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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起,蔡畅就是全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解放后又担任全国妇联主席近30年,为党和国家培养、选拔了一批又一批女干部。她光辉的一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和骄傲。
关心爱护,提高女青年的思想觉悟
1924年底,蔡畅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25年8月回国后投身大革命洪流,出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参与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妇女部长何香凝领导的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简称广东妇协)的领导工作。
1925年底,缫丝女工郑福如从顺德农村长途跋涉来到广东妇协,哭诉自己逃避父母包办婚姻的经过,苦苦要求妇协帮助她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当时,妇协给她安排工作可以办到,可安排生活就困难了。安排她的住处在哪呢?正当妇协接待人员感到为难时,蔡畅过来了。她很认真地倾听了郑福如的哭诉,知道郑福如是逃婚来的,在广州无亲友投奔。蔡畅十分同情地对她说:“妇协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你的生活,不过你不用愁,就住到我家里去吧!”
蔡畅住在广州市商第街25号的二层楼里,丈夫李富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职,平时住在军营里,只有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来。当时,蔡畅家已住着3个女青年,其中两个是来自湖南的,一个是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女学员,另一个叫方亦吾,是专程跑来广东投奔革命的;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党派到济难会工作的区梦觉,因为她的家离济难会太远,上下班困难,蔡畅就把她留在自己家里住。
郑福如来到蔡畅家后,蔡畅和李富春像对待其他女青年一样关心、爱护她。郑福如则一边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去工作,一边自学文化。每天晚上,蔡畅都教她识字,还让另外几个文化高的女青年教郑福如学文化。郑福如很努力,大家教她的字,她都反复练习、记熟。每当蔡畅、李富春都回家时,大家像一家人一起吃饭、聊天。蔡畅与郑福如聊天时,讲述了自己的逃婚经历:她的父亲蔡蓉峰因经济窘迫,准备以500块银元将她卖给一个地主当小老婆。她写信将此事告诉哥哥蔡和森,在母亲和哥哥帮助下,瞒着父亲,离开了永丰镇,来到长沙读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郑福如听得很入神,懂得自己的命运靠自己把握,人生的道路靠党指引。郑福如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她在广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的时候表现得很英勇。
类似郑福如的女干部还有很多,像陈铁军、区夏民、沈卓清、缪少卿(罢工女工)等。她们都是在蔡畅循循善诱下,提高觉悟,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些干部派往哪里,那里就如播下革命的火种。
体贴入微,帮助女干部放下各种包袱
女同志参加革命,一心只想把工作搞好,可常常遇到各种阻力,有外部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无论何种原因,都会使她们背上包袱。如果包袱不摘掉,就会压弯脊梁,搞不好工作。蔡畅常说:“我们女同志要放下包袱,挺直腰杆做人,昂首阔步前进。我愿和同志们一道摘包袱、放包袱。”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蔡畅关心女干部,体贴入微。1927年3月,她曾担任湖北省委妇女部长,发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长李文宜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参加国共两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活动,又要参加工会、农协、青年等革命团体的各种活动,还要领导武汉三镇妇女部门筹备纪念“三八”节,领导湖北妇协筹备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她整天忙得团团转,经常吃不上一顿安稳饭。有时到汉口开会,赶不上回武昌的末班轮渡,就租小划子过江。为了减轻李文宜的负担,蔡畅派葛季膺协助李文宜处理日常事务。葛季膺是共产党员,有学问,也很能干。李文宜不在时,葛季膺都能把工作安排得有条有理。
在武汉妇女界领导层曾出现一个小小的难题。有一位在北方很有点名气的女干部,到武汉后表现出比较傲慢。她曾自己夸耀说:“中国妇女领袖第一是孙夫人(宋庆龄),第二是廖夫人(何香凝),第三是我。”这么一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当时在武汉妇女界群英荟萃,有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宋庆龄、何香疑,有共产党的妇女运动领导者向警予、杨之华、蔡畅、邓颖超,还有许多后起的优秀妇女工作者。武汉的妇女机构、妇女团体都对这位女干部表示不欢迎,无法安排工作。蔡畅得知后,找她谈话,首先给她讲了一个包袱的故事。这位女干部很敏感,说:“你也认为我背上了包袱?”“对!”蔡畅柔软中带强硬的语调说:“骄傲自满也是一种包袱。”并用“满招损,谦受益”的格言教育她。这位女干部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及时改正,并很快有了进步,武汉妇女界也接受了她,她当选为湖北妇协常委。后来,宋庆龄在武汉主办国民党妇女训练班,蔡畅又推荐这位女干部到妇女训练班参与领导工作。
1932年2月,蔡畅调江西省委工作,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并被选为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
蔡畅在江西兴国县时,发现县团委书记李美群工作积极,很有办法,而且品质好,思想开朗,很想调她出来工作,李美群自己也想出来工作。可李美群的婆婆思想封建,不肯让她离家。蔡畅就搬进李美群家去住,一连住了9天,白天她帮李美群婆婆下地干活,做婆婆的思想工作,由浅入深地从切身利益谈到国家大事。夜里,她和李美群一起去开会,教她学文化,学革命道理。李美群的婆婆被感动了,终于答应让李美群跟蔡畅出去工作。
在蔡畅的培养下,李美群工作十分出色。1933年5月,党中央发出扩大红军的号召,李美群参加省里召开的干部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她带头动员刚结婚不久的丈夫去参军,还动员丈夫的哥哥、自己的弟弟也去参军。她回到兴国县指挥扩红工作,由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层层发动,因而使兴国县的扩红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到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兴国县因此获得了模范县的光荣称号。1934年,李美群当选为中央苏区中央局候补委员,成为一个出色的女干部。
有些女干部因文化水平低,不能胜任工作,也背上了包袱。蔡畅在江西发现这个问题后,十分关心提高妇女文化的问题,要求各级妇女组织配合文教部门办夜校,动员妇女上夜校。同时,举办妇女干部短训班,组织妇女干部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以及群众工作方法等,当时江西省委妇女部就在宁都办过两期妇女训练班,每期学员100人左右。经过培训,妇女干部的水平提高很快。到1933年,中央苏区16个县,就有县一级妇女干部27人,兴国县有20多名妇女任乡主席,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蔡畅任中共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她在中央党校一个文化程度较高的班里,发现一位女同志因为失恋而情绪低落,影响了学习。她亲自找男女双方谈话,开导那位女学员要正确对待恋爱婚姻问题,又对男方讲述女方的优点,对他进行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恋爱观的教育。在蔡畅的精心撮合和耐心指导下,双方和好如初。
人尽其才,大胆提拔使用女干部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蔡畅经常思考的问题。1926年12月,蔡畅担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任南昌妇女解放协会主席。她以松本巷盐义仓一女师为基地,开展南昌的妇女工作。在工作中,蔡畅发现女师学生会主席肖国华有胆有识,既敢于冲锋陷阵,又善于细心思考,就把肖国华作为依靠力量,大胆使用,重点培养。后来在成立妇女协会时,就由肖国华担任南昌妇女解放协会主任。蔡畅在女青年社发现贺服丹善于带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就不断鼓励她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战士。蔡畅见女师附小主任周治中是个足智多谋而又肯吃苦耐劳的女知识分子,就把她当作骨干,经常听取她的意见,同时,也积极引导她广泛联系群众。在南昌妇女解放协会成立时,贺服丹、周治中都当选为妇协的领导人。女共产党员李桂生,革命热情高,又能团结群众,蔡畅就让她挑重担,让她在斗争实践中加强锻炼。后来,蔡畅推荐李桂生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妇女部长。在蔡畅的亲切关怀和热心培育下,一批妇女骨干很快成长起来,使南昌的妇女解放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投身革命。从白区到延安的女青年,大都意志坚强,她们差不多都要冲破家庭、学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等几道难关,有的甚至牺牲了爱情。对这些女青年,蔡畅都寄予无限的希望。她认定这些姐妹,就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坚强骨干,就是千千万万中国妇女抗击日寇侵略的带头人。她首先把各个学校的女学员,纳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中来,经常步行到党校去了解女干部的培训情况,建议党校按学员文化程度编班。对文化程度低的女学员,应当提高文化水平;建议因材施教,把讲课、讨论、质疑与解答问题结合起来。党校采纳了蔡畅的建议。
蔡畅还经常委托秘书郭明秋到陕北公学去了解女学员的情况。她对郭明秋说:“陕北公学学员要毕业了,你去了解女学员的学习情况,分配时我们好提出意见。”郭明秋说:“干部科已经去谈过,我们怎么好再插手呢?”蔡畅则说:“干部科有干部科的意见,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既分工又合作,互相交换意见,对干部的了解会更全面一些。”郭明秋去后,女学员知道是蔡畅在关心她们的成长,把心里话都倾吐出来。郭明秋回来后,向蔡畅汇报了女学员的情况,为她们量才录用提供了依据。
1946年11月,中央决定蔡畅以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的身份,到东北解放区开展妇女工作。1947年8月30日,蔡畅专门到北安会见东北军政大学女学员、女干部,并在全校女同志大会上作了《一个女人能干什么》的报告,针对当时女干部、女党员思想实际,鼓励大家认识妇女自身的能力,加强个人的主观努力,以适应革命的需要。她指出:“确定女人能干不能干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看环境,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之下;第二是看妇女个人努力程度怎么样,妇女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了发挥才干的良好环境,只要个人努力,就什么都能干;如果个人不努力,自暴自弃,就什么也不能干。”
1951年4月,蔡畅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特别谈到了关于女干部的教育、培养、提拔问题。当时,全国有女干部15万人,占干部总数的8%左右,蔡畅说:“她们在各种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并且正在努力学习,力求上进。”但她认为,“如果从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国防建设与准备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看,女干部的数量太少,担负重要工作的更少。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她建议各级党委“必须积极培养,耐心教育和大胆使用大批妇女干部到各种岗位上去”。她要求凡男女干部有同等能力的,就要分配同等的工作。“坚决纠正个别部门拒用已婚的女干部或有儿女牵累的女干部现象”,要经常关心女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加强对她们的教育和帮助,逐步地、大胆地提拔和使用。蔡畅还具体地提出:各种培养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中,要有计划吸收一定数量的妇女参加学习;讨论工作的会议,要尽可能允许有关的妇女干部出席或列席;还应当专门开办妇女干部学校,轮训妇女干部,办妇女职业学校,训练妇女职业技能,对女干部的特殊困难,应尽可能给予实际帮助,使之逐步解决;对女干部的健康,要给予应有的注意。
蔡畅的发言,在党内外,特别是在广大妇女中,受到热烈的拥护,也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女干部的成长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压题照片为:抗战时期的蔡畅)
关心爱护,提高女青年的思想觉悟
1924年底,蔡畅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25年8月回国后投身大革命洪流,出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参与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妇女部长何香凝领导的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简称广东妇协)的领导工作。
1925年底,缫丝女工郑福如从顺德农村长途跋涉来到广东妇协,哭诉自己逃避父母包办婚姻的经过,苦苦要求妇协帮助她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当时,妇协给她安排工作可以办到,可安排生活就困难了。安排她的住处在哪呢?正当妇协接待人员感到为难时,蔡畅过来了。她很认真地倾听了郑福如的哭诉,知道郑福如是逃婚来的,在广州无亲友投奔。蔡畅十分同情地对她说:“妇协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你的生活,不过你不用愁,就住到我家里去吧!”
蔡畅住在广州市商第街25号的二层楼里,丈夫李富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职,平时住在军营里,只有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来。当时,蔡畅家已住着3个女青年,其中两个是来自湖南的,一个是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女学员,另一个叫方亦吾,是专程跑来广东投奔革命的;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党派到济难会工作的区梦觉,因为她的家离济难会太远,上下班困难,蔡畅就把她留在自己家里住。
郑福如来到蔡畅家后,蔡畅和李富春像对待其他女青年一样关心、爱护她。郑福如则一边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去工作,一边自学文化。每天晚上,蔡畅都教她识字,还让另外几个文化高的女青年教郑福如学文化。郑福如很努力,大家教她的字,她都反复练习、记熟。每当蔡畅、李富春都回家时,大家像一家人一起吃饭、聊天。蔡畅与郑福如聊天时,讲述了自己的逃婚经历:她的父亲蔡蓉峰因经济窘迫,准备以500块银元将她卖给一个地主当小老婆。她写信将此事告诉哥哥蔡和森,在母亲和哥哥帮助下,瞒着父亲,离开了永丰镇,来到长沙读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郑福如听得很入神,懂得自己的命运靠自己把握,人生的道路靠党指引。郑福如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她在广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的时候表现得很英勇。
类似郑福如的女干部还有很多,像陈铁军、区夏民、沈卓清、缪少卿(罢工女工)等。她们都是在蔡畅循循善诱下,提高觉悟,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些干部派往哪里,那里就如播下革命的火种。
体贴入微,帮助女干部放下各种包袱
女同志参加革命,一心只想把工作搞好,可常常遇到各种阻力,有外部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无论何种原因,都会使她们背上包袱。如果包袱不摘掉,就会压弯脊梁,搞不好工作。蔡畅常说:“我们女同志要放下包袱,挺直腰杆做人,昂首阔步前进。我愿和同志们一道摘包袱、放包袱。”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蔡畅关心女干部,体贴入微。1927年3月,她曾担任湖北省委妇女部长,发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长李文宜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参加国共两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活动,又要参加工会、农协、青年等革命团体的各种活动,还要领导武汉三镇妇女部门筹备纪念“三八”节,领导湖北妇协筹备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她整天忙得团团转,经常吃不上一顿安稳饭。有时到汉口开会,赶不上回武昌的末班轮渡,就租小划子过江。为了减轻李文宜的负担,蔡畅派葛季膺协助李文宜处理日常事务。葛季膺是共产党员,有学问,也很能干。李文宜不在时,葛季膺都能把工作安排得有条有理。
在武汉妇女界领导层曾出现一个小小的难题。有一位在北方很有点名气的女干部,到武汉后表现出比较傲慢。她曾自己夸耀说:“中国妇女领袖第一是孙夫人(宋庆龄),第二是廖夫人(何香凝),第三是我。”这么一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反感。当时在武汉妇女界群英荟萃,有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宋庆龄、何香疑,有共产党的妇女运动领导者向警予、杨之华、蔡畅、邓颖超,还有许多后起的优秀妇女工作者。武汉的妇女机构、妇女团体都对这位女干部表示不欢迎,无法安排工作。蔡畅得知后,找她谈话,首先给她讲了一个包袱的故事。这位女干部很敏感,说:“你也认为我背上了包袱?”“对!”蔡畅柔软中带强硬的语调说:“骄傲自满也是一种包袱。”并用“满招损,谦受益”的格言教育她。这位女干部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及时改正,并很快有了进步,武汉妇女界也接受了她,她当选为湖北妇协常委。后来,宋庆龄在武汉主办国民党妇女训练班,蔡畅又推荐这位女干部到妇女训练班参与领导工作。
1932年2月,蔡畅调江西省委工作,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并被选为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
蔡畅在江西兴国县时,发现县团委书记李美群工作积极,很有办法,而且品质好,思想开朗,很想调她出来工作,李美群自己也想出来工作。可李美群的婆婆思想封建,不肯让她离家。蔡畅就搬进李美群家去住,一连住了9天,白天她帮李美群婆婆下地干活,做婆婆的思想工作,由浅入深地从切身利益谈到国家大事。夜里,她和李美群一起去开会,教她学文化,学革命道理。李美群的婆婆被感动了,终于答应让李美群跟蔡畅出去工作。
在蔡畅的培养下,李美群工作十分出色。1933年5月,党中央发出扩大红军的号召,李美群参加省里召开的干部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她带头动员刚结婚不久的丈夫去参军,还动员丈夫的哥哥、自己的弟弟也去参军。她回到兴国县指挥扩红工作,由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层层发动,因而使兴国县的扩红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到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兴国县因此获得了模范县的光荣称号。1934年,李美群当选为中央苏区中央局候补委员,成为一个出色的女干部。
有些女干部因文化水平低,不能胜任工作,也背上了包袱。蔡畅在江西发现这个问题后,十分关心提高妇女文化的问题,要求各级妇女组织配合文教部门办夜校,动员妇女上夜校。同时,举办妇女干部短训班,组织妇女干部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以及群众工作方法等,当时江西省委妇女部就在宁都办过两期妇女训练班,每期学员100人左右。经过培训,妇女干部的水平提高很快。到1933年,中央苏区16个县,就有县一级妇女干部27人,兴国县有20多名妇女任乡主席,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蔡畅任中共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她在中央党校一个文化程度较高的班里,发现一位女同志因为失恋而情绪低落,影响了学习。她亲自找男女双方谈话,开导那位女学员要正确对待恋爱婚姻问题,又对男方讲述女方的优点,对他进行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恋爱观的教育。在蔡畅的精心撮合和耐心指导下,双方和好如初。
人尽其才,大胆提拔使用女干部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蔡畅经常思考的问题。1926年12月,蔡畅担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任南昌妇女解放协会主席。她以松本巷盐义仓一女师为基地,开展南昌的妇女工作。在工作中,蔡畅发现女师学生会主席肖国华有胆有识,既敢于冲锋陷阵,又善于细心思考,就把肖国华作为依靠力量,大胆使用,重点培养。后来在成立妇女协会时,就由肖国华担任南昌妇女解放协会主任。蔡畅在女青年社发现贺服丹善于带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就不断鼓励她做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战士。蔡畅见女师附小主任周治中是个足智多谋而又肯吃苦耐劳的女知识分子,就把她当作骨干,经常听取她的意见,同时,也积极引导她广泛联系群众。在南昌妇女解放协会成立时,贺服丹、周治中都当选为妇协的领导人。女共产党员李桂生,革命热情高,又能团结群众,蔡畅就让她挑重担,让她在斗争实践中加强锻炼。后来,蔡畅推荐李桂生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妇女部长。在蔡畅的亲切关怀和热心培育下,一批妇女骨干很快成长起来,使南昌的妇女解放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投身革命。从白区到延安的女青年,大都意志坚强,她们差不多都要冲破家庭、学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等几道难关,有的甚至牺牲了爱情。对这些女青年,蔡畅都寄予无限的希望。她认定这些姐妹,就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坚强骨干,就是千千万万中国妇女抗击日寇侵略的带头人。她首先把各个学校的女学员,纳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中来,经常步行到党校去了解女干部的培训情况,建议党校按学员文化程度编班。对文化程度低的女学员,应当提高文化水平;建议因材施教,把讲课、讨论、质疑与解答问题结合起来。党校采纳了蔡畅的建议。
蔡畅还经常委托秘书郭明秋到陕北公学去了解女学员的情况。她对郭明秋说:“陕北公学学员要毕业了,你去了解女学员的学习情况,分配时我们好提出意见。”郭明秋说:“干部科已经去谈过,我们怎么好再插手呢?”蔡畅则说:“干部科有干部科的意见,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既分工又合作,互相交换意见,对干部的了解会更全面一些。”郭明秋去后,女学员知道是蔡畅在关心她们的成长,把心里话都倾吐出来。郭明秋回来后,向蔡畅汇报了女学员的情况,为她们量才录用提供了依据。
1946年11月,中央决定蔡畅以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的身份,到东北解放区开展妇女工作。1947年8月30日,蔡畅专门到北安会见东北军政大学女学员、女干部,并在全校女同志大会上作了《一个女人能干什么》的报告,针对当时女干部、女党员思想实际,鼓励大家认识妇女自身的能力,加强个人的主观努力,以适应革命的需要。她指出:“确定女人能干不能干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看环境,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之下;第二是看妇女个人努力程度怎么样,妇女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了发挥才干的良好环境,只要个人努力,就什么都能干;如果个人不努力,自暴自弃,就什么也不能干。”
1951年4月,蔡畅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特别谈到了关于女干部的教育、培养、提拔问题。当时,全国有女干部15万人,占干部总数的8%左右,蔡畅说:“她们在各种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并且正在努力学习,力求上进。”但她认为,“如果从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的国防建设与准备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看,女干部的数量太少,担负重要工作的更少。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她建议各级党委“必须积极培养,耐心教育和大胆使用大批妇女干部到各种岗位上去”。她要求凡男女干部有同等能力的,就要分配同等的工作。“坚决纠正个别部门拒用已婚的女干部或有儿女牵累的女干部现象”,要经常关心女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加强对她们的教育和帮助,逐步地、大胆地提拔和使用。蔡畅还具体地提出:各种培养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中,要有计划吸收一定数量的妇女参加学习;讨论工作的会议,要尽可能允许有关的妇女干部出席或列席;还应当专门开办妇女干部学校,轮训妇女干部,办妇女职业学校,训练妇女职业技能,对女干部的特殊困难,应尽可能给予实际帮助,使之逐步解决;对女干部的健康,要给予应有的注意。
蔡畅的发言,在党内外,特别是在广大妇女中,受到热烈的拥护,也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女干部的成长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压题照片为:抗战时期的蔡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