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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在南开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上，校长曹雪涛重拾当年创校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南开第101届4152名新生的回答掷地有声。主席台正前方，身着紫色校衫的新生们，摆出学校英文简称“NKU”的造型。两侧看台，“1919”与“2019”的字样遥相呼应，昭示着这所名校已迎来了它的第100个年头。
大学的发展史，就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缩影。虽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时期，但在刚出生后不久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就已与清华、北大齐名。与此同时，一座城市的发展快慢，也与大学息息相关，就像上海之于上交大，南京之于南大，广州之于中大。
张伯苓于1935年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在当今世界格局进入新时期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今天的南开，在历经百年风雨后，也迎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
张伯苓与严氏家馆、王氏家馆学生合影。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教育史上的奇迹——阅读南开》中写道：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1904年，严修、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严馆、王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1907年，学堂迁至城西南“南开洼”新建起的校舍，因地名改成“私立南开中学堂”。1912年起改成“南开学校”。“南开”校名由此沿用至今。
1898年，自甲午战争后就被日本占领的威海卫被交还给清政府，再转租给英国。两天之内，威海卫港经历了“国帜三易”：日旗先落，清旗升起又降下，再升英旗。在海军练习舰“通济号”上做见习军官的张伯苓，目睹这一幕，大受刺激，由此判定：海军武力救不了中国，自强根源，在于教育。
這一年10月起，他弃武从文，在清廷原贵州学政严修位于天津的家馆教书。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张、严二人成立了“私立中学堂”，两年后又创办南开中学。在赴美考察了大学制度后，严修与张伯苓于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初创时的校舍。
在任何时候办私立大学，经费都是大问题。南开大学原校史研究室主任、该校历史系1959级学生梁吉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己曾搜集张伯苓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的3000多封信函，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张伯苓为办学求助捐款的内容。梁吉生总结说，南开大学初创时期的办学经费来源有社会捐助、学生缴费、北洋政府拨款、地产租金等，其中，社会捐助占了很大比例，这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军阀政要。
为筹款，严修和张伯苓跑了保定、太原、南京等地，先后见了徐世昌、黎元洪、阎锡山、曹锟等人，共筹得学校开办费8.5万余银元。南开学子们对此一度颇有微词。张伯苓则答道：“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培育出来的。”
1919年9月，南开学校大学部，即南开大学成立，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学校设文、理、商三科。首届招收的96名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的周恩来。1989年南开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在主楼前广场正中树立了周恩来塑像，基座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手书“我是爱南开的”。
在南开大学办学过程中，“差钱”始终是个大难题。管理南开学校财务的华午晴与校长秘书伉乃如曾撰有《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一文，其中提到：1922年，学校收入92700余银元，支出12.6万银元;1925年，岁入岁出相抵，亏三万余元，历年累计亏损达12万元;1926年，岁入10.7万元，岁出16.7万元，亏损6万余元。
张伯苓，这个被外界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对此解释说：一个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如在年终银行账上还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更多好事。张伯苓称，“南开要长！长！长！日日新，必须扩充建筑及设备”，“所以南开之‘南’，也许是困难之‘难’字”，但南开要“越难越开”，要“硬干”“苦干”“缺乏经费，决不能阻止南开之发展”。
虽然经费困难，但张伯苓还是坚持私立办学。梁吉生称，私立大学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上能保持“自由活泼”。张伯苓还提出了“私立为民”的概念，即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办教育，让民众有更多参与性和主动性。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合影。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延揽了一大批学术界名师，如化学家邱宗岳，物理学家饶毓泰，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而南开的薪资并不占优势。当时，清华教师可拿到每月300大洋的薪水，南开的工资只有每个月180～300大洋。 南开虽然给老师薪资不高，但张伯苓从不拖欠工资，逢年过节，还会给教师发红包，组织茶话会。学校还专门为教师修建了员工宿舍，每位教授都有一幢独立半西式的住宅，木质地板，配有办公室、厨房、卧室等。员工宿舍附近还有教员俱乐部，教师们晚饭后，可以下象棋、打康乐球、喝咖啡，一个多小时后，回各自住处备课、休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南开能汇聚如此多人才，与张伯苓尊重老师，尽可能让教师优势得以发挥有关。
梁吉生则分析说，京津地区当时是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其他地方更胜一筹。但北京正经历着军阀混战，政权“走马灯”般更迭，北京大学一度15个月发不出工资，每个月老师只能领到工资的十分之一，很多求职者不把北京当作首选。而天津有多个国家的租界，是清朝“遗老遗少”的安乐窝，也是军阀政要们置办房产、休养生息，以待重出江湖的后花园。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资深财经媒体人刘晓博撰有《一百年：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一文，文中称，天津的极盛和南开系列学校的诞生，跟中国当时的开放（洋务运动、慈禧新政、租界设立）有密切关系。
“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着两本notebook 回家来，作一个大学教员……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这段内容来自1928年11月，发表在《南大周刊》上的一篇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作者为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文章直指当时中国大学对西方教学机械照搬，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现状。
將教育与中国国情、社会实际相结合，是张伯苓自创办南开就坚持的理念。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和国内很多大学一样，南开在建立初期，学制源自美国，教师多为留美学生，仪器设备多由美国造，课本不是英文就是英文译本，甚至连生物课用的蚯蚓也是进口的。
宁恩承的文章发出后，在南开师生间引发激烈交锋。一些教授罢教，学校一度停课两个月，这令张伯苓加快了学校的改革。
1925年，南开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改用国语讲授。1927年，教务会议通报，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为让师生了解日军侵占东北情况，张伯苓还在南开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称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并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对东北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成为此后日军轰炸南开的重要原因。
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了“土货化”的办学方针。所谓“土货化”，不是对于东方文化、精神的固守和复古，而是“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更进一步的表述，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实质上，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就是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以中国历史、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可视为南开日后办学不变的理念和独特的路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土货化”并没有改变南开走向国际化的方向，而是进行了一些具体措施的调整，这令南开走在了教育理念的前沿。经济学家何廉是推行“土货化”方针的先行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家陈宗胜说，何廉从耶鲁大学回到南开后，就提出了“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他的研究课题包括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河北高阳土布织造业与开滦煤矿考察等。
除了创办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建立了反映当时物价及市场变动的“南开价格指数”（简称“南开指数”）。陈宗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在国内繁盛程度仅次于上海，解放北路有“小华尔街”之称。因以纺织业著名，上海、青岛、天津三地还有“上青天”的说法。有人统计过津沪两地保险公司的数量，上海有两百家，天津则多达三百多家。但关于物价指数，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也没有人研究。何廉的研究就从天津展开，“最开始很多技术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斤两、汇率的统一，不同种类产品的加权等”。
1929年理科学会部分会员合影。后排左一为陈省身，前排左二为吴大猷 
张彭春（左）指导南开学生曹禺表演话剧《财狂》。 
南开大学女篮。
何廉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有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天津零售物价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等，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他们创办的《大公报·经济周刊》上。一时间，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
张伯苓建立的另一个“土货化”办学途径就是实业兴学。1921年，南开与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祖绅合作，增设了矿科。1929年，南开理学院又增设了电机工系，并在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张伯苓的考量是，学科设置最大程度上与国家需求对接。南开的发展要基于天津的城市特点，除了作为商业都会，天津有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
实业兴学的突出代表是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建立。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南开化学系。他回顾说，1930年代，南开两个最著名系所，一个是何廉创立的经济研究所，另一个就是应用化学研究所。当时，制酸、制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而天津地区的化学化工行业在全国处于前列。从1914年起，有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之称的范旭东，就在天津先后开办了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与永利制碱厂。 1987年，在考察了傻子瓜子、海尔等民营公司后，还在读博士的陈宗胜在《南开经济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模式应是“相对优势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他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应单纯和意识形态挂钩，这一说法引发关注。十年后，在中共十五大上，“混合经济”成为被明确提及的概念。
关注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还有陈宗胜的老师谷书堂。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外资经济不断涌现，利息、租金、土地等构成了人们的非劳动收入，清一色的按劳分配再难以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注解，这让谷书堂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南开大学校园内百年校庆主题的雕塑吸引人们拍照留念。摄影/本刊记者 佟郁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主楼前的周恩来塑像。摄影/本刊记者 佟郁
1988年，谷书堂与博士生蔡继明合作完成了《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文章提出，除了主要按劳动贡献分配，还应将非劳动要素纳入。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较为系统阐述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1995年4月，专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召开，这篇文章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按贡献分配理论的发展。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1983年，此前被撤销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谷书堂任第一任院长。1980年代起，在谷书堂等人的推动下，南开经济学科重建了管理系，在国家旅游局、人民银行总行的协助下，学校建立了旅游专业、金融系，还设置了保险学、会计学等一批新兴学科专业，成立了国际经济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
陈军是1985年入读南开的，在他的印象里，当年母校绝对称得上是国内前5名的高校。他入学时，校园里还流行着“北清复开”的说法。1990年代初，他读完本科、硕士后留校，之后出国留学、工作，2002年又回到母校任教。在过去近20年中，他见证了南开由当初的名列前5逐渐下滑至10名开外，再到近几年，南开在各大高校排行榜上排到了15名前后。
陈军认为，南开的相对“退步”有内外部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是，当年的院系调整，导致南开只剩文理科没有工科，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这一点的负面影响渐渐凸显，限制了学校的发展。对于今天的高校来说，有工科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科研经费，能更好对接社会现实需求，实现全方位的发展。
由于缺少财大气粗的工科，南开的师资数量与学生规模与其他兄弟学校相比也有不小差距。与一墙之隔的天津大学作比较，天大有超过3000名教师，以理工科教师为主，南开教师总共还不到2000人，其中约一半是文科老师，理科老师不满1000人。
而在科研经费方面，根据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发布的《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教育部一年拨入南开大学的科技经费为6.08亿元，位列教育部直属高校第39名，天津大学的科技经费为25.1亿元，位列第9。更早在2010年时，南开的科研经费仅为4.25亿元。
2000年前后，全国高校合并浪潮兴起，南开与以工科见长的邻居天津大学原本也有合并打算，但最终未能实现。
长期关注高等教育史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如今，浙大、武大、四川大学之所以在高校排名中很靠前，除去自身努力，跟当年高校大合并也有很大关系，这也确是南开落后的原因。但在过去这些年的合并中，不少原本气质独特的学院或大学消亡了，合并的过程也造成巨大内耗。拒绝“在一起”，虽然在规模及排名上有损失，但学校各自的文化传统也许能得到很好保护。陈平原认为，当初天大和南大没合并，得失目前还很难判定，而排名必须数字化，“更多考虑办学规模，而不是教学质量或师生的真实感受。”
在陈平原看来，大学因应时代变化及国家需要，适当调整办学思路，拓展某些学科，这是应该的，但主观上不应仅仅为了争排名。储朝晖则认为，办大学，最关键的还是重建现代大学制度，让真正懂专业的人来引领学科发展。
2013年，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举办春季运动会，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留学生参加。摄影/本刊記者 佟郁
掣肘南开发展的另一大因素是地域。1994年，国家教委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南开大学共建。此后，作为省部共建的“985工程”高校，依据政策，教育部与天津市政府应按1：1的比例划拨给南开配套建设经费，但实际上，这一政策多年来都很难落实。从2001年到2017年，陈宗胜一直担任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在他的观察中，天津市政府更愿把经费投给像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这样的市属院校。
思想观念是一方面，天津的经济实力或许也令其有心无力。1949年以前，天津的经济总量还是北京的两倍，但此后北京对资源的集聚度不断上升，到改革开放初期，之前的“上青天”已变成了“京津沪”。1990年，广州终结了天津GDP在全国排“老三”的席位，1997年，天津又再度被深圳所超越。近年来，天津与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2018年一季度，天津经济增速一度下滑到1.9%，在全国31个省份中“垫底”，到今年上半年才回升到4.6%，这令天津对于并非自己“亲儿子”的部属高校的扶持，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一批老师的坚守，南开依然有所发展。1999年，刚刚当上长江学者的周其林逆潮流而上，从位于繁华大都市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转到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任教。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副院长、自2000年本科毕业后就加入周其林课题组的朱守非对此解释说，导师之所以选择南开，原因之一就是看中这里不急功近利，能够沉下心来做科研的氛围。
周其林研究的方向是具有开创性的螺环结构的手性分子催化剂，这类分子在农药、生物医药领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要找到高效、有助于精准合成目标物的催化剂并不容易。来南开后，最初几年，周其林一直没做出什么特别重大的成果，直到2002年，他才合成了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化合物，在行业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论文。“周老师要做的是引领，至于他的产出是不是特别多，是不是特别花哨，这不是我们过多要考虑的事情，”朱守非说。
2009年，周其林当选中科院院士。2011年，他带领团队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手性螺环铱催化剂，当时成为《德国应用化学》的一期封面。周其林研发的催化剂被国内外同行称为“周氏催化剂”，如今，其研究成果已被应用到治疗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症等多种药物的实际生产中。
周其林认为，做科研，就要敢于做原创性、周期长的研究。“持续地支持基础研究，我相信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们也不能总盯着诺贝尔奖，我们做研究是冲着科学、冲着国家和社会需求”。他还开玩笑地说，“其实，如果要想发大财，就不能做这么高效的催化剂——生产一吨药品只买我们一克催化剂就够了，这是不赚钱的，但这是追求科学目标。”
南开早期的校领导、教育家黄钰生曾提出，上大学的意义在于“润身淑世”，意为完善提高自身与实现国家与全人类的最高理想。周其林的科研态度，在朱守非看来，也体现了南开的精神内核，即“润身淑世”之原则。
面向前沿、沉下心来钻研学问的，还有南开的数学大家们。1980年代，曾在南开求学、立志要让中国成为“数学大国数学强国”的数学家陈省身回国，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并先后招揽了龙以明、张伟平、陈永川等一批青年才俊回国任教。2007年，张伟平、龙以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同一年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新增的两位数学家均来自同一单位，这在中科院历史上还是首次。
走进南开大学南门，就能看到左手边静静伫立着的省身数学楼。这栋楼是为纪念陈省身而建，在其去世一年后投入使用的。过去十多年里，南开的数学家们在这片安静、自由的天地中，任思想驰骋。
2015年6月23日晚，南开大学举行“聚散天涯 依依南开”2015年送毕业生文艺晚会，送別近7000名学子。摄影/本刊记者 佟郁
2017年，张伟平在数学界顶尖期刊《数学年刊》上发表论文，完成了对菲尔兹奖得主Connes提出的一个著名定理的微分几何证明。张伟平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如果从2001年发表第一篇相关论文算起，已坚持了16年。
近年来，南开大学光学研究所还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个“在轨有害气体检测装置”，装备在“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空间站试验舱;化学学院陈永胜团队研制的有机太阳能电池达到了17.3%的光电转化效率，刷新现有文献记录;国家环境保护城市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受原环保部委托，主持编制了国内首个《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技术指南（试行）》，南开自主开发的大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方法已在全国超过30个城市推广应用。
2010年，南开大学开始筹建新校区。天津市政府无偿划拨了土地，教育部拨款10亿元用于新校核心区建设，但除此之外，其余经费皆要南开大学自筹。2015年，距离八里台校区20公里的南开津南校区投入使用。如今，记者在新校区周边还能看到“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的标牌，拉货的半挂车在校门外呼啸而过。
老师们往返于两个校区，坐公交要接近一个小时。前几年，南开大学的老师们已经为通往新校区的地铁建设向天津市呼吁了多次。2019年除夕，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津南校区站终于破土动工，正式运营预计要到2022年。
和百年前创校时一样，差钱是最大难题。没有钱，造大楼难，培养、吸引人才也难。在地域、待遇、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下，陈宗胜说，从1980、1990年代起，南开的人才已开始向南方流动。2000年以后，引才难逐渐成为南开面临的挑战。由于北京的“虹吸效应”，陈宗胜的不少博士生都离开了天津。
为弥补人才断档，2013年起，南开大学开始了“人才特区”的引才尝试，从化学学院开始试行。朱守非说，学校虽然不能提供大房子，但展开了以事业吸引人的战略，以引进“四青”人才（优青、青千、青年长江、青年拔尖）为主，培养年轻人，对于学院认定的、没有“帽子”的人才也可以通过特定程序选入。每位引进人才享有60万左右的年薪，40万元左右的住房补贴，120平方米的实验室，并为其提供1名博士后、2名博士、2～3名硕士培养。但引进的人才也不是铁饭碗，签约期6年，称为特聘研究员，三年一轮考核，两轮考核合格后，转为教授或副教授。
朱守非说，“每年坚持引进，我们一定要把年轻人基数做上来，把最优秀的年轻人吸引进来，这也是适合南开发展的一条道路”“我们也不想抱怨太多，更多从自身去挖掘潜力，把优势应用到极致。”
陈军则表示，“人才特区”计划启动后，每年主动联系学院的人才至少超过两百人。截至目前，化学学院的“人才特区”已初见成效，吸引了近40名人才。目前，这一制度，也在生命科学学院、商学院等推开。在陈军看来，南开正在从过往的低谷走出来。
2018年1月3日，曹雪涛出任南开大学校长。为吸引更多人才，去年12月，他到英国帝国理工专门做了人才专场招聘。今年6月，他还和南开前两任校长一起，到美国的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引才。
“你可能想象不到，我还去了江苏省南通中学的校庆做了致辞，然后请了南通八所中学的校长开了座谈会，请他们积极举荐好学生，甚至最好的学生，能够送到清华、北大的学生，能不能给南开？”曹雪涛说。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视察南开大学。他说，当年开办南开大学，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去培养人才的。我们现在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我们要把学习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为之而奋斗。
在南开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00周年之际，曹雪涛对外介绍了“4211卓越南开行动计划”。所谓“4211”，即实施“文科振兴、理科提升、工科攀登、生医发展”四大计划，构建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两大奖励体系，在校内建设十大交叉科学中心，在海外携手世界一流大学打造十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曹雪涛说，希望未来通过打造大平台、大团队、大人才、大成果，把南开带回应有的位置——也就是当年有“北清复开”之称的地位与影响力。
（本文参考《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的脚步》《南开学人自述》《永续的学脉》《思想者的产业》《南开影响一生》《南开故事》《南开风语人》《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五十年史录》《南开经济学百年百人》《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南开大学报》，特别鸣谢祝晓风提供的帮助）
南开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摄影/本刊记者 佟郁
大学的发展史，就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缩影。虽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时期，但在刚出生后不久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开就已与清华、北大齐名。与此同时，一座城市的发展快慢，也与大学息息相关，就像上海之于上交大，南京之于南大，广州之于中大。
张伯苓于1935年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在当今世界格局进入新时期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今天的南开，在历经百年风雨后，也迎来了它发展的新阶段。
南开要“越难越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教育史上的奇迹——阅读南开》中写道：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
1898年，自甲午战争后就被日本占领的威海卫被交还给清政府，再转租给英国。两天之内，威海卫港经历了“国帜三易”：日旗先落，清旗升起又降下，再升英旗。在海军练习舰“通济号”上做见习军官的张伯苓，目睹这一幕，大受刺激，由此判定：海军武力救不了中国，自强根源，在于教育。
這一年10月起，他弃武从文，在清廷原贵州学政严修位于天津的家馆教书。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张、严二人成立了“私立中学堂”，两年后又创办南开中学。在赴美考察了大学制度后，严修与张伯苓于1919年正式创办南开大学。
在任何时候办私立大学，经费都是大问题。南开大学原校史研究室主任、该校历史系1959级学生梁吉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己曾搜集张伯苓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的3000多封信函，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张伯苓为办学求助捐款的内容。梁吉生总结说，南开大学初创时期的办学经费来源有社会捐助、学生缴费、北洋政府拨款、地产租金等，其中，社会捐助占了很大比例，这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军阀政要。
为筹款，严修和张伯苓跑了保定、太原、南京等地，先后见了徐世昌、黎元洪、阎锡山、曹锟等人，共筹得学校开办费8.5万余银元。南开学子们对此一度颇有微词。张伯苓则答道：“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培育出来的。”
1919年9月，南开学校大学部，即南开大学成立，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学校设文、理、商三科。首届招收的96名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的周恩来。1989年南开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在主楼前广场正中树立了周恩来塑像，基座正面镌刻着周恩来的手书“我是爱南开的”。
在南开大学办学过程中，“差钱”始终是个大难题。管理南开学校财务的华午晴与校长秘书伉乃如曾撰有《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一文，其中提到：1922年，学校收入92700余银元，支出12.6万银元;1925年，岁入岁出相抵，亏三万余元，历年累计亏损达12万元;1926年，岁入10.7万元，岁出16.7万元，亏损6万余元。
张伯苓，这个被外界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对此解释说：一个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如在年终银行账上还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更多好事。张伯苓称，“南开要长！长！长！日日新，必须扩充建筑及设备”，“所以南开之‘南’，也许是困难之‘难’字”，但南开要“越难越开”，要“硬干”“苦干”“缺乏经费，决不能阻止南开之发展”。
虽然经费困难，但张伯苓还是坚持私立办学。梁吉生称，私立大学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上能保持“自由活泼”。张伯苓还提出了“私立为民”的概念，即动员人民的力量来办教育，让民众有更多参与性和主动性。
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延揽了一大批学术界名师，如化学家邱宗岳，物理学家饶毓泰，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而南开的薪资并不占优势。当时，清华教师可拿到每月300大洋的薪水，南开的工资只有每个月180～300大洋。 南开虽然给老师薪资不高，但张伯苓从不拖欠工资，逢年过节，还会给教师发红包，组织茶话会。学校还专门为教师修建了员工宿舍，每位教授都有一幢独立半西式的住宅，木质地板，配有办公室、厨房、卧室等。员工宿舍附近还有教员俱乐部，教师们晚饭后，可以下象棋、打康乐球、喝咖啡，一个多小时后，回各自住处备课、休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南开能汇聚如此多人才，与张伯苓尊重老师，尽可能让教师优势得以发挥有关。
梁吉生则分析说，京津地区当时是文化中心，教育水准较其他地方更胜一筹。但北京正经历着军阀混战，政权“走马灯”般更迭，北京大学一度15个月发不出工资，每个月老师只能领到工资的十分之一，很多求职者不把北京当作首选。而天津有多个国家的租界，是清朝“遗老遗少”的安乐窝，也是军阀政要们置办房产、休养生息，以待重出江湖的后花园。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资深财经媒体人刘晓博撰有《一百年：一所大学和一座城市》一文，文中称，天津的极盛和南开系列学校的诞生，跟中国当时的开放（洋务运动、慈禧新政、租界设立）有密切关系。
“土货化”办学
“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着两本notebook 回家来，作一个大学教员……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这段内容来自1928年11月，发表在《南大周刊》上的一篇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作者为南开大学商科学生宁恩承。文章直指当时中国大学对西方教学机械照搬，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现状。
將教育与中国国情、社会实际相结合，是张伯苓自创办南开就坚持的理念。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和国内很多大学一样，南开在建立初期，学制源自美国，教师多为留美学生，仪器设备多由美国造，课本不是英文就是英文译本，甚至连生物课用的蚯蚓也是进口的。
宁恩承的文章发出后，在南开师生间引发激烈交锋。一些教授罢教，学校一度停课两个月，这令张伯苓加快了学校的改革。
1925年，南开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改用国语讲授。1927年，教务会议通报，不再使用美国原版教材，结合实际自行编辑教材。为让师生了解日军侵占东北情况，张伯苓还在南开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称东北研究会），组织师生实地考察，并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对东北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成为此后日军轰炸南开的重要原因。
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明确提出了“土货化”的办学方针。所谓“土货化”，不是对于东方文化、精神的固守和复古，而是“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更进一步的表述，就是“知中国，服务中国”。实质上，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就是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以中国历史、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这可视为南开日后办学不变的理念和独特的路径。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土货化”并没有改变南开走向国际化的方向，而是进行了一些具体措施的调整，这令南开走在了教育理念的前沿。经济学家何廉是推行“土货化”方针的先行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家陈宗胜说，何廉从耶鲁大学回到南开后，就提出了“要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他的研究课题包括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河北高阳土布织造业与开滦煤矿考察等。
除了创办中国高校的第一个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何廉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建立了反映当时物价及市场变动的“南开价格指数”（简称“南开指数”）。陈宗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在国内繁盛程度仅次于上海，解放北路有“小华尔街”之称。因以纺织业著名，上海、青岛、天津三地还有“上青天”的说法。有人统计过津沪两地保险公司的数量，上海有两百家，天津则多达三百多家。但关于物价指数，当时在天津乃至全国也没有人研究。何廉的研究就从天津展开，“最开始很多技术问题解决不了，比如说，斤两、汇率的统一，不同种类产品的加权等”。
何廉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有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津沪外汇指数、天津零售物价指数、华北批发物价指数等，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他们创办的《大公报·经济周刊》上。一时间，南开指数蜚声海内外。
张伯苓建立的另一个“土货化”办学途径就是实业兴学。1921年，南开与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祖绅合作，增设了矿科。1929年，南开理学院又增设了电机工系，并在天津电灯电车公司建立了实习基地。张伯苓的考量是，学科设置最大程度上与国家需求对接。南开的发展要基于天津的城市特点，除了作为商业都会，天津有成为华北大工业中心的前景。
实业兴学的突出代表是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建立。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于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南开化学系。他回顾说，1930年代，南开两个最著名系所，一个是何廉创立的经济研究所，另一个就是应用化学研究所。当时，制酸、制碱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而天津地区的化学化工行业在全国处于前列。从1914年起，有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之称的范旭东，就在天津先后开办了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与永利制碱厂。 1987年，在考察了傻子瓜子、海尔等民营公司后，还在读博士的陈宗胜在《南开经济研究》上首次提出，中国所有制的改革模式应是“相对优势公有制的混合经济”。他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不应单纯和意识形态挂钩，这一说法引发关注。十年后，在中共十五大上，“混合经济”成为被明确提及的概念。
关注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还有陈宗胜的老师谷书堂。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情况下，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外资经济不断涌现，利息、租金、土地等构成了人们的非劳动收入，清一色的按劳分配再难以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注解，这让谷书堂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1988年，谷书堂与博士生蔡继明合作完成了《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一文。文章提出，除了主要按劳动贡献分配，还应将非劳动要素纳入。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较为系统阐述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1995年4月，专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召开，这篇文章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按贡献分配理论的发展。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1983年，此前被撤销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谷书堂任第一任院长。1980年代起，在谷书堂等人的推动下，南开经济学科重建了管理系，在国家旅游局、人民银行总行的协助下，学校建立了旅游专业、金融系，还设置了保险学、会计学等一批新兴学科专业，成立了国际经济研究所、交通经济研究所等机构。
艰难求进
陈军是1985年入读南开的，在他的印象里，当年母校绝对称得上是国内前5名的高校。他入学时，校园里还流行着“北清复开”的说法。1990年代初，他读完本科、硕士后留校，之后出国留学、工作，2002年又回到母校任教。在过去近20年中，他见证了南开由当初的名列前5逐渐下滑至10名开外，再到近几年，南开在各大高校排行榜上排到了15名前后。
陈军认为，南开的相对“退步”有内外部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是，当年的院系调整，导致南开只剩文理科没有工科，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这一点的负面影响渐渐凸显，限制了学校的发展。对于今天的高校来说，有工科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科研经费，能更好对接社会现实需求，实现全方位的发展。
由于缺少财大气粗的工科，南开的师资数量与学生规模与其他兄弟学校相比也有不小差距。与一墙之隔的天津大学作比较，天大有超过3000名教师，以理工科教师为主，南开教师总共还不到2000人，其中约一半是文科老师，理科老师不满1000人。
而在科研经费方面，根据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发布的《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教育部一年拨入南开大学的科技经费为6.08亿元，位列教育部直属高校第39名，天津大学的科技经费为25.1亿元，位列第9。更早在2010年时，南开的科研经费仅为4.25亿元。
2000年前后，全国高校合并浪潮兴起，南开与以工科见长的邻居天津大学原本也有合并打算，但最终未能实现。
长期关注高等教育史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如今，浙大、武大、四川大学之所以在高校排名中很靠前，除去自身努力，跟当年高校大合并也有很大关系，这也确是南开落后的原因。但在过去这些年的合并中，不少原本气质独特的学院或大学消亡了，合并的过程也造成巨大内耗。拒绝“在一起”，虽然在规模及排名上有损失，但学校各自的文化传统也许能得到很好保护。陈平原认为，当初天大和南大没合并，得失目前还很难判定，而排名必须数字化，“更多考虑办学规模，而不是教学质量或师生的真实感受。”
在陈平原看来，大学因应时代变化及国家需要，适当调整办学思路，拓展某些学科，这是应该的，但主观上不应仅仅为了争排名。储朝晖则认为，办大学，最关键的还是重建现代大学制度，让真正懂专业的人来引领学科发展。
掣肘南开发展的另一大因素是地域。1994年，国家教委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南开大学共建。此后，作为省部共建的“985工程”高校，依据政策，教育部与天津市政府应按1：1的比例划拨给南开配套建设经费，但实际上，这一政策多年来都很难落实。从2001年到2017年，陈宗胜一直担任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在他的观察中，天津市政府更愿把经费投给像天津财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这样的市属院校。
思想观念是一方面，天津的经济实力或许也令其有心无力。1949年以前，天津的经济总量还是北京的两倍，但此后北京对资源的集聚度不断上升，到改革开放初期，之前的“上青天”已变成了“京津沪”。1990年，广州终结了天津GDP在全国排“老三”的席位，1997年，天津又再度被深圳所超越。近年来，天津与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2018年一季度，天津经济增速一度下滑到1.9%，在全国31个省份中“垫底”，到今年上半年才回升到4.6%，这令天津对于并非自己“亲儿子”的部属高校的扶持，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一批老师的坚守，南开依然有所发展。1999年，刚刚当上长江学者的周其林逆潮流而上，从位于繁华大都市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转到南开大学化学学院任教。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副院长、自2000年本科毕业后就加入周其林课题组的朱守非对此解释说，导师之所以选择南开，原因之一就是看中这里不急功近利，能够沉下心来做科研的氛围。
周其林研究的方向是具有开创性的螺环结构的手性分子催化剂，这类分子在农药、生物医药领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要找到高效、有助于精准合成目标物的催化剂并不容易。来南开后，最初几年，周其林一直没做出什么特别重大的成果，直到2002年，他才合成了手性螺环催化剂的化合物，在行业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论文。“周老师要做的是引领，至于他的产出是不是特别多，是不是特别花哨，这不是我们过多要考虑的事情，”朱守非说。
2009年，周其林当选中科院院士。2011年，他带领团队设计合成了一种新型的手性螺环铱催化剂，当时成为《德国应用化学》的一期封面。周其林研发的催化剂被国内外同行称为“周氏催化剂”，如今，其研究成果已被应用到治疗糖尿病、阿尔兹海默症等多种药物的实际生产中。
周其林认为，做科研，就要敢于做原创性、周期长的研究。“持续地支持基础研究，我相信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们也不能总盯着诺贝尔奖，我们做研究是冲着科学、冲着国家和社会需求”。他还开玩笑地说，“其实，如果要想发大财，就不能做这么高效的催化剂——生产一吨药品只买我们一克催化剂就够了，这是不赚钱的，但这是追求科学目标。”
“润身淑世”
南开早期的校领导、教育家黄钰生曾提出，上大学的意义在于“润身淑世”，意为完善提高自身与实现国家与全人类的最高理想。周其林的科研态度，在朱守非看来，也体现了南开的精神内核，即“润身淑世”之原则。
面向前沿、沉下心来钻研学问的，还有南开的数学大家们。1980年代，曾在南开求学、立志要让中国成为“数学大国数学强国”的数学家陈省身回国，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并先后招揽了龙以明、张伟平、陈永川等一批青年才俊回国任教。2007年，张伟平、龙以明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同一年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新增的两位数学家均来自同一单位，这在中科院历史上还是首次。
走进南开大学南门，就能看到左手边静静伫立着的省身数学楼。这栋楼是为纪念陈省身而建，在其去世一年后投入使用的。过去十多年里，南开的数学家们在这片安静、自由的天地中，任思想驰骋。
2017年，张伟平在数学界顶尖期刊《数学年刊》上发表论文，完成了对菲尔兹奖得主Connes提出的一个著名定理的微分几何证明。张伟平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如果从2001年发表第一篇相关论文算起，已坚持了16年。
近年来，南开大学光学研究所还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个“在轨有害气体检测装置”，装备在“天宫一号”“天宫二号”空间站试验舱;化学学院陈永胜团队研制的有机太阳能电池达到了17.3%的光电转化效率，刷新现有文献记录;国家环境保护城市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受原环保部委托，主持编制了国内首个《大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技术指南（试行）》，南开自主开发的大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方法已在全国超过30个城市推广应用。
2010年，南开大学开始筹建新校区。天津市政府无偿划拨了土地，教育部拨款10亿元用于新校核心区建设，但除此之外，其余经费皆要南开大学自筹。2015年，距离八里台校区20公里的南开津南校区投入使用。如今，记者在新校区周边还能看到“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的标牌，拉货的半挂车在校门外呼啸而过。
老师们往返于两个校区，坐公交要接近一个小时。前几年，南开大学的老师们已经为通往新校区的地铁建设向天津市呼吁了多次。2019年除夕，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津南校区站终于破土动工，正式运营预计要到2022年。
和百年前创校时一样，差钱是最大难题。没有钱，造大楼难，培养、吸引人才也难。在地域、待遇、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下，陈宗胜说，从1980、1990年代起，南开的人才已开始向南方流动。2000年以后，引才难逐渐成为南开面临的挑战。由于北京的“虹吸效应”，陈宗胜的不少博士生都离开了天津。
为弥补人才断档，2013年起，南开大学开始了“人才特区”的引才尝试，从化学学院开始试行。朱守非说，学校虽然不能提供大房子，但展开了以事业吸引人的战略，以引进“四青”人才（优青、青千、青年长江、青年拔尖）为主，培养年轻人，对于学院认定的、没有“帽子”的人才也可以通过特定程序选入。每位引进人才享有60万左右的年薪，40万元左右的住房补贴，120平方米的实验室，并为其提供1名博士后、2名博士、2～3名硕士培养。但引进的人才也不是铁饭碗，签约期6年，称为特聘研究员，三年一轮考核，两轮考核合格后，转为教授或副教授。
朱守非说，“每年坚持引进，我们一定要把年轻人基数做上来，把最优秀的年轻人吸引进来，这也是适合南开发展的一条道路”“我们也不想抱怨太多，更多从自身去挖掘潜力，把优势应用到极致。”
陈军则表示，“人才特区”计划启动后，每年主动联系学院的人才至少超过两百人。截至目前，化学学院的“人才特区”已初见成效，吸引了近40名人才。目前，这一制度，也在生命科学学院、商学院等推开。在陈军看来，南开正在从过往的低谷走出来。
2018年1月3日，曹雪涛出任南开大学校长。为吸引更多人才，去年12月，他到英国帝国理工专门做了人才专场招聘。今年6月，他还和南开前两任校长一起，到美国的多所世界知名大学引才。
“你可能想象不到，我还去了江苏省南通中学的校庆做了致辞，然后请了南通八所中学的校长开了座谈会，请他们积极举荐好学生，甚至最好的学生，能够送到清华、北大的学生，能不能给南开？”曹雪涛说。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视察南开大学。他说，当年开办南开大学，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去培养人才的。我们现在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我们要把学习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结合起来，为之而奋斗。
在南开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00周年之际，曹雪涛对外介绍了“4211卓越南开行动计划”。所谓“4211”，即实施“文科振兴、理科提升、工科攀登、生医发展”四大计划，构建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两大奖励体系，在校内建设十大交叉科学中心，在海外携手世界一流大学打造十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曹雪涛说，希望未来通过打造大平台、大团队、大人才、大成果，把南开带回应有的位置——也就是当年有“北清复开”之称的地位与影响力。
（本文参考《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黄钰生同志纪念集》《南开的脚步》《南开学人自述》《永续的学脉》《思想者的产业》《南开影响一生》《南开故事》《南开风语人》《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五十年史录》《南开经济学百年百人》《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南开大学报》，特别鸣谢祝晓风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