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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招募来的捐精者先后在接待室与咨询室就捐赠事宜进行交流与简单面试后，便被带往旁边的取精室。这个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张沙发和一张小桌子。志愿者取精之后将精子标本通过小窗直接传递到实验室，精子检验合格的志愿者还要进行多项体检，以确保没有遗传病、性病与细菌感染等问题。
通过层层筛查后，捐精者正式进入捐赠流程，他们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在七八次捐献中，完成大约20ml或40管精液的采集。所收集的精子，经过处理、编号后，放入零下196度的液氮里保存。半年后，当捐赠者再次进行HIV检测并呈阴性时，一次完整的捐献才算结束。储藏室里看起来不过是几十个墨绿色的大铁罐，却容纳了几万份随时可以复苏等待孕育生命的精子。
尽管北医三院的精子库是2016年才成立的，但依托该院在全国排名第一的生殖医学科，这里的精子库业务飞速发展。然而，对于国内那些有生育意愿的人群来说，由于政策与法律上的一些障碍，精子库的存在可能只是望梅止渴。
中国大约有3000万对夫妇饱受无法生育的困扰，在适龄夫妇中，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在10%～15%之间。但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姜辉强调说，这已是20年前的数据，如今，受晚婚、食品健康问题、生活快节奏与长期加班等因素的影响，尽管还没有更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大家都感觉不孕不育的发病率在一路攀升。
因男性原因致使不育存在多种情况，比如精子活动力不够、精子畸形、输精管堵塞无法正常运输精子到输卵管等。在诸多因素中，大约10%的男性不育都源自药物甚至手术都无能为力的无望情形——睾丸不产生精子，就像姜辉说的，“地里没有种子，你是没有办法的。”此时，便是人类精子库里那些0.5ml一小管的冷冻精液登场的时候。
第一个人类精子库的成立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的美国，那时候捐赠精子是大学生快速赚笔零花钱的小营生，直到20年后艾滋病开始流行，精子银行被迫逐渐走出不规范的灰色地带，伴随大量检测和筛选而来的高成本，医疗机构开始退出，由商业机构取而代之。几乎同时期，中国的人类精子库开始在湖南、北京等省市落地。根据国内规定，中国的人类精子库严防商业化。
一對夫妇要使用精子库的精子，生殖中心要求男方在男科进行睾丸穿刺检查，确定他没有生育能力后，同时要为女方进行检查，以决定采用何种生殖辅助方式受孕，夫妻双方还需签署承诺书，声明没有违反国家计划生育相关条例。
依靠这些募集而来的精子，新生命的诞生可采用两种方式：当女方生育能力不存在缺陷时，可以采用供精人工授精方式（AID），即将处理后的男性精液直接注入女性的子宫颈管内;如果女方也存在生育缺陷，或三次AID均告失败，就只能选择供精试管婴儿技术（IVF），通过促排卵取出卵子后，在体外实现精卵结合，再将受精卵移植回女性子宫。
目前全国经批准设立了26家精子库。它们的存在为那些男方罹患无精、弱精症的家庭提供了实现生育愿望的可能。北医三院的辅助生殖技术在全国位列前茅，其精子库自从2016年正式运行以来，专为院内的生殖中心供精。后者的AID辅助生殖以每年50%～6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8年开展了2000例，预计今年能完成3000到4000例。
但姜辉依然感受到运营精子库的压力。精子库对每位捐赠者的投入大约在一万元左右，包括5000多元的捐赠补贴以及染色体、性病、精液等各项检查的费用，更不必说场地、人员这些开销;而精子库的运营模式非常单一，由于宣传不足等原因，能够直接带来收入的自精保存数量极其有限。以北医三院的精子库为例，这里一年能采集一万多份精子，自精保存的人数却不到200人，比例极其有限，美国的精子银行这一比例要高达80%。
自精保存是指，为那些暂时不想生孩子，或者从事高危险职业，化疗、放疗损害精子之类的人群做生育力保存。雪上加霜的是，为避免近亲婚配和社会伦理隐患，中国一位捐赠者的精子最多只能使五个女性怀孕，相较而言，欧美国家则宽松得多，比如，美国同一个精源可以供生育25个婴儿。中国这一严苛的使用标准意味着每份精子的成本更为高昂。
与人们普遍担忧的“精荒”大相径庭的是，精子库所储藏的精子实际上是“供大于求”。2016年，全国24家精子库共保存了20万份精子，实际出库的只有一半;2017年冷冻的19万份精子中，只有9万份投入使用。
尽管精子库眼下不存在“精荒”的问题，但精子来源也确实不容乐观。一方面，5000多元的补助用来募集志愿者愈加困难。姜辉说，“以前给大学生5000块钱，他觉得是很大一笔钱。现在为了这点钱前前后后要跑十来趟，他们都不愿意来了。”另一方面，合格的捐献者入选率也在逐年下降。仅以湖南省为例，据统计，捐献者合格率已从2006年的46%下降至2015年18%。
精子质量的下降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无解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2010年发布的第五版《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与上一版相比，主动下调了精液的合格标准。生殖医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说，在她刚刚上大学的1980年代初，一份精液只允许20%的畸形率，而现在的第五版，已经可以宽容96%的畸形率了。不过目前，中国精子库的入选标准还是参照WHO第四版，因此，有专家呼吁，精子库的入选标准应顺势调整。
当国内精子库供大于求时，中国一些新女性却还在寻求赴海外选精生子。
据媒体报道称，这些人多是世界500强公司的高管，或是某些互联网巨头的高级白领，尚未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却已快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段。她们到海外选精生子，可选的基因都堪称优良，“一位长相酷似迪拜王子哈曼丹，头发乌黑，鼻梁高挺，目光深邃;一位是美国前海军陆战队成员，拥有MBA、法学博士学位。” 生出来的混血宝宝，长着圆圆的大眼睛、棕色的头发与雪白的肌肤。 然而，对于更多没有进入传统婚姻且缺少强大经济实力的女性来说，她们的生育梦想依然相当遥远。2003年，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能否合法生育依然取决于她是否依照《婚姻法》进入到一段存续的婚姻关系中。
赴海外选精生子的背后，是中国单身女性在国内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现实藩篱。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指出，国际公约与国内多个法律条款都明文保护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但这些看似美好却模糊的条例却并不意味着实质的赋权。
现行法律政策对单身女性生育权利的限制，不仅在她们获取精子设置了障碍，即便她们绕开国内的法律流程，从境外购买精子怀孕，非婚生育行为依旧在国内面临诸多限制。例如，依据各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不按照传统婚姻登记手续生育子女的当事人常面临各式的限制和懲罚措施，比如有些地方需补办结婚证，有的需缴纳社会抚养费，还有的要罚款甚至被工作单位开除。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就呼吁保障未婚妇女生育权，废除歧视政策，无条件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户口。
一些国家人们普遍推迟婚育年龄以致无法生育、对女同性恋和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逐渐认可与合法化等因素推动了精子库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但各国的政策仍有区别。在英国与荷兰，匿名捐赠是非法的，而在法国与西班牙，却只接受匿名捐赠;美国在捐赠者的报酬方面没有限制，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只能补偿志愿者耗费的成本;中国与法国不允许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进行供精辅助受孕，而丹麦与美国则无此限制。
单身女性与女同性恋夫妻的生育需求，与一些国家对这类非传统婚姻形式的生育规定限制，让丹麦的Cryos等国际商业化精子银行找到了市场空间——感谢互联网、干冰技术与全球快递运输公司，买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下单，并运输至当地的生殖中心。这是一笔大生意。
据《经济学人》2017年的报道，完成一次捐献，商家需支付捐赠者的价格大约是100美元，他的精子可以分成5小管，每管的售价在500至1000美元之间;2025年之前，全球精子银行生意的规模高达50亿美元。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有些精子银行承诺提供质量最高的精子，另一些则炫耀其捐赠者信息的详细程度。
位于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的Cryos是全球最大的精子库，如今绝大多数订单都来自线上，并运往超过100多个国家。浏览它的网页，你可能会错以为这是一个约会网站，这里捐赠者被贴上学历、身高、外形、职业的标签，甚至可以通过他的一小段录音听到他的声音。这样的营销技巧，暗合了其顾客群体的画像——Cryos创始人Ole Schou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其60%的买家是单身女性，她们有些慌张、不耐烦，也十分挑剔，需要快速找到优质的精子;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的职业包括医生、工程师、律师等，专注职业的发展;她们具备生养孩子的物质条件与强大的社会资源，做好了独自承担养育责任的准备，尽管通常已经有些稍晚，但是在太迟之前，仍想追上生育的末班车。
Ole Schou说他的精子库也有中国买家，不过，由于严格的监管制度，尽管她们可以网上下单，但只能将精子运输在临近的国家，如柬埔寨、新加坡的诊所，她们在这些国家接受受孕治疗，再回国生育。
“我已经准备好去做试管（婴儿）了。那么多精子库，Cryos，European，Fairfax，California，价格也便宜，随便挑就是。真的大把身高180 的Master（硕士）甚至Phd（博士），可以看到照片。”一位显然是海外精子库潜在买家的网友说，但是她的经济实力也不容小觑：“我个人在二线省会城市有四套房子，加起来600多平方米，还有不少于15万美元的流动资金，外加父母都支持，还有相伴十几年的女友，才做的这个决定……并且我们还在办移民。”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女性来说，除了需要跨越前述法律的门槛，又有多少女性拥有这样优渥的物质条件，负担得起海外选精生子。如此完成生育依然是小部分人可以享有的奢侈。
“认可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但如果要在国内实现，显然还需要漫长的过程。”马忆南说，技术的进步完全可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家庭结构，不能因惧怕改变就拒绝承认非传统生育。而对于孩子在多元家庭下成长是否有利、赋予单身女性或女同性恋者生育权是否会冲击传统家庭结构等隐忧，他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来解决因此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禁止。
通过层层筛查后，捐精者正式进入捐赠流程，他们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在七八次捐献中，完成大约20ml或40管精液的采集。所收集的精子，经过处理、编号后，放入零下196度的液氮里保存。半年后，当捐赠者再次进行HIV检测并呈阴性时，一次完整的捐献才算结束。储藏室里看起来不过是几十个墨绿色的大铁罐，却容纳了几万份随时可以复苏等待孕育生命的精子。
尽管北医三院的精子库是2016年才成立的，但依托该院在全国排名第一的生殖医学科，这里的精子库业务飞速发展。然而，对于国内那些有生育意愿的人群来说，由于政策与法律上的一些障碍，精子库的存在可能只是望梅止渴。
供大于求与“精荒”同时存在
中国大约有3000万对夫妇饱受无法生育的困扰，在适龄夫妇中，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在10%～15%之间。但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姜辉强调说，这已是20年前的数据，如今，受晚婚、食品健康问题、生活快节奏与长期加班等因素的影响，尽管还没有更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大家都感觉不孕不育的发病率在一路攀升。
因男性原因致使不育存在多种情况，比如精子活动力不够、精子畸形、输精管堵塞无法正常运输精子到输卵管等。在诸多因素中，大约10%的男性不育都源自药物甚至手术都无能为力的无望情形——睾丸不产生精子，就像姜辉说的，“地里没有种子，你是没有办法的。”此时，便是人类精子库里那些0.5ml一小管的冷冻精液登场的时候。
第一个人类精子库的成立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的美国，那时候捐赠精子是大学生快速赚笔零花钱的小营生，直到20年后艾滋病开始流行，精子银行被迫逐渐走出不规范的灰色地带，伴随大量检测和筛选而来的高成本，医疗机构开始退出，由商业机构取而代之。几乎同时期，中国的人类精子库开始在湖南、北京等省市落地。根据国内规定，中国的人类精子库严防商业化。
一對夫妇要使用精子库的精子，生殖中心要求男方在男科进行睾丸穿刺检查，确定他没有生育能力后，同时要为女方进行检查，以决定采用何种生殖辅助方式受孕，夫妻双方还需签署承诺书，声明没有违反国家计划生育相关条例。
依靠这些募集而来的精子，新生命的诞生可采用两种方式：当女方生育能力不存在缺陷时，可以采用供精人工授精方式（AID），即将处理后的男性精液直接注入女性的子宫颈管内;如果女方也存在生育缺陷，或三次AID均告失败，就只能选择供精试管婴儿技术（IVF），通过促排卵取出卵子后，在体外实现精卵结合，再将受精卵移植回女性子宫。
目前全国经批准设立了26家精子库。它们的存在为那些男方罹患无精、弱精症的家庭提供了实现生育愿望的可能。北医三院的辅助生殖技术在全国位列前茅，其精子库自从2016年正式运行以来，专为院内的生殖中心供精。后者的AID辅助生殖以每年50%～6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8年开展了2000例，预计今年能完成3000到4000例。
但姜辉依然感受到运营精子库的压力。精子库对每位捐赠者的投入大约在一万元左右，包括5000多元的捐赠补贴以及染色体、性病、精液等各项检查的费用，更不必说场地、人员这些开销;而精子库的运营模式非常单一，由于宣传不足等原因，能够直接带来收入的自精保存数量极其有限。以北医三院的精子库为例，这里一年能采集一万多份精子，自精保存的人数却不到200人，比例极其有限，美国的精子银行这一比例要高达80%。
自精保存是指，为那些暂时不想生孩子，或者从事高危险职业，化疗、放疗损害精子之类的人群做生育力保存。雪上加霜的是，为避免近亲婚配和社会伦理隐患，中国一位捐赠者的精子最多只能使五个女性怀孕，相较而言，欧美国家则宽松得多，比如，美国同一个精源可以供生育25个婴儿。中国这一严苛的使用标准意味着每份精子的成本更为高昂。
与人们普遍担忧的“精荒”大相径庭的是，精子库所储藏的精子实际上是“供大于求”。2016年，全国24家精子库共保存了20万份精子，实际出库的只有一半;2017年冷冻的19万份精子中，只有9万份投入使用。
尽管精子库眼下不存在“精荒”的问题，但精子来源也确实不容乐观。一方面，5000多元的补助用来募集志愿者愈加困难。姜辉说，“以前给大学生5000块钱，他觉得是很大一笔钱。现在为了这点钱前前后后要跑十来趟，他们都不愿意来了。”另一方面，合格的捐献者入选率也在逐年下降。仅以湖南省为例，据统计，捐献者合格率已从2006年的46%下降至2015年18%。
精子质量的下降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无解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2010年发布的第五版《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与上一版相比，主动下调了精液的合格标准。生殖医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说，在她刚刚上大学的1980年代初，一份精液只允许20%的畸形率，而现在的第五版，已经可以宽容96%的畸形率了。不过目前，中国精子库的入选标准还是参照WHO第四版，因此，有专家呼吁，精子库的入选标准应顺势调整。
海外选精生子路阻且长
当国内精子库供大于求时，中国一些新女性却还在寻求赴海外选精生子。
据媒体报道称，这些人多是世界500强公司的高管，或是某些互联网巨头的高级白领，尚未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却已快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段。她们到海外选精生子，可选的基因都堪称优良，“一位长相酷似迪拜王子哈曼丹，头发乌黑，鼻梁高挺，目光深邃;一位是美国前海军陆战队成员，拥有MBA、法学博士学位。” 生出来的混血宝宝，长着圆圆的大眼睛、棕色的头发与雪白的肌肤。 然而，对于更多没有进入传统婚姻且缺少强大经济实力的女性来说，她们的生育梦想依然相当遥远。2003年，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目前，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能否合法生育依然取决于她是否依照《婚姻法》进入到一段存续的婚姻关系中。
赴海外选精生子的背后，是中国单身女性在国内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现实藩篱。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指出，国际公约与国内多个法律条款都明文保护单身女性的生育权，但这些看似美好却模糊的条例却并不意味着实质的赋权。
现行法律政策对单身女性生育权利的限制，不仅在她们获取精子设置了障碍，即便她们绕开国内的法律流程，从境外购买精子怀孕，非婚生育行为依旧在国内面临诸多限制。例如，依据各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不按照传统婚姻登记手续生育子女的当事人常面临各式的限制和懲罚措施，比如有些地方需补办结婚证，有的需缴纳社会抚养费，还有的要罚款甚至被工作单位开除。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就呼吁保障未婚妇女生育权，废除歧视政策，无条件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户口。
一些国家人们普遍推迟婚育年龄以致无法生育、对女同性恋和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逐渐认可与合法化等因素推动了精子库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但各国的政策仍有区别。在英国与荷兰，匿名捐赠是非法的，而在法国与西班牙，却只接受匿名捐赠;美国在捐赠者的报酬方面没有限制，但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只能补偿志愿者耗费的成本;中国与法国不允许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进行供精辅助受孕，而丹麦与美国则无此限制。
单身女性与女同性恋夫妻的生育需求，与一些国家对这类非传统婚姻形式的生育规定限制，让丹麦的Cryos等国际商业化精子银行找到了市场空间——感谢互联网、干冰技术与全球快递运输公司，买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下单，并运输至当地的生殖中心。这是一笔大生意。
据《经济学人》2017年的报道，完成一次捐献，商家需支付捐赠者的价格大约是100美元，他的精子可以分成5小管，每管的售价在500至1000美元之间;2025年之前，全球精子银行生意的规模高达50亿美元。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有些精子银行承诺提供质量最高的精子，另一些则炫耀其捐赠者信息的详细程度。
位于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的Cryos是全球最大的精子库，如今绝大多数订单都来自线上，并运往超过100多个国家。浏览它的网页，你可能会错以为这是一个约会网站，这里捐赠者被贴上学历、身高、外形、职业的标签，甚至可以通过他的一小段录音听到他的声音。这样的营销技巧，暗合了其顾客群体的画像——Cryos创始人Ole Schou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其60%的买家是单身女性，她们有些慌张、不耐烦，也十分挑剔，需要快速找到优质的精子;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的职业包括医生、工程师、律师等，专注职业的发展;她们具备生养孩子的物质条件与强大的社会资源，做好了独自承担养育责任的准备，尽管通常已经有些稍晚，但是在太迟之前，仍想追上生育的末班车。
Ole Schou说他的精子库也有中国买家，不过，由于严格的监管制度，尽管她们可以网上下单，但只能将精子运输在临近的国家，如柬埔寨、新加坡的诊所，她们在这些国家接受受孕治疗，再回国生育。
“我已经准备好去做试管（婴儿）了。那么多精子库，Cryos，European，Fairfax，California，价格也便宜，随便挑就是。真的大把身高180 的Master（硕士）甚至Phd（博士），可以看到照片。”一位显然是海外精子库潜在买家的网友说，但是她的经济实力也不容小觑：“我个人在二线省会城市有四套房子，加起来600多平方米，还有不少于15万美元的流动资金，外加父母都支持，还有相伴十几年的女友，才做的这个决定……并且我们还在办移民。”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女性来说，除了需要跨越前述法律的门槛，又有多少女性拥有这样优渥的物质条件，负担得起海外选精生子。如此完成生育依然是小部分人可以享有的奢侈。
“认可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但如果要在国内实现，显然还需要漫长的过程。”马忆南说，技术的进步完全可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家庭结构，不能因惧怕改变就拒绝承认非传统生育。而对于孩子在多元家庭下成长是否有利、赋予单身女性或女同性恋者生育权是否会冲击传统家庭结构等隐忧，他认为关键在于如何来解决因此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