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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销夏录》重视对亲见书画的记录,其体例被称为“江村体”,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也被指不讲考证而徒为钞胥。本文认为,记录和逐渐加强考证是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发展的一条脉络,《江村销夏录》在此脉络上有所继承和发展,并由此论及,尽管康熙朝六部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对记录和考证均有体现,但以《江村销夏录》最趋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