边的孩子忙得叫声都没有了，抢光了才喊：“还有吗？”见窗户都关上了，还不甘心，有的竟战战兢兢爬到树上去找。
当富翁有施财的快乐，当穷人也有偷东西的欣喜。午休时分，我们轻手轻脚在大楼里走，两边都是镜子，我们一直走进有光亮的公共厨房。二十个蜂窝煤炉立在硬木地板上，有的垫着铁皮，有的则将上好的漆木烫出了黑印，墙早就熏黄了。每家放作料的地方，大多铺着新报纸，显得特别干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醒目的大标题字上边放着油盐酱醋。最重要的是那个糖罐！作贼的三个男孩儿，一个看楼梯，一个看走廊，那走廊得有五十个门；再一个就是宋垒垒，他迅速地接近一个糖罐，一定不是他家的那个，伸手就抓了一把，仰头往嘴里一放，接着就呜呜地哼起来了，跑到水池边拼命吐，吐出好多气泡，最后才说出来：洗衣粉。
偷吃洗衣粉不久，我们好像都获得了报应。先是我在走廊里跑，重心不稳，加上凉鞋一滑，头就撞在了水磨石角上，破了一个洞。接着宋垒垒放鞭炮“滋花”，被喷了一脸，涂了众多的紫药水，成了三分鬼。我们都消停了一阵。宋垒垒只在家玩儿，我便去他家，我们是两个伤兵。我对他的小瓷器和贝壳一直很是入迷，他姐姐在撒糖纸前给过我一些，我太喜欢了，就把糖纸都交给她去撒，有一天宋垒垒竟把整盒贝壳全送给了我。那天我沿着发暗的走廊回家，手捧着沉甸甸的盒子，心里真是惊讶万分。
宋垒垒坐在家里等花脸变好，等了三天就大不耐烦起来，大踏步地就到院子里去了。刚开始还是天暗时玩捉迷藏，后来光天化日之下也走来走去。他黢黑黢黑，却是一个小孩王，谁笑他，他就堵住人家打，渐渐也有几个小党羽跟他跑来跑去，玩火、玩滋水、玩扎刀，他渐渐长成了一只小公鸡，挺凶。一日玩“抓人”游戏刚开始，他已经没影了，众人惊叫：“小鸡腿！”——“小鸡腿”自此就成了他的名号。
在宋垒垒英雄气概日盛的时候，我却渐渐地不入流了。我不太喜欢跟一大群男孩儿走来走去，怪说怪笑，起着哄；我身上的男孩气一点点消褪下去，恐惧心和敏感却越来越强。玩“攻城”（一种单脚跳着搏斗的游戏），五六年级的男孩儿都是“大将”，由他们来瓜分下边的小喽罗，“小鸡腿”总是最先被挑中的，而我往往是在双方战斗力大致定下时，和最不起眼的低龄男孩一起，当作“零头”随便地被“大将”们拿过来或给过去，不太作数的。
男孩儿成帮成伙，骂街，说飞机、坦克、打架、“叉”了谁；女孩儿则斜着眼睛说“讨厌”，又吱吱叽叽乱笑——打弹弓仗的和跳皮筋的阵容分明，各不相干。而我呢，与谁都不合适，只有在没人的地方，看草，编草绳，看花，看蚂蚁……我在院儿里没朋友了——院儿里的穿绿军装的小男孩儿都那么神气，偶尔见了我还要喝问：“哪儿的，你！”稍老道点儿的就说：“他就是咱院儿的，早就是，九号楼的。”
在这样的变化中，和宋垒垒打架无疑是个重大的转折。我至今只和别人打过两次架，都是意外的，和他的那次更是没有想到。前一次的打架还有些见义勇为可言，当然是我姐姐言，她比我对那一事件记得清楚；而和宋垒垒的这次则实属莫名其妙，且全无义勇可言。
我们住的楼在当时也许真算个好楼，有硬木地板，有三层窗户，有带铜线的水磨石走廊，有大穿衣镜和可以趴在上边往下滑的楼梯扶手。那天我们就是沿着宽而圆润的扶手一个劲地往下滑，从三楼滑到二楼又滑到一楼的；再滑，就到了锅炉房门口。
锅炉房在地下室，黑黑的，有一个从外边通进来的滑槽，可以让煤从外边的煤堆直接滑进轨道上的煤车里，再送进锅炉。有个磨砂玻璃门，打开就是大煤堆，玻璃裂了，门却没锁。小孩儿看着平时不开的门开了，是一定要走过去的。我们就通过了它走了出去。
阳光照得煤山黑亮耀眼，有星点临时开一下的小花。那边大烟囱耸立的地方绕着铁丝网，烟囱是不许爬的。我们站了站，经我提议就开始在煤堆上找“矿”。一是找石英，可以划玻璃，再就是找真正的金属矿。我那时已经开始了我的炼金术研究，研习著作十分艰深，只有一本竖排的纸张发黄的《化学难题详解》，是母亲解放前上伪中央大学时的课本。我一时内行得不得了的样子，给他讲起了硫酸铜和硫化铜的区别，一步步在流动的热煤上跋涉。
我们大概在几个煤山上下勘探了两周（绕地球一周的周），离开时的收获却很奇怪。我捡了个带弯头的大铁条，他呢，倒真正握在手里了一大一小两个石英块。他拿着大的那块在暗影里往小的那块上打火花，又在后门玻璃上乱划，我觉得声音难听，就走到楼里去了。他又划了几下也进了楼来。快到食堂开饭时间了，我们就说着向我们的三楼走。说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拐弯时我说：“这要打人脑袋非开花不可。”他说不信，伸过头来让我打，我就用铁条在上边碰了一下，他忽然就变成了个跳动的小刺猬，不停地打我，踢我，那块石英也像长在一个木棍上，一个劲地敲我的头。我惊讶得很，就用一只空手还他几下。我们的另一只手都握着那根铁条，不知是不是碰到了他的牙齿，在那阵暴风雨停下来时，他的鼻子已经开始大大地出血了，红红的，往楼梯上乱滴。有人下来打饭，给他拿纸堵鼻血，一两个小女孩儿站在楼道上看。他并不走开，我也不走，有小孩儿喊：“顾城用大铁棍打人了！”叫得惊心。一时我几乎成了英雄。宋垒垒这时站到上两级台阶上，不停地数落我，严格地说是揭露我，从道德高度予我以打击，从幼儿园想穿裙子，到曾经穿女式凉鞋，他脸白白地一直说，一边抹鼻血，真正打击得我心惊目呆，只会和别人一起听下去，直听到他说了那句通常的结束语：“你等着！”我才放了铁条走回家去。
他当然要打我，这使我失去了在院里活动的勇气。他带了好几个大男孩儿等在门外，又敲门要我交出那盒贝壳，我只好开门把贝壳都还给了他，其实我也为它付出了我的糖纸。母亲见我们的样子不对，就问，怎么了？是不是打架了？然后告诉他和我，好好玩儿，别打架。他竟应了。事情就结束得这么奇怪。
从那以后，我就再不和院里的小孩儿玩了。长大一点儿，他们都穿着爹的军衣，神气地去学校。学校排队，真“国防绿”的子弟一眼可见。我在离人最远的地方站着，我经常不明白他们说什么，男孩儿嘴上的名词，女孩儿嘴上的名词。女孩儿老成帮成伙地下了课去买零食，男孩儿骑飞车，带着人或撒着把。三色玻璃糖纸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再听到宋垒垒的名字，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已经是十年以后了。
我从农村回来正在突击世界观和素描，碰上也是从乡下归来的王二强就一起画。我们将他朝北的冰凉的小屋做成画室，在里边放了个骷髅和石膏像，搬进三把椅子，就开始了我们的艺术生涯。我们在谈笑中发现我们是在一个院儿长大的，并且都住九号楼，我们偷糖的公共厨房就在他们家对面。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我，就像我不知道他一样。我们都说到九号楼前的那棵大桑树。他曾上树吃桑椹，让他妈妈骂了一顿。我说那时养蚕，都不记得树上有一片看得见的叶子。我们说着，其实都在刻苦习画，都很有些意气风发；每早我还没醒，他就已经开始画了。
有天我推门进画室时，见里面还坐着俩人，一个拘谨得很，不待我说话，就红了脸低下头去，我并不在意胡乱打个招呼就坐下画。王二强同他们说着，我盯一阵骷髅，也会放松自己大讲一段空洞的艺术道理。整个过程中那个拘谨的人几乎连搭话也没发出什么声音，脸一阵阵发红，老是低着头来回扭着手，真让人纳罕，哪里来了一个乡下姑娘式的人物。
俩人坐了坐，还看看我们画，就出去了，小心地带好门。“他们也画画儿吗？”我问王二强。“画！比咱们画得早。你认识他的呀！”“谁？”“小鸡腿。”“谁？！”我惊骇得笔都丢了。“小鸡腿，宋垒垒，刚才他还说到你呢。”“哪个是？”“你都不认识了？就是那个老不太好意思的呀，他说你跟他一个班的。”我久久地愣在惊异里，怎么可能呢？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九七四年，于今也有将近二十年了。
1993年初欧洲
发稿/邹抒阳 zoushuyang@hotmail.com
七八岁，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年龄。我们一起去食堂打开水，打饭，一起在公共厨房偷糖，一起搬蜂窝煤，一起攒糖纸。最后这一项，在一大院的小孩儿中我们还可能一时地登峰造极过。糖纸是当时孩子公认的至尊财富，就有谁吹嘘偷了家里的“美多半导体”（即美多牌半导体收音机，当时极少人家使用，属高档用品）。硬是换成了五张好糖纸的，说是人家只肯给两张，硬换了五张，特别得意。玻璃糖纸，尤其是有三种颜色的米老鼠糖纸，那让孩子一看，就像动画片里的大财主见了金元宝一样。不过孩子还是讲艺术的，我就由心里往外真觉得那糖纸好看，男米老鼠戴手套，女米老鼠也戴手套，还穿花裙。这些玻璃糖纸都是经过洗净然后贴在玻璃上晾干的，张张光洁明亮，放在手掌上能慢慢自己卷起来。小孩儿都相信它们是活的。
不知是人送的，还是买的，家里有两大盒高级糖，蛤蟆油糖和人参糖，都是玻璃糖纸的，并且印有三种颜色，蛤蟆跳得又好看，人参长得也漂亮，就被孩子公推为米老鼠一级糖纸。我和姐姐尽数把糖纸剥下，然后浸湿贴平晾干，糖还留在原处慢慢吃着，便同宋氏姐弟一起走遍全院参加糖纸贸易。这是一桩郑重事务，交易双方先递上页页夹着糖纸的书。书五花八门，都是在内容不吸引人时获此重用的。
书因饱含糖纸而厚了一至两倍。然后双方各自赏看，还有跟看的，取参议角色，不时有赞叹和评论发表。惊逢一张心想往之“绝了”的糖纸，比后来看梵高还震撼。于是看方要求“拿出来看看”，持有方多半会强调这是非换品，手碰是不被允许的。很像是现在的文物保护。在轻微的争执中，不时有针对对方品德的指责：“那么尖！”这是女孩儿惯用的伎俩。
凡事盛极则衰。糖纸热先在男孩堆里降温，接着宋氏姐姐建议，我方姐姐赞成，便决定把糖纸撒掉。从三楼的宋家窗口，宣布每天下午五点，撒一张糖纸。挤在下边的都是些更小的孩子，大孩子腻了的事到他们那里正逢高潮。于是他们每天一定准时翘首在那里等着，连家里布置的打饭任务都弃之不顾了。撒糖纸前是发表演说的大好时机，下边一定屏息聆听，以为字字同糖纸有关，然后果然丢下去一张，还飘在半空呢，就听见一片喊：“给我！”“给我！”甚至发生扭打。楼上的人这时有兴致就大可点出一个名字，说这张是他的。别的人就会怨天怨地，然后嚷：“下回该我了！”
这样撒了一个礼拜，享受够了近似动物园里喂狗熊的乐趣，跟着就烦了，忽地一大把地撒下，惹得下边的孩子忙得叫声都没有了，抢光了才喊：“还有吗？”见窗户都关上了，还不甘心，有的竟战战兢兢爬到树上去找。
当富翁有施财的快乐，当穷人也有偷东西的欣喜。午休时分，我们轻手轻脚在大楼里走，两边都是镜子，我们一直走进有光亮的公共厨房。二十个蜂窝煤炉立在硬木地板上，有的垫着铁皮，有的则将上好的漆木烫出了黑印，墙早就熏黄了。每家放作料的地方，大多铺着新报纸，显得特别干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醒目的大标题字上边放着油盐酱醋。最重要的是那个糖罐！作贼的三个男孩儿，一个看楼梯，一个看走廊，那走廊得有五十个门；再一个就是宋垒垒，他迅速地接近一个糖罐，一定不是他家的那个，伸手就抓了一把，仰头往嘴里一放，接着就呜呜地哼起来了，跑到水池边拼命吐，吐出好多气泡，最后才说出来：洗衣粉。
偷吃洗衣粉不久，我们好像都获得了报应。先是我在走廊里跑，重心不稳，加上凉鞋一滑，头就撞在了水磨石角上，破了一个洞。接着宋垒垒放鞭炮“滋花”，被喷了一脸，涂了众多的紫药水，成了三分鬼。我们都消停了一阵。宋垒垒只在家玩儿，我便去他家，我们是两个伤兵。我对他的小瓷器和贝壳一直很是入迷，他姐姐在撒糖纸前给过我一些，我太喜欢了，就把糖纸都交给她去撒，有一天宋垒垒竟把整盒贝壳全送给了我。那天我沿着发暗的走廊回家，手捧着沉甸甸的盒子，心里真是惊讶万分。
宋垒垒坐在家里等花脸变好，等了三天就大不耐烦起来，大踏步地就到院子里去了。刚开始还是天暗时玩捉迷藏，后来光天化日之下也走来走去。他黢黑黢黑，却是一个小孩王，谁笑他，他就堵住人家打，渐渐也有几个小党羽跟他跑来跑去，玩火、玩滋水、玩扎刀，他渐渐长成了一只小公鸡，挺凶。一日玩“抓人”游戏刚开始，他已经没影了，众人惊叫：“小鸡腿！”——“小鸡腿”自此就成了他的名号。
在宋垒垒英雄气概日盛的时候，我却渐渐地不入流了。我不太喜欢跟一大群男孩儿走来走去，怪说怪笑，起着哄；我身上的男孩气一点点消褪下去，恐惧心和敏感却越来越强。玩“攻城”（一种单脚跳着搏斗的游戏），五六年级的男孩儿都是“大将”，由他们来瓜分下边的小喽罗，“小鸡腿”总是最先被挑中的，而我往往是在双方战斗力大致定下时，和最不起眼的低龄男孩一起，当作“零头”随便地被“大将”们拿过来或给过去，不太作数的。
男孩儿成帮成伙，骂街，说飞机、坦克、打架、“叉”了谁；女孩儿则斜着眼睛说“讨厌”，又吱吱叽叽乱笑——打弹弓仗的和跳皮筋的阵容分明，各不相干。而我呢，与谁都不合适，只有在没人的地方，看草，编草绳，看花，看蚂蚁……我在院儿里没朋友了——院儿里的穿绿军装的小男孩儿都那么神气，偶尔见了我还要喝问：“哪儿的，你！”稍老道点儿的就说：“他就是咱院儿的，早就是，九号楼的。”
在这样的变化中，和宋垒垒打架无疑是个重大的转折。我至今只和别人打过两次架，都是意外的，和他的那次更是没有想到。前一次的打架还有些见义勇为可言，当然是我姐姐言，她比我对那一事件记得清楚；而和宋垒垒的这次则实属莫名其妙，且全无义勇可言。
我们住的楼在当时也许真算个好楼，有硬木地板，有三层窗户，有带铜线的水磨石走廊，有大穿衣镜和可以趴在上边往下滑的楼梯扶手。那天我们就是沿着宽而圆润的扶手一个劲地往下滑，从三楼滑到二楼又滑到一楼的；再滑，就到了锅炉房门口。
锅炉房在地下室，黑黑的，有一个从外边通进来的滑槽，可以让煤从外边的煤堆直接滑进轨道上的煤车里，再送进锅炉。有个磨砂玻璃门，打开就是大煤堆，玻璃裂了，门却没锁。小孩儿看着平时不开的门开了，是一定要走过去的。我们就通过了它走了出去。
阳光照得煤山黑亮耀眼，有星点临时开一下的小花。那边大烟囱耸立的地方绕着铁丝网，烟囱是不许爬的。我们站了站，经我提议就开始在煤堆上找“矿”。一是找石英，可以划玻璃，再就是找真正的金属矿。我那时已经开始了我的炼金术研究，研习著作十分艰深，只有一本竖排的纸张发黄的《化学难题详解》，是母亲解放前上伪中央大学时的课本。我一时内行得不得了的样子，给他讲起了硫酸铜和硫化铜的区别，一步步在流动的热煤上跋涉。
我们大概在几个煤山上下勘探了两周（绕地球一周的周），离开时的收获却很奇怪。我捡了个带弯头的大铁条，他呢，倒真正握在手里了一大一小两个石英块。他拿着大的那块在暗影里往小的那块上打火花，又在后门玻璃上乱划，我觉得声音难听，就走到楼里去了。他又划了几下也进了楼来。快到食堂开饭时间了，我们就说着向我们的三楼走。说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拐弯时我说：“这要打人脑袋非开花不可。”他说不信，伸过头来让我打，我就用铁条在上边碰了一下，他忽然就变成了个跳动的小刺猬，不停地打我，踢我，那块石英也像长在一个木棍上，一个劲地敲我的头。我惊讶得很，就用一只空手还他几下。我们的另一只手都握着那根铁条，不知是不是碰到了他的牙齿，在那阵暴风雨停下来时，他的鼻子已经开始大大地出血了，红红的，往楼梯上乱滴。有人下来打饭，给他拿纸堵鼻血，一两个小女孩儿站在楼道上看。他并不走开，我也不走，有小孩儿喊：“顾城用大铁棍打人了！”叫得惊心。一时我几乎成了英雄。宋垒垒这时站到上两级台阶上，不停地数落我，严格地说是揭露我，从道德高度予我以打击，从幼儿园想穿裙子，到曾经穿女式凉鞋，他脸白白地一直说，一边抹鼻血，真正打击得我心惊目呆，只会和别人一起听下去，直听到他说了那句通常的结束语：“你等着！”我才放了铁条走回家去。
他当然要打我，这使我失去了在院里活动的勇气。他带了好几个大男孩儿等在门外，又敲门要我交出那盒贝壳，我只好开门把贝壳都还给了他，其实我也为它付出了我的糖纸。母亲见我们的样子不对，就问，怎么了？是不是打架了？然后告诉他和我，好好玩儿，别打架。他竟应了。事情就结束得这么奇怪。
从那以后，我就再不和院里的小孩儿玩了。长大一点儿，他们都穿着爹的军衣，神气地去学校。学校排队，真“国防绿”的子弟一眼可见。我在离人最远的地方站着，我经常不明白他们说什么，男孩儿嘴上的名词，女孩儿嘴上的名词。女孩儿老成帮成伙地下了课去买零食，男孩儿骑飞车，带着人或撒着把。三色玻璃糖纸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再听到宋垒垒的名字，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已经是十年以后了。
我从农村回来正在突击世界观和素描，碰上也是从乡下归来的王二强就一起画。我们将他朝北的冰凉的小屋做成画室，在里边放了个骷髅和石膏像，搬进三把椅子，就开始了我们的艺术生涯。我们在谈笑中发现我们是在一个院儿长大的，并且都住九号楼，我们偷糖的公共厨房就在他们家对面。但是他从来不知道我，就像我不知道他一样。我们都说到九号楼前的那棵大桑树。他曾上树吃桑椹，让他妈妈骂了一顿。我说那时养蚕，都不记得树上有一片看得见的叶子。我们说着，其实都在刻苦习画，都很有些意气风发；每早我还没醒，他就已经开始画了。
有天我推门进画室时，见里面还坐着俩人，一个拘谨得很，不待我说话，就红了脸低下头去，我并不在意胡乱打个招呼就坐下画。王二强同他们说着，我盯一阵骷髅，也会放松自己大讲一段空洞的艺术道理。整个过程中那个拘谨的人几乎连搭话也没发出什么声音，脸一阵阵发红，老是低着头来回扭着手，真让人纳罕，哪里来了一个乡下姑娘式的人物。
俩人坐了坐，还看看我们画，就出去了，小心地带好门。“他们也画画儿吗？”我问王二强。“画！比咱们画得早。你认识他的呀！”“谁？”“小鸡腿。”“谁？！”我惊骇得笔都丢了。“小鸡腿，宋垒垒，刚才他还说到你呢。”“哪个是？”“你都不认识了？就是那个老不太好意思的呀，他说你跟他一个班的。”我久久地愣在惊异里，怎么可能呢？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九七四年，于今也有将近二十年了。
1993年初欧洲
发稿/邹抒阳 zoushuya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