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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遣人办事，所遣之人需带上凭证才能取信于人，所凭之物即成为“信符”。使用信符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信使凭有信符一半，只有与对方所持有的另一半信符完全吻合才可以使人相信，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为“合符为信”。
“合符为信”历史悠久，可远追至上古无文字时期，古无文字，结绳刻木以记事，如《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契即木契、木刻。古人久惯了刻木记事，渐衍出刻木为信之风，征引《中国风俗辞典》［１］：
木契：古代瑶族通信风俗，流行于广西灵川等县。以两块木板联在一起，在上面刻画纹痕，然后双方各执一块，作为契据凭证。向官府告状时。亦用木板一块，长约尺余，上刻大小纹疽．并以久烧痕迹．钻孔穿以短稻杆等办法，表达种种意义。
可见，“合符为信”在原始时期已多有发端，此制不仅有大量文献资料可证，还可考之以“符”字本身。
《说文·竹部》：“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
《玉篇·竹部》：“符，节也。分欲两边，各持其一，合之为信。”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符，合也，验也。”
由上可见，“符”字义多含有“分而合验、以为凭信”的意思。
综上所论，“合符为信”可谓源远。无文字时期，木刻是古人传递信息和记事的实物性符号，人们长期使用这种木刻，对其形状及其含义都已谙熟，这就为以木刻为依托创制文字提供了先期条件。符之成字，或可起源于此，其“合符为信”之意本是古“刻木为信”的遗存。此后，随着社会交往的频繁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合符为信”渐变为一种制度而趋向稳固，并得以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用于重大的政治经济活动
统治者重视这一制度表现在：1.为此专设官职。《周礼》有“掌节之官”，秦书八体有“符之书”，汉官设有“符节令”。2.广泛用于军国大事。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中，信陵君所窃之“虎符”也只一半而已。
民事经济活动中也采用了“合符”制“符契曰信”，债权人与债务人各持一半，结帐时，相与合齿，然后烧毁，以防节外生枝。如《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载：
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只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
二、“符”用料范围的扩大
古符最早用木刻，而春秋符节多用玉，战国更之以金属，且铸之以动物形象为之，如《史记》叙信陵君窃虎符救赵，《汉书·文帝纪》：“初与郡守为虎铜符。”再后则多用竹木，也兼用缯帛，民间还有用纸料的。“符”用料范围的扩大是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三、驿站和信使制度的发展
驿站和信使是符节制度的衍生物，驿站和信使制的昌大是符节制度发展的有力旁证。
《孟子》中载有孔子言：“德之流行，速干置邮而传命。”可见中国在春秋时期已有了完备的快速传递信息的驿站系统。为使信息传递快捷，古代送信人风尘仆仆，鞍马劳顿，中国古人称送信者的奔走叫兢，中国周代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水浒传》中有个神行太保戴宗，就是跑步送信的化身。许多古代的大帝国，如波斯、罗马、中国，都有着极为庞大发达的信息传送网，由一批善于疾行的驿卒和骑马飞奔的信使，以及—张遍布全国的密集的驿站网所组成。
四、“合符制“向“以符为信”分流
随着社会的发展，“合符”制使用起来越来越不方便，试想，只有发信人和收信人各持符之一半，才可合符成验，而社会活动中如严肃郑重如军国之事毕竟很少，由此，就出现了直接“凭符为信”的情况。但“凭符为信”并没有完全取代“合符制”，二者在社会活动中往往各司其职， “合符为信”多用于大事，“凭符为信”与之相反，当然并不绝对如此。二月河小说《康熙大帝》第三卷之55章：“……十三爷哪把他放在眼里啊。他用手一指堂上的金牌令箭说：“瞧见了吗？十三爷我奉旨前来，处理丰台大营军务。爷如今是皇命在身。怎么，你敢不服吗？……”此处调兵就不是合验虎符了，使用的是金牌令箭。看来，越到后来，“凭符为信”越来越担当大任了，大有取代“合符制”的趋势。但“凭符为信”一般还是多在普通的社会交往中频现身影，发挥作用，常用作初次拜望某人，自我介绍的说明和凭证，相当于今天的“名片”。这种名片在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秦汉时称为谒，汉高祖早年为亭长时就曾经“为谒”，颜师古《汉书注》：“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者也。”汉代流行的名刺，一般要写上姓名爵里，故又称“爵里刺”。到了汉末，谒改称为制，汉以后则相沿曰制。六朝时称为名，唐时称为膀子，门壮，宋时称为牒件，明称名帖，至清始有名片之称（当时也称为名刺），沿用至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合符为信”制也慢慢地有了它的“民间变体”，也因此取得缤纷多彩的表现形式。如印章之用大行于世，两情相悦的男女交换彼此信物，诸如此类，都是对此最好的说明。到了大讲诚信的现代社会，符信制更有长足的发展和卓越的表现：像合同，一式两份，合同双方各持一份，一有变故，就以此合验为证；像票用制，列车员检票时，是要撕下一半以为凭证的；电影票等其他票据亦如是。考票之音，陆宗达认为，票与符均为唇音，古无轻唇，票实是符的孽乳字［２］，此说甚确。这些现象其实都是“合符为信”，“以符为信”的古意遗存。
注释：
[1]叶大兵.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2]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冯海洲 查中林，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合符为信”历史悠久，可远追至上古无文字时期，古无文字，结绳刻木以记事，如《易·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契即木契、木刻。古人久惯了刻木记事，渐衍出刻木为信之风，征引《中国风俗辞典》［１］：
木契：古代瑶族通信风俗，流行于广西灵川等县。以两块木板联在一起，在上面刻画纹痕，然后双方各执一块，作为契据凭证。向官府告状时。亦用木板一块，长约尺余，上刻大小纹疽．并以久烧痕迹．钻孔穿以短稻杆等办法，表达种种意义。
可见，“合符为信”在原始时期已多有发端，此制不仅有大量文献资料可证，还可考之以“符”字本身。
《说文·竹部》：“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
《玉篇·竹部》：“符，节也。分欲两边，各持其一，合之为信。”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符，合也，验也。”
由上可见，“符”字义多含有“分而合验、以为凭信”的意思。
综上所论，“合符为信”可谓源远。无文字时期，木刻是古人传递信息和记事的实物性符号，人们长期使用这种木刻，对其形状及其含义都已谙熟，这就为以木刻为依托创制文字提供了先期条件。符之成字，或可起源于此，其“合符为信”之意本是古“刻木为信”的遗存。此后，随着社会交往的频繁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合符为信”渐变为一种制度而趋向稳固，并得以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用于重大的政治经济活动
统治者重视这一制度表现在：1.为此专设官职。《周礼》有“掌节之官”，秦书八体有“符之书”，汉官设有“符节令”。2.广泛用于军国大事。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中，信陵君所窃之“虎符”也只一半而已。
民事经济活动中也采用了“合符”制“符契曰信”，债权人与债务人各持一半，结帐时，相与合齿，然后烧毁，以防节外生枝。如《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载：
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只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
二、“符”用料范围的扩大
古符最早用木刻，而春秋符节多用玉，战国更之以金属，且铸之以动物形象为之，如《史记》叙信陵君窃虎符救赵，《汉书·文帝纪》：“初与郡守为虎铜符。”再后则多用竹木，也兼用缯帛，民间还有用纸料的。“符”用料范围的扩大是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三、驿站和信使制度的发展
驿站和信使是符节制度的衍生物，驿站和信使制的昌大是符节制度发展的有力旁证。
《孟子》中载有孔子言：“德之流行，速干置邮而传命。”可见中国在春秋时期已有了完备的快速传递信息的驿站系统。为使信息传递快捷，古代送信人风尘仆仆，鞍马劳顿，中国古人称送信者的奔走叫兢，中国周代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水浒传》中有个神行太保戴宗，就是跑步送信的化身。许多古代的大帝国，如波斯、罗马、中国，都有着极为庞大发达的信息传送网，由一批善于疾行的驿卒和骑马飞奔的信使，以及—张遍布全国的密集的驿站网所组成。
四、“合符制“向“以符为信”分流
随着社会的发展，“合符”制使用起来越来越不方便，试想，只有发信人和收信人各持符之一半，才可合符成验，而社会活动中如严肃郑重如军国之事毕竟很少，由此，就出现了直接“凭符为信”的情况。但“凭符为信”并没有完全取代“合符制”，二者在社会活动中往往各司其职， “合符为信”多用于大事，“凭符为信”与之相反，当然并不绝对如此。二月河小说《康熙大帝》第三卷之55章：“……十三爷哪把他放在眼里啊。他用手一指堂上的金牌令箭说：“瞧见了吗？十三爷我奉旨前来，处理丰台大营军务。爷如今是皇命在身。怎么，你敢不服吗？……”此处调兵就不是合验虎符了，使用的是金牌令箭。看来，越到后来，“凭符为信”越来越担当大任了，大有取代“合符制”的趋势。但“凭符为信”一般还是多在普通的社会交往中频现身影，发挥作用，常用作初次拜望某人，自我介绍的说明和凭证，相当于今天的“名片”。这种名片在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秦汉时称为谒，汉高祖早年为亭长时就曾经“为谒”，颜师古《汉书注》：“为谒者书刺，自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者也。”汉代流行的名刺，一般要写上姓名爵里，故又称“爵里刺”。到了汉末，谒改称为制，汉以后则相沿曰制。六朝时称为名，唐时称为膀子，门壮，宋时称为牒件，明称名帖，至清始有名片之称（当时也称为名刺），沿用至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合符为信”制也慢慢地有了它的“民间变体”，也因此取得缤纷多彩的表现形式。如印章之用大行于世，两情相悦的男女交换彼此信物，诸如此类，都是对此最好的说明。到了大讲诚信的现代社会，符信制更有长足的发展和卓越的表现：像合同，一式两份，合同双方各持一份，一有变故，就以此合验为证；像票用制，列车员检票时，是要撕下一半以为凭证的；电影票等其他票据亦如是。考票之音，陆宗达认为，票与符均为唇音，古无轻唇，票实是符的孽乳字［２］，此说甚确。这些现象其实都是“合符为信”，“以符为信”的古意遗存。
注释：
[1]叶大兵.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2]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冯海洲 查中林，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