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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政要》影响后世，远播海外
记者：任何历史研究都要建立在对史料的掌握与研读的基础上。我们今天谈贞观之治时，离不开《贞观政要》这本书，那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韩昇：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对这一时期的政治遗产，进行系统总结的就是《贞观政要》这部史书，它的作者是吴兢。
吴兢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代，特别是从武则天时代起，他进入朝廷的史馆担任史官，接触到大量的官方档案，目睹了唐朝政治的风云变幻。《贞观政要》是在唐玄宗时代完成的。吴兢既看到了玄宗即位后勵精图治的一面，也注意到了开元后期玄宗的懈怠。
《贞观政要》的写作，有着很强的“以史为鉴”的目的，所以吴兢从贞观时代众多的档案中，选择了唐太宗和大臣们对于如何治理好国家的深入讨论、影响深远的诏书和奏章、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等，采撷节录，分门别类，构成十卷四十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礼仪、教育等国家事务的主要方面，尤其对于治国的理念和基本方针，都有非常深入的记述。
《贞观政要》成书后，很快就显示出重要的现实价值，玄宗以后的皇帝都曾努力研读，从中汲取治国经验，力图起衰振弊，实现中兴。唐宣宗甚至把《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诵读领会。《贞观政要》在唐朝作为祖训，备受推崇。之后的朝代也是如此，比如明代朝廷把讲读《贞观政要》几乎作为日课，明宪宗亲自推动《贞观政要》的刊印，为之作序，大力阐扬。
《贞观政要》还传到了国外，在东亚文化圈内的国家广泛流传。从现存的历史记载来看，日本是最早引进《贞观政要》的国家，相当于晚唐时代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里面，赫然可见《贞观政要》。从皇家政治到武士政治时代，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研读《贞观政要》，设立博士宣讲，江户幕府时代制定的武士法度中，甚至规定天子必须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
任用德才兼备的贤士治理国家
记者：我们今天谈到中国古代的盛世，最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大唐盛世。您如何看待大唐盛世？
韩昇：大唐盛世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更何况这个盛世来之不易。在此之前的四百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非常短暂的统一：一次在西晋，西晋统一了37年，但只有10年是有效统治;一次在隋朝，隋朝统一了29年，统一时间加起来是66年，有效统治时间是39年，还不到这四百年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这四百年来，中国长期处在分裂的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人能好好治理这个国家。我们知道曹操提出过“唯才是举”，提倡不问人品只求政绩的实用主义人才观，这是非常急功近利的思路。唐朝立国后，不再提唯才是举，而是倡导要用德才兼备的贤士治国。
唐太宗说：“治安之本，惟在得人。”在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唐盛世、贞观之治，与“得人”有莫大的关系。
记者：能否请您举例说明当时如何得人与用人？
韩昇：我想可以用马周做例子来说明。马周官至宰相，但他的出身很贫寒。马周是农家孩子，还是个孤儿，但他很喜欢读书。乡里人不理解，你不好好种田养活自己，读什么书呢，所以乡里人看他是败家子一个，马周在乡里待不下去，就到都城长安来了。
马周在长安遇到了一个人，就是中央禁军的统帅常何。常何打仗不怕死，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但他没有文化，需要有个人帮他处理文件。会写文章的马周进入常何的视线中，马周在人才济济的长安找到一份这样的好工作，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更大的幸运还在后面。贞观三年（629），唐太宗要朝廷文武百官上书直言，分析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给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议。常何把这事交给了马周，马周认认真真写了二十多条。常何交上去之后，唐太宗一看，知道这肯定不是他写的，就问是谁写的。常何说是马周写的，马周就这样进入了唐太宗的视线。
唐太宗认定马周是个人才，让常何回家请马周进宫来见。马周赶忙进宫，一路上遇到了好几拨人，都是唐太宗派来请他的。唐太宗说，常何家你就别回了，来宰相府里当差。在这里马周勤勤恳恳做了三年，三年考绩都是优秀，大家一片赞赏，接下来就提拔马周做了监察官。马周在这个岗位上也是忠于职守，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能经常敲响警钟。
马周从常何的手下，一路被提拔到宰相，他肯定是有才的，也是有德的。马周替常何写奏章，完全没有想到为自己留一手，他把心底里想到的好主意全盘端出，考虑的不是谁的功劳，而是怎样才能对治理好国家有帮助。马周经常敲警钟，说一些刺耳的话，这就看出马周对于国家的忠诚。马周只活了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他是用全部的生命去为这个国家工作而累死的。
君臣相知相得是不易的事情。马周和唐太宗能相知相得，其实还是一片公心所致。魏徵和唐太宗也是如此。
律令格式齐备。唐朝律法严格约束与监督官员
记者：唐朝令人称道的地方，不仅在于衣冠服饰之美、诗文之典雅，也在于其典章制度之完善。唐朝律法是如何约束与监督官员的？
韩昇：唐朝对于官员的管理，注重依法。唐朝的法律体系很完善，分成四个部分——律、令、格、式，律就是法律，令就是政令。格和式都是对于官府的规定。
“格”规定了官府的职责权限和具体办事的环节，十分具体而详细，它的时效性更加突出，所以唐朝一方面重视用法的形式规范官府，同时也注意经常清理这些有时限的规定，防止法条规定前后抵触，让官吏上下其手，对于同一件事情使用不同的朝廷文件，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所以，唐朝每隔一段时期就要重新整理编撰《格》，如《贞观格》《开元格》等，让依然有效的规定积淀成为经常性的法规，及时淘汰过时的法规。“式”是官府执行律令的细则和办事章程，所以它是按照朝廷各个机构编纂的，同样要根据不同的事务和时代经常修订。
格、式非常细腻，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有什么样的权责，能干什么事，拿怎样的薪水，老百姓找你办事，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文件，通过什么程序，多长时间必须办出来，全部法定。这就使得灰色地带大为减少，也是对官员的一种约束与监督。
记者：这是纸面上的规定，那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呢？
韩昇：唐朝的成功之处，有一条就在于强化了对官员的监督，注重防微杜渐，所以对于小事严管。我举一个例子。唐太宗有一次到郊外行宫去避暑，路上住驿站。唐朝律法对驿站的运营也有详细的规定，因为驿站的开销非常大，管得不严，浪费就会很严重。随行的右卫将军陈万福不知道怎么回事，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马要吃麸皮，就是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陈万福想着马在路上还要吃，就顺手多拎了两袋麸皮走了。两袋麸皮算不上大事，但确实是公物。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后怎么做呢？他在朝廷上宣布赏赐陈万福麸子，让他自己背回家去，这下让陈万福羞愧不已，恨不得打地洞钻进去。一个人只要有廉耻之心，略施薄惩，就足以提醒他，使其刹住不正之风。
从陈万福这个例子中，我们也能看出唐朝对官员的严管。严管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严管是对官员最大的关心。大家一定要知道，培养一个干才不容易，对于这种小小的出格、犯规，就管住他、提醒他，就不会酿成大事。平时不严管，任由他泛滥，今天是两袋麦麸，明天就可能是两袋金子，到那个时候，事态就严重了。这样的严管，有助于保持一个良好的吏治，这是唐朝走向盛世的重要保障。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8月21日。采访者易舜，为《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被采访者韩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专注于魏晋隋唐史、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佛教史研究）
记者：任何历史研究都要建立在对史料的掌握与研读的基础上。我们今天谈贞观之治时，离不开《贞观政要》这本书，那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
韩昇：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对这一时期的政治遗产，进行系统总结的就是《贞观政要》这部史书，它的作者是吴兢。
吴兢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代，特别是从武则天时代起，他进入朝廷的史馆担任史官，接触到大量的官方档案，目睹了唐朝政治的风云变幻。《贞观政要》是在唐玄宗时代完成的。吴兢既看到了玄宗即位后勵精图治的一面，也注意到了开元后期玄宗的懈怠。
《贞观政要》的写作，有着很强的“以史为鉴”的目的，所以吴兢从贞观时代众多的档案中，选择了唐太宗和大臣们对于如何治理好国家的深入讨论、影响深远的诏书和奏章、历史事件、人物传记等，采撷节录，分门别类，构成十卷四十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礼仪、教育等国家事务的主要方面，尤其对于治国的理念和基本方针，都有非常深入的记述。
《贞观政要》成书后，很快就显示出重要的现实价值，玄宗以后的皇帝都曾努力研读，从中汲取治国经验，力图起衰振弊，实现中兴。唐宣宗甚至把《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诵读领会。《贞观政要》在唐朝作为祖训，备受推崇。之后的朝代也是如此，比如明代朝廷把讲读《贞观政要》几乎作为日课，明宪宗亲自推动《贞观政要》的刊印，为之作序，大力阐扬。
《贞观政要》还传到了国外，在东亚文化圈内的国家广泛流传。从现存的历史记载来看，日本是最早引进《贞观政要》的国家，相当于晚唐时代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里面，赫然可见《贞观政要》。从皇家政治到武士政治时代，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研读《贞观政要》，设立博士宣讲，江户幕府时代制定的武士法度中，甚至规定天子必须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
任用德才兼备的贤士治理国家
记者：我们今天谈到中国古代的盛世，最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大唐盛世。您如何看待大唐盛世？
韩昇：大唐盛世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更何况这个盛世来之不易。在此之前的四百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非常短暂的统一：一次在西晋，西晋统一了37年，但只有10年是有效统治;一次在隋朝，隋朝统一了29年，统一时间加起来是66年，有效统治时间是39年，还不到这四百年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这四百年来，中国长期处在分裂的局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人能好好治理这个国家。我们知道曹操提出过“唯才是举”，提倡不问人品只求政绩的实用主义人才观，这是非常急功近利的思路。唐朝立国后，不再提唯才是举，而是倡导要用德才兼备的贤士治国。
唐太宗说：“治安之本，惟在得人。”在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大唐盛世、贞观之治，与“得人”有莫大的关系。
记者：能否请您举例说明当时如何得人与用人？
韩昇：我想可以用马周做例子来说明。马周官至宰相，但他的出身很贫寒。马周是农家孩子，还是个孤儿，但他很喜欢读书。乡里人不理解，你不好好种田养活自己，读什么书呢，所以乡里人看他是败家子一个，马周在乡里待不下去，就到都城长安来了。
马周在长安遇到了一个人，就是中央禁军的统帅常何。常何打仗不怕死，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但他没有文化，需要有个人帮他处理文件。会写文章的马周进入常何的视线中，马周在人才济济的长安找到一份这样的好工作，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更大的幸运还在后面。贞观三年（629），唐太宗要朝廷文武百官上书直言，分析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给今后的发展提出建议。常何把这事交给了马周，马周认认真真写了二十多条。常何交上去之后，唐太宗一看，知道这肯定不是他写的，就问是谁写的。常何说是马周写的，马周就这样进入了唐太宗的视线。
唐太宗认定马周是个人才，让常何回家请马周进宫来见。马周赶忙进宫，一路上遇到了好几拨人，都是唐太宗派来请他的。唐太宗说，常何家你就别回了，来宰相府里当差。在这里马周勤勤恳恳做了三年，三年考绩都是优秀，大家一片赞赏，接下来就提拔马周做了监察官。马周在这个岗位上也是忠于职守，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能经常敲响警钟。
马周从常何的手下，一路被提拔到宰相，他肯定是有才的，也是有德的。马周替常何写奏章，完全没有想到为自己留一手，他把心底里想到的好主意全盘端出，考虑的不是谁的功劳，而是怎样才能对治理好国家有帮助。马周经常敲警钟，说一些刺耳的话，这就看出马周对于国家的忠诚。马周只活了四十多岁就去世了，他是用全部的生命去为这个国家工作而累死的。
君臣相知相得是不易的事情。马周和唐太宗能相知相得，其实还是一片公心所致。魏徵和唐太宗也是如此。
律令格式齐备。唐朝律法严格约束与监督官员
记者：唐朝令人称道的地方，不仅在于衣冠服饰之美、诗文之典雅，也在于其典章制度之完善。唐朝律法是如何约束与监督官员的？
韩昇：唐朝对于官员的管理，注重依法。唐朝的法律体系很完善，分成四个部分——律、令、格、式，律就是法律，令就是政令。格和式都是对于官府的规定。
“格”规定了官府的职责权限和具体办事的环节，十分具体而详细，它的时效性更加突出，所以唐朝一方面重视用法的形式规范官府，同时也注意经常清理这些有时限的规定，防止法条规定前后抵触，让官吏上下其手，对于同一件事情使用不同的朝廷文件，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所以，唐朝每隔一段时期就要重新整理编撰《格》，如《贞观格》《开元格》等，让依然有效的规定积淀成为经常性的法规，及时淘汰过时的法规。“式”是官府执行律令的细则和办事章程，所以它是按照朝廷各个机构编纂的，同样要根据不同的事务和时代经常修订。
格、式非常细腻，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有什么样的权责，能干什么事，拿怎样的薪水，老百姓找你办事，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文件，通过什么程序，多长时间必须办出来，全部法定。这就使得灰色地带大为减少，也是对官员的一种约束与监督。
记者：这是纸面上的规定，那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呢？
韩昇：唐朝的成功之处，有一条就在于强化了对官员的监督，注重防微杜渐，所以对于小事严管。我举一个例子。唐太宗有一次到郊外行宫去避暑，路上住驿站。唐朝律法对驿站的运营也有详细的规定，因为驿站的开销非常大，管得不严，浪费就会很严重。随行的右卫将军陈万福不知道怎么回事，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马要吃麸皮，就是小麦磨成面筛过后剩下的麦皮和碎屑。陈万福想着马在路上还要吃，就顺手多拎了两袋麸皮走了。两袋麸皮算不上大事，但确实是公物。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后怎么做呢？他在朝廷上宣布赏赐陈万福麸子，让他自己背回家去，这下让陈万福羞愧不已，恨不得打地洞钻进去。一个人只要有廉耻之心，略施薄惩，就足以提醒他，使其刹住不正之风。
从陈万福这个例子中，我们也能看出唐朝对官员的严管。严管有什么好处呢？其实严管是对官员最大的关心。大家一定要知道，培养一个干才不容易，对于这种小小的出格、犯规，就管住他、提醒他，就不会酿成大事。平时不严管，任由他泛滥，今天是两袋麦麸，明天就可能是两袋金子，到那个时候，事态就严重了。这样的严管，有助于保持一个良好的吏治，这是唐朝走向盛世的重要保障。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8月21日。采访者易舜，为《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被采访者韩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专注于魏晋隋唐史、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佛教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