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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跌至47，低于预期的47.5，并连续7个月处于50盛衰分界线之下，反映经济持续收缩，为2003年3月以来的6年半新低。同时9月份，六大电厂耗煤量按年增速从8月的4.1%，大幅降至-10%等。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尽管政府方面表示今年经济增长保“7”没问题，但这些数据表明当前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很大。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或将在7%以下，这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忧虑。对此，许小年教授较为悲观的认为，经济萧条至少5年，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现如今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面临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经济政策产生负作用的消化期）。这三个期的作用同时出现、互相叠加，因此整个局面要比2008年之时更加复杂。而笔者则想通过对当前中国的汇率、货币、财政政策三个方面来解析，未来中国经济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大家依然要提振信心。
出口放缓不能依赖货币贬值
出口同比持续负增长，订单指数迭创新低。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呈现持续低迷态势。前8个月中有6个月的出口同比负增长，前8个月出口累计同比下滑1.4%。而出口企业的订单也持续走弱，中采PMI 新订单指数自14年10月以来便低于荣枯线，8月降至47.7，创30个月新低。
面对国内出口形势的走弱，今年以来的外贸稳增长政策，普遍聚焦于推动贸易便利化，7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外贸稳增长7 条意见，均与此相关，但却没有提及汇率贬值。对此，有专家提出，中国外贸出口负增长都是人民币汇率过于强势，如果政府减少对汇市的干预，让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那么中国的出口形势就能得到根本改观。
其实，早在8月11日央行发布公告，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此后人民币中间价仅用了三天时间，就从6.1162跌至6.4010，贬值幅度达到4.66%。这使整个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大幅上升。于是，就有外媒惊呼，中国央行希望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以达到促进出口，舒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目的，似乎一场全球性货币贬值大战在所难免。
对此，中国央行作出表态，“人民币要贬值10%以促进出口，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完全没有根据”。现在很多人士觉得奇怪，中国出口低迷难道不是人民币相对于其他非美货币走得更强势有关吗？为什么央行方面没有通过人民币贬值促进出口增长的意图呢？而笔者认为，央行此番表达意味深长，仅靠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帮助不会很大。
其一，中国出口的强弱取决于世界贸易规模这块蛋糕的大小。如果世界贸易量大幅减少，那中国出口增速负增长也不足为奇。出口增速下降的并非只有中国。全球出口规模增速于2010年见顶，并在2012年迅速坠落，过去三年始终徘徊在零值附近，因而过去三年外需整体几乎没有扩张。
欧美经济下滑，外需整体不足。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美国和欧盟分别占中国出口的17%和16%。作为中国的前两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的进口增速自2010年以后逐渐放缓，趋势和中国出口增速一致。这意味着以美欧为代表的外需出现了趋势性下滑。
其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依然强劲。尽管中国出口数据持续恶化，但在美欧进口中，中国占比仍居高位。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进口中来自中国的占比仍在上升，截至2015年5月仍高达21%。而欧洲进口中来自中国的份额也稳定在18%左右。这说明在美欧市场中，中国产品并未被他国产品所替代，“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并未下滑。
其三，通过趋势性贬值的方式，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有限。1993年，日本出口份额见顶回落，而日元也在1995 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趋势性贬值。但日元贬值并未提振日本出口，其出口同比增速大幅下降，出口份额也持续下滑并被中国所替代。2004年日元再度走弱，也同样没有换来出口增速的反弹。截至2014年底，日本出口份额已由1993年的9.6%降至3.6%，远低于中国的12.3%。出口份额和有效汇率的高度相关性源于对基本面的反映。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出口由外部需求（蛋糕大小）和中国出口竞争力（分到蛋糕的比例）所决定。而出口竞争力在短期内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由劳动生产率所决定。所以，外需疲软和出口竞争力下滑都会导致出口增速放缓甚至为负，而出口竞争力上升也并非完全由汇率贬值来决定。
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韩元大幅贬值，但仍然没有换来出口的提升。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口增速不升反降。而在08年金融危机期间，在韩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韩国出口增速虽然在短期内小幅回升，但之后又一蹶不振。显然，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的大幅贬值，并未能换来韩国出口份额的明显提升。
在经历了一场反思之后，韩国通过财政、信贷、贸易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如三星集团、SK 集团、大韩航空等）。这些大型集团逐渐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巨头，从而提高了韩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两次金融危机后，韩国的出口份额稳步回升，而其有效汇率也触底反弹。
不可否认，通过汇率的快速贬值或许在短期内会在出口方面获得些许优势，但中国出口要复苏则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而绝非靠贬值来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从目前看来，高层也无意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中国的出口形势也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糟糕。
首先，虽然全球出口贸易需求下滑，但中国出口份额在持续上升。中国出口份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1%，一直上升到2014年的12%。90年代初，日本在出口方面占据优势，出口份额曾一度高达10%，但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股市崩盘，银行体系遭受较大的打击，日本经济陷入衰退。
同时，今年以来各月贸易顺差普遍维持在400亿美元以上，而且贸易顺差仍在不断扩大。虽然这个顺差被外媒评为是国内进口需求不足的“衰退型顺差”，但毕竟也反映了中国在贸易环节的相对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再者，中国要“稳出口”则要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新加坡经验值得借鉴，1981年起实行“管理浮动”机制，新币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新币进入升值时代，除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现贬值外，新币一直在对美元走强。85年新币出现一波贬值，出口增速短暂上升，但之后又回落。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币又一次贬值，对出口的提升作用也很短暂。
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出口份额增速放缓，有效汇率也出现下行趋势。但新加坡马上开始产业转型，发展以生物制药、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主导产业。新加坡出口份额仍然保持在2%左右，有效汇率又开始升值。
笔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才能稳定出口，汇率走势跟随出口。中国制造要想维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就应该由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科技产业转型。而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至多收获短暂效果。
最后，出口无需贬值刺激，但需要汇率维持基本可控。很多出口企业并不是担心人民币汇率是否强弱，但是忧虑汇率波动让人难以捉摸，因为短期汇率波动过大，会使得企业只敢做短期生意，不敢签长期大单，因为一旦汇率波动过频，利润会被吞噬，甚至会出现亏损。所以，除了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出口的利好政策外，还应该将汇率控制在合理的区域内，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出口的稳定。
不可否认，短期汇率大幅贬值会对出口有些许影响力，但长期来看，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的出口要想回暖主要还是要靠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只有通过对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达到促进出口增速，才能提振汇率。
货币宽松为何难救实体经济？
自去年11月底以来，央行四次降息三次降准，希望给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流动性。但通过货币政策调控促进宏观经济复苏碰到了障碍，降准释放的资金在金融同业市场徘徊，很难进入实体企业，使得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同业拆借利率保持低位，而实体企业资金供给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利率没有根本性缓解。那么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其一，宏观经济增长乏力，去产能缓慢，企业融资需求不足，信贷风险上升，银行贷款投放动力不足。一方面银行因不良贷款率的急剧攀升，而对实体经济进行抽贷、惜贷的行为。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的评估，对实体经济利率根本降不下来。另一方面，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生存环境日趋偏紧，一般企业利润只有3-5%，有的甚至亏损倒闭，企业向银行贷款进行生产的积极性并不高。
其二，伴随降息而来的利率市场化，提高存款利率上浮空间，在银行负债端冲抵了降息效果，提高了银行负债成本，制约了贷款利率的下行。也就是说，各银行为了揽储，大幅上浮了基准利率的比重，甚至有城商银将存款利率上浮至基准利率的40%。在银行存款利率降幅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让信贷市场利率大幅下调的可能性并不大。
其三，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投放机制存在结构性问题。受风险溢价等因素影响，我国银行信贷投放偏重大型国有企业，中小微企业占有的信贷资源很少，直接导致中小微企业议价能力较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其四，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是割裂的，缺乏协调性，无法相互影响。而相对比较完善的债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也不健全，各债券品种之间定价联动效应较弱，短期品种定价向长期品种定价传导性也很弱，基础债券品种收益率曲线还不完善。
此外，金融市场和信贷市场也是割裂的，连接两个市场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只是刚开始试点，银行间市场信贷利差无法传导到信贷市场，央行对信贷市场利率调控的能力非常有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完善利率传导机制无疑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这就需要对症下药，既要治本又要治标。中国已出现流动性陷阱的迹象，一方面宏观经济不断下滑，另一方面短端利率即使降至历史低点，也无法传导到长端利率和贷款利率上，降准降息对拉动经济边际效应正在递减。那如何才能解决这一棘手难题呢？
其一，通过调结构的方式，加快国企改革，扭转信贷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将信贷资源更多的向实体经济倾斜，而不再让银行的贷款再“脱实向虚”或者流向效率低下的企业。此外，发展多层次的社会投融资渠道，比如允许企业发行债券、加快股市注册制改革、VC（风险投资者）、信托等其他渠道，来满足各类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二，通过“收短放长”的方式来引导长期贷款利率下行：一方面，通过定向正回购的方式，回收过剩的短期流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定向PSL的方式，绕过金融市场-信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渠道，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向“三农”、中小企业等领域定向刺激，同时引导长端利率下行。
中国货币政策正陷入“流动性陷阱”中，显示出宽货币无法向宽信贷传导的机制方面的弊端，也显示出央行降准降息的边际效应在递减。接下来，如何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个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开发更多的融资渠道，让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本解决，这应该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关键所在。很明显，这点上，中央政府是明察秋毫，采取的措施正在逐渐显现效应。
稳增长应在财政政策上发力
为了减轻实体经济的税赋，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宣布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对中小微企业新购进研发设备允许税前扣除等等。预计上述政策将给实体企业减税50亿元。如果再考虑到之前的营改增的全面实施，今年减税的力度较以往有所增加。
就在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很少有人谈及减税。因为，企业盈利一路飙升，对税负的痛感自然不会很强烈。同时，由于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增速超过9%，所以我国政府的税收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的势头。但目前国内经济有困难，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学者都提出通过减税来提振中国经济。
当然，也有反对声音，反对者的理由是：其一，随着经济的下行，今年我国的税收增长将回落到个位数（可能略高于GDP增速），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现在谈减税不合时宜。其二，此前一些地方和领域进行了减税，但未达到预期效果，中小企业负担并没有减多少。
政府收税是天经地义，毋容置疑。但并不是财政收入越多越好，财政收入的增速最好跟着GDP增速，面对经济下行，政府应尽最大的努力做出降税的行为。通过全面大幅度减税的方式，把钱留在企业和百姓手里，这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简单办法。
一方面，现在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量的社会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都跑到虚拟经济中去，这主要原因是投资实体经济风险太大，税收过高，无利可图。而事实证明，只有实体企业活了，经济才能活，走好中国经济这盘棋，最重要的是通过大幅降税减费的方式来激活企业。
有小企业主算过一笔账，他每年的营业额是2000多万，但交完税后，利润就剩下不多了，而且这些利润多半是一些没有收回的应收账款，如果考虑用工成本上升和坏账率抬头，企业在盈亏边缘苦苦挣扎，现金流总是很紧张，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开不出。如果让流转税能够减半征收，让企业有利可图，那么愿意投资实体经济的人就会多起来。
另一方面，减税降费并不意味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减少。在《论语·颜渊》中有记裁：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荒年收成不好，国库钱不够花，该咋办？”有若回答道：“能否将百姓的税赋减轻呢？”哀公说“现在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再减税岂不更惨？”有若再回答道：“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国库又何愁没钱用呢？”
笔者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前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因为企业所得税增收会降低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个人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直接减少个人财富；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导致物价上升，抑制消费。所以要经济复苏、财政充盈，政府必须加大减税力度。
面对出口增速放缓、实体经济下行，各方都要求进一步放松银根。但事实上货币宽松，也必须要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套，因为货币宽松后并不等于社会资金会流向实体经济，故实体经济的复苏还是离不开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对社会资本的引导。所以，稳增长不能不谈减税，促改革不能不谈减税，惠民生也不能避谈减税，政府减税力度若是再大些便会对拉动经济产生积极作用。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尽管政府方面表示今年经济增长保“7”没问题，但这些数据表明当前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很大。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或将在7%以下，这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忧虑。对此，许小年教授较为悲观的认为，经济萧条至少5年，最坏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现如今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面临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经济政策产生负作用的消化期）。这三个期的作用同时出现、互相叠加，因此整个局面要比2008年之时更加复杂。而笔者则想通过对当前中国的汇率、货币、财政政策三个方面来解析，未来中国经济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大家依然要提振信心。
出口放缓不能依赖货币贬值
出口同比持续负增长，订单指数迭创新低。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呈现持续低迷态势。前8个月中有6个月的出口同比负增长，前8个月出口累计同比下滑1.4%。而出口企业的订单也持续走弱，中采PMI 新订单指数自14年10月以来便低于荣枯线，8月降至47.7，创30个月新低。
面对国内出口形势的走弱，今年以来的外贸稳增长政策，普遍聚焦于推动贸易便利化，7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外贸稳增长7 条意见，均与此相关，但却没有提及汇率贬值。对此，有专家提出，中国外贸出口负增长都是人民币汇率过于强势，如果政府减少对汇市的干预，让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那么中国的出口形势就能得到根本改观。
其实，早在8月11日央行发布公告，决定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此后人民币中间价仅用了三天时间，就从6.1162跌至6.4010，贬值幅度达到4.66%。这使整个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大幅上升。于是，就有外媒惊呼，中国央行希望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以达到促进出口，舒缓经济下行压力的目的，似乎一场全球性货币贬值大战在所难免。
对此，中国央行作出表态，“人民币要贬值10%以促进出口，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完全没有根据”。现在很多人士觉得奇怪，中国出口低迷难道不是人民币相对于其他非美货币走得更强势有关吗？为什么央行方面没有通过人民币贬值促进出口增长的意图呢？而笔者认为，央行此番表达意味深长，仅靠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帮助不会很大。
其一，中国出口的强弱取决于世界贸易规模这块蛋糕的大小。如果世界贸易量大幅减少，那中国出口增速负增长也不足为奇。出口增速下降的并非只有中国。全球出口规模增速于2010年见顶，并在2012年迅速坠落，过去三年始终徘徊在零值附近，因而过去三年外需整体几乎没有扩张。
欧美经济下滑，外需整体不足。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美国和欧盟分别占中国出口的17%和16%。作为中国的前两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的进口增速自2010年以后逐渐放缓，趋势和中国出口增速一致。这意味着以美欧为代表的外需出现了趋势性下滑。
其二，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依然强劲。尽管中国出口数据持续恶化，但在美欧进口中，中国占比仍居高位。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进口中来自中国的占比仍在上升，截至2015年5月仍高达21%。而欧洲进口中来自中国的份额也稳定在18%左右。这说明在美欧市场中，中国产品并未被他国产品所替代，“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并未下滑。
其三，通过趋势性贬值的方式，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有限。1993年，日本出口份额见顶回落，而日元也在1995 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趋势性贬值。但日元贬值并未提振日本出口，其出口同比增速大幅下降，出口份额也持续下滑并被中国所替代。2004年日元再度走弱，也同样没有换来出口增速的反弹。截至2014年底，日本出口份额已由1993年的9.6%降至3.6%，远低于中国的12.3%。出口份额和有效汇率的高度相关性源于对基本面的反映。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出口由外部需求（蛋糕大小）和中国出口竞争力（分到蛋糕的比例）所决定。而出口竞争力在短期内容易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由劳动生产率所决定。所以，外需疲软和出口竞争力下滑都会导致出口增速放缓甚至为负，而出口竞争力上升也并非完全由汇率贬值来决定。
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韩元大幅贬值，但仍然没有换来出口的提升。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口增速不升反降。而在08年金融危机期间，在韩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韩国出口增速虽然在短期内小幅回升，但之后又一蹶不振。显然，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的大幅贬值，并未能换来韩国出口份额的明显提升。
在经历了一场反思之后，韩国通过财政、信贷、贸易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如三星集团、SK 集团、大韩航空等）。这些大型集团逐渐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巨头，从而提高了韩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两次金融危机后，韩国的出口份额稳步回升，而其有效汇率也触底反弹。
不可否认，通过汇率的快速贬值或许在短期内会在出口方面获得些许优势，但中国出口要复苏则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而绝非靠贬值来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从目前看来，高层也无意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中国的出口形势也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糟糕。
首先，虽然全球出口贸易需求下滑，但中国出口份额在持续上升。中国出口份额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1%，一直上升到2014年的12%。90年代初，日本在出口方面占据优势，出口份额曾一度高达10%，但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股市崩盘，银行体系遭受较大的打击，日本经济陷入衰退。
同时，今年以来各月贸易顺差普遍维持在400亿美元以上，而且贸易顺差仍在不断扩大。虽然这个顺差被外媒评为是国内进口需求不足的“衰退型顺差”，但毕竟也反映了中国在贸易环节的相对优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再者，中国要“稳出口”则要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新加坡经验值得借鉴，1981年起实行“管理浮动”机制，新币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新币进入升值时代，除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现贬值外，新币一直在对美元走强。85年新币出现一波贬值，出口增速短暂上升，但之后又回落。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币又一次贬值，对出口的提升作用也很短暂。
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出口份额增速放缓，有效汇率也出现下行趋势。但新加坡马上开始产业转型，发展以生物制药、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主导产业。新加坡出口份额仍然保持在2%左右，有效汇率又开始升值。
笔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才能稳定出口，汇率走势跟随出口。中国制造要想维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就应该由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科技产业转型。而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至多收获短暂效果。
最后，出口无需贬值刺激，但需要汇率维持基本可控。很多出口企业并不是担心人民币汇率是否强弱，但是忧虑汇率波动让人难以捉摸，因为短期汇率波动过大，会使得企业只敢做短期生意，不敢签长期大单，因为一旦汇率波动过频，利润会被吞噬，甚至会出现亏损。所以，除了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出口的利好政策外，还应该将汇率控制在合理的区域内，这样才有利于中国出口的稳定。
不可否认，短期汇率大幅贬值会对出口有些许影响力，但长期来看，作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的出口要想回暖主要还是要靠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只有通过对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达到促进出口增速，才能提振汇率。
货币宽松为何难救实体经济？
自去年11月底以来，央行四次降息三次降准，希望给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流动性。但通过货币政策调控促进宏观经济复苏碰到了障碍，降准释放的资金在金融同业市场徘徊，很难进入实体企业，使得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剩，同业拆借利率保持低位，而实体企业资金供给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利率没有根本性缓解。那么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其一，宏观经济增长乏力，去产能缓慢，企业融资需求不足，信贷风险上升，银行贷款投放动力不足。一方面银行因不良贷款率的急剧攀升，而对实体经济进行抽贷、惜贷的行为。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的评估，对实体经济利率根本降不下来。另一方面，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生存环境日趋偏紧，一般企业利润只有3-5%，有的甚至亏损倒闭，企业向银行贷款进行生产的积极性并不高。
其二，伴随降息而来的利率市场化，提高存款利率上浮空间，在银行负债端冲抵了降息效果，提高了银行负债成本，制约了贷款利率的下行。也就是说，各银行为了揽储，大幅上浮了基准利率的比重，甚至有城商银将存款利率上浮至基准利率的40%。在银行存款利率降幅有限的情况下，要想让信贷市场利率大幅下调的可能性并不大。
其三，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投放机制存在结构性问题。受风险溢价等因素影响，我国银行信贷投放偏重大型国有企业，中小微企业占有的信贷资源很少，直接导致中小微企业议价能力较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其四，我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是割裂的，缺乏协调性，无法相互影响。而相对比较完善的债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也不健全，各债券品种之间定价联动效应较弱，短期品种定价向长期品种定价传导性也很弱，基础债券品种收益率曲线还不完善。
此外，金融市场和信贷市场也是割裂的，连接两个市场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只是刚开始试点，银行间市场信贷利差无法传导到信贷市场，央行对信贷市场利率调控的能力非常有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完善利率传导机制无疑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这就需要对症下药，既要治本又要治标。中国已出现流动性陷阱的迹象，一方面宏观经济不断下滑，另一方面短端利率即使降至历史低点，也无法传导到长端利率和贷款利率上，降准降息对拉动经济边际效应正在递减。那如何才能解决这一棘手难题呢？
其一，通过调结构的方式，加快国企改革，扭转信贷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将信贷资源更多的向实体经济倾斜，而不再让银行的贷款再“脱实向虚”或者流向效率低下的企业。此外，发展多层次的社会投融资渠道，比如允许企业发行债券、加快股市注册制改革、VC（风险投资者）、信托等其他渠道，来满足各类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二，通过“收短放长”的方式来引导长期贷款利率下行：一方面，通过定向正回购的方式，回收过剩的短期流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定向PSL的方式，绕过金融市场-信贷市场的利率传导渠道，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向“三农”、中小企业等领域定向刺激，同时引导长端利率下行。
中国货币政策正陷入“流动性陷阱”中，显示出宽货币无法向宽信贷传导的机制方面的弊端，也显示出央行降准降息的边际效应在递减。接下来，如何加大改革力度健全各个市场的利率传导机制，开发更多的融资渠道，让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本解决，这应该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关键所在。很明显，这点上，中央政府是明察秋毫，采取的措施正在逐渐显现效应。
稳增长应在财政政策上发力
为了减轻实体经济的税赋，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宣布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对中小微企业新购进研发设备允许税前扣除等等。预计上述政策将给实体企业减税50亿元。如果再考虑到之前的营改增的全面实施，今年减税的力度较以往有所增加。
就在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很少有人谈及减税。因为，企业盈利一路飙升，对税负的痛感自然不会很强烈。同时，由于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增速超过9%，所以我国政府的税收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的势头。但目前国内经济有困难，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学者都提出通过减税来提振中国经济。
当然，也有反对声音，反对者的理由是：其一，随着经济的下行，今年我国的税收增长将回落到个位数（可能略高于GDP增速），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现在谈减税不合时宜。其二，此前一些地方和领域进行了减税，但未达到预期效果，中小企业负担并没有减多少。
政府收税是天经地义，毋容置疑。但并不是财政收入越多越好，财政收入的增速最好跟着GDP增速，面对经济下行，政府应尽最大的努力做出降税的行为。通过全面大幅度减税的方式，把钱留在企业和百姓手里，这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简单办法。
一方面，现在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量的社会资金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都跑到虚拟经济中去，这主要原因是投资实体经济风险太大，税收过高，无利可图。而事实证明，只有实体企业活了，经济才能活，走好中国经济这盘棋，最重要的是通过大幅降税减费的方式来激活企业。
有小企业主算过一笔账，他每年的营业额是2000多万，但交完税后，利润就剩下不多了，而且这些利润多半是一些没有收回的应收账款，如果考虑用工成本上升和坏账率抬头，企业在盈亏边缘苦苦挣扎，现金流总是很紧张，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开不出。如果让流转税能够减半征收，让企业有利可图，那么愿意投资实体经济的人就会多起来。
另一方面，减税降费并不意味政府的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减少。在《论语·颜渊》中有记裁：鲁哀公问孔子的弟子有若：“荒年收成不好，国库钱不够花，该咋办？”有若回答道：“能否将百姓的税赋减轻呢？”哀公说“现在国库里的钱都不够，如果再减税岂不更惨？”有若再回答道：“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如果老百姓手中有了足够的钱，国库又何愁没钱用呢？”
笔者认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前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因为企业所得税增收会降低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个人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直接减少个人财富；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导致物价上升，抑制消费。所以要经济复苏、财政充盈，政府必须加大减税力度。
面对出口增速放缓、实体经济下行，各方都要求进一步放松银根。但事实上货币宽松，也必须要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套，因为货币宽松后并不等于社会资金会流向实体经济，故实体经济的复苏还是离不开财政政策（减税降费）对社会资本的引导。所以，稳增长不能不谈减税，促改革不能不谈减税，惠民生也不能避谈减税，政府减税力度若是再大些便会对拉动经济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