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那时天天打我，除了不打头，其他都是她的打击目标。打了之后，我就像斑马一样到学校去，真的很丢人。两个女同学看到我，老起劲儿了，说：“呀！周立波，你妈妈又买新拖鞋啦？”我问：“你们怎么知道？”她们说：“你今天这个花纹跟昨天那个花纹不一样啊！”
　　我那种皮是很另类的。在我们那个年龄，家里都会请木匠打家具，我家就来了一个。木匠带了个小孩，那个小孩经常要跟我玩，我不跟他玩他就哭。一天，我把木匠锯下来的木屑、锯末之类的都放在碗里，用热水一冲，挺厚的一碗，像藕粉似的。然后，我就骗小孩说：“哥哥给你吃藕粉哦！来，要一下子吃完哦！给你吹吹啊——来，预备，啊呜——”他就真吃了，一口进去，“哇”地就哭了，因为那种樟木锯末很辣。他一哭，我妈又是一顿打。第二天，我就把胡椒粉撒在手背上，对小孩说：“你想不想要很阴凉的感觉呀？”我给他示范，把胡椒粉放在鼻子前：“你一定要用力吸，要使劲儿，知道了吗？好，来试一下！预备，来！”好，又哭了。我的确该打，很恶劣。
　　记得我那会儿坐在马桶上，旁边有杂物，我看到了爸爸的套鞋。哎，这个鞋跟怎么这么厚？里面究竟是什么呢？我用我爸的剃须刀把它割开，一看没什么，又放回原位。放好以后，有点害怕，迟早要被发现的。还好，两个星期没下雨。等到下雨时，我都忘了这件事，只见我爸回来之后，每走一步都是“吧唧吧唧”的声音，两只鞋全进水了。于是，我爸上报我妈，我妈继续打我。
　　当时，家里靠墙边有张桌子。我妈每次回来后，我都会把桌子放在屋子当中，这样一旦挨打，我好有迂回场地，妈妈追我时我就沿着桌子转。一次，我技术失误。妈妈追得太狠，我“噌”一下钻到床底下，以为钻进去妈妈就抓不到了，想不到我妈把床板翻起来，把一边的出口堵住。我无处可逃，被狠狠地打了一顿。后来，我再也不钻床了。
　　我从小就极有表演欲望。三年级时，有一次可能是好多天没被打了，骨头有点儿轻。正值放暑假，家里就我一个人。大热天的，我把窗帘拉起来，把一整瓶墨水全涂在脸上、身上，再用刀把家里的西红柿酱打开，涂在各处，好像七窍流血，又把多下来的西红柿酱抹在菜刀上，然后在家正中斜躺着，做成他杀现场，把我妈吓得尖叫！
　　我的创造力给了家长启发，我爸鼓励不够年龄的我和姐姐一同报考上海滑稽剧团。
　　当时，考上海滑稽剧团很不容易，报名的有两千八百多人，最后只收了16人，姐姐第一轮海选就被淘汰了。那时，我也就15岁，没经过正式的表演训练，基本上只考原始反应，严顺开老师就考我一悲一喜。考到喜时，他说家里买了台彩色电视机，你开心吗？我说很开心。他问彩色电视机怎么样，我说非常清楚！他问怎么清楚，我说，哎呀！那真是黑白分明啊！毕竟小时候知道的形容词有限，所以要描述什么叫清楚只会用“黑白分明”。结果，严老师马上反问：“慢！彩色电视机怎么黑白分明？”我说：“今天放黑白电影！”他一叫停：“就是你了！回家等通知吧！”我们共考六轮，第三轮我就被录取了。
　　上海襄阳南路上的“大可堂”，是上海滑稽剧团的原址，1981年至1990年之间，我在这里差不多待了十年。家人那时最头痛的就是，经常全家去学校挨批。最后，爸爸被批烦了，跟老师说：“要不算了，你们把他开除吧。我们也没办法，教育不好。”
　　当年，我们完全按照戏剧演员的标准训练，要开韧带。怎么开？就像渣滓洞一样，每人一个垫子躺着，老师把一条腿摁住另一条往上拉，一直拉到碰头。同学们都比我大，有的将近二十岁了，韧带拉不开，很痛苦。16个人排队准备开韧带时，前面的同学一边拉一边哭喊。我是最后一个，躺在那儿还没开始拉就哭了，哇哇地喊，还企图逃跑，被老师抓回来，按住腿就开始拉。结果，我哭着哭着发现我的腿完全可以碰到头，一点事儿都没有！
　　我们住的是那种老洋房，20米长的甬道没有灯，平时很瘆人，还经常放点布景什么的。同学打热水，必须通过这条甬道。他很害怕，就唱歌给自己壮胆。我经常躲在黑暗里，等他过去了，跟在后面鬼吼，把男同学都吓哭了。
　　当时，差不多每两个星期我就会写一次检查。后来，写检查跟开支票一样有套路了，基本抬头换一换就是了。我们学三年毕业，再实习一年。我从学馆毕业时，馆长给我的毕业礼物就是我所有的检查。他说：“周立波，你今天毕业了，成为上海滑稽剧团的青年演员了！来，这些检查还给你！”我接过来一看，简直像《家》、《春》、《秋》一樣，很厚的一摞。
　　（摘自《鲁豫有约•开心果》江苏文艺出版社图/法尔扎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