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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用技术的力量去改变一些既定事实，改变中国孩子像学语文、数学一样学英语的习惯，他要让中国孩子用英语思维去学习、思考、生活
发自北京 / 编辑 孙凌宇 rwzkzx@126.com
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英语教育机构隐形大佬王兰柱动摇过，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思考过这个问题，也通过不同的商业实践寻找答案。他创办的瑞思学科英语培育过10万中国儿童开口讲英语。这一次，移动互联网袭来，新技术不断迭代，大数据深入到学习的每一个进程，一拨新型英语教育创业者和资本火热拥抱移动互联网。王兰柱反而放慢了节奏。他想得很通透，教育这件事只能慢，快不得。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说，移动互联网改变了教育的开放性、透明性、共享性以及全球性。王蘭柱看准了技术变革的力量，重新打造了一个团队，开发了两款“读伴儿”APP——“读伴儿美式课堂”和“读伴儿图书馆”，他要用技术的力量去改变一些既定事实，改变中国孩子像学语文、数学一样学英语的习惯，他要让中国孩子用英语思维去学习、思考、生活。
这个宏伟构想的突破口最终被锁定为“阅读”。“learn to read”（学会阅读）、“read to learn”（通过阅读来学习）是他在10万学员身上实践成功的理念。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他多年埋藏于心的教育情怀释放，但就现实而言，他是在用一己之力抵抗一个时代的习惯养成。我跟他开玩笑，这一拨英语教育创业者很多已经是90后了，作为60后创业者，即使你有成功的基业，也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王兰柱不着急。与传统商人相比，他更像一名儒雅的学者，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也让他变得洋气起来。“特别年轻的，有希望快一点的，有没有人能做成呢？人家也有能做成的，但是这个‘快法’已经不适合像我们年龄大一点的创业者了”，“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有些东西在我们心里是有边界的，有些事能做，有些事永远不能做。”王兰柱把这次英语阅读实践看成是一场新革命，没有世俗的成功评判标准，也不过分追求硬巴巴的商业数据，但它一定是遵循教育规律，又顺应时代潮流的。
对于顺应时代潮流这件事，王兰柱是从彻底否定自己的认知开始的。对于60年代出生的王兰柱来说，他享受了知识红利，通过学习英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随着在教育领域不断深入实践，他发现世道变了，知识并不能改变这一代、尤其是下一代人的命运了。
1982年王兰柱从内蒙古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系。大学学习在极大程度上开拓了王兰柱的视野，打开了他的思想大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国内最早把国外发达的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引入国内的学院。王兰柱初入大学就接受了全面的英语语言训练。在没有走出国门前，英语学习让王兰柱更多地了解到国外的信息与资讯，更重要的是，他的思维变得更活跃，心态也变得更开放。王兰柱从那时起形成了吸收式的建设思维。他喜欢研究前沿的先进理念，并且时不时地想着能不能本土化。英语变成了他打开未来世界的钥匙。
那个年代，英语也确实塑造了一批爬上金字塔顶端的人。1982年，18岁的马云在杭州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读完了路遥的小说《人生》，他深受鼓舞，参加了第二次高考，但连续考了四次才考上杭州师范学院。马云其貌不扬，数学还考过19分，但英语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在学校时曾组织一帮同学早上5点到杭州香格里拉门口给老外免费当导游练习口语。英语也让马云形成了一种建设思维。他惯于打破常规，敢于尝新。凭借良好的英语能力，马云成了商务部（当时的外贸部）最优秀的翻译，雅虎创始人杨致远1997年首次访问中国时，商务部安排了马云陪同他游览长城。也是这次游览，杨致远对马云印象深刻。英语就是马云通往国际世界的钥匙，他登上《福布斯》封面，结识孙正义、克林顿，穿梭于达沃斯论坛。
和马云的早期经历类似，王兰柱毕业后也分配到商务部工作，良好的英语基础很快让他脱颖而出，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商务谈判。国外先进的思潮冲击着他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的国际化学习也打下了他的事业基础。
从商务部辞职出来以后，王兰柱加入了外资市场调查公司TNS。王兰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很敏锐，从政府机关到外企，他尤其在意国际市场上已经流行但中国市场还没有的理念和模型。“收视率调查”是他发现的第一块宝藏，至少在当时来看是。“1995年（收视率调查）在国内还是新生事物，可英国BBC从1937年开始做收听率调查了，你说收视率调查将来会不会有前途？没广告的时候肯定不会有，领导说播什么就播什么，但是有广告的时候，影响你媒体内容的就冒出来一方，那一方就叫广告主。”王兰柱积极推动收视率调查，促成中央电视台和TNS合作组建了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CSM），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收视率调查生涯，CSM也成了中国广播电视最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王兰柱身上有一种笃定的自我认知，他长于看方向，但又不沉迷于方向。收视率调查一路高歌猛进时，他却选择退出这个行业。“1996年我们开始做收视率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事能成，但是我们参照发达国家过去五十年经历的发展来看，收视率调查会不会在中国发展？这还用考虑吗？一定会成！因为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都证明一定会有需求和市场，只要按照已经验证过的方法，脚踏实地满足市场需要就可以了。”但他最终退出了，“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收视率是评判节目的唯一标准的时候，这样的收视率调查已经没有前途了。”这是王兰柱判断新商业领域的方法论，他以此选择合适的进入和退出时机。王兰柱离开CSM在当时还引起了轰动的收视率大讨论。
2003年左右，父亲生病住院，王兰柱在医院守护了两个星期。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迷茫但又最深沉的两个星期。他看着眼前其他病床上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人生百态，生活各异。他反思，此时的父亲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此时在病床上的是自己，那自己又最需要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看到北京什刹海胡同里的剃头师傅敬大爷，王兰柱找到了他的答案，也深刻意识到下半辈子要全情投入的事业是什么。
九十多岁的敬大爷一辈子住在北京胡同的大杂院，从12岁开始，几十年如一日靠剃头手艺过活，时光如流水，老主顾们一个一个离开人世，他的子女们似乎也过得并不如意。敬大爷依旧每日里淡淡地为来者理发。他在这既有的生活轨迹上等待命运终了的时刻。周遭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每日里都在上演不同的故事，敬大爷念念不忘的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跟睡着了似的，安详离世”。他把这份对生命的尊重传递给了每一个离他而去的主顾。他把一切都看得那么淡然，却事事顺心而为。他就静静地在胡同里，但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年近40的王兰柱想到了自己，比起人人羡艳的高薪高职，他更希望自己像个匠人，用理念和实践影响更多人。他自掏腰包投资拍摄了敬大爷本色出演的电影《剃头匠》。没有明星、没有特技、没有冲突，导演拍到最后甚至都不知道在拍什么主题了。最终，这部小成本电影还获得了很多创作奖。但对王兰柱，这是拍给父亲、自己和儿子看的40岁的反思。“40岁以后的人生要做减法，是要专心做对自己最重要的事。”王兰柱把重心放在了教育和信息化上，“过去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发达了，但我们有一个最不发达的（地方），那就是教育。如果说经济不发达是过去式，是过去错过工业革命而落后100年造成的，那我们国家教育不发达，可能是过去几百年没有公民教育造成的。”放到一个商业闭环中去考虑教育这件事，“十几年前，教育没有民营，这是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国际的公办教育，应该是普惠制的，以保障大部分公民孩子的基本教育为目标。特殊人才培养、精英教育应该是以民办教育为主的， 收费的。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也会走上这条路。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教育一定是非常好的领域。”
2007年，王兰柱和创业合伙人第一个发起成立少儿英语培训机构。他提出在“英语”前面加一个词，“学科”，让中国孩子在中国读“美国小学”，“用英语学数学、语文、科学”。王兰柱看到的问题是，中国孩子学英语注重语法和词汇量，会考试多于会说。他知道改变这些长期形成的问题需要漫长的认知引导，走上这条路，一定是没有快钱可赚的，“（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知道，长线投资教育一定是个好事情，但是它一定不是快的事情。”王兰柱和创业合伙人达成共识，坚持以自有资金开始瑞思学科创业之路，为的就是能自己掌控节奏。王兰柱追求的是培养国际化人才。
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学英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受追捧时，受外企文化影响的家庭也是一个庞大群体。王兰柱说，我们办教育机构，“不教你考试，也不教你升学，就教你能用的英语，作为国际公民可以用的英语。”他常常出国，对“可以用”深有感触，明明会背很多单词，考试成绩也很好，但就是一说起来，不知道怎么接话，跟老外更是说不到一块儿去，没有共同话题，人家谈话，你也插不上嘴。王兰柱意识到中国人说英语有这样的尴尬还是因为肚里没货，没有英语思维，“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了，见识才能改变命运。”
瑞思的实践，无论是从商业上还是理念上，都可以称得上有所成效，但离王兰柱心中的那个理想国还有一段距离。他常跟团队探讨，英语思维的核心是什么？西方教育的核心又是什么？王兰柱类比过什么是当下最适合本土化的好的教育理念。他想，自己作为老板，喜欢什么样的员工？“领导说的我都同意，不是这个意思。一个好员工，我说什么你都听，这绝对不是好员工。好员工是什么？我说今天你往东，他会问你，为什么往东？为什么今天往东？往东是要去干嘛？这些问完了他又往东，这是好样的。”这个“问问题”的本领是核心，“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批判性思维，这个词是我们那个年代说的，现在我们叫它审辩能力”，“（西方教育思维里）你说这个东西好的时候，一定要找出问题来，说它很差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优点来。没有绝对好的东西。”
王兰柱认为，审辩能力的基础是阅读，“阅读要培养两个能力，一个是技能，要会阅读，会高效地阅读，第二个是知识，要具备足够的、广泛的背景知识，并具备对知识的运用能力，或者是判断能力。过去没有新技术的时候，看书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因为看完了要反思，然后去悟，从最虚渺的悟道最后到实际运用，你要反思，要问问题”，“如果你只是拿一本书从头翻到尾，这不叫阅读。”
王兰柱多次跑到美国市场考察，寻找最原汁原味的阅读材料。他坚持用原版分级阅读，“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去做这个事情，这个理念不是我们发明的”，他最终找到了美国纽约的出版集团Rosen Publishing Group，跟对方谈妥独家引进分级读物，包括超过10000本的原版图书电子版和每年1500本左右的更新率。
在美国出版界，Rosen Publishing与企鹅兰登、皮尔森、霍顿·米弗林·哈考特、学乐、麦克·劳希尔齐名，专门为美国K-12阶段教育提供与课程标准相对应的分级阅读课外读物。王兰柱引进教材后结合自己的线下开发团队又研发了一套线上线下互动的阅读课本，包括原版故事、APP互动、亲子游戏道具等。
“（有了资源）要有实现的手段。第一个是技术手段，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十年前维持孩子阅读兴趣的手段和現在维持孩子阅读兴趣的手段完全变了，这个东西是可以靠技术实现的，并且你要超越这个东西，变成用一个有组织的方式同步实现。”在王兰柱引进设计的这套阅读课程体系里，游戏、导读、亲子、提问、动漫，都成了培养孩子阅读原版英语图书兴趣的形式，大数据实时反馈、语言识别也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市场上对“分级阅读英语原版图书”这件事还没有普遍认识，“（现阶段）我们只能保证我们的资源是有优势的，不违背教育规律，做我们能控制的事”，“市场反应一定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影响能够跟我们有共识的人，现在的80后、90后父母是有这个判断能力的。”王兰柱也经历过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的阶段，“40岁之前只有工作，60后50后说起财富来是非常好的，但在孩子教育里，其实是一塌糊涂，等到80后90后父母成长起来，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走原来的路，而且他有经济能力。现在教育的概念变了，所以我说这是个实际，这个市场是对的。”
一个接一个的投资人也挤满了王兰柱的办公室。他习惯早起，有时到办公室时楼下的星巴克还没开门。他对投资人有时是没有耐心的。当听到他们说要快速扩张变现时，王兰柱会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他一再强调，教育不是互联网，他不接受突然投了一大笔钱、要你赶快烧一把快速增长的那种投资人。
他最终接受了吴尚志的鼎晖投资。他说，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教育的理解基本都是一致的。这是王兰柱身上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坚信，“没有它（教育）就没有我”，而现在，他也正在用知识以外的东西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发自北京 / 编辑 孙凌宇 rwzkzx@126.com
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英语教育机构隐形大佬王兰柱动摇过，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思考过这个问题，也通过不同的商业实践寻找答案。他创办的瑞思学科英语培育过10万中国儿童开口讲英语。这一次，移动互联网袭来，新技术不断迭代，大数据深入到学习的每一个进程，一拨新型英语教育创业者和资本火热拥抱移动互联网。王兰柱反而放慢了节奏。他想得很通透，教育这件事只能慢，快不得。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说，移动互联网改变了教育的开放性、透明性、共享性以及全球性。王蘭柱看准了技术变革的力量，重新打造了一个团队，开发了两款“读伴儿”APP——“读伴儿美式课堂”和“读伴儿图书馆”，他要用技术的力量去改变一些既定事实，改变中国孩子像学语文、数学一样学英语的习惯，他要让中国孩子用英语思维去学习、思考、生活。
这个宏伟构想的突破口最终被锁定为“阅读”。“learn to read”（学会阅读）、“read to learn”（通过阅读来学习）是他在10万学员身上实践成功的理念。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他多年埋藏于心的教育情怀释放，但就现实而言，他是在用一己之力抵抗一个时代的习惯养成。我跟他开玩笑，这一拨英语教育创业者很多已经是90后了，作为60后创业者，即使你有成功的基业，也得快一点，再快一点。
王兰柱不着急。与传统商人相比，他更像一名儒雅的学者，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也让他变得洋气起来。“特别年轻的，有希望快一点的，有没有人能做成呢？人家也有能做成的，但是这个‘快法’已经不适合像我们年龄大一点的创业者了”，“我们经历过很多事，有些东西在我们心里是有边界的，有些事能做，有些事永远不能做。”王兰柱把这次英语阅读实践看成是一场新革命，没有世俗的成功评判标准，也不过分追求硬巴巴的商业数据，但它一定是遵循教育规律，又顺应时代潮流的。
对于顺应时代潮流这件事，王兰柱是从彻底否定自己的认知开始的。对于60年代出生的王兰柱来说，他享受了知识红利，通过学习英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随着在教育领域不断深入实践，他发现世道变了，知识并不能改变这一代、尤其是下一代人的命运了。
英语红利
1982年王兰柱从内蒙古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系。大学学习在极大程度上开拓了王兰柱的视野，打开了他的思想大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国内最早把国外发达的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引入国内的学院。王兰柱初入大学就接受了全面的英语语言训练。在没有走出国门前，英语学习让王兰柱更多地了解到国外的信息与资讯，更重要的是，他的思维变得更活跃，心态也变得更开放。王兰柱从那时起形成了吸收式的建设思维。他喜欢研究前沿的先进理念，并且时不时地想着能不能本土化。英语变成了他打开未来世界的钥匙。
那个年代，英语也确实塑造了一批爬上金字塔顶端的人。1982年，18岁的马云在杭州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读完了路遥的小说《人生》，他深受鼓舞，参加了第二次高考，但连续考了四次才考上杭州师范学院。马云其貌不扬，数学还考过19分，但英语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在学校时曾组织一帮同学早上5点到杭州香格里拉门口给老外免费当导游练习口语。英语也让马云形成了一种建设思维。他惯于打破常规，敢于尝新。凭借良好的英语能力，马云成了商务部（当时的外贸部）最优秀的翻译，雅虎创始人杨致远1997年首次访问中国时，商务部安排了马云陪同他游览长城。也是这次游览，杨致远对马云印象深刻。英语就是马云通往国际世界的钥匙，他登上《福布斯》封面，结识孙正义、克林顿，穿梭于达沃斯论坛。
和马云的早期经历类似，王兰柱毕业后也分配到商务部工作，良好的英语基础很快让他脱颖而出，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和商务谈判。国外先进的思潮冲击着他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的国际化学习也打下了他的事业基础。
从商务部辞职出来以后，王兰柱加入了外资市场调查公司TNS。王兰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很敏锐，从政府机关到外企，他尤其在意国际市场上已经流行但中国市场还没有的理念和模型。“收视率调查”是他发现的第一块宝藏，至少在当时来看是。“1995年（收视率调查）在国内还是新生事物，可英国BBC从1937年开始做收听率调查了，你说收视率调查将来会不会有前途？没广告的时候肯定不会有，领导说播什么就播什么，但是有广告的时候，影响你媒体内容的就冒出来一方，那一方就叫广告主。”王兰柱积极推动收视率调查，促成中央电视台和TNS合作组建了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CSM），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收视率调查生涯，CSM也成了中国广播电视最权威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王兰柱身上有一种笃定的自我认知，他长于看方向，但又不沉迷于方向。收视率调查一路高歌猛进时，他却选择退出这个行业。“1996年我们开始做收视率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事能成，但是我们参照发达国家过去五十年经历的发展来看，收视率调查会不会在中国发展？这还用考虑吗？一定会成！因为几乎每个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都证明一定会有需求和市场，只要按照已经验证过的方法，脚踏实地满足市场需要就可以了。”但他最终退出了，“当所有的人都认为收视率是评判节目的唯一标准的时候，这样的收视率调查已经没有前途了。”这是王兰柱判断新商业领域的方法论，他以此选择合适的进入和退出时机。王兰柱离开CSM在当时还引起了轰动的收视率大讨论。
人生减法
2003年左右，父亲生病住院，王兰柱在医院守护了两个星期。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迷茫但又最深沉的两个星期。他看着眼前其他病床上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人生百态，生活各异。他反思，此时的父亲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此时在病床上的是自己，那自己又最需要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看到北京什刹海胡同里的剃头师傅敬大爷，王兰柱找到了他的答案，也深刻意识到下半辈子要全情投入的事业是什么。
九十多岁的敬大爷一辈子住在北京胡同的大杂院，从12岁开始，几十年如一日靠剃头手艺过活，时光如流水，老主顾们一个一个离开人世，他的子女们似乎也过得并不如意。敬大爷依旧每日里淡淡地为来者理发。他在这既有的生活轨迹上等待命运终了的时刻。周遭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每日里都在上演不同的故事，敬大爷念念不忘的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跟睡着了似的，安详离世”。他把这份对生命的尊重传递给了每一个离他而去的主顾。他把一切都看得那么淡然，却事事顺心而为。他就静静地在胡同里，但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年近40的王兰柱想到了自己，比起人人羡艳的高薪高职，他更希望自己像个匠人，用理念和实践影响更多人。他自掏腰包投资拍摄了敬大爷本色出演的电影《剃头匠》。没有明星、没有特技、没有冲突，导演拍到最后甚至都不知道在拍什么主题了。最终，这部小成本电影还获得了很多创作奖。但对王兰柱，这是拍给父亲、自己和儿子看的40岁的反思。“40岁以后的人生要做减法，是要专心做对自己最重要的事。”王兰柱把重心放在了教育和信息化上，“过去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发达了，但我们有一个最不发达的（地方），那就是教育。如果说经济不发达是过去式，是过去错过工业革命而落后100年造成的，那我们国家教育不发达，可能是过去几百年没有公民教育造成的。”放到一个商业闭环中去考虑教育这件事，“十几年前，教育没有民营，这是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国际的公办教育，应该是普惠制的，以保障大部分公民孩子的基本教育为目标。特殊人才培养、精英教育应该是以民办教育为主的， 收费的。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也会走上这条路。无论是创业还是投资，教育一定是非常好的领域。”
2007年，王兰柱和创业合伙人第一个发起成立少儿英语培训机构。他提出在“英语”前面加一个词，“学科”，让中国孩子在中国读“美国小学”，“用英语学数学、语文、科学”。王兰柱看到的问题是，中国孩子学英语注重语法和词汇量，会考试多于会说。他知道改变这些长期形成的问题需要漫长的认知引导，走上这条路，一定是没有快钱可赚的，“（我们）从第一天起就知道，长线投资教育一定是个好事情，但是它一定不是快的事情。”王兰柱和创业合伙人达成共识，坚持以自有资金开始瑞思学科创业之路，为的就是能自己掌控节奏。王兰柱追求的是培养国际化人才。
越来越多的家庭意识到学英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受追捧时，受外企文化影响的家庭也是一个庞大群体。王兰柱说，我们办教育机构，“不教你考试，也不教你升学，就教你能用的英语，作为国际公民可以用的英语。”他常常出国，对“可以用”深有感触，明明会背很多单词，考试成绩也很好，但就是一说起来，不知道怎么接话，跟老外更是说不到一块儿去，没有共同话题，人家谈话，你也插不上嘴。王兰柱意识到中国人说英语有这样的尴尬还是因为肚里没货，没有英语思维，“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了，见识才能改变命运。”
审辩思维
瑞思的实践，无论是从商业上还是理念上，都可以称得上有所成效，但离王兰柱心中的那个理想国还有一段距离。他常跟团队探讨，英语思维的核心是什么？西方教育的核心又是什么？王兰柱类比过什么是当下最适合本土化的好的教育理念。他想，自己作为老板，喜欢什么样的员工？“领导说的我都同意，不是这个意思。一个好员工，我说什么你都听，这绝对不是好员工。好员工是什么？我说今天你往东，他会问你，为什么往东？为什么今天往东？往东是要去干嘛？这些问完了他又往东，这是好样的。”这个“问问题”的本领是核心，“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批判性思维，这个词是我们那个年代说的，现在我们叫它审辩能力”，“（西方教育思维里）你说这个东西好的时候，一定要找出问题来，说它很差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优点来。没有绝对好的东西。”
王兰柱认为，审辩能力的基础是阅读，“阅读要培养两个能力，一个是技能，要会阅读，会高效地阅读，第二个是知识，要具备足够的、广泛的背景知识，并具备对知识的运用能力，或者是判断能力。过去没有新技术的时候，看书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因为看完了要反思，然后去悟，从最虚渺的悟道最后到实际运用，你要反思，要问问题”，“如果你只是拿一本书从头翻到尾，这不叫阅读。”
王兰柱多次跑到美国市场考察，寻找最原汁原味的阅读材料。他坚持用原版分级阅读，“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去做这个事情，这个理念不是我们发明的”，他最终找到了美国纽约的出版集团Rosen Publishing Group，跟对方谈妥独家引进分级读物，包括超过10000本的原版图书电子版和每年1500本左右的更新率。
在美国出版界，Rosen Publishing与企鹅兰登、皮尔森、霍顿·米弗林·哈考特、学乐、麦克·劳希尔齐名，专门为美国K-12阶段教育提供与课程标准相对应的分级阅读课外读物。王兰柱引进教材后结合自己的线下开发团队又研发了一套线上线下互动的阅读课本，包括原版故事、APP互动、亲子游戏道具等。
“（有了资源）要有实现的手段。第一个是技术手段，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十年前维持孩子阅读兴趣的手段和現在维持孩子阅读兴趣的手段完全变了，这个东西是可以靠技术实现的，并且你要超越这个东西，变成用一个有组织的方式同步实现。”在王兰柱引进设计的这套阅读课程体系里，游戏、导读、亲子、提问、动漫，都成了培养孩子阅读原版英语图书兴趣的形式，大数据实时反馈、语言识别也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市场上对“分级阅读英语原版图书”这件事还没有普遍认识，“（现阶段）我们只能保证我们的资源是有优势的，不违背教育规律，做我们能控制的事”，“市场反应一定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先影响能够跟我们有共识的人，现在的80后、90后父母是有这个判断能力的。”王兰柱也经历过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的阶段，“40岁之前只有工作，60后50后说起财富来是非常好的，但在孩子教育里，其实是一塌糊涂，等到80后90后父母成长起来，他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走原来的路，而且他有经济能力。现在教育的概念变了，所以我说这是个实际，这个市场是对的。”
一个接一个的投资人也挤满了王兰柱的办公室。他习惯早起，有时到办公室时楼下的星巴克还没开门。他对投资人有时是没有耐心的。当听到他们说要快速扩张变现时，王兰柱会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他一再强调，教育不是互联网，他不接受突然投了一大笔钱、要你赶快烧一把快速增长的那种投资人。
他最终接受了吴尚志的鼎晖投资。他说，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教育的理解基本都是一致的。这是王兰柱身上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他坚信，“没有它（教育）就没有我”，而现在，他也正在用知识以外的东西改变更多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