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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海棠花、李花、梨花、樱花、桃花……在园子里次第开放，川西平原的三月依旧乍暖还寒，并未因鲜花簇拥而暖洋洋。但在凉意些许的下午，一边喝着心仪的峨眉紫笋红茶，一边回忆自己漫长的读书生活，似乎能让自己的心底暖意渐升。
红皮手抄本《唐宋诗萃》
几十年如一日的读书生活，于我真是千头万绪、五味杂陈。回想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涯，应该是从我少年时代阅读手抄本开始的。那是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七十年代，我在故乡四川邛崃县（今邛崃市）的一个叫南宝山茶场的子弟学校上高中，课余，对唐诗宋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并没有人引导我这方面的兴趣，有时想，或许这兴趣就是与生俱来的，有如一颗深埋在那里的种子，被唐诗宋词的“雨露”这般浇灌，就马上发芽了。幼时的我“爱闲静，念善事”，尽管并不像我热爱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一样“抱孤念，爱丘山”，但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命运的直升机不由分说地把我从温暖的小县城硬生生空降到一匹荒凉的大山之中。
在比“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的南山不知要偏远多少倍的山区，偌大一个茶场就只有一个狭小的光线昏暗的小卖部。那时有一份正式工作殊非易事，记得我的一个比我年长五六岁的堂姐曾在这个小卖部短暂工作过。远离县城的农场工作实在单调乏味寂寞，不久，便通过各种关系想方设法调回城里了。
小卖部的货架上和橱柜里安安静静地摆放着牙膏、牙刷、香皂、风油精、水果糖、针线、口罩、手套、手帕、毛巾，电池、手电筒、化妆镜、指甲刀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诸如《红灯记》、《沙家浜》、《刘胡兰》、《水牢仇》、《激浪红心》等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十来种连环画，除此之外，几乎看不见真正的书的影子。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做过一期颇有影响的封面专题，叫“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因此，即使在四川偏远山区的小卖部也自然少不了食盐，而那时的食盐是用粗麻袋装的，你需要半斤，售货员就用台秤给你称半斤；你需要一斤，售货员就用台秤给你称一斤。由于经常称盐等物品，台秤看上去油腻腻的，有些锈迹斑斑。而酱油则是用坛子装的，大坛子装普通酱油，小坛子装窝子酱油，买酱油不用秤称，而是用特制的竹筒，你需要半斤，售货员就用半斤装的竹筒给你打半斤；你需要一斤，售货员就用一斤装的竹筒给你打一斤。因此，那时去商店买酱油，不叫买酱油，而叫打酱油。多年后，“打酱油”成为2008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意为“关我鸟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这是那时的人们始料不及的。真是此“酱油”非彼“酱油”。
尽管小卖部这般景象，我至今依然觉得那是除了食堂外，最能体现茶场人间烟火味的地方。有一天，小卖部好不容易进了两本童话书（《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甫一上架，便被饥不择食的我收入囊中。对小卖部记忆犹新的，远不止我一人。多年后，一个雨后的黄昏，当我在邛崃天府红谷，和后来做了邛崃市人民政府市长的王建平大哥谈起茶场子弟校，他也对小卖部记忆犹新。他的父母是当年从河南入川的南下干部，到邛崃后，直接上南宝山做了农场的管教干部。
高中二年级时，张正宣老师救星般出现在我的面前。张老师是四川广安人，三十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精通两门外语。鲁迅先生曾教授过他们的国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五十年代，张老师因声势浩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牵连，判刑二十年，刑满后，在师资匮乏的茶场子弟校教授我们的英语。见我对唐诗痴迷，这位当年因地下党身份而默默无闻的象征派诗人并没有责怪我不好好学英语，反而对我学习唐诗大加鼓励。在偏远的茶场子弟校，根本找不到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更找不到钱钟书选编的《宋诗选注》。那时，张老师已是满头银发的花甲老人，二十年的狱中生涯，几乎让他掉光了所有的牙齿，为了教授英语，学校还专门送他去成都华西医大换了假牙。没有《唐诗三百首》和《宋诗选注》，张老师就凭借他惊人的记忆力，索性为我工工整整誊抄了近两百首《唐宋诗萃》。张老师还专门将朱熹那首著名的《观书有感》抄录于扉页上——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末了，写道：“录宋人诗书赠燕来小友 原松”。张老师希望我熟读他誊抄的这些经典诗词，为将来有一天从事写作打好基础，真可谓用心良苦。
“燕来”，是张老师给我取的笔名。这个笔名虽然我一直没有正式用过，但却寄托了张老师对我的深切期望。尽管当时“四人帮”已被一举粉碎，但冻土尚未化开，张老师热切希望文艺的春天、诗歌的春天能早早降临在历经劫难的神州大地上。“原松”，则是张老师自己的笔名。这个笔名可以说是张老师人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有如一棵原野上的苍松，他的一生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风雨和苦难，但却巍然屹立，且童心未泯。在茶场子弟校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张老师心有灵犀，朝夕相处，情同父子。
如今居住在成都，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雪的芳踪。而在七十年代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的偏远山区，每年冬天都要被满天的大雪加冕洗礼，仿佛没有下过几场雪就不叫冬天。茶场的干部子弟和当地农村的孩子，通常是不住校的。记得1978年冬天的一段时间，整个子弟校就我一个住校生，张老师见我一个人无依无靠，两只手因寒冷长满了冻疮，便叫我和他一起住。多少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和张老师在他的那间窗户有些漏风的寝室里，围着红泥小火炉，听他讲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陈梦家、冯至、李金发、何其芳；听他讲胡风（曾在四川芦山县苗溪茶场服刑的胡风，当时尚未平反）、冯雪峰；听他讲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坛轶事；讲大学校园生活，讲鲁迅先生给他们上课的种种情景……
张老师说魯迅先生很清高，课余，和同学们的交流并不多。现在想来，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文学创作的鲁迅先生，课余，应该是忙于写文章去了吧。毕竟，他那一大家人需要他用稿费养活他们。鲁迅先生不写新诗，与张老师的审美趣味也判然有别，但他们却有着同样高标的人格、坚硬的骨头。对张老师创作新诗也鼓励有加。讲到高兴处，张老师凭借超人的记忆，在作业本上为我抄录了几首他当时创作的新诗。张老师的几首诗我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几乎每一首都能背诵。我惊讶于张老师的文学才华，惊讶于这世上居然还有如此优雅的汉语新诗。张老师的新诗化古化欧，既有宋词的婉约细腻，又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歌“风格标新、表达立异”的特点，而意境呈现的却是纯正的东方趣味，与何其芳的早期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是张老师的作品我读得太少的缘故吧，张老师对我的写作并未构成直接的影响。相反，何其芳的诗歌对我早期的写作影响更大。但张老师为我编织的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场景，却深深地影响了我。这对我高中毕业便开始写作，无疑提供了秘密的不可多得的滋养。 和张老师的每一次围炉夜话，都向我打开一扇文学的窗口。这样的夜话在文学土壤异常贫瘠的七十年代有如“天方夜谭”。从张老师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除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之外，还有“新月派”、“湖畔派”、“象征派”、“鸳鸯蝴蝶派”……多年后，我才明白，能在那个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年代，知道这些文学流派，以及这些文学流派的文学倾向和代表作家，是多么幸运。对于高中毕业不久便开始在文学的茫茫大海上艰难漂泊的我，张老师有如一柄小小的司南，从此把我引上了文学的正确航道。
物质的清贫、意识形态的左倾，并没有轻易抹去茶场子弟校生活的潜在诗意。张老师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神圣而安详的微笑，仿佛他早就看见了天堂的圣境，看见了上帝。多年后，在成都的一次诗歌活动上，当我告诉四川女诗人王尔碑先生，张正宣是我诗歌创作的启蒙老师，尔碑先生先是惊讶，继而郑重地告诉我：“你的老师张正宣是我们报社（四川日报社）首任文艺部主任，也是最有才华的，当年落实政策平反后，还回单位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他要把自己丰富的编辑经验传授给年轻的编辑，他像孩子般天真，他的敬业精神感染了报社的每一位同事……”在成都文学界，生于1926年的尔碑先生一向受人尊敬和爱戴，听了她的一席话，我知道张老师早已把“孩子般天真”的品格像火炬一样秘密地傳递给了我。张老师的人生经历告诉我，无论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沧桑，都不要把苦难写在脸上，让自己变得世故，而要把苦难化成美酒，化成一笔人生的宝贵财富。
在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手抄本《唐宋诗萃》期间，我个人还通宵达旦，用作文本整本整本地抄写了大量普希金的诗和海涅的诗。如今，近四十年过去了，这册被我视若至宝的红皮手抄本《唐宋诗萃》，我仍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同时珍藏的还有作为象征派诗人的张老师三十年代在上海求学时创作的两首新诗《月夕》、《咏折扇》的手稿。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较为直观地了解一位因种种历史原因，至今默默无闻的象征派诗人的创作风貌，请允许我将《咏折扇》一诗抄录于此——
何来哀感的蛛网，
紧紧地缚住了我青春的飞翅？
在白热的喘息中，
亏了你替我扇，扇，扇去了这些游丝！
有若那一角轻飏的罗曼的罗衫，
你用了动的美来和我静默相恋；
又若那石榴的红唇吐出沁人的清氛，
在昼夜的机杼上将我神经的纤维细吻。
为了你，我怕那自然的伟绿
高唱式微之歌，
因为你，青春的风
煽燃了我生命之火！
而普希金的诗和海涅的诗，当时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恕我健忘，尽管我一再追忆，也已经完全不记得了，现在想来，两本诗集来到我的手中，有如灵感突至般神秘。在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普希金诗集和海涅诗集的年代，他们的诗集竟然双双出现了，并且是在遥远西南的一个偏僻山区。这让我更加坚信，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秘密地牵引并支配着。正是这册手抄本《唐宋诗萃》和那一本本手抄本普希金、手抄本海涅，开启了我的阅读生涯和自由的写作之路。
在结缘手抄本《唐宋诗萃》、手抄本普希金、手抄本海涅之前，在我更年幼的时代，拥有一本好书就一直是我最大的梦想。以至在被田野和农舍簇拥的邛崃大窖造纸厂厂区（如今，位于高何镇靖口村的厂区已被改造成诗意栖居的天府红谷），我常常将大人们丢弃在路边的纸片小心翼翼地捡起，看看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我那一次次俯向一张又一张小纸片的身影，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孩子对汉字（文字）的热爱和痴迷。那神情，仿佛是在寻找自己遗失在尘世的真身。
然而，真正能触动我的心灵，且对我的一生产生影响的书籍并没有及时出现在我的童年时代，直至1980年的深秋，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的传世之作《金蔷薇》才像一片金色的落叶，姗姗降临于一个十七岁少年的怀里。我终于拥有了一本好书。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如饥似渴地阅读《金蔷薇》的日子。《金蔷薇》是出身于莫斯科铁路员工家庭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六十岁以后的作品，凝结了作家太多的人生智慧和创作经验。它带着一个刚刚从乡村返回县城的少年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旅行，每走一步都可以发现新的远景和新的道路。它们不知把我引向何方，但却预兆许多滋养心灵、助长思考的意外的东西。恍兮惚兮万物仿佛示意着一份“神的昵近”。从那时起，我便意识到，书籍将像一团更本真的火焰，温暖并照亮我的一生。多年后，我才明白，一个人的阅读史，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
八十年代的阅读秘密
祖国在一点点找回她的自信，那远逝的昔日的荣耀，让她的人民重又容光焕发。八十年代，她终于鼓起勇气向世界敞开了关闭已久的大门。尽管录音机、迪斯科、喇叭裤、蛤蟆镜、爆炸头……如离弦的箭，势不可挡地从大都市到小城市，从县城到乡镇，从内陆到边疆，全面介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小县城的生活依然是单调的，每天，上班下班，从家里来到单位，又从单位回到家里。生活的诗意仿佛永远在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是书架上不断添置的书籍及时调整了我的思想，那些像列兵一样排列整齐的书籍告诉我，只要将自己置身于一本又一本书中，那看似被庸常时光遮蔽的世界就会向你显示出它的丰富性和全部诗意。其实，当你打开一本书，可以在鸟鸣山更幽的青城山道观阅读，也可以在窗明几净的成都市图书馆阅读；可以在简陋的乡村茶馆阅读，也可以在家中的书房阅读，其效果并无二致。那种对阅读环境的刻意要求，只能说明自己内心的浮躁。
古往今来，每个作家、每个读书人都有自己秘密的书架。尽管卡佛在谈论阅读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时曾说：“我没办法谈那些可能影响过我的书籍和作家。那种影响，文学的影响，我很难断定。我要是说我受了所有我读过的东西的影响，就跟我说我觉得自己没受任何作家的影响一样不准确。”（《火》）但现在想来，八十年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书，还是可以简单列几本：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金观涛的《整体的哲学》、F·卡普拉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霍夫斯塔特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博大深邃的智慧；金观涛在书中展现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景观；卡普拉在书中阐明东方智慧的精神与西方科学本质上的协调性，以及现代物理学如何远远走在技术的前面，物理学之道乃是通向精神知识与自我实现的道路的思想，都曾经让我深深着迷，并像神明一样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观。我曾多次和朋友们交流我的思想，我说，“我一直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条狭长而又开阔的地带写作”，便是基于八十年代的阅读对我的直接影响。 在此，我要特别补充几句，八十年代，四川的出版界并未偏安一隅、固步自封，而是以超人的胆识远远地走在了全国出版界的前列。我上面列举的四本书，就有三本出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大型丛书的作者集中了八十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最深刻的思考。《走向未来》丛书自1984年以来，几年间先后推出了近八十种专著，在全国读书界、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出自《战国策·齐策三》的话，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八十年代群星璀璨、风起云涌的众多中国诗歌群体中，我有幸成为四川“整体主义”诗人中的一员，便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相较于四川的其他诗歌群体，整体主义诗人是一个相对安静、喜欢阅读的群体。平时，大家聚在一起，不仅交流彼此的诗歌创作，还经常交流阅读，交流读书心得。相对于纸媒繁荣的今天，那时，要买到一本自己真正心仪的书，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大部分的书都是饥不择食买回家的，在今天看来，许多书的内容都非常粗糙，而书的装帧设计即使与鲁迅时代的书籍装帧设计相比，也差了一大截。因此，大家聚在一起时，彼此常以自己在坊间淘得一册“奇书”或又读到一册“奇書”为荣。记得1987年深秋，去峨眉山参加一个笔会，在伏虎寺，我花“重金”淘到了一册木刻版的“奇书”——《峨山图志》，便在诗友间炫耀了好一阵子。今天看来，那些“奇书”都称不上奇书。甚至让我怀疑这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奇书，有的只是由于种种历史的、文化的、风俗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执政者或暂时、或长期查禁的所谓“禁书”，如中国历史上的十大禁书（《剪灯新话》、《醋葫芦》、《品花宝鉴》、《隔帘花影》、《国色天香》、《飞花艳想》、《空空幻》、《玉楼春》、《九尾龟》、《红楼春梦》）。西方历史上被查禁的“禁书”就更多了，为此，卡罗里德斯、鲍尔德、索瓦等三位美国作家还专门合作出版了《西方历史上的100部禁书》一书。“禁书”之多，可谓洋洋大观。
由于喜欢阅读，这就注定了整体主义诗人们不会把太多的闲暇时间慷慨地馈赠给酒吧、广场、大学校园等公共空间，而是在各自宁静的书斋中度过。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对新诗的变革，对曾经风行一时的朦胧诗的反叛。亲近自然和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大家内在的需求。就像1985年12月16日，石光华在给我的回信中写到的：“许多走向成熟的青年诗人都在更真诚、更接近生命的艺术状态中把握人生和升华着人生的哲学意识，这就必然导致现代艺术在整体描述机制中与中国古文化的内部平衡，必然导致现代诗人在异于杨炼和欧阳江河的意义上，对宇宙人生的感受和领悟，必然导致中国诗歌的主题再一次成为人类智慧的最深远与和谐的歌声。你的《众妙之门》显示了这一走向，便是显示了你正在加入中国最深刻的诗人行列。我绝不夸张地断定：在这短短几年或十几年中产生出的成百上千名诗人，包括你和邛崃的一些诗友，正在创造在新世界的伟大艺术，人类关于自然和自身的观念，将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危机中突破出来，重新获得一种自信。”在八十年代，诗友之间这样严肃切磋诗艺、探讨创作的通信不胜枚举。
作为一个诗歌群体，整体主义诗人年轻而充满活力。成员除石光华生于1958年，其余均生于六十年代。石光华被评论界誉为整体主义“掌门人”，而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大哥”。由于年龄的原因，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知识青年，石光华曾极不情愿地响应祖国的号召，去偏远的四川剑阁县下乡、插队。生于1963年夏天的我，原本应该像所有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既没有“红卫兵”的经历，又未能赶上“上山下乡”，但我却意外地在乡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乡村，以及乡村衍生的清贫，在我的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也让我的创作与同龄人相比，意外地多了一道底色。
既然同属于一个流派，整体主义诗人们便有着相对一致的美学追求，因此，我们每个人的阅读既是个人的秘密，同时又是群体的秘密。当然，这秘密其实是公开的。就像“四川五君子”之一的诗人柏桦，在给我即将出版的诗集《春天的木牛流马》序言中所言：“从一开始，永君就给我如下一种诗人印象：生命对于他只是诗与文字，而非名和利。我知道他是‘整体主义’诗派（有关对该派的谈论可参见我另一著作《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的重要一员，同该派掌门人石光华及宋渠、宋炜、万夏诸君一道，致力于汉诗的写作，但由于过分内向沉默，不太引人注意。再往后，随着交往的加深，我零星地读了他一些短诗，真是写得既安静又有章法，其诗风与我的某一类路数颇为近似。后来，我去他家吃茶，参观了他的藏书，神秘终于打开：他的藏书与我完全相似，他所喜欢的书正是我喜欢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竟和我一样专门收藏那些冷僻的书。不仅于此，他的藏书量和阅读量也相当惊人，或许比我还大。如是，我喜欢上了这位诗人。”
在那个时期，被评论界誉为整体主义“掌门人”、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大哥”的石光华写出了他的代表作《梅花三弄》、《听冬》；宋氏兄弟（宋渠、宋炜）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家语》、《大曰是》、《户内的诗歌与迷信》、《戊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刘太亨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生物》、《古代的树》；吴勇写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遗址》、《途中》；一直游离于整体主义与“莽汉派”之间的万夏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空气、皮肤和水》，同时，还写出了被石光华誉为“自《红楼梦》以来，中国文学终于结出了一枚正果”的短篇小说《丧》；我个人也写出了自己的早期代表作《众妙之门》（组诗）、《中国的风水》（组诗）。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诗歌的理想主义者，都在心里暗暗较劲，立志要为中国新时期诗歌贡献“另类诗篇”。结果证明，大家基本上做到了。就像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一样，整体主义也给中国新诗界带来了一股清风。正如诗人、诗歌批评家林贤治在《“第三代诗人”：媚雅与媚俗》一文中论及整体主义诗人时所言：“自古以来，蜀国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在这个封闭的、凹陷而又高迥的地方，一批诗人写出另类诗篇，而且，从整体格局来说，一开始便非常成熟：形式技法是现代的，西式的；意象和格调是古典的，东方的。” 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这几乎成为整体主义诗人的一种文化自觉。同时，大家又以完全开放的胸襟，与西方文化无缝对接，让东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滋养因文化断裂而饥渴的心，以此重构我们的精神图景。那时，《易经》、《老子》、《庄子》、《山海经》、《诗经》，甚至，《黄帝内经》、《本草綱目》，都是我的案头读物。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还系统地研究过我的同乡、被誉为“清末四大医家之一”的郑钦安的三部传世专著《医法圆通》、《医理真传》、《伤寒恒论》。自己不仅阅读，还做笔记。有朋友笑我，“你又不悬壶济世，读这么专业的医书干什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病症，对症下药，方能救治一个时代。这是我研读郑氏专著给我的启示。它让我明白了，以研究五运六气见长的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刘完素开创的“寒凉派”，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灵；而脱胎于“伤寒派”，主张补阳为先、以大剂量的干姜、附片、麻黄、肉桂为用药特点的“火神派”（又叫“温阳派”和“扶阳派”）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能药到病除。寒凉派、火神派，这两个看似南辕北辙的中医学派，就这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分出了高下。不是寒凉派落伍了，而是时代变了，比如现在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身高都普遍比过去高了，而食物结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寒凉派的药方，治不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病。
也许是天性使然吧。我基本上是一个不长于交际，而安于足不出户的人。那时，还没有“诗和远方”之说，因为，每一位被世俗生活放逐的诗人都生活在远方。对于我，远方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友情和交流。那时，通讯尚不发达，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尚处于“书信时代”。我曾戏谑，我的散文写作水平是通过大量的书信（包括情书）提高的。记得那时，和四川以外的诗人，如王家新、邹静之、杨春光、马丽华、陈东东、车前子，以及已故的顾城、海子、韩作荣、李小雨等，都有过通信交流。和四川诗人的通信交流则更多。那时，石光华、万夏在成都，刘太亨、张渝在重庆，宋渠、宋炜在沐川，吴勇在双流，而我和陈瑞生在邛崃，因此，即便是整体主义诗人之间也有大量的通信往来，我们在信中谈江湖、谈风物、谈人生、谈气功、谈中医、谈疾病、谈爱情、谈女人、谈读书，谈酒谈茶，更谈诗歌。
我深知，所有的“主义”都是为二流的人设计的，或者说，作为标签，乃是为批评家和读者设计的，是权宜之计，整体主义也不例外。只有那些创造力有限的诗人，才会亦步亦趋地跟着设定的主义朝前走，而那些极富创造力的诗人会跨过所有的主义、所有的“标签”，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诗篇，并以此构成新的壮丽的文学现象。好在整体主义诗人从来都不把“整体主义”标签太当回事。这让大家得以轻松生活、从容写作，而不为流派、为主义所累。其实，整体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东方古老的智慧，内，平衡我们的身心；外，协调人与大化自然的关系。传承千年、魅力依旧的中医正好体现了整体主义哲学思想的这一整体观。
八十年代如烟飘逝，与整体主义诗歌兄弟们的创作和阅读交流也日渐减少。如今，在经历了几次大大小小的搬家之后，终于在成都西南边的永康路239号把书籍和我本人同时安顿了下来。有时想，读书人终究不是购房的主流人群，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师永远不会从让居住者获得更舒适的阅读空间的角度来设计房屋。这个遗憾就留给未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师来改进吧。一个能满足所有居住者个性化需求的房地产时代，才是房地产最好的时代。如此一来，我的还算宽敞的四室两厅的房子，除厨房和卫生间外，客厅、饭厅、茶室、书房和卧室，全都井井有条地放满了书籍（一点也不敢乱码乱放，必须井井有条，再井井有条，否则摆放不下）。如此，我的住宅便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图书馆。
对于搬家的情景，我十七岁的儿子在他的一篇作文中已替我详细描述。他写道：“父亲是一位作家，阅读和写作是他的日常功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便开始不断购书，九十年代初来成都工作后，先后搬过几次家。与旁人搬家有所不同，伴随父亲搬家的还有大量的书，从第一次搬家的几千册，到最近一次搬家的两万余册，父亲曾多次笑称，真是‘孔夫子搬家净是输（书）’。将如此海量的书，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仅归类整理书籍，就耗费了父亲大量时间。有时，我一个人在家中，静静地望着镶嵌在四壁的顶天（天花板）立地（地板）的书柜，以及书柜中像阅兵方阵一样整整齐齐的书籍，深知要搜集这么多书，远非一年半载就能完成。”儿子把他的这篇作文深情地题为《在图书馆里长大》。回想自己渐行渐远又历历在目的手抄本的少年时代，我为能给儿子创造这样温馨健康的生活环境而感到欣慰。在儿子的心中，家里的书房就是他童年的乐园。
我的图书分类学
其实，要营造一个既温馨又查阅方便的书房，最艰辛最庞杂的工作当首推归类整理书籍。根据我自己的阅读需求和所购书籍的实际情况，我把家里的书分成了数十个类别。如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汉学、文字学、医学、天文学、现代物理学、美术、植物学、动物学、美食……这些是大的门类。比如文学，又分成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又分成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又分成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文论、人物传记；外国文学，又分成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罗斯文学、希腊文学、东欧文学、北欧文学、美国文学、拉美文学、印度文学、日本文学、阿拉伯文学……文学、哲学和社会学这三大类中，又根据自己的特殊喜爱和所购作家著作及研究该作家著作的数量，专门按作者来分类，享受此种殊荣的有一百多位古今中外的名家。中国的有：老子、孔子、李白、杜甫、陆游、苏东坡、胡适、鲁迅、周作人、吴宓、钱穆、林语堂、梁实秋、冯至、穆旦、沈从文、叶嘉莹、北岛、刘小枫……西方的有：柏拉图、苏格拉底、巴门尼德、阿奎纳、荷马、维吉尔、尼采、叔本华、让-雅克·卢梭、歌德、克尔凯郭尔、弗洛依德、荣格、列维-斯特劳斯、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加斯东·巴什拉、德里克、史景迁、卡尔维诺、安伯托·艾柯、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兰波、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乔伊斯、毛姆、萨特、西蒙·波伏娃、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斯、贝克特、罗伯-格里耶、村上春树……美术，又分为书法、国画、油画、雕塑、石刻、建筑、民间工艺、美术史；美食，又分为茶、酒、咖啡、美食文化史、地方菜系与地方美食……我的分类也许并不科学，但查阅起来却非常方便实用。
我很欣慰，儿子把我定位成作家，而不是家境殷实的藏书家。确实，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位外貌“综合了温斯顿·丘吉尔的长相和匹克威克的身材”的爱德华·纽顿（1864—1940），尽管他大名鼎鼎，作为西方“书话”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以《藏书之乐》、《搜书之道》、《最伟大的书》等著作名噪一时，但他终久仍是个藏书家。不像郑振铎、叶灵凤、黄裳等中国作家的“书话”总是带点学术性，纽顿的“书话”是比较日常性、比较私人性的。正如台湾作家杨照在《藏书之爱》的序言中所言：“他们爱书的外观形式、爱书的时间痕迹、爱书的流浪过程、爱书的价格波动、爱书的交易纪录，换句话说，他们爱一般人认为不重要的部分。他们几乎都是‘见小不见大’的奇种异类，不是对别人不重视的书籍形式细节着迷沉醉，他们不会成为Book-collector（藏书家）。”我想，我完全不符合杨照所定义的“藏书家”。而纽顿天马行空的藏书观，更让我匪夷所思、望尘莫及。他说：“我从经验中归结出一个结论：真正伟大的珍稀善本，其价格的上限唯有无垠穹苍差堪比拟。”（《藏书之乐》）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曾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在诗中深情地写道。这让我得以从一个新的温暖的角度打量家中的藏书。阿根廷国立图书馆拥有八十万册藏书，能担任这样一个图书馆的馆长，坐拥藏书如此浩瀚的书城，该有多么幸福。非常不幸的是，博尔赫斯在担任图书馆馆长时，双目失明了。“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博尔赫斯自嘲道，就像他诗中讲述的那位傍着泉水和花园忍饥受渴的国王。而我是幸运的。由于卧室正对床的一面墙是整整一壁藏书，因此，每天早晨睁开双眼，世界就以书籍的形式映入我的眼帘。对于我，家里的藏书永远是供我和家人阅读的。随着时光的流失和我视力的不可抗拒的日渐衰退，家里的藏书也许我永远也读不完，但我并不因此感到悲哀。我对这些藏书充满了感激，它们在保存人类记忆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协助我以一种“优雅的慢”有效地抵御网络时代的思想快餐文化，不让我的思维沦为碎片，沦为风中无足轻重的羽毛……
（责任编辑：丁小宁）
红皮手抄本《唐宋诗萃》
几十年如一日的读书生活，于我真是千头万绪、五味杂陈。回想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涯，应该是从我少年时代阅读手抄本开始的。那是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七十年代，我在故乡四川邛崃县（今邛崃市）的一个叫南宝山茶场的子弟学校上高中，课余，对唐诗宋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并没有人引导我这方面的兴趣，有时想，或许这兴趣就是与生俱来的，有如一颗深埋在那里的种子，被唐诗宋词的“雨露”这般浇灌，就马上发芽了。幼时的我“爱闲静，念善事”，尽管并不像我热爱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一样“抱孤念，爱丘山”，但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命运的直升机不由分说地把我从温暖的小县城硬生生空降到一匹荒凉的大山之中。
在比“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的南山不知要偏远多少倍的山区，偌大一个茶场就只有一个狭小的光线昏暗的小卖部。那时有一份正式工作殊非易事，记得我的一个比我年长五六岁的堂姐曾在这个小卖部短暂工作过。远离县城的农场工作实在单调乏味寂寞，不久，便通过各种关系想方设法调回城里了。
小卖部的货架上和橱柜里安安静静地摆放着牙膏、牙刷、香皂、风油精、水果糖、针线、口罩、手套、手帕、毛巾，电池、手电筒、化妆镜、指甲刀等一些生活日用品和诸如《红灯记》、《沙家浜》、《刘胡兰》、《水牢仇》、《激浪红心》等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十来种连环画，除此之外，几乎看不见真正的书的影子。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做过一期颇有影响的封面专题，叫“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因此，即使在四川偏远山区的小卖部也自然少不了食盐，而那时的食盐是用粗麻袋装的，你需要半斤，售货员就用台秤给你称半斤；你需要一斤，售货员就用台秤给你称一斤。由于经常称盐等物品，台秤看上去油腻腻的，有些锈迹斑斑。而酱油则是用坛子装的，大坛子装普通酱油，小坛子装窝子酱油，买酱油不用秤称，而是用特制的竹筒，你需要半斤，售货员就用半斤装的竹筒给你打半斤；你需要一斤，售货员就用一斤装的竹筒给你打一斤。因此，那时去商店买酱油，不叫买酱油，而叫打酱油。多年后，“打酱油”成为2008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之一，意为“关我鸟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这是那时的人们始料不及的。真是此“酱油”非彼“酱油”。
尽管小卖部这般景象，我至今依然觉得那是除了食堂外，最能体现茶场人间烟火味的地方。有一天，小卖部好不容易进了两本童话书（《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甫一上架，便被饥不择食的我收入囊中。对小卖部记忆犹新的，远不止我一人。多年后，一个雨后的黄昏，当我在邛崃天府红谷，和后来做了邛崃市人民政府市长的王建平大哥谈起茶场子弟校，他也对小卖部记忆犹新。他的父母是当年从河南入川的南下干部，到邛崃后，直接上南宝山做了农场的管教干部。
高中二年级时，张正宣老师救星般出现在我的面前。张老师是四川广安人，三十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材生，精通两门外语。鲁迅先生曾教授过他们的国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五十年代，张老师因声势浩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牵连，判刑二十年，刑满后，在师资匮乏的茶场子弟校教授我们的英语。见我对唐诗痴迷，这位当年因地下党身份而默默无闻的象征派诗人并没有责怪我不好好学英语，反而对我学习唐诗大加鼓励。在偏远的茶场子弟校，根本找不到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更找不到钱钟书选编的《宋诗选注》。那时，张老师已是满头银发的花甲老人，二十年的狱中生涯，几乎让他掉光了所有的牙齿，为了教授英语，学校还专门送他去成都华西医大换了假牙。没有《唐诗三百首》和《宋诗选注》，张老师就凭借他惊人的记忆力，索性为我工工整整誊抄了近两百首《唐宋诗萃》。张老师还专门将朱熹那首著名的《观书有感》抄录于扉页上——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末了，写道：“录宋人诗书赠燕来小友 原松”。张老师希望我熟读他誊抄的这些经典诗词，为将来有一天从事写作打好基础，真可谓用心良苦。
“燕来”，是张老师给我取的笔名。这个笔名虽然我一直没有正式用过，但却寄托了张老师对我的深切期望。尽管当时“四人帮”已被一举粉碎，但冻土尚未化开，张老师热切希望文艺的春天、诗歌的春天能早早降临在历经劫难的神州大地上。“原松”，则是张老师自己的笔名。这个笔名可以说是张老师人生命运的真实写照：有如一棵原野上的苍松，他的一生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风雨和苦难，但却巍然屹立，且童心未泯。在茶场子弟校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张老师心有灵犀，朝夕相处，情同父子。
如今居住在成都，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雪的芳踪。而在七十年代位于四川盆地边缘的偏远山区，每年冬天都要被满天的大雪加冕洗礼，仿佛没有下过几场雪就不叫冬天。茶场的干部子弟和当地农村的孩子，通常是不住校的。记得1978年冬天的一段时间，整个子弟校就我一个住校生，张老师见我一个人无依无靠，两只手因寒冷长满了冻疮，便叫我和他一起住。多少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和张老师在他的那间窗户有些漏风的寝室里，围着红泥小火炉，听他讲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陈梦家、冯至、李金发、何其芳；听他讲胡风（曾在四川芦山县苗溪茶场服刑的胡风，当时尚未平反）、冯雪峰；听他讲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坛轶事；讲大学校园生活，讲鲁迅先生给他们上课的种种情景……
张老师说魯迅先生很清高，课余，和同学们的交流并不多。现在想来，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文学创作的鲁迅先生，课余，应该是忙于写文章去了吧。毕竟，他那一大家人需要他用稿费养活他们。鲁迅先生不写新诗，与张老师的审美趣味也判然有别，但他们却有着同样高标的人格、坚硬的骨头。对张老师创作新诗也鼓励有加。讲到高兴处，张老师凭借超人的记忆，在作业本上为我抄录了几首他当时创作的新诗。张老师的几首诗我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几乎每一首都能背诵。我惊讶于张老师的文学才华，惊讶于这世上居然还有如此优雅的汉语新诗。张老师的新诗化古化欧，既有宋词的婉约细腻，又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歌“风格标新、表达立异”的特点，而意境呈现的却是纯正的东方趣味，与何其芳的早期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是张老师的作品我读得太少的缘故吧，张老师对我的写作并未构成直接的影响。相反，何其芳的诗歌对我早期的写作影响更大。但张老师为我编织的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场景，却深深地影响了我。这对我高中毕业便开始写作，无疑提供了秘密的不可多得的滋养。 和张老师的每一次围炉夜话，都向我打开一扇文学的窗口。这样的夜话在文学土壤异常贫瘠的七十年代有如“天方夜谭”。从张老师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除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之外，还有“新月派”、“湖畔派”、“象征派”、“鸳鸯蝴蝶派”……多年后，我才明白，能在那个极左思潮甚嚣尘上的年代，知道这些文学流派，以及这些文学流派的文学倾向和代表作家，是多么幸运。对于高中毕业不久便开始在文学的茫茫大海上艰难漂泊的我，张老师有如一柄小小的司南，从此把我引上了文学的正确航道。
物质的清贫、意识形态的左倾，并没有轻易抹去茶场子弟校生活的潜在诗意。张老师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神圣而安详的微笑，仿佛他早就看见了天堂的圣境，看见了上帝。多年后，在成都的一次诗歌活动上，当我告诉四川女诗人王尔碑先生，张正宣是我诗歌创作的启蒙老师，尔碑先生先是惊讶，继而郑重地告诉我：“你的老师张正宣是我们报社（四川日报社）首任文艺部主任，也是最有才华的，当年落实政策平反后，还回单位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他要把自己丰富的编辑经验传授给年轻的编辑，他像孩子般天真，他的敬业精神感染了报社的每一位同事……”在成都文学界，生于1926年的尔碑先生一向受人尊敬和爱戴，听了她的一席话，我知道张老师早已把“孩子般天真”的品格像火炬一样秘密地傳递给了我。张老师的人生经历告诉我，无论一个人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沧桑，都不要把苦难写在脸上，让自己变得世故，而要把苦难化成美酒，化成一笔人生的宝贵财富。
在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手抄本《唐宋诗萃》期间，我个人还通宵达旦，用作文本整本整本地抄写了大量普希金的诗和海涅的诗。如今，近四十年过去了，这册被我视若至宝的红皮手抄本《唐宋诗萃》，我仍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同时珍藏的还有作为象征派诗人的张老师三十年代在上海求学时创作的两首新诗《月夕》、《咏折扇》的手稿。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较为直观地了解一位因种种历史原因，至今默默无闻的象征派诗人的创作风貌，请允许我将《咏折扇》一诗抄录于此——
何来哀感的蛛网，
紧紧地缚住了我青春的飞翅？
在白热的喘息中，
亏了你替我扇，扇，扇去了这些游丝！
有若那一角轻飏的罗曼的罗衫，
你用了动的美来和我静默相恋；
又若那石榴的红唇吐出沁人的清氛，
在昼夜的机杼上将我神经的纤维细吻。
为了你，我怕那自然的伟绿
高唱式微之歌，
因为你，青春的风
煽燃了我生命之火！
而普希金的诗和海涅的诗，当时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恕我健忘，尽管我一再追忆，也已经完全不记得了，现在想来，两本诗集来到我的手中，有如灵感突至般神秘。在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普希金诗集和海涅诗集的年代，他们的诗集竟然双双出现了，并且是在遥远西南的一个偏僻山区。这让我更加坚信，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秘密地牵引并支配着。正是这册手抄本《唐宋诗萃》和那一本本手抄本普希金、手抄本海涅，开启了我的阅读生涯和自由的写作之路。
在结缘手抄本《唐宋诗萃》、手抄本普希金、手抄本海涅之前，在我更年幼的时代，拥有一本好书就一直是我最大的梦想。以至在被田野和农舍簇拥的邛崃大窖造纸厂厂区（如今，位于高何镇靖口村的厂区已被改造成诗意栖居的天府红谷），我常常将大人们丢弃在路边的纸片小心翼翼地捡起，看看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我那一次次俯向一张又一张小纸片的身影，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孩子对汉字（文字）的热爱和痴迷。那神情，仿佛是在寻找自己遗失在尘世的真身。
然而，真正能触动我的心灵，且对我的一生产生影响的书籍并没有及时出现在我的童年时代，直至1980年的深秋，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的传世之作《金蔷薇》才像一片金色的落叶，姗姗降临于一个十七岁少年的怀里。我终于拥有了一本好书。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如饥似渴地阅读《金蔷薇》的日子。《金蔷薇》是出身于莫斯科铁路员工家庭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六十岁以后的作品，凝结了作家太多的人生智慧和创作经验。它带着一个刚刚从乡村返回县城的少年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旅行，每走一步都可以发现新的远景和新的道路。它们不知把我引向何方，但却预兆许多滋养心灵、助长思考的意外的东西。恍兮惚兮万物仿佛示意着一份“神的昵近”。从那时起，我便意识到，书籍将像一团更本真的火焰，温暖并照亮我的一生。多年后，我才明白，一个人的阅读史，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
八十年代的阅读秘密
祖国在一点点找回她的自信，那远逝的昔日的荣耀，让她的人民重又容光焕发。八十年代，她终于鼓起勇气向世界敞开了关闭已久的大门。尽管录音机、迪斯科、喇叭裤、蛤蟆镜、爆炸头……如离弦的箭，势不可挡地从大都市到小城市，从县城到乡镇，从内陆到边疆，全面介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但小县城的生活依然是单调的，每天，上班下班，从家里来到单位，又从单位回到家里。生活的诗意仿佛永远在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是书架上不断添置的书籍及时调整了我的思想，那些像列兵一样排列整齐的书籍告诉我，只要将自己置身于一本又一本书中，那看似被庸常时光遮蔽的世界就会向你显示出它的丰富性和全部诗意。其实，当你打开一本书，可以在鸟鸣山更幽的青城山道观阅读，也可以在窗明几净的成都市图书馆阅读；可以在简陋的乡村茶馆阅读，也可以在家中的书房阅读，其效果并无二致。那种对阅读环境的刻意要求，只能说明自己内心的浮躁。
古往今来，每个作家、每个读书人都有自己秘密的书架。尽管卡佛在谈论阅读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时曾说：“我没办法谈那些可能影响过我的书籍和作家。那种影响，文学的影响，我很难断定。我要是说我受了所有我读过的东西的影响，就跟我说我觉得自己没受任何作家的影响一样不准确。”（《火》）但现在想来，八十年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书，还是可以简单列几本：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金观涛的《整体的哲学》、F·卡普拉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霍夫斯塔特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博大深邃的智慧；金观涛在书中展现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景观；卡普拉在书中阐明东方智慧的精神与西方科学本质上的协调性，以及现代物理学如何远远走在技术的前面，物理学之道乃是通向精神知识与自我实现的道路的思想，都曾经让我深深着迷，并像神明一样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观。我曾多次和朋友们交流我的思想，我说，“我一直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一条狭长而又开阔的地带写作”，便是基于八十年代的阅读对我的直接影响。 在此，我要特别补充几句，八十年代，四川的出版界并未偏安一隅、固步自封，而是以超人的胆识远远地走在了全国出版界的前列。我上面列举的四本书，就有三本出自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这套大型丛书的作者集中了八十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最深刻的思考。《走向未来》丛书自1984年以来，几年间先后推出了近八十种专著，在全国读书界、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出自《战国策·齐策三》的话，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八十年代群星璀璨、风起云涌的众多中国诗歌群体中，我有幸成为四川“整体主义”诗人中的一员，便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相较于四川的其他诗歌群体，整体主义诗人是一个相对安静、喜欢阅读的群体。平时，大家聚在一起，不仅交流彼此的诗歌创作，还经常交流阅读，交流读书心得。相对于纸媒繁荣的今天，那时，要买到一本自己真正心仪的书，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大部分的书都是饥不择食买回家的，在今天看来，许多书的内容都非常粗糙，而书的装帧设计即使与鲁迅时代的书籍装帧设计相比，也差了一大截。因此，大家聚在一起时，彼此常以自己在坊间淘得一册“奇书”或又读到一册“奇書”为荣。记得1987年深秋，去峨眉山参加一个笔会，在伏虎寺，我花“重金”淘到了一册木刻版的“奇书”——《峨山图志》，便在诗友间炫耀了好一阵子。今天看来，那些“奇书”都称不上奇书。甚至让我怀疑这世上原本就没有什么奇书，有的只是由于种种历史的、文化的、风俗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执政者或暂时、或长期查禁的所谓“禁书”，如中国历史上的十大禁书（《剪灯新话》、《醋葫芦》、《品花宝鉴》、《隔帘花影》、《国色天香》、《飞花艳想》、《空空幻》、《玉楼春》、《九尾龟》、《红楼春梦》）。西方历史上被查禁的“禁书”就更多了，为此，卡罗里德斯、鲍尔德、索瓦等三位美国作家还专门合作出版了《西方历史上的100部禁书》一书。“禁书”之多，可谓洋洋大观。
由于喜欢阅读，这就注定了整体主义诗人们不会把太多的闲暇时间慷慨地馈赠给酒吧、广场、大学校园等公共空间，而是在各自宁静的书斋中度过。但这并不影响大家对新诗的变革，对曾经风行一时的朦胧诗的反叛。亲近自然和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大家内在的需求。就像1985年12月16日，石光华在给我的回信中写到的：“许多走向成熟的青年诗人都在更真诚、更接近生命的艺术状态中把握人生和升华着人生的哲学意识，这就必然导致现代艺术在整体描述机制中与中国古文化的内部平衡，必然导致现代诗人在异于杨炼和欧阳江河的意义上，对宇宙人生的感受和领悟，必然导致中国诗歌的主题再一次成为人类智慧的最深远与和谐的歌声。你的《众妙之门》显示了这一走向，便是显示了你正在加入中国最深刻的诗人行列。我绝不夸张地断定：在这短短几年或十几年中产生出的成百上千名诗人，包括你和邛崃的一些诗友，正在创造在新世界的伟大艺术，人类关于自然和自身的观念，将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危机中突破出来，重新获得一种自信。”在八十年代，诗友之间这样严肃切磋诗艺、探讨创作的通信不胜枚举。
作为一个诗歌群体，整体主义诗人年轻而充满活力。成员除石光华生于1958年，其余均生于六十年代。石光华被评论界誉为整体主义“掌门人”，而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大哥”。由于年龄的原因，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知识青年，石光华曾极不情愿地响应祖国的号召，去偏远的四川剑阁县下乡、插队。生于1963年夏天的我，原本应该像所有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标签”：既没有“红卫兵”的经历，又未能赶上“上山下乡”，但我却意外地在乡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乡村，以及乡村衍生的清贫，在我的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也让我的创作与同龄人相比，意外地多了一道底色。
既然同属于一个流派，整体主义诗人们便有着相对一致的美学追求，因此，我们每个人的阅读既是个人的秘密，同时又是群体的秘密。当然，这秘密其实是公开的。就像“四川五君子”之一的诗人柏桦，在给我即将出版的诗集《春天的木牛流马》序言中所言：“从一开始，永君就给我如下一种诗人印象：生命对于他只是诗与文字，而非名和利。我知道他是‘整体主义’诗派（有关对该派的谈论可参见我另一著作《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的重要一员，同该派掌门人石光华及宋渠、宋炜、万夏诸君一道，致力于汉诗的写作，但由于过分内向沉默，不太引人注意。再往后，随着交往的加深，我零星地读了他一些短诗，真是写得既安静又有章法，其诗风与我的某一类路数颇为近似。后来，我去他家吃茶，参观了他的藏书，神秘终于打开：他的藏书与我完全相似，他所喜欢的书正是我喜欢的，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竟和我一样专门收藏那些冷僻的书。不仅于此，他的藏书量和阅读量也相当惊人，或许比我还大。如是，我喜欢上了这位诗人。”
在那个时期，被评论界誉为整体主义“掌门人”、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大哥”的石光华写出了他的代表作《梅花三弄》、《听冬》；宋氏兄弟（宋渠、宋炜）写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家语》、《大曰是》、《户内的诗歌与迷信》、《戊辰秋与柴氏在房山书院度日有旬，得诗十首》；刘太亨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生物》、《古代的树》；吴勇写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遗址》、《途中》；一直游离于整体主义与“莽汉派”之间的万夏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空气、皮肤和水》，同时，还写出了被石光华誉为“自《红楼梦》以来，中国文学终于结出了一枚正果”的短篇小说《丧》；我个人也写出了自己的早期代表作《众妙之门》（组诗）、《中国的风水》（组诗）。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诗歌的理想主义者，都在心里暗暗较劲，立志要为中国新时期诗歌贡献“另类诗篇”。结果证明，大家基本上做到了。就像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一样，整体主义也给中国新诗界带来了一股清风。正如诗人、诗歌批评家林贤治在《“第三代诗人”：媚雅与媚俗》一文中论及整体主义诗人时所言：“自古以来，蜀国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在这个封闭的、凹陷而又高迥的地方，一批诗人写出另类诗篇，而且，从整体格局来说，一开始便非常成熟：形式技法是现代的，西式的；意象和格调是古典的，东方的。” 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这几乎成为整体主义诗人的一种文化自觉。同时，大家又以完全开放的胸襟，与西方文化无缝对接，让东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滋养因文化断裂而饥渴的心，以此重构我们的精神图景。那时，《易经》、《老子》、《庄子》、《山海经》、《诗经》，甚至，《黄帝内经》、《本草綱目》，都是我的案头读物。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还系统地研究过我的同乡、被誉为“清末四大医家之一”的郑钦安的三部传世专著《医法圆通》、《医理真传》、《伤寒恒论》。自己不仅阅读，还做笔记。有朋友笑我，“你又不悬壶济世，读这么专业的医书干什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病症，对症下药，方能救治一个时代。这是我研读郑氏专著给我的启示。它让我明白了，以研究五运六气见长的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刘完素开创的“寒凉派”，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不灵；而脱胎于“伤寒派”，主张补阳为先、以大剂量的干姜、附片、麻黄、肉桂为用药特点的“火神派”（又叫“温阳派”和“扶阳派”）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能药到病除。寒凉派、火神派，这两个看似南辕北辙的中医学派，就这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分出了高下。不是寒凉派落伍了，而是时代变了，比如现在的中国人，无论男女，身高都普遍比过去高了，而食物结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寒凉派的药方，治不了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病。
也许是天性使然吧。我基本上是一个不长于交际，而安于足不出户的人。那时，还没有“诗和远方”之说，因为，每一位被世俗生活放逐的诗人都生活在远方。对于我，远方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友情和交流。那时，通讯尚不发达，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尚处于“书信时代”。我曾戏谑，我的散文写作水平是通过大量的书信（包括情书）提高的。记得那时，和四川以外的诗人，如王家新、邹静之、杨春光、马丽华、陈东东、车前子，以及已故的顾城、海子、韩作荣、李小雨等，都有过通信交流。和四川诗人的通信交流则更多。那时，石光华、万夏在成都，刘太亨、张渝在重庆，宋渠、宋炜在沐川，吴勇在双流，而我和陈瑞生在邛崃，因此，即便是整体主义诗人之间也有大量的通信往来，我们在信中谈江湖、谈风物、谈人生、谈气功、谈中医、谈疾病、谈爱情、谈女人、谈读书，谈酒谈茶，更谈诗歌。
我深知，所有的“主义”都是为二流的人设计的，或者说，作为标签，乃是为批评家和读者设计的，是权宜之计，整体主义也不例外。只有那些创造力有限的诗人，才会亦步亦趋地跟着设定的主义朝前走，而那些极富创造力的诗人会跨过所有的主义、所有的“标签”，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诗篇，并以此构成新的壮丽的文学现象。好在整体主义诗人从来都不把“整体主义”标签太当回事。这让大家得以轻松生活、从容写作，而不为流派、为主义所累。其实，整体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东方古老的智慧，内，平衡我们的身心；外，协调人与大化自然的关系。传承千年、魅力依旧的中医正好体现了整体主义哲学思想的这一整体观。
八十年代如烟飘逝，与整体主义诗歌兄弟们的创作和阅读交流也日渐减少。如今，在经历了几次大大小小的搬家之后，终于在成都西南边的永康路239号把书籍和我本人同时安顿了下来。有时想，读书人终究不是购房的主流人群，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师永远不会从让居住者获得更舒适的阅读空间的角度来设计房屋。这个遗憾就留给未来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师来改进吧。一个能满足所有居住者个性化需求的房地产时代，才是房地产最好的时代。如此一来，我的还算宽敞的四室两厅的房子，除厨房和卫生间外，客厅、饭厅、茶室、书房和卧室，全都井井有条地放满了书籍（一点也不敢乱码乱放，必须井井有条，再井井有条，否则摆放不下）。如此，我的住宅便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图书馆。
对于搬家的情景，我十七岁的儿子在他的一篇作文中已替我详细描述。他写道：“父亲是一位作家，阅读和写作是他的日常功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便开始不断购书，九十年代初来成都工作后，先后搬过几次家。与旁人搬家有所不同，伴随父亲搬家的还有大量的书，从第一次搬家的几千册，到最近一次搬家的两万余册，父亲曾多次笑称，真是‘孔夫子搬家净是输（书）’。将如此海量的书，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仅归类整理书籍，就耗费了父亲大量时间。有时，我一个人在家中，静静地望着镶嵌在四壁的顶天（天花板）立地（地板）的书柜，以及书柜中像阅兵方阵一样整整齐齐的书籍，深知要搜集这么多书，远非一年半载就能完成。”儿子把他的这篇作文深情地题为《在图书馆里长大》。回想自己渐行渐远又历历在目的手抄本的少年时代，我为能给儿子创造这样温馨健康的生活环境而感到欣慰。在儿子的心中，家里的书房就是他童年的乐园。
我的图书分类学
其实，要营造一个既温馨又查阅方便的书房，最艰辛最庞杂的工作当首推归类整理书籍。根据我自己的阅读需求和所购书籍的实际情况，我把家里的书分成了数十个类别。如文学、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汉学、文字学、医学、天文学、现代物理学、美术、植物学、动物学、美食……这些是大的门类。比如文学，又分成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又分成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又分成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文论、人物传记；外国文学，又分成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罗斯文学、希腊文学、东欧文学、北欧文学、美国文学、拉美文学、印度文学、日本文学、阿拉伯文学……文学、哲学和社会学这三大类中，又根据自己的特殊喜爱和所购作家著作及研究该作家著作的数量，专门按作者来分类，享受此种殊荣的有一百多位古今中外的名家。中国的有：老子、孔子、李白、杜甫、陆游、苏东坡、胡适、鲁迅、周作人、吴宓、钱穆、林语堂、梁实秋、冯至、穆旦、沈从文、叶嘉莹、北岛、刘小枫……西方的有：柏拉图、苏格拉底、巴门尼德、阿奎纳、荷马、维吉尔、尼采、叔本华、让-雅克·卢梭、歌德、克尔凯郭尔、弗洛依德、荣格、列维-斯特劳斯、维特根斯坦、罗兰·巴特、加斯东·巴什拉、德里克、史景迁、卡尔维诺、安伯托·艾柯、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兰波、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乔伊斯、毛姆、萨特、西蒙·波伏娃、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斯、贝克特、罗伯-格里耶、村上春树……美术，又分为书法、国画、油画、雕塑、石刻、建筑、民间工艺、美术史；美食，又分为茶、酒、咖啡、美食文化史、地方菜系与地方美食……我的分类也许并不科学，但查阅起来却非常方便实用。
我很欣慰，儿子把我定位成作家，而不是家境殷实的藏书家。确实，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位外貌“综合了温斯顿·丘吉尔的长相和匹克威克的身材”的爱德华·纽顿（1864—1940），尽管他大名鼎鼎，作为西方“书话”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以《藏书之乐》、《搜书之道》、《最伟大的书》等著作名噪一时，但他终久仍是个藏书家。不像郑振铎、叶灵凤、黄裳等中国作家的“书话”总是带点学术性，纽顿的“书话”是比较日常性、比较私人性的。正如台湾作家杨照在《藏书之爱》的序言中所言：“他们爱书的外观形式、爱书的时间痕迹、爱书的流浪过程、爱书的价格波动、爱书的交易纪录，换句话说，他们爱一般人认为不重要的部分。他们几乎都是‘见小不见大’的奇种异类，不是对别人不重视的书籍形式细节着迷沉醉，他们不会成为Book-collector（藏书家）。”我想，我完全不符合杨照所定义的“藏书家”。而纽顿天马行空的藏书观，更让我匪夷所思、望尘莫及。他说：“我从经验中归结出一个结论：真正伟大的珍稀善本，其价格的上限唯有无垠穹苍差堪比拟。”（《藏书之乐》）
“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曾担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在诗中深情地写道。这让我得以从一个新的温暖的角度打量家中的藏书。阿根廷国立图书馆拥有八十万册藏书，能担任这样一个图书馆的馆长，坐拥藏书如此浩瀚的书城，该有多么幸福。非常不幸的是，博尔赫斯在担任图书馆馆长时，双目失明了。“上帝同时给我书籍和黑夜。”博尔赫斯自嘲道，就像他诗中讲述的那位傍着泉水和花园忍饥受渴的国王。而我是幸运的。由于卧室正对床的一面墙是整整一壁藏书，因此，每天早晨睁开双眼，世界就以书籍的形式映入我的眼帘。对于我，家里的藏书永远是供我和家人阅读的。随着时光的流失和我视力的不可抗拒的日渐衰退，家里的藏书也许我永远也读不完，但我并不因此感到悲哀。我对这些藏书充满了感激，它们在保存人类记忆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协助我以一种“优雅的慢”有效地抵御网络时代的思想快餐文化，不让我的思维沦为碎片，沦为风中无足轻重的羽毛……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