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无时无刻不在与自己争斗，哪怕是现在，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流云，但内心却一刻也不得安宁。我的脚踝仍隐隐作痛。已经过去三天了，脚上的伤口并没有愈合的迹象。我的记性也总是很差，有些时刻我甚至忘了这伤口究竟从何而来。母亲在厨房里絮絮叨叨，嘟囔着“我又不是你的保姆”之类的话，这种话我早就听厌了。她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在做午餐，也可能像大多数时候一样，只是坐在厨房那把快烂掉的黄色塑料椅上，抽着烟愣神儿，或者用总也洗不干净的杯子接一杯水，水里有细菌她也不怕，与我相反，她有一颗细菌无法侵蚀的肠胃。如果是一大片云，它们的内部总是昏暗的，只有边缘被阳光照得明亮。有时，我睁开眼，看见窗外繁殖出的大片云层，一时间会把它们误认为是乌云。不过今日的阳光很好，我想我的心理医生朋友应该不会迟到。在他来之前，我还有时间想想自己。是的，我总是容易受伤，莫名其妙的伤，毫无意义的伤。就像我几天前下楼，去找一个人，刚刚从单元楼里走出来，右脚就踩进一个洞穴中。那时我脑子里想着别的事，也都是些没有意义的事，突然就踏空了。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俯身倒下去，脚踝还留在洞里，就这样我似乎听到了骨头的脆响。我栽倒在小区花园的泥地里，旁边是没有节制疯狂生长的灌木丛。我双肘撑地，才没让自己的下巴也磕在地上。我趴在泥地里待了一会儿，其间没有人经过，这是那天唯一幸运的事。我知道假使有人经过，他们会对我施以援手，会扶我起来，还可能会拍拍我身上的土。可是这只能使我厌烦，我嘴上说着感激的话，心里却想着赶紧离开。当然，那天并没人来扶我，我自己站起身，右脚仍陷在洞中。洞大概有碗口大小，可能是黄鼠狼挖掘的地道。在某些晚上，我见过黄鼠狼在小区里流窜。我的脚正好嵌在里面，我用双手像拔一棵植物那样将它拔出来（就好像不是我的脚，而是另一个人留在这里的脚）。我观察着它：黑色运动鞋上沾满棕色的泥泞，尤其是脚尖部位，鞋带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白色的带子脏兮兮的。裤腿稍稍向上翻卷，露出小腿的一截，以及上面的毛发。我总是喜欢在一些时刻观察自己的某一部分，即使经常是越看越觉得丑陋，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是我的一部分，比如这一小截露出来的小腿，我从来没参透过它（或它们）对于我的意义。就这样过去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从观察中出离（必须如此，否则我什么也做不了），试着走一走。这时我感到了某种钝痛。并不尖锐，可是却像一块恶心的旧毛巾裹在我的骨头上。我当时就想，它可能是骨折了，在我的学生时代，我经常会骨折。我脱下鞋子，发现脚心出现了一个口子，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细细的一条，白里透红，像是闭上的眼睑。我猜它应该早在我崴脚之前就有了，但是由于这个契机我才发现了它。此前，它并没有影响我走路，也并没有任何感觉，可是现在，我发现了它，一切就有些不一样了。我拖着我的脚，一瘸一拐地回到家，脑子里依然思索着突然发现的伤口。如果我从未发现它，那它就等于不存在，可偏偏就让我发现了。这种念头填充了我的整个脑袋，像是发酵的塑料泡沫一样。我忘了我究竟要去见谁。这段时间是我们家庭的低谷，尽管这个家庭如今只剩下我和母亲。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低谷，正应该奋发向上，想办法让事情好起来。就在这种关键时刻，我却崴了脚。要怪就只能怪我自己，我喜欢将一切事都归咎于自己，这样反而能让我好受一些。母亲在厨房里一杯接一杯地喝水，然后不断地上厕所。她的岁数已经不小了，并且还失去了工作，按照社会普遍的说法，她的人生已经注定了，很难再有突破。而我不一样，虽然我也不算很年輕，但还有希望，还能改变些什么。我躺在床上，受这种念头的折磨。我确实应该做些什么，等我的脚好起来以后。我本应该去找我的父亲，管他要生活费。他已经有几个月没给我们了。他已经脱离了这个家庭，可还是需要承担起对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责任，谁让他有这个能力呢？有时我很可怜他。记得有一回，我去要生活费，他给我钱后凝视了我一会儿，表情很严肃。你已经老大不小了——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应该负担起责任了，我不可能养你一辈子。我听到他的话很难受，因为我记得几年前他就对我说过。他现在也已经老了，脸上皱纹横生，身材也走了形。在他面前我总是选择沉默不语，拿钱走人。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喜欢写如何帮助自我走出困境的那一类。我知道他的读者很多，许多人视他为人生导师，生活的希望，对于他们来说，只要世界上还有像他这样的人，生活就还是充满了改变的可能，每个人最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与幸福。可谁能想到他也有这般无力的境地呢？只是想一想我就非常难过。
　　我没有骨折，当然，脚踝还是隐隐作痛，但不是什么大问题，不影响走路，也不影响任何事。可从此以后，我必须带着脚心的伤口活下去。我躺在床上，也想安慰自己：不用着急，它很快就会消失的。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我很快就会把它忘掉。就像发现它之前的那些日子，我根本不知道脚心的伤口，也就不会为它发愁。很快我就认识到这是自欺欺人，它既没有自动愈合，我也没能忘掉它，相反，我整天想的都是脚心的伤口，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件事，到了什么也做不了的地步。这期间我有一个面试，那是我自从陷入黄鼠狼洞穴后头一次出门。我已经失业很久了，不是两年就是三年，我记不清了。失业这几年，我靠着母亲的积蓄和父亲的生活费过活。母亲也没有工作，她与父亲结婚后一直是家庭妇女，直到有一天父亲对她说，他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家庭氛围了，他说婚姻不适合他，对他来说是一种禁锢，他只会感到压抑。这种压抑积累起来，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家庭，并且找到了新的女朋友。他说他不会结婚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他确实没有结婚，中间换了好几任女朋友。他的事业也越来越成功，书店里最显眼的位置总摆放着他的新书，畅销排行榜上也经常出现他的名字。母亲曾执拗地认为离开这个家庭，他的生活会一团糟，现在看来她猜错了。在不工作的日子里，我每月都要去父亲那里取生活费，因而也见过几个他的女朋友，有几个跟我的岁数差不多。她们似乎很怕见我，或者说感到尴尬，所以总避开我。每次我跟父亲交谈几句就离开了。只有一回，他一个人在家，好像喝了酒。他一反常态拉住我，让我坐在沙发椅上，开始跟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说他对不起我和母亲，但他并不后悔，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而活，并且也只能活一次。他还说要给我介绍工作，因为我老大不小了，不能再这么晃荡下去。于是面试的日期就定下来了。我很久没有面对这么多人了——在一间不到五十平米的小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全部是男的，岁数也差不多，只是胖瘦稍有区别。他们一齐注视着我，好像在寻找我身上存在的漏洞。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回答的，其实他们刚刚问完，我就忘了他们问的是什么。我很紧张，越紧张就越听不清楚他们的话，好像他们全都在跟我说外语，我只能听懂其中个别的单词。面试依然在继续，对我来说如同一场漫长的审判。我心里期待着它赶快结束，他们的问题却怎么也停不下来。这三个面试官彼此交换了眼神。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对我说，他们从没见过我这样的面试者，不知道是我的大脑迟钝，还是对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从我回答问题的态度里只能发现我对他们的蔑视和漫不经心。他们认定我是故意为之，想让他们难堪，尽管他们也想不通原因所在。这场面试完全是浪费他们的时间，而且对我自己也完全没有任何好处，对我推荐人的声誉也是一种损害（从他们的话里我明白，父亲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实在想不通我为什么要这么侮辱他们。最后，他们好像变得有些伤感，默默注视着我，似乎在向我寻求解释，以便给出一个宽容我的理由。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本来我就沉默寡言，失业后就更加笨嘴拙舌。我只好慢慢地脱掉了右脚的鞋子，接着开始脱袜子。我看到他们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像是石化般愣在座椅上，瞪着眼看我。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会想，我倒要看看，这个家伙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我脱下袜子，把脚掌伸给他们看。我想他们或许能明白我的苦衷：在面试时，我心里想的全是脚心上的伤口，我一想到它在我的身体上，迫使我带着它，无论我做什么，开怀大笑或抱头痛哭，它都存在着，随我一起移动，而我不能像洗掉污渍或取下创可贴那样摘除它，我就内心不安，什么事也做不了，什么事也没心思做。他们看着我的脚心，面面相觑一番。他们脸上的怒气和伤感消失了，转而变成了怜悯。对不起，我似乎听到其中一个嗫嚅着说，我们没想到是这么回事，是我们的错。还有一个干脆扭过脸，不忍再看。面试就这样结束了。我重新穿好鞋袜，回到阳光下。我的心中有摆脱了困境的舒爽，可是，随之而来的，我又想到了脚心的伤口，好心情便一扫而空了。没有人知道我面对的是怎样一种局面，我只想早点回家。 　　心理医生朋友来看我是在下午两点，比约定好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他总是这么迫不及待。如今肯来看我的朋友不多了，在我失业并且宅在家中的这几年，以前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朋友更是疏于联系，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慢慢就飘没了。当然责任也在我，因为我也从未主动联系过任何一位朋友，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我随时都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出来吃个饭、喝喝茶是没问题的，但我从没这样做过。我无法对自己解释为什么要联系他们，当我经过了一番思考后，得出的答案仅仅是我太寂寞了，想要从朋友身上汲取温暖，又或者，他们可以给我一些现实的利益，比如借我钱，为我介绍份工作之类。这两种答案都让我伤心又疲惫，同时对自己更加厌恶。所以我从来没主动联系过他们。其间也有朋友主动联系我，好久不见了，出来聚聚什么的，我也答应了他们，都在临出门前就打退堂鼓，放弃了。我已经穿戴整齐，坐在床头，盯着墙上的老式挂钟，那还是外公留给我的，他也曾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一员，只是过早地离开了，对他的印象也变得影影绰绰。越迫近约定的时间，我心中就越焦虑。直觉告诉我，与他们见面会让我更加焦虑。可是我确实很孤独，想要跟他们见见面，倾诉长期积攒在心里的话，否则我的脑子也会得肠梗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脚心手心都出了汗，老式挂钟安详又平静地绕了一圈又一圈。直到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仍坐在床头，哪里都没去。就这样，渐渐地就没人再约我了。虽然寂寞感有增无减，但这样也好，焦虑要少了许多。我不用再担心自己要在“去与不去”之间做抉择了。不过，这个当心理医生的朋友是个例外。他锲而不舍地约我，如果不懒得出门（其实是焦虑所致），他就登门拜访，我只要躺在家里等他就行了。这下我再也没有理由拒绝。我们是小学同学，中间许多年都没再见面，直到大学的时候，我们无意中遇见，原来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事实上，即使在小学时，我们虽然在同一个班，可也没怎么说过话。我从小就沉默寡言，而他相反，喜欢四处结交朋友，直到毕业都是文艺委员。我们当然聊过天，我预测那时我的性格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怎么说过话。如果不是大学遇到，我们就彻底消失在彼此的人生中了。大学时，他对我热情了许多，毕竟能重新相遇也是缘分。有时他会叫我一起吃饭，基本是他买单。我也想假装谦让一下，这次我买，可是我意识到我确实是希望他买单的，假情假意使我很不舒服，于是每次买单时我就闭口不言了。按照正常情况，我们的关系也就慢慢到此为止了，但后来他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就简称为A吧。情况就变成了经常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一开始还好，就像平时一样，我的朋友跟我们说说笑笑，餐桌上基本是他的独角戏，而我继续充当倾听者的角色，这我早就习惯了。我早已训练自己能够听得下去任何人的废话。A的话也不多，偶尔插几句，不了了之，她也就干脆和我一样不言不语了。每一次，我的朋友慷慨激昂，我和A沉默不语。我和她像是一对同盟，同是被语言压迫的阶级。偶尔，我们相视一笑，虽然我并不清楚她笑的是什么，毕竟我连自己笑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有一天，我的朋友没带A来，他一反常态地情绪消沉。他告诉我，A和他分手了，因为她喜欢的人是我。我惊讶极了，迄今为止从没有女人喜欢过我，我甚至都没怎么跟异性说过话。爱情对我而言只是遥远的传说。她怎么会喜欢我呢？我俩可是连话都没说几句。我的朋友也和我有同样的困惑。当然，后来我和A也不了了之，她很快出了国，从此音信全无。可是，我的朋友對我的兴趣却愈发强烈起来。他学的是心理学，似乎将我当成了他的观察对象，他想弄明白，我这个不善言谈、过分内向的人究竟哪里吸引了A。据他说，这是他唯一一次被分手，他必须搞明白。几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搞明白了。他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我家里，跟我东聊西扯，不时还往本子上记录什么。那时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心理医生，而我们早已不谈论A的事。你应该从自身走出来，他对我说，不要总是沉溺于自我，应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这对你有好处。老式挂钟咔嚓咔嚓地走着，有时我会觉得外公的亡灵正透过挂钟上面用以装饰的铜鹦鹉的眼睛望向我。个人什么都不是，他继续说，我们都活在历史中。他今天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只是在陈述他以往的陈词滥调。这是一种病！他说，你听凭自己病着，甚至还很享受这种病。他总是会越说越激动，脸庞泛红，仿佛在质问一个无形的敌人。他的样子让我有些害怕。他喘着气，盯着我。片刻后，他从狂热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坐到我身边，似乎意识到刚才的失态。这没什么，他轻声安慰我说，慢慢来，只要你有走出来的意愿。他说，你要相信我，坦白讲，你是一个绝佳的心理学案例，作为朋友，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出来。不要以为心理医生才是最不正常、最需要被救治的人——这似乎成了社会上的某种共识。不，这只是因为人们太不重视心理医生的工作了。我们比想象的还要重要，我们的建议会在你的人生中起到出乎意料的作用。他一边说着一边抚摸我的后背。我很想给他看看我脚心的伤口，我相信给他看过后，一切就能解释通了，到时他一定会沉默良久，对我说，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我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但我还是没有说出口，因为挂钟响了几声，他便仿佛从一场大梦中恍然醒来似的，看看手表，站起身，径直离开了。
　　我的朋友走后，我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仔细思考他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走出自我”的问题。我发现，走出自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已经陷入了自我之中。我是如此浅薄、粗俗、软弱，无法达到朋友对我的期待，这让我很沮丧。阳光从窗子照射进来，我光裸的双脚沐浴在一片祥和的光芒里，但是并未让我感到舒心。不自觉地我想到了A，想象真是一种神奇的玩意，我感到A就躺在我旁边，冲着我笑……到最后，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不堪重负，我从床上跳起来，嚷嚷道，去死吧！去死吧！去死吧！没错，我重复了三遍，只感到了更深的虚无。母亲不在家中，父亲离开后她总是行踪不定。天气已经变冷了，秋天，树叶纷纷落下，墙壁散发着冷气。我披上衣服，来到外面。那萧瑟的景象自不必多说。小区花园的植物都呈现出枯索的样态，全都失去了光泽，毫无秩序地四处疯长，却缺少生气。整个花园像是一座荒废的动物园，动物都已经发疯死掉或是逃亡了，如今只剩下人们站在遗址般的环境中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我看到花园管理员老张走了过来。说到底，小区花园变成这副鬼样子，身为管理员的老张是脱不开责任的，可是他已经在这里干了二十年了，早已是小区的权威人物，没人敢对他说什么。平日里，他拿着浇水的软水管，神情像是一个君王，给那些花草、植物浇水。每当遇到这种时刻，我都会在一旁观察老张，他的每一个动作，细微的表情，全都让我入迷。我从未见过如此高傲的人。其实，老张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还总是驼背。他说话口音很重，吐字不清，经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浇水和侍弄花园的植物时，他娴熟、自信的动作为他增添了莫名的高贵。不用说，在这一亩三分地里他是绝对的权威，没人敢对他的工作说三道四，他粗壮、肮脏的双手和麻木的眼神都令人望而生畏。据说，他逼迫他那比自己还大五岁、体态臃肿、行动迟缓的老婆戴上了贞操裤，钥匙就别在他的腰间。不过这只是传闻，没人真的证实过。我见到他走过来，便闪在一边，给他让出路来。他只是冷漠地瞥了我一眼，怀里抱着一只移动电源箱。他将电箱放在地上，活动了下肩膀，将几根电线连在电箱上。我知道他又要电黄鼠狼了。他曾邀请我参观过他的住处。他住在小区花园附近的一座简易小房子里，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个用木条、纸板、金属板拼装起来的窝棚。不过，窝棚里却很整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床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一，他的老婆蜷缩在阴影中，警惕地盯着我。没人知道他俩是从哪儿来的，听小区的老人讲，有一天他们突然就来到了这里，成了花园的管理员，在窝棚里安了家。我感觉出，她很害怕老张，当老张望向她时，她的身体会微微发颤。光线不太好，即使白天也很昏暗，只有一只悬挂的小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源。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窝棚两面的墙上都挂着黄鼠狼的皮。大约有二十多只。老张兴奋又羞涩地给我介绍每一张皮的来历，但是大部分我都没听明白，只知道他可以靠卖黄鼠狼的皮赚些外快，而小区里的黄鼠狼又格外多。那天他好像是喝醉了，掏心掏肺地跟我说了许多，从他变得诚挚的目光中，我知道这是他少见的对别人毫无保留的一次。他积攒了数十年的心事这次一并倾诉，配合着他那威严的肢体动作。可惜的是，我用尽全力也只能听懂不足十分之一，我听到他含混不清地嚷嚷，他似乎在说，他希望能有一把火把这个窝棚烧掉。 　　类似的话母亲也说过。她说的是，真希望能有一场意外，把房子烧掉。请注意，她说的是“一场意外”，而不是她自己动手烧房子，这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她喝醉酒以后经常会说一些胡话，并且她还有个怪癖，喜欢收藏喝完的啤酒的易拉罐。父亲离开后，她将以前父亲用杂物间改成的书房又恢复成了杂物间，把留下来的几摞书全部卖掉。之后，她把这里当成了专门放置啤酒罐的博物馆，只要喝完啤酒，她就把空酒罐扔到里面。没多长时间，空酒罐就堆满了整间屋子，待实在堆不下了，她就一次性把空酒罐全卖掉，然后接着放新的，如此循环往复。我不知道现在空酒罐堆到什么程度了。她当然不是为了卖钱，因为即使满满一屋子也卖不了多少钱，比起生活的负担来说九牛一毛。我俩都没有工作，全靠父亲的生活费过活。母亲每天都会责骂父亲，但对生活费盯得很紧，日子也很清楚，提前三天就会提醒我，别忘了找父亲要生活费，因为如果不是我去要，父亲自己是一定想不起来的。既然不是为了钱，那就只剩一种可能——母亲在惩罚自己，或者说在自虐。她想用满满一屋子的空酒罐审视自己失败的人生，想让它们告诉她，同时也告诉我，我们的生活有多惨。但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母亲真的能从中得到快感吗？我想是可以的，自虐也可以产生快感，就像自甘堕落也是种解脱一样。小小的杂物间就是母亲的苦难博物馆，但她又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苦难，她的苦难无非被丈夫抛弃，无非年纪大了找不到工作，无非有个不争气的儿子。这算什么呢？甚至都不值得倾诉。母亲的苦难就像那堆空酒罐，触目惊心但更多的是滑稽。我想象着有一天全世界的空酒罐都会朝我们涌来，空酒罐的海洋，我和母亲在其中浮浮沉沉，最终淹死在里面。还好母亲的好日子就要来了，这段时间我不止一次看到有一个中年男人开车送母亲回家。同时我又有些难过，觉得这故事确实有些似曾相识。无数人的命运会聚到一起，捡开来看竟大同小异，实在令人沮丧。果然，几天后母亲通知我，她要搬出去住了，这个老房子（外公留给我们的）先让我一个人住，等她安顿下来，再把她那间卧室出租。具体的情况我没有细问，想想就知道了。母亲整个人焕然一新，哼着小曲整理行李。她一下子年轻了十岁有余。我不知道这能维持多久，我对轻易就能改变的事物总是充满恐惧。所以我不敢看她，我怕眼前的场景——母亲像是少女那样哼唱着过时的流行歌叠衣服——会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与未来的某一天形成强烈对比。生活是最靠不住的，它能把人变来变去。比如说，母亲生气的时候跟现在完全是两个人。就连空气中的光线似乎也都不一样。我突然想起，我还没跟她说我脚心上伤口的事。对我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我无法确定说给母亲听后她的反应。显然，她如此忙乱，同时在干着好几件事，每一件都比我的脚心更重要也更迫切。我看著她，犹豫不决。我知道，如果这次不说，以后更没机会。我想说给她听，哪怕会受到她的轻视，哪怕她疑惑不解，自动忽略，我还是要说给她听，这种愿望从没像此刻这般强烈。你想说什么？母亲忽然转过头，问我说。她总是敏锐的，起码对我而言，没有事逃得过她的眼睛。我想给你看一样东西，我吞吞吐吐地说着，脱下了袜子。我脚心朝上，让她看清我脚上的伤口。她沉默地站立在衣柜前，一件连衣裙耷拉在她胳膊上。她盯着我的脚心，看了很久。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有许多细小的颗粒在来回飞舞。她走近来，轻轻摸了摸我的脚心。她还在上面按了按。我想象着脚心的皮肤如何凹下去，又如何迅速恢复原状。
　　母亲离开后，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房间，但没过几天它就比收拾前更脏了。对家务活儿我很不在行，我无法想象母亲平日里是如何清理屋子的，是怎么与肮脏的环境作战，将这里尽量保持洁净。看不见的垃圾很快充斥了这里的各个角落，我疲于应对，最初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筋疲力尽。可是，更大的喜悦包围着我，准确地说，是安静中产生的喜悦。母亲住在这里时，她与生俱来的精神紧张使她从未真正放松下来过。她总是会被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打扰，她睡得很浅，起床后就给自己找事做。她整天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不容易闲下来，就过来跟我聊天。所谓聊天实则是自言自语，说一些并无实际意义的事，或是抱怨（大多与父亲直接或间接相关）。我必须听着，只要我表露出一点点不耐烦，她立刻就能觉察到，那时，她会变得十分消沉，可怜巴巴地在角落里抹眼泪。这种事发生了太多次，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很难再表露自己的情感了，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表达个人情感是件危险的事。我将各种情感隐藏起来，外表总是相同的样子。我尽量做到待人亲切、和蔼，不过由于我与所有人都保持着距离，因此其他人也不可避免地对我保持距离。我的朋友很少，到现在已基本绝迹。曾经我还无意中听到别人评价我很有心机，他们内心深处都把我当成了一个伪君子类型的人，说白了就是平时笑呵呵，保不齐就背后捅刀子的人。我发誓迄今为止我从没在别人背后捅过刀子，或者说坏话。这点只有我的心理医生朋友了解我，他对我的评价是心理不成熟，但是本性善良，也没传说中的那么不好接触。我很珍惜这个唯一的朋友，尽管我没表露过这种心境，但我相信他能够体会到。自从我一个人住家后，有过几次我想请心理医生朋友来家做客，最后都放弃了。我害怕这样会显得怪异，反而破坏我们之间好不容易建立的默契的友谊。他想来见我时自然会来。我待在家里，享受着母亲离开后屋子里的寂静。我再也不用每天紧张兮兮，担心母亲随时会闯进来，对我倾诉一切;再也不用担心会伤她的心，也没人会纠正我的各种生活习惯了，即使我把衣服随意扔在床上，也不会有人为此唠叨一整天了。可以说，独居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少有的轻松快意的时光。我每天都会出门遛弯，主动跟老张打招呼，问他战果如何。不知不觉过去一个月，其间母亲没有回来过，她应该也正忙于体验崭新的生活吧。转眼又到了找父亲要生活费的日子了，这次，我准备把母亲离开的事告诉他，因为我推测母亲自己是不会告诉他的。从父亲的社交账号上，我得知他的新书已经出版了，发布会就在后天的某书店内举行。父亲算不上是一个勤奋的人，自从他早年间（那时我刚刚出生）出版了两本不成功的长篇小说后，他沉寂了很久，最终鬼使神差地成了广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我试着读过那两本小说，说实话都没读完，每次不到几页我就睡着了。后来我无意中翻到过某个读者写给父亲的信（父亲走后并没有带走这些杂物），信是一个女士写的，她说那本书给了她面对生活的力量，还抄录了其中一些段落，“其中我可以读到作为作者您对于生活的真诚感悟”——信中就是这么说的。在信的末尾，她写道：“我相信您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我把信看过几遍，之后又试着读了读那本我没坚持下去的书，奇怪的是，在没有读到那封信之前我认为很平淡的句子，重读时让我有了不同的理解。那次我是津津有味地一口气读完了整本书，就像完成了一桩心愿。 　　外部的世界总是很容易伤害我，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出门的原因。我的心理医生朋友对此也手足无措。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同时也是一个聪明人。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了，无论是现实中还是书本上，我们可以见到一颗颗聪明的头脑挤在一起，分配着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果。我们无法参与其间，又不想承认。我们只有将自己封闭起来，自我欺骗说什么也不想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渐想明白了一些事（尽管有更多不明白的事物接踵而来），我们害怕的不是伤害，有时，我们害怕的仅仅是害怕本身。这个世界仿佛从诞生开始就是为了使我们害怕的。当然，对于其他人而言，世界是一个战场、舞台、实验室、玩具店。我时常羡慕那些乐在其中的人。之所以说这么多，实则是在为自己出远门做心理建设。我已经有很久没出过远门了，一年？或者是一年半。我的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小区附近。最远的地方是父亲的家，不过好在离我家并不远。可是父亲要举行发布会的那家书店却要远得多，不知远了多少倍。我查询路线时就已经绝望了，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在外面待那么久，跟那些陌生的人。我穿戴整齐，坐在床头，盯着外公留下的钟表出神。现在，我想发呆多久就能发呆多久，再没人会突然闯进来打断我漫无边际的思绪，甚至质问我：“你发什么呆呢？”好似发呆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是全世界一等一的恶事。不会了，现在我可以一整天都发呆，在空荡而寂静的家里。寂静保护着我，仿佛将我包裹在一种不受伤害也不受打扰的乳状的空间里。我越来越痴迷这间屋子了，早晚有一天，我的四肢会与墙壁融为一体，而我的身躯则陷进床铺中。那时，我消失了，墙壁上隐约浮现出我的血管和神经元组织，床在不易察觉而稳定地呼吸。直到有一天，这栋楼被拆掉，他们会发现这间屋子不是用混凝土构成的，而是血与肉。我的外公在最后几年，身上插满了输液管，他也与那些医疗仪器融为一体了。他去世时八十多岁，却没人知道他曾经历过什么，就算是母亲也只是知晓与自身有关的那一小部分，其余部分将永远处于黑暗。一个人，即使他躺在床上伤痕累累，形如枯槁，浑身插满管子，以一種屈辱的方式进行最后的呼吸活动，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人生，经历过那么多的分分秒秒，与那些大人物并不相差分毫。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书，可惜很少会有人把它写出来，任它在生命尽头湮灭。外公去世了，没人再会知道他的经历，即使是毫无意义的经历，也没人会知道了。他死后，就像从没存在过一样。我尽量让自己看得豁达一点，把生命看成一种意外，或一个阶段。毕竟在中学时期我们都学过物质守恒定律，人死了也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没有物质会真正、彻底地消失。这么说，或许在此时此刻的空气中，在这块玻璃，在这块床板，在这个杯子里，就饱含我们先祖的血肉，只是都变成了化学元素。我们身边的一切，其实都是地球数十亿年间互相转化的结果，我们也参与其中，身上或许也沾染着数十亿年前的遗迹，只是它很难分辨。原来地球里的事物（像是一锅大杂烩）喜欢自己跟自己玩，它们在诸多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现。就像一个舞台，剧目变化不断，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演员还是那群人。人是演员，杯子是演员，床也是演员，所有东西都站在舞台上，等待下一个剧本。于是我鼓足勇气站起身，走出了家门。
　　到书店时发布会还没开始。如果说必须长时间置身于公众场合的话，书店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里琳琅满目的书足以消解掉（起码某种程度上）每个人的个性。而陌生人的个性最使我害怕，我倒希望跟我打交道的世界是一个整体，而不是每一个个人。陌生人让我疲于应对，我天性愚钝，总是不知不觉就会惹怒别人，而且每一次惹怒的方式都不尽相同。我找不到为人处世的规律，或者说，是我学不会。书店里我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这里书本的分量远比人重要，彼此间也不必有任何交流，人们即使交谈也必须轻声细语。我转了几圈，随意拿起几本书翻了翻，又放回去。我只是在消耗时间，我忽然想起A，与她唯一一次单独见面。那是在自习室，我们一起等我那位心理医生朋友。此前我俩几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那天，我的朋友迟迟不来，不知在何种机缘下我和A聊了起来。她对我说她想写一篇小说，但目前只有想法，还没有付诸写作，就连这想法，她也没对别人说过。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要对我说，因为那时我被她突如其来的敞开的心扉惊住了，之前我们只泛泛地交谈过。她也没留给我发问的机会，径自说下去。有一个人，她对我说，甚至没讲明是男是女。这个人有一天早晨突发奇想，想用每天洗脸的脸盆把自己淹死。没交代缘由，或许A想好了，只是没告诉我也有可能。总之，这个人想要用脸盆自杀。他/她灌满水，把脸浸入水中。可是求生的本能令他/她好几次都失败了，于是，这个人就每天都做练习，终于有一天，他/她克服了本能，成功地用脸盆将自己淹死了。故事到此为止。那是我们唯一一次长时间交谈。我不知道A最终是否完成了这篇小说。这时，书店的二楼响起广播，某某先生的新书发布会马上开始，请大家前往二楼参加。到了二楼，我发现提供给读者的座位几乎坐满了。我在倒数第二排靠边的角落找到一把椅子。过了大约五分钟，父亲跟主持人一起从一扇小门里走出来，而最前面，已经给他俩预备了两把椅子，以及放在桌子上的矿泉水。发布会开始了，这次活动的主题是“通往幸福人生的途径”，与父亲的新书主题相符。父亲坐在那把极简风格的白色椅子上，笑呵呵地回答着主持人的问题。他要比私下里健谈和开朗多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父亲的发布会，我发现父亲其实也是害羞的，回答问题时很少会看向听众席，似乎害怕与别人的眼神交流，这点我倒是遗传了他。回答完一个问题后，父亲拧开矿泉水瓶，下意识地朝听众席匆匆瞥了一眼。我与他的眼神对视。他迅速挪开了，显得很不自然。笑容收敛了，神情比刚才严肃了许多，父亲说话时的语调也开始沉重起来。我很自责，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场合，这个以“幸福”为名的活动上。所有听众（至少是手上拿着父亲的书的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获取对幸福生活的某种领悟，或许他们本身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或许他们也不相信一本书就能改变现状，但是，他们想要获得幸福的心是真挚的，哪怕能够向“幸福”挪动一小步，他们也甘愿为此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父亲则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他必须是自信的，即使稍显羞涩、不善言谈也无所谓，但在害羞的外表下，需要的是一种坚定，能够传递给他人的坚定，毕竟来这里的听众希望幸福是可以被引领的。可是，父亲却由于我的出现而显露出了不安，这对于此种场合无疑是大忌。我的出现一定让父亲联想到了他曾经的家庭生活，我们彼此折磨，耗尽对方最后一丝耐心，而这样的生活也影响到了父亲现在的生活。他相信幸福生活的可能，才主动做出改变，离开了家庭，可过去生活的阴影或许一直笼罩着他，令他不得不在写作时小心翼翼避开那道阴影，牺牲的却是真诚。没有办法，他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我在椅子上如坐针毡，想象着父亲悖论般的处境：如果要得到幸福，他必须写作（他是全职作家），由于问题并未解决（他还没真正从过去走出来），他的写作又成为了不幸的源头（之一）。我的出现恰恰让他想到了这些。父亲在台上越来越紧张，说话越来越语无伦次。主持人困惑地微笑着，而下面的听众开始窃窃私语。我必须得离开了，如果我不想毁掉父亲的话。带着悔恨，我正准备起身离开，坐在我前面的那个女人突然站起身，说，我想讲几句。麦克风递到了她的手上，我看不到她的脸。她语调平静地诉说了父亲对她的始乱终弃，向听众诉说了父亲混乱的私生活，他是如何地道貌岸然、内心龌龊。我这才知道，使父亲不安的不是我，而是她。看着她的背影，一瞬间我觉得这是母亲，或者说，年轻时候的母亲。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总是懵懵懂懂，但对事情的结束总是有天赋般的预感。我悄悄站起身，在一片混乱中离开了书店的二楼。我没有坐地铁，而是走回了家。到小区时天已黑透。我走得浑身酸痛，晚风吹拂着我，额头的汗水一片冰凉。我坐在一根坏掉的路灯下喘口气。小区灯光昏暗，暗淡的灯盏好像只够把自身照亮。黑黝黝的住宅楼亮着一半眼睛。我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这时，我看到一只什么东西从我眼前倏忽而过。黄鼠狼，我知道。它躲过了老张的电击陷阱，正朝自己漆黑的洞穴快速跑去。老张的窝棚就在不远处，此时我看不到它，但我知道它的位置。忽然我又想起了我脚心的那个伤口，我已经很久没想起它了。我想，如果我现在死去，验尸报告（如果有的话）上也不会提到这个伤口，微不足道的伤口。没有人知道它对我造成了怎样的冲击，甚至为此寸步难行。
　　相信我，朋友，这种事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