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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美术界一代宗师叶浅予的人生中，有两个重要标签：成功的事业与不成功的婚姻。用他最后一任妻子王人美的话说：“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叶明明，1934年出生，现居北京，叶浅予与第一任妻子罗彩云之女。叶明明自幼随继母戴爱莲习舞，从事舞蹈教学工作至今。她见证了父亲的几段婚恋，并替父亲为三位母亲养老送终。
妈妈伤心时就带我去外婆家
罗彩云是我生母。自我记事起，爸爸和妈妈就没有过恩爱的样子。他们的结合是上一辈做的主。
23岁那年，爷爷在桐庐老家给爸爸定了亲。已经尝过自由恋爱滋味的爸爸，如何愿意？但他又犟不过爷爷，只好不情愿地娶了妈妈。婚后，爸爸想让妈妈留在老家侍奉公婆。妈妈是千金小姐，不愿意受这般委屈，非要跟爸爸去上海，拗不过妈妈，爸爸便带她来到了大上海。
在上海，哥哥和我相继出生，却没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欢乐。妈妈没文化，和爸爸没有共同语言。妈妈认为婚姻就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所以到上海后，妈妈成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除了逛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我经常听到爸爸妈妈这样的对话：
“钱用完了，拿钱来！”
“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
再后来，最俗套的剧情上演了——爸爸迷上了女画家梁白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梁白波的一幅漫画作品就是讽刺上海少奶奶的，名为《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妈妈知情后不甘示弱，劲头十足一心追踪打“小三”。那时我才满周岁，这一情景是长大后在父亲的自传里看到的。
那时爸爸曾提出离婚。可毕竟两人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在赡养和情感上都是爸爸过不去的坎儿。离婚不成，只好分居。
可是，爸爸与梁白波好景不长。这个感性、浪漫的才女，因为无法接受“小三”的地位，不久就和“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去追求她的家庭幸福了。
即便梁白波离爸爸而去，他还是对她存有美好的印象，非但原谅她的变心，还感叹“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梁白波走后，爸爸妈妈的感情还是如同死灰。印象中，妈妈此后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像一个弃妇的样子。每次她觉得很伤心的时候，就带我去外婆家。我有时想，如果妈妈不是跟着爸爸去上海，而是在老家寻一门稳妥的亲事，也许她这辈子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我和戴爱莲是最能说上话的
在爸爸的三任妻子中，我和戴爱莲是最能说上话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抚养我长大，并给予我艺术的熏陶，所以我心底里其实更愿意喊她妈妈。
爸爸和戴爱莲的结识是在1940年。当时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邀请了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演出，希望爸爸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爸爸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英语程度的人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
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两人便开始谈情说爱了。再次陷入热恋的爸爸忍不住又幻想起“幸福家庭”来，生怕错失了她，便决定闪婚。他们在一个印度人家租到一间房，宋庆龄当主婚人。那一年，爸爸33岁，大了戴爱莲整整10岁。
婚后，爸爸把戴爱莲带回了老家。此时妈妈已经同意离婚。因为爸爸喜欢我，就要我跟他过，所以戴爱莲就成了我的继母。
戴爱莲是华侨，在国内没有亲人，所以她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可我一开始并不领情，对爸爸领回来的这个女人，我曾充满了敌意。戴爱莲对此并不懊恼，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夏天特别怕热，每天临睡前她都给我扇扇子，直到我睡着。那时我也不跟她讲话，但她给我扇扇子，我也不反对。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初戴爱莲给我买的一块花布，那个时候花布真是很稀罕的东西，她不是我生母，却因为我喜欢花布就给我买了。
知道她不能生育的事情后，我的态度才有了改变。戴爱莲对我的关爱及上海的都市生活，让我渐渐地淡忘了家乡的亲人，慢慢接受了她。戴爱莲除了在生活上关心我之外，还培养我对舞蹈的兴趣，送我去舞蹈学校。这点爸爸就做不到。
和她相熟后，我也就把她当自己的亲生母亲了。每次爸爸和戴爱莲有什么活动总会带上我，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样子。
从性格上讲，戴爱莲和我爸爸极为相似，两人都是事业型的人，却又充满浪漫细胞。爸爸曾回忆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班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的确，这样的个性，使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同时也导致了婚姻的失败。
1950年秋末，爸爸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一去就是半年多。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爱莲忽然向他提出离婚：“浅予，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当时住在舞蹈学校里，戴爱莲住在舞蹈团里，家里就剩爸爸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闷闷不乐。印象中爸爸是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而戴爱莲则相反。爸爸每天早起锻炼，按时吃饭，而她是困了才睡，饿了才吃。他们离婚后，我仍然经常去照顾戴爱莲，我不希望他们分开，因为只有爸爸最了解她，能和她进行精神上的沟通。
令人嗟叹的是戴爱莲的晚年。“文革”中，那个让她移情别恋的青年舞蹈家拿了她所有的钱款逃走了。她没有后代，以后就一直独居。
2006年2月9，戴爱莲因骨结核并发症与世长辞，享年90岁。爸爸早就在1995年过世了，所以那一年只有我为戴爱莲妈妈戴孝、守灵。她的葬礼上没有哀乐。
爸爸与王人美磕磕碰碰过了30年
爸爸的最后一任妻子是王人美。他和王人美的婚姻持续的时间最长，他们结婚时我已经20多岁了，可以说是看着他们磕磕碰碰过了30年。
王人美是演员，没什么文化底子。她就像她扮演的农村女孩一样，是一个天真、简单的人。她之前和金焰的一段婚姻也是失败的。离婚后的王人美精神遭受了创伤，是北京的一个姐姐把她接了去，让她接受心理治疗，后来进了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工作。
她和爸爸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两个过来人的目的都是组成家庭，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经过几个月交往，爸爸便直率地提出结婚要求。王人美开始有点犹豫，后来还是接受了。那时王人美41岁，比爸爸小7岁，她离开前夫已经10年，而我爸爸也已独居五载。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他们草草结了婚。
这样没多大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结婚才一个月，两人就为一点儿小事顶撞起来，也不知是否因为曾经受过刺激，王人美一吵架就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爸爸离婚。事实上两人都心高气傲，不愿面对彼此心有所属的事实——王人美情系金焰，而爸爸还深爱着戴爱莲。
尽管如此，王人美毕竟还是我的又一个妈妈。爸爸可以躲着她（他们于1986年秋季分居两处），我却有责任照顾她。1987年，王人美病倒了，成了植物人。爸爸那时在全国政协开会，由于会开得紧张，又为王人美的病情忧心，忽然觉得心脏隐痛，被送进了空军总医院。王人美是凌晨3点停止呼吸的。第二天早晨，我给爸爸打通了电话。我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有思想准备吗？”爸爸知晓了，一时无语。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道：“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
王人美的单位派人处理了后事，是我替这最后一个妈妈穿的寿衣。
叶明明，1934年出生，现居北京，叶浅予与第一任妻子罗彩云之女。叶明明自幼随继母戴爱莲习舞，从事舞蹈教学工作至今。她见证了父亲的几段婚恋，并替父亲为三位母亲养老送终。
妈妈伤心时就带我去外婆家
罗彩云是我生母。自我记事起，爸爸和妈妈就没有过恩爱的样子。他们的结合是上一辈做的主。
23岁那年，爷爷在桐庐老家给爸爸定了亲。已经尝过自由恋爱滋味的爸爸，如何愿意？但他又犟不过爷爷，只好不情愿地娶了妈妈。婚后，爸爸想让妈妈留在老家侍奉公婆。妈妈是千金小姐，不愿意受这般委屈，非要跟爸爸去上海，拗不过妈妈，爸爸便带她来到了大上海。
在上海，哥哥和我相继出生，却没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多欢乐。妈妈没文化，和爸爸没有共同语言。妈妈认为婚姻就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所以到上海后，妈妈成了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除了逛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我经常听到爸爸妈妈这样的对话：
“钱用完了，拿钱来！”
“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
再后来，最俗套的剧情上演了——爸爸迷上了女画家梁白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梁白波的一幅漫画作品就是讽刺上海少奶奶的，名为《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妈妈知情后不甘示弱，劲头十足一心追踪打“小三”。那时我才满周岁，这一情景是长大后在父亲的自传里看到的。
那时爸爸曾提出离婚。可毕竟两人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在赡养和情感上都是爸爸过不去的坎儿。离婚不成，只好分居。
可是，爸爸与梁白波好景不长。这个感性、浪漫的才女，因为无法接受“小三”的地位，不久就和“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去追求她的家庭幸福了。
即便梁白波离爸爸而去，他还是对她存有美好的印象，非但原谅她的变心，还感叹“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梁白波走后，爸爸妈妈的感情还是如同死灰。印象中，妈妈此后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像一个弃妇的样子。每次她觉得很伤心的时候，就带我去外婆家。我有时想，如果妈妈不是跟着爸爸去上海，而是在老家寻一门稳妥的亲事，也许她这辈子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我和戴爱莲是最能说上话的
在爸爸的三任妻子中，我和戴爱莲是最能说上话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她抚养我长大，并给予我艺术的熏陶，所以我心底里其实更愿意喊她妈妈。
爸爸和戴爱莲的结识是在1940年。当时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邀请了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演出，希望爸爸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爸爸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英语程度的人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
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两人便开始谈情说爱了。再次陷入热恋的爸爸忍不住又幻想起“幸福家庭”来，生怕错失了她，便决定闪婚。他们在一个印度人家租到一间房，宋庆龄当主婚人。那一年，爸爸33岁，大了戴爱莲整整10岁。
婚后，爸爸把戴爱莲带回了老家。此时妈妈已经同意离婚。因为爸爸喜欢我，就要我跟他过，所以戴爱莲就成了我的继母。
戴爱莲是华侨，在国内没有亲人，所以她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可我一开始并不领情，对爸爸领回来的这个女人，我曾充满了敌意。戴爱莲对此并不懊恼，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夏天特别怕热，每天临睡前她都给我扇扇子，直到我睡着。那时我也不跟她讲话，但她给我扇扇子，我也不反对。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当初戴爱莲给我买的一块花布，那个时候花布真是很稀罕的东西，她不是我生母，却因为我喜欢花布就给我买了。
知道她不能生育的事情后，我的态度才有了改变。戴爱莲对我的关爱及上海的都市生活，让我渐渐地淡忘了家乡的亲人，慢慢接受了她。戴爱莲除了在生活上关心我之外，还培养我对舞蹈的兴趣，送我去舞蹈学校。这点爸爸就做不到。
和她相熟后，我也就把她当自己的亲生母亲了。每次爸爸和戴爱莲有什么活动总会带上我，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样子。
从性格上讲，戴爱莲和我爸爸极为相似，两人都是事业型的人，却又充满浪漫细胞。爸爸曾回忆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班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的确，这样的个性，使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同时也导致了婚姻的失败。
1950年秋末，爸爸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一去就是半年多。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爱莲忽然向他提出离婚：“浅予，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当时住在舞蹈学校里，戴爱莲住在舞蹈团里，家里就剩爸爸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闷闷不乐。印象中爸爸是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人，而戴爱莲则相反。爸爸每天早起锻炼，按时吃饭，而她是困了才睡，饿了才吃。他们离婚后，我仍然经常去照顾戴爱莲，我不希望他们分开，因为只有爸爸最了解她，能和她进行精神上的沟通。
令人嗟叹的是戴爱莲的晚年。“文革”中，那个让她移情别恋的青年舞蹈家拿了她所有的钱款逃走了。她没有后代，以后就一直独居。
2006年2月9，戴爱莲因骨结核并发症与世长辞，享年90岁。爸爸早就在1995年过世了，所以那一年只有我为戴爱莲妈妈戴孝、守灵。她的葬礼上没有哀乐。
爸爸与王人美磕磕碰碰过了30年
爸爸的最后一任妻子是王人美。他和王人美的婚姻持续的时间最长，他们结婚时我已经20多岁了，可以说是看着他们磕磕碰碰过了30年。
王人美是演员，没什么文化底子。她就像她扮演的农村女孩一样，是一个天真、简单的人。她之前和金焰的一段婚姻也是失败的。离婚后的王人美精神遭受了创伤，是北京的一个姐姐把她接了去，让她接受心理治疗，后来进了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工作。
她和爸爸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两个过来人的目的都是组成家庭，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经过几个月交往，爸爸便直率地提出结婚要求。王人美开始有点犹豫，后来还是接受了。那时王人美41岁，比爸爸小7岁，她离开前夫已经10年，而我爸爸也已独居五载。经过几个月的交往，他们草草结了婚。
这样没多大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结婚才一个月，两人就为一点儿小事顶撞起来，也不知是否因为曾经受过刺激，王人美一吵架就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爸爸离婚。事实上两人都心高气傲，不愿面对彼此心有所属的事实——王人美情系金焰，而爸爸还深爱着戴爱莲。
尽管如此，王人美毕竟还是我的又一个妈妈。爸爸可以躲着她（他们于1986年秋季分居两处），我却有责任照顾她。1987年，王人美病倒了，成了植物人。爸爸那时在全国政协开会，由于会开得紧张，又为王人美的病情忧心，忽然觉得心脏隐痛，被送进了空军总医院。王人美是凌晨3点停止呼吸的。第二天早晨，我给爸爸打通了电话。我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有思想准备吗？”爸爸知晓了，一时无语。后来他在自传里写道：“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
王人美的单位派人处理了后事，是我替这最后一个妈妈穿的寿衣。