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多久，他始终是孩子的伙伴

　　苏炜先生在《落鸿孤烟渔樵话》中有一则趣谈，是讲张爱玲的死讯传回北京，内地文坛许多人士第一反应是“张爱玲原来还活着”，不仅如此，无论是电影作品还是专事研究张爱玲的人，都在张爱玲生时将其作为“已故之人”对待（笔者也一度以为她民国之时就辞世了），而其“虽生犹死”的意象往往来自于读者对其作品的感受，不得不说，这种奇特现象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她作品的特色与魅力。
　　讲这个例子是因为笔者近来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趣事，不过对象从张爱玲换成了丰子恺老先生。童年对丰先生有某种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的文和画都好生有趣，近来遭逢家中变故，突然很想念儿时读的那些作品，于是心心念念找来回味。不经意在互联网看大众读者反馈，发现最常出现的一句评论竟是“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他的作品，觉得好有趣”深感共鸣的同时也觉得有意思，若说张爱玲自带的是某种“故人意象”，在大众读者眼中，丰子恺自带的恐怕是“童年伙伴”的意象了。更有意思的是偏偏老先生有着散文家、教育家以及画家等的众多头衔，却独缺了儿童文学作家这样的头衔，但是笔者却非常欢喜这样的独缺，因为“童年伙伴”和“儿童文学”相比，前者是平起平坐的陪伴，后者往往带着成人对儿童世界的某种“居高临下”。
　　关于丰子恺与他的儿童观教育观的论述为数众多，较为常见的赞扬就是说他多么热忱的赞美儿童，而笔者眼中，觉得最能诠释丰老与儿童的感情，总是那篇《华瞻的日记》，这是一篇儿童视角的“日记”，主角三岁的小华瞻诚实的“叙述”着自己对邻居小伙伴、对玩耍的无限欢喜，对理发、按点吃饭等种种成人规矩的不解。“其实照我想来，像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块吃饭，在一块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作两家？即使要分做两家，反正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你们大人坐一块，我们小孩子坐一块，不更好么？”“‘真是越看越稀奇了！爸爸何以甘心被这麻脸的陌生人割呢？’‘明明是爸爸被割项颈，割耳朵，又被用拳头打（注：其实是理发），大家却置之不问，任我一个人恐怖又疑惑’。”（《华瞻的日记》）
　　这充满稚拙的口吻，天真烂漫的叙事，真如同父子灵魂互换的作品，满是诚恳可爱，读来总令人莞尔。尽管后来读过王朔的《看上去很美》或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些以儿童视角展开的作品，也不得不说，比起丰老先生的小文，这些佳作承载了很多成年人的时代感和愁绪，亦逃脱不了成人世界的沉重感。正因为如此，这篇纯粹的不谙世事，这份从头到尾的轻松才显得格外可贵。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丰子恺回归了成人视角，诉说了他对儿童的热爱与憧憬，爱他们全身心的公开和投入，爱他们不拘规矩充满创造力，爱他们天然的大胆热情和懵懂，他对童真稍纵即逝是如此惋惜，以至于迫切用笔用画记录这最有艺术感的“黄金时代”。得以这份热忱，我们记住了给凳子穿鞋子的阿宝，记住了打破泥人心碎哭号的瞻瞻，记住了爱玩毛笔的软软，同样也记住了童年时有过这么一个大伙伴，他不会刻意对孩子说教，而是以一个对等的身份陪你看世界，他会欢喜着你的欢喜，“惆怅”着你的“惆怅”，他会告诉你他小时候喜欢钓鱼，喜欢吃螃蟹，喜欢养蚕，喜欢美食亦喜爱涂鸦，他会以最真诚的方式去理解懵懂的幼年的你我他。他是如此的亲近亲切，以至于多年后和身边人谈论他，即使不是熟悉的读者也很难不对他抱有好感，于是就产生了如“我小时候挺喜欢他的”这种大众印象。文学艺术作品里悼念童年的人不少，讴歌童真的人亦很多，然而放下满身的沧桑摒弃“成人优越感式的关爱教育”的作品数量有限，怀有赤子之心的真诚作品总是能被理解感知的，这大概也是丰子恺的文章和画作今天依然受欢迎的原因吧。
　　丰子恺的儿女与父亲的感情很深，从丰子恺朋友和子女的回忆类作品中亦能体会，反观当下的社会，投入大量钱财装满大量知识来教育孩子的父母是比比皆是，然而真正俯下身与孩子平起平坐，带着温暖爱意陪你嬉笑怒骂的却不多。所以就算时间过了近百年，丰子恺的作品依然珍贵，因为他是如此真诚地贴近孩子，是个如此在意孩子的父亲。“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儿女》）。
　　他如此说，便如此做了。

无论对错，他永远坦率地面对生活

　　丰老先生某种程度是个“大孩子”，他热爱艺术有着理想主义气质，受到恩师李叔同的影响皈依佛教，作品也会流露出宗教的情怀与仁爱理念，比如他绘制的著名画册《护生画集》。诚然我们讲述他的仁爱博学扩大其优点，大可造出一个“高大全”的文学家并皆大欢喜。然而诚实地解读一位受到尊敬的作家，用心体会其作品，不难发现作为一个历经了家族兴衰，经历过战火和时代巨变的知识分子，丰子恺也是个很复杂的立体的人。他洞察细微，有时非常现实，有时赤诚如孩子，落魄有时，安逸有时，喜悦有时，烦恼有时，他时而慷慨勇敢，又时而避事。他的作品多少带着自身经历的复杂感，他自己在《读〈读缘缘堂随笔〉》中自我评价“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個二重人格的人”，赤诚天真的孩子与冷漠功利的成人“这两种人格常常在他心中交战”，然而无论哪一种丰子恺，不变的特点是坦率，他的喜恶，他的优缺点，他的自我矛盾还有偶或的脾气甚至软弱，他丝毫不会回避，就这样细细碎碎地写出来。
　　丰老先生的坦率，首先在于对自己生活中的“不光彩”并不矫饰，倾而记之，若说今天稍微有点名气的“文字工作者”多多少少有些文过饰非的倾向，为自己的言行找一些高尚或者合理的理由，自我批评也往往局限于技术理论层面，或者专拣无伤大雅的皮毛自我调侃，相较而言，丰子恺的坦率可谓少有继者。在《辞缘缘堂》和《桐庐负暄》这两则著名“逃难记”中，丰先生很多言行可谓并“不光彩”，比如战火前他和家人的盲目乐观，比如因为不事理财而用子女压岁钱充逃难费，最严重的事是如逃亡途中路遇兵士拉壮丁“借用”，他们舍弃了一个男工，虽然先生声称会在塘栖等待男工被放回，但最终因为恐惧停留太久被拉走更多人而失信逃离。此外他曾慷慨激昂画下的抗日斗争工具《漫画日本侵华史》，却因为逃难途中怕敌人发现连累老少，忍痛扔到江里。这期间种种仓皇狼狈，漂泊流离，作者内心的恐惧软和纠结也表露无遗。若可事后粉饰，他大可以只写写国破家难同仇敌忾的豪言壮语，也可以省略这些并不算光彩的事情，可以声称画稿遗失，然而他都没有，整篇文章里，你看得到一个乡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软弱，也看得到他道德被恐惧战胜后长久的歉意不安，看得到他对亲朋的感激与不舍以及对故土安逸生活的留戀。笔者最感触于一个很小的细节，作者一家逃难途中遇到趁乱敲竹杠的茶店老板，非常生气，但当他最后看到对方衣衫褴褛的时候，他却心想“大约他的不仁，是贫困所强迫而成的，人世是一大苦海！我在这里不见诸恶，只见众苦”。私以为是对战乱的最深刻的总结，动乱年代如大染缸，芸芸众生难以独善其身，是非亦不是道德二字能简单评价的，谁又能苛责谁呢？所幸逃难中也得到很多亲友的鼎力相助，马一浮先生以及桐庐的师友们带给作者一家片刻的祥和，尽管因为战火再次打破，桐庐的日子却成为人间尚有温情仁义的证明。这一趟逃难众生相，比很多哀悼和慷慨陈词更为真诚。有趣的是，这位有时软弱的老先生，曾为自己的恩师李叔同发心画《护生画集》，依约定每十年一册，恩师圆寂后亦不改初衷，直到去世也不曾放弃画笔，重情重义言而有信。当失去最爱的缘缘堂和安逸的生活，他转念觉得倘为战争胜利而“牺牲”“缘缘堂”，也是值得的快慰的，在非一线的战场上，还是这个丰子恺，用他的画笔、乐谱乃至教育的力量，进行知识分子的“非暴力”抗日。这就是一个原原本本的丰子恺，会有软弱会有瑕疵但也有自己的坚持和热血，一个血肉丰满真诚无比的他。 　　丰老先生的坦率，某种程度来源于他对现实生活包括对自己的好恶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佛无灵》中，他反对遇到不公平或苦难便说“佛无灵”这种“与佛祖做交易”的世俗心态，即使别人用“佛无灵”“安慰”失去家宅的他。在《肉腿》中，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生活艰辛，进而暗讽上流社会的歌舞升平。在《半篇莫干山游记》中，他讽刺“文明人”的冷漠自私；在《车厢社会》中，他见证了人间社会的不公和世情百态；在《做客者言》中，世俗的虚伪礼教也为作者讽刺；在《吃瓜子》中，不思进取“消闲”的少爷小姐乃至国民，让作者担忧不已。然而作者讽刺也罢慨叹也罢，都没有试图站在道德至高点来指手划脚，因为他纵使厌烦这种世俗冷漠种种成人社会却也参与其中。他是《肉腿》中能雇船出行却还牢骚的人，他是《车厢社会》中随时间推移同样世俗化的一员，他亦是《作客者言》、《半篇莫干山游记》中的旁观者，他是个热爱安逸舒适的人，他也逃不开好吃螃蟹怀念美味又觉得杀生不好的纠结，与思想独立有风骨的朋友陈伯豪比较，他“仍旧战战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惧与服从的日月”（《伯豪之死》），于现实中的这些种种可厌，让他心中有“一种对于世间的反感，对于人类的嫌恶，和对于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伯豪之死》），然而即使清楚社会之苦，明白自身按部就班终不是风骨傲然的人，他还是选择站在良善的一边而没有因此一味消沉或是愤世嫉俗。于是有了后来沉浸于艺术、热心于教化的他，有了他“走正确的路，放无心的手，结有道之朋，断无义之友，饮清净之茶，戒色花之酒，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的自我鞭策。
　　最后一种坦率，来自于丰子恺文字本身的平和无华与沉静，不论是散文随笔还是艺术专著，丰老先生的文字始终如温玉般平和，不粗鄙却也不浮华，风格天成。他的乡土生活描绘，有声有色充满画质感，他的讽刺小品，含蓄幽默，他的文学艺术论著，精准而舒达，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可见学养极深。相比时下各种“主义”各种“解构”，言必谈欧美日文学，各种哲学各种意识，用深奥词汇堆砌文章的当代文学青年的“格子文”，丰老先生的文字有一种“白居易式”的地气，然而这种妇孺皆可喜的亲切感来自于他的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比如他写亲近与喜爱的人，很少见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煽情的讴歌，但是却很自然细致，无论是写恩师李叔同、夏丏尊先生，写他的母亲，以及他少年时敬慕的好友陈伯豪，他描写的都是波澜不惊，没有矫夸，记述的也都是点滴小事，读完却让人很窝心。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怀李叔同先生》）。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來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悼夏丏尊先生》）。
　　伯豪如果有灵，我想他不会责备我的不吊，也许他嫌恶这追悼会，同他学生时代的嫌恶分数与等第一样（《伯豪之死》）。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的母亲》）。
　　这种文字的坦率，可以说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这一点汇集在《杨柳》一文中，显得极为动人。
　　“但假如我存心要和杨柳结缘，就不说上面的话，而可以附会种种的理由上去。或者说我爱它的鹅黄嫩绿，或者说我爱它的如醉如舞，或者说我爱它像小蛮的腰，或者说我爱它是陶渊明的宅边所种，或者还可引援‘客舍青青’的诗，‘树犹如此’的话，以及‘王恭之貌’、‘张绪之神’等种种古典来，作为自己爱柳的理由。即使要找三百个冠冕堂皇、高雅深刻的理由，也是很容易的。天下事又往往如此。”文字可粉饰可装格调的方式如此之多，以他的学养不难做到，他却不肯。为何呢？
　　同样用《杨柳》中的文字来回答：“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
　　他如此说，便如此做了。

无论怎样，他用幽默和艺术拥抱生活

　　如果说丰老先生青年时期尚有“二重人格”的矛盾纠结，使得他文字偶或有种“厭世”情绪，天性的仁厚和经年的生活阅历，加上多年的信仰熏陶，使得他在看透人世皆苦的同时，依然选择了笑对生活——“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豁然开朗》）。
　　丰先生的漫画独树一帜，幽默活泼，他的文字也如画一般充满情趣和生命力，儿童的天真，对于艺术的热忱，对于生活的细腻体悟，在他笔下无不显得“考究”而有活力。满心满肺一手建造布置的缘缘堂，家里顽皮的儿女，庭院里的芭蕉，养过的老猫小猫，院里威风凛凛的大白鹅，都是如此可爱。他几次拜访梅兰芳先生，因为热爱尊敬这位大师，又送画送字又合影，如“追星族”一般满心欢喜。对另一位他所崇拜的人生导师马一浮，他珍惜每一幅先生的手书，并为其写下了“我有馨香携满袖，将求麟凤向天涯”的诗句。面对战火，他恐惧过，但是依然抱着《中国就像棵大树》的信心，渴望着正义的胜利和民族的强大。从小失去父亲，成年经历战火，晚年受文革迫害，即使这样，他还是如此向往美好，如同向阳生长的向日葵，亲近这一切美好的人与物。
　　另一方面，面对世事无常人情百态，他用以讽刺和抨击的文字也如同他的漫画一般，充满幽默感，言浅意深。他笔下乡间邻里的鸡飞狗跳，家长里短，以及成年后伙伴的变迁，如此市井却又如此真切。生活中，吃个瓜子，拔个牙齿，翻一把旧的美术刀，路边捡到的一把钥匙，墙上的几个涂鸦，一张五元的法币，俯仰皆可成文章，处处可以影射。先生有着艺术家的敏感细腻，也有着作为知识分子和佛子的正直仁慈，这些性格都化入了他的文字，渐渐融入了平凡读者的内心。这种温和的力量延续到他最后的岁月，即使黑暗依然不多抱怨，用他独有的温和向前走去。“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深谋若谷，深交若水，深明大义，深悉小节，已然，静舒。善宽以怀，善感以恩，善博以浪，善精以业，这般，最佳。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无怍于人，无惧于鬼，这样，人生”（《不宠无惊过一生》）。
　　他这样说着，便这样做了，却在不经意间，播种了一队的桃李，从黑暗中，绽放了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