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酗酒运动”降了威信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中，也不是没有对形势洞若观火的人，执掌克格勃15年的安德罗波夫就意识到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安德罗波夫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重病缠身。1984年2月9日，70岁的安德罗波夫去世，尽管他生前对政治局中唯一60岁以下的委员戈尔巴乔夫更为属意，但按照苏共政治局的陈规：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自动获得一把手的位置，于是，契尔年科继任为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则成为二号人物。
　　1985年3月10日，只当政了13个月、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病中的契尔年科去世。作为第二把手，戈尔巴乔夫顺利当上苏共总书记，他的改革启动了。
　　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并没有进行大胆尝试，而是从社会生活方面入手。他上台伊始就搞了个“反酗酒运动”。俄国人嗜酒如命，俗话说：“可以没有老婆，但决不能没有伏特加。”因此，酒业税收是苏联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占每年财政收入18%左右。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需要巨额资金进行军备竞赛，对酗酒问题不加任何节制，18年内酒精消费量上涨3倍。到八十年代初，苏联每天都有几千万成年人处于酩酊大醉的状态，每个冬天有上百人因醉酒而冻死在街头。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逐年减少烈性酒生产，商店限量供应酒类。党员干部喝酒的处以党纪政纪处分。
　　由于洒类产品在苏联的消费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反酗酒运动首先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税收。据估计，三年内国家因此少收入670亿卢布（约合1000亿美元），国家第一次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酒精饮料的大幅减少，让许多人对改革产生了怨愤情绪。
　　政府收入减少，戈尔巴乔夫威信降低，“反酗酒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认为：“反酗酒运动犯了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也给改革造成了最沉重的打击。”
　　“政治民主化”却不民主
　　由于经济改革出师不利，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的改革提上日程。政治民主化的起点是提出“公开性”的口号，放开了舆论环境，自由言论纷纷出台。而此时，苏共党内也不再是铁板一块，激进派嫌戈尔巴乔夫改革步子太小，保守派却觉得迈得太大，首先跳起来向戈尔巴乔夫发难的是他曾经的支持者叶利钦。
　　1985年4月，叶利钦因受戈尔巴乔夫赏识调任苏共中央建筑部部长。任职之初他是支持戈尔巴乔夫政治主张的，在戈尔巴乔夫的提携下，一路升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在莫斯科，叶利钦以亲民、实干的作风获得了民众的好感。但叶利钦在政治局中也经常因为社会公平和特权问题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争执，在他看来，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有勇气和官僚体系作斗争。
　　1987年9月12日，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对当时政治局中的保守派利加乔夫表示不满。但信送给戈尔巴乔夫后，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的一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刚刚做完报告。按惯例，这样的报告是不进行讨论的，会议主持人利加乔夫本来准备宣布会议结束。戈尔巴乔夫忽然说：“叶利钦同志要提一个问题。”利加乔夫说：“那就让我们商量一下，我们是否有必要进行辩论？”众人都说：“没有必要。”戈尔巴乔夫坚持：“叶利钦同志有一个声明。”于是，叶利钦走向主席台。
　　叶利钦说：“我完全支持这份报告。”然而，接下来他忽然话锋一转，谈起当前的形势，说有些人开始吹捧总书记，苏共所谓“在最近两三年内改善人民生活”提法值得怀疑，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会使人失望和愤怒。最后，叶利钦发表了一项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但主要是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
　　叶利钦的发言在会场中掀起轩然大波，27名与会者纷纷起来反驳，说叶利钦傲慢、自负、好斗。全会形成决议，一是对叶利钦的发言进行批评，二是责成政治局和莫斯科市委商议并解决该市第一书记的问题。
　　


　　11月12日，叶利钦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候补委员的职务被解除，改任建委第一副主席。
　　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民族问题
　　就在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改革的路上大踏步迈进的时候，一个被历届苏共领导人所忽视的问题在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形势下逐渐难以掩饰和压制，那就是民族问题。
　　苏联名为联邦制，但民族共和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必须听命联盟中央的指挥，实际上成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民族共和国甚至连修建200张病床以上的医院或投资400万卢布以上项目的权力都没有。1958年，苏联又规定，在各民族学校里，少数民族语言课为选修课，俄罗斯语言课为必修课，目的就是让少数民族俄罗斯化。
　　1986年，担任哈萨克斯坦总书记30多年的库纳耶夫被苏共中央解职，代替其位置的是一个叫科尔宾的俄罗斯人。对此，哈萨克人强烈不满，当年12月16日，哈萨克青年学生聚集在阿拉木图的中心广场上抗议，苏联调动了包括克格勃在内的强力部门进行了镇压，对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和群众大打出手，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对女青年进行猥亵甚至强暴。整个事件中有2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阿拉木图事件”，这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发生的首起严重的民族抗议活动。此后，亚美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冲突事件接连爆发——按下葫芦浮起瓢。
　　面对接踵而来的民族问题，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承认，“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到来时，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他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幻想通过新联盟条约巩固各民族关系。他先后三次提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让步一次比一次多，在国名中删去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突出了各共和国的“主权”。
　　而众所周知的东欧社会主义是在苏军的占领下得以推行的。当苏联社会动荡时，东欧也危机重重。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也运用在了同东欧的关系上。 1988年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表明他反对军事干预东欧事务的立场。结果，在1989年春夏，东欧剧变。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核心”等规定。在同时举行的大选中，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而苏联——这块欧洲社会主义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也行将倒下。
　　（摘自《文史参考》2012.3.2）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